一年半的回顧
| 一年半的回顧 作者：胡适 |
《努力》第一期出版的時候（5月7日），正當奉、直戰爭的時期。付印的時候，我們還以為那一次的戰爭至少有一兩個月之久，所以我們請宗淹先生擔任軍事的調查和戰事的紀敘。不料《努力》第一斯出版時，奉軍大敗的消息已證實了，戰事的結束似乎不遠了。當日北方的政局驟然呈一大變態。橫行關內的奉軍，正在紛紛退出關去；安福的國會早已消沉了；安福的總統也快要倒了；新新國會似乎沒有召集的希望了。
那時在北方的優秀分子都希望政治有比較清明的機會，《我們的政治主張》也就於5月14日發表出來。在那篇宣言裡，我們提出“好政府”三個字作為“現在政治改革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們並且加上三條子目：
（1）憲政的政府，（2）公開的政府，（3）有計劃的政治。
我們主張，政治的清明全靠好人出來奮鬥。以上是我們的原則。關於當日眼前的政治問題，我們也有六項提議：
（1）南北早日正式開和平會議。
（2）用“恢復六年解散的國會”等項為議和的條件。
（3）裁兵。
（4）裁官。實行“考試任官”的制度。
（5）改良選舉制度。
（6）公開的，有計劃的財政。
我們不贊成立刻恢復民二國會，只贊成用此事為解決南北糾紛的一個條件。我們注意在一個公開的南北和會，或各省會議。但當時北方的勝利者吳佩孚，挾戰勝的餘威，號召北方，擁戴黎元洪為總統，立即召集民二國會。那時我們認定這兩件事是大錯的，故於6月18日提出兩項補救的辦法：
（1）希望黎元洪的政府自居於“事實上的臨時政府”，他的任務是用公開的態度，和平的手段，做到南北的統一。
（2）希望那自行召集的舊國會也自居于“臨時的國會”。
但這種提議，在當時簡直是與虎謀皮。黎元洪的貪戀權勢後來畢竟或為和平統一的大障礙；而國會的橫行竟釀成今日齷齪無恥的政局。
去年五六兩個月真是政局的一大關鍵。吳佩孚召集舊國會，本是想取消南方“護法”的旗幟。5月裡孫文發表宣言，對北方將領要求裁軍隊為工兵；他的態度已很明顯，很有和平解決的表示了。不幸6月中廣州發生孫、陳之爭，陳炯明推翻了孫文的勢力，孫氏倉皇出走。這件事在當日確然是孫、陳兩人主張不同性情不同久不相能的結果：當日大家的評論雖不一致，然而在當時就是最恨陳炯明的人也不信陳氏的行為是服從北方的指使。但事後看來，當日孫、陳的決裂確是一大不幸的事。一來因為孫文失去勢力，更引起北方武人的武力統一的野心。二來因為孫、陳兩人決裂後，陳氏怕孫派的報復，竟公然與直系軍人聯絡。三來因為孫氏要報仇，竟至糜爛了廣東，至於今日。
從此以後，吳佩孚一意佈置武力統一的實行。當時也有人設法運動各方面開一個和平會議。但輿論的鼓吹，政客的奔走，終打不破吳佩孚的迷夢和黎元洪的熱中。假使當日黎元洪與王寵惠能有政治的眼光，極力主張召集一個各省會議，至少也許可以避免一部分的糜爛，至少也許可以解決一部分的困難。但庸碌的黎元洪和糊塗的王寵惠都不肯反抗洛陽的意旨；鬧到後來，王內閣終於被迫而去，而吳佩孚失勢之後，黎元洪也終於被迫而去。當日一個可以和平解決的機會也就一去不復返了！
我們當日對於北方政府，確曾抱一點希望。一來呢，當日的閣員之中，有一部分頗負時望，雖是虛聲，但虛聲究竟還勝於惡名。二來呢，當日的閣員，多數都是不要錢的好人。三來呢，當時董康、高恩洪、羅文幹的裁官政策，頗能實行，在北京的政治史上總算開一點新氣象。
我們因此曾給王寵惠內閣出了一些主意。在《努力》二十期上，我用WGT的假名，發表了一個《解決目前時局的計畫》，內容是：
（1）速即召集一個各省會議。
（2）由北京政府公開的調解奉直的私鬥，消除北方的戰禍。
我們觀察直系軍人武力政策的結果，知道當日財政無辦法，教育無辦法，都由於他們亟亟備戰，把錢花在軍費的設備和搗亂南方兩項上去了。所以我們說：
政治不解決，財政決不能解決。……裁了一千個冗員，還禁不起山海關附近的一炮！
這種話頭在當日完全不發生效力，於是我們只好繼續向國民宣傳。我們在《努力》第二十八期上，曾說：
我們不信政治上有什麼包醫百病的良藥。但我們深信現在這種坐而待斃的怪現狀是不行的；支支節節的敷衍是不行的；狹義的大復仇主義是不行的；偷偷摸摸的接洽，鬼鬼祟祟的買賣，是不行的。我在這個沉悶可憐的空氣裡，回頭看看我們老百姓受的痛苦，看看無數同胞忍淚吞聲的受痛苦，我們不能不問問自己：“究竟有什麼救急的法子沒有？究竟有什麼可以一試的法子沒有？”我們的答案是：從速召集一個各省會議。
但這時候，天津派的無恥政客早已暗地進行作“先倒閣，次驅黎擁曹”的大運動了（邊守靖、吳景濂的政治陰謀起于黎元洪入京之先，《努力》第六號曾揭載他們陰謀的電報）。11月19晨，羅文幹因奧款展期合同事被捕，不久王內閣也就倒了。羅案的結果，羅文幹無罪；然而從那回以後，北京的政局遂成了吳景濂一班人橫行無忌的世界。加之李根源、彭允彝等上臺之後，私人走狗充塞了各機關，冗員增加了幾十倍，去年夏間的政界一線光明——裁官的實行——從此也絕望了。
十二年一月十七日，國立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痛心于政治清明之無望，不忍為同流合污之苟安”，借羅案提出抗議，憤然去職。那時正是國會議員在光園拜夀，紅羅廠賣身的時候，蔡元培那種高潔的抗議，不但不發生什麼效果，反教一班豬仔議員惱羞成怒，把張紹曾的內閣一榜全賜及第了！
我們在那個時候，也就起了一種覺悟。我們那時曾說：
在這個豬仔世界裡，民眾固不用談起，組織也不可靠，還應該先提倡蔡先生這種抗議的精神，提倡“不降志，不辱身”的精神，提倡那為要做人而有所不為的犧牲精神。先要人不肯做豬仔，然後可以打破這個豬仔的政治！（《努力》四十期）
換句話說，我們還應該向國民思想上多做一番工夫，然後可以談政治的改革。
那時候北方武人的武力政策也使我們感覺政治改革的一時無望。吳佩孚的一派雖然退出了內閣，但他的武力政策仍舊不斷地進行。陸榮廷派的回廣西，楊森的回攻四川，孫傳芳的援閩，廣東孫、陳戰爭的延長，無一處不是武力統一的迷夢的實行，我們在《努力》四十四期上曾說：
以這班已失人心的人，當此無從收拾的時局，而他們全無覺悟，仍舊實行他們倒行逆施的武力主義，——他們的失敗是可斷言的，並且不足惜的。只可惜人民的糜爛，反動政治的延長，從此更不如何日才得終了呵。
這十個月的政治，完全是“反動的政治”。我們在3月25日曾說：
今日支配國事的人，——酒狂之上將，財迷之候補總統，酒色狂之國會議長，——那一個不是“非從其所欲而充分為之不止”的神經病人！怪不得我們說的話“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了！
這是我們對於我們自己的政論生活的解嘲。
從此以後，《努力》的同人漸漸地朝著一個新的方向去努力。那個新的方向便是思想的革新。自從四十八期（4月15日）丁文江先生發表《玄學與科學》的文章以後，不但《努力》走上了一個新方向，國內的思想界也就從沉悶裡振作起精神來，大家加入這個“科學與人生”的討論。這一場大戰的戰線的延長，參戰武士人數之多，戰爭的曠日持久，可算是中國和西方文化接觸以後三十年中的第一場大戰。現在這場思想戰爭的破壞事業似乎已稍稍過去了。觀戰最高興的老將吳稚暉先生已在別處開始做建設事業了。我們對於這一次挑戰引起的響應，不禁發生無限的樂觀。近來有一位愛《努力》的朋友邵力子先生在《覺悟》（十二，十，十二）上發表一封《致胡適之先生的信》，說自從我稱病擱筆以後，《努力》便沒有精采了。他說：
先生試想，照這樣支撐下去，不太覺無聊嗎？
邵力子先生太恭維我個人了。其實我們的《努力》裡最有價值的文章恐怕不是我們的政論而是我們批評梁漱溟、張君勱一班先生的文章和《讀書雜誌》裡討論古史的文章。而這些文章的登載幾乎全在我“稱病擱筆”之後！如果《新青年》能靠文學革命運動而不朽；那麼，《努力》將來在中國的思想史上占的地位應該靠這兩組關於思想革命的文章，而不靠那些政治批評，——這是我敢深信的。
今日反動的政治已到了登峰造極的地位。拜金的國會議員已把曹錕捧進新華門了。反直系的活動此時還沒有推翻直系的實力。西南各省內亂多不易收拾，自顧還不暇。奉、浙兩處也不能輕易發動。抵抗的實力既如此薄弱，而反直系內部組合的分子又多有一二年前全國痛恨的罪人，我們即使善忘，也終不能一心一意的贊助今日所謂“反直系”的人物。我們向來鼓吹的各省會議，近來雖然得著一支意外的生力軍——何東君的活動，——然而曹錕賄選成功之後，這個和平會議的夢想也更少實現的希望了。
我們談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謂止了壁了。我們在這個時候，決意把《努力》暫時停刊。但我們並不悲觀。我在《努力》第五十三期上曾說：
我們深信，有意識的努力是決不會白白地費掉的！
我們現在仍舊如此設想。雖然將來的新《努力》已決定多做思想文學上的事業，但我們深信“沒有不在政治史上發生影響的文化”（《努力》第七期），我們的新《努力》和這一年半的《努力》在精神上是繼續連貫的，只是材料和方法稍有不同罷了。
我借這個機會再致謝《努力》的許多幫忙的朋友。最可痛的是我們的好朋友，《努力》的經理，章洛聲先生不幸於今年夏間在家病死了。章洛聲對於《努力》的犧牲和貢獻，比我們一班做文字的人都更多更大。他的病死也可算是這個週報此時停辦的一個重要原因。
十二，十，十五 在上海滄洲旅館
（原載1923年10月21日《努力週報》第7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