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半的回顾
| 一年半的回顾 作者：胡适 |
《努力》第一期出版的时候（5月7日），正当奉、直战争的时期。付印的时候，我们还以为那一次的战争至少有一两个月之久，所以我们请宗淹先生担任军事的调查和战事的纪叙。不料《努力》第一斯出版时，奉军大败的消息已证实了，战事的结束似乎不远了。当日北方的政局骤然呈一大变态。横行关内的奉军，正在纷纷退出关去；安福的国会早已消沉了；安福的总统也快要倒了；新新国会似乎没有召集的希望了。
那时在北方的优秀分子都希望政治有比较清明的机会，《我们的政治主张》也就于5月14日发表出来。在那篇宣言里，我们提出“好政府”三个字作为“现在政治改革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并且加上三条子目：
（1）宪政的政府，（2）公开的政府，（3）有计划的政治。
我们主张，政治的清明全靠好人出来奋斗。以上是我们的原则。关于当日眼前的政治问题，我们也有六项提议：
（1）南北早日正式开和平会议。
（2）用“恢复六年解散的国会”等项为议和的条件。
（3）裁兵。
（4）裁官。实行“考试任官”的制度。
（5）改良选举制度。
（6）公开的，有计划的财政。
我们不赞成立刻恢复民二国会，只赞成用此事为解决南北纠纷的一个条件。我们注意在一个公开的南北和会，或各省会议。但当时北方的胜利者吴佩孚，挟战胜的馀威，号召北方，拥戴黎元洪为总统，立即召集民二国会。那时我们认定这两件事是大错的，故于6月18日提出两项补救的办法：
（1）希望黎元洪的政府自居于“事实上的临时政府”，他的任务是用公开的态度，和平的手段，做到南北的统一。
（2）希望那自行召集的旧国会也自居于“临时的国会”。
但这种提议，在当时简直是与虎谋皮。黎元洪的贪恋权势后来毕竟或为和平统一的大障碍；而国会的横行竟酿成今日龌龊无耻的政局。
去年五六两个月真是政局的一大关键。吴佩孚召集旧国会，本是想取消南方“护法”的旗帜。5月里孙文发表宣言，对北方将领要求裁军队为工兵；他的态度已很明显，很有和平解决的表示了。不幸6月中广州发生孙、陈之争，陈炯明推翻了孙文的势力，孙氏仓皇出走。这件事在当日确然是孙、陈两人主张不同性情不同久不相能的结果：当日大家的评论虽不一致，然而在当时就是最恨陈炯明的人也不信陈氏的行为是服从北方的指使。但事后看来，当日孙、陈的决裂确是一大不幸的事。一来因为孙文失去势力，更引起北方武人的武力统一的野心。二来因为孙、陈两人决裂后，陈氏怕孙派的报复，竟公然与直系军人联络。三来因为孙氏要报仇，竟至糜烂了广东，至于今日。
从此以后，吴佩孚一意布置武力统一的实行。当时也有人设法运动各方面开一个和平会议。但舆论的鼓吹，政客的奔走，终打不破吴佩孚的迷梦和黎元洪的热中。假使当日黎元洪与王宠惠能有政治的眼光，极力主张召集一个各省会议，至少也许可以避免一部分的糜烂，至少也许可以解决一部分的困难。但庸碌的黎元洪和糊涂的王宠惠都不肯反抗洛阳的意旨；闹到后来，王内阁终于被迫而去，而吴佩孚失势之后，黎元洪也终于被迫而去。当日一个可以和平解决的机会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当日对于北方政府，确曾抱一点希望。一来呢，当日的阁员之中，有一部分颇负时望，虽是虚声，但虚声究竟还胜于恶名。二来呢，当日的阁员，多数都是不要钱的好人。三来呢，当时董康、高恩洪、罗文干的裁官政策，颇能实行，在北京的政治史上总算开一点新气象。
我们因此曾给王宠惠内阁出了一些主意。在《努力》二十期上，我用WGT的假名，发表了一个《解决目前时局的计画》，内容是：
（1）速即召集一个各省会议。
（2）由北京政府公开的调解奉直的私斗，消除北方的战祸。
我们观察直系军人武力政策的结果，知道当日财政无办法，教育无办法，都由于他们亟亟备战，把钱花在军费的设备和捣乱南方两项上去了。所以我们说：
政治不解决，财政决不能解决。……裁了一千个冗员，还禁不起山海关附近的一炮！
这种话头在当日完全不发生效力，于是我们只好继续向国民宣传。我们在《努力》第二十八期上，曾说：
我们不信政治上有什么包医百病的良药。但我们深信现在这种坐而待毙的怪现状是不行的；支支节节的敷衍是不行的；狭义的大复仇主义是不行的；偷偷摸摸的接洽，鬼鬼祟祟的买卖，是不行的。我在这个沉闷可怜的空气里，回头看看我们老百姓受的痛苦，看看无数同胞忍泪吞声的受痛苦，我们不能不问问自己：“究竟有什么救急的法子没有？究竟有什么可以一试的法子没有？”我们的答案是：从速召集一个各省会议。
但这时候，天津派的无耻政客早已暗地进行作“先倒阁，次驱黎拥曹”的大运动了（边守靖、吴景濂的政治阴谋起于黎元洪入京之先，《努力》第六号曾揭载他们阴谋的电报）。11月19晨，罗文干因奥款展期合同事被捕，不久王内阁也就倒了。罗案的结果，罗文干无罪；然而从那回以后，北京的政局遂成了吴景濂一班人横行无忌的世界。加之李根源、彭允彝等上台之后，私人走狗充塞了各机关，冗员增加了几十倍，去年夏间的政界一线光明——裁官的实行——从此也绝望了。
十二年一月十七日，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借罗案提出抗议，愤然去职。那时正是国会议员在光园拜夀，红罗厂卖身的时候，蔡元培那种高洁的抗议，不但不发生什么效果，反教一班猪仔议员恼羞成怒，把张绍曾的内阁一榜全赐及第了！
我们在那个时候，也就起了一种觉悟。我们那时曾说：
在这个猪仔世界里，民众固不用谈起，组织也不可靠，还应该先提倡蔡先生这种抗议的精神，提倡“不降志，不辱身”的精神，提倡那为要做人而有所不为的牺牲精神。先要人不肯做猪仔，然后可以打破这个猪仔的政治！（《努力》四十期）
换句话说，我们还应该向国民思想上多做一番工夫，然后可以谈政治的改革。
那时候北方武人的武力政策也使我们感觉政治改革的一时无望。吴佩孚的一派虽然退出了内阁，但他的武力政策仍旧不断地进行。陆荣廷派的回广西，杨森的回攻四川，孙传芳的援闽，广东孙、陈战争的延长，无一处不是武力统一的迷梦的实行，我们在《努力》四十四期上曾说：
以这班已失人心的人，当此无从收拾的时局，而他们全无觉悟，仍旧实行他们倒行逆施的武力主义，——他们的失败是可断言的，并且不足惜的。只可惜人民的糜烂，反动政治的延长，从此更不如何日才得终了呵。
这十个月的政治，完全是“反动的政治”。我们在3月25日曾说：
今日支配国事的人，——酒狂之上将，财迷之候补总统，酒色狂之国会议长，——那一个不是“非从其所欲而充分为之不止”的神经病人！怪不得我们说的话“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这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政论生活的解嘲。
从此以后，《努力》的同人渐渐地朝著一个新的方向去努力。那个新的方向便是思想的革新。自从四十八期（4月15日）丁文江先生发表《玄学与科学》的文章以后，不但《努力》走上了一个新方向，国内的思想界也就从沉闷里振作起精神来，大家加入这个“科学与人生”的讨论。这一场大战的战线的延长，参战武士人数之多，战争的旷日持久，可算是中国和西方文化接触以后三十年中的第一场大战。现在这场思想战争的破坏事业似乎已稍稍过去了。观战最高兴的老将吴稚晖先生已在别处开始做建设事业了。我们对于这一次挑战引起的响应，不禁发生无限的乐观。近来有一位爱《努力》的朋友邵力子先生在《觉悟》（十二，十，十二）上发表一封《致胡适之先生的信》，说自从我称病搁笔以后，《努力》便没有精采了。他说：
先生试想，照这样支撑下去，不太觉无聊吗？
邵力子先生太恭维我个人了。其实我们的《努力》里最有价值的文章恐怕不是我们的政论而是我们批评梁漱溟、张君劢一班先生的文章和《读书杂志》里讨论古史的文章。而这些文章的登载几乎全在我“称病搁笔”之后！如果《新青年》能靠文学革命运动而不朽；那么，《努力》将来在中国的思想史上占的地位应该靠这两组关于思想革命的文章，而不靠那些政治批评，——这是我敢深信的。
今日反动的政治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拜金的国会议员已把曹锟捧进新华门了。反直系的活动此时还没有推翻直系的实力。西南各省内乱多不易收拾，自顾还不暇。奉、浙两处也不能轻易发动。抵抗的实力既如此薄弱，而反直系内部组合的分子又多有一二年前全国痛恨的罪人，我们即使善忘，也终不能一心一意的赞助今日所谓“反直系”的人物。我们向来鼓吹的各省会议，近来虽然得著一支意外的生力军——何东君的活动，——然而曹锟贿选成功之后，这个和平会议的梦想也更少实现的希望了。
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止了壁了。我们在这个时候，决意把《努力》暂时停刊。但我们并不悲观。我在《努力》第五十三期上曾说：
我们深信，有意识的努力是决不会白白地费掉的！
我们现在仍旧如此设想。虽然将来的新《努力》已决定多做思想文学上的事业，但我们深信“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努力》第七期），我们的新《努力》和这一年半的《努力》在精神上是继续连贯的，只是材料和方法稍有不同罢了。
我借这个机会再致谢《努力》的许多帮忙的朋友。最可痛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努力》的经理，章洛声先生不幸于今年夏间在家病死了。章洛声对于《努力》的牺牲和贡献，比我们一班做文字的人都更多更大。他的病死也可算是这个周报此时停办的一个重要原因。
十二，十，十五 在上海沧洲旅馆
（原载1923年10月21日《努力周报》第7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