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章4

中国文学批评史·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
第四章 诗的祟高与汩没
作者：罗根泽
1943年

以《韩诗》推《齐》、《鲁》二家，大概也有此种解说。不过各家的解说不见得一致，尤其《毛诗》与《韩诗》更显然不同。如《芣苜》，《韩》认为是兴；《毛》认为是赋；《鸡鸣》，《韩》认为是比，《毛》也认为是赋；《伐檀》，《韩》认为是赋，《毛》却认为是兴。但赋比兴的说法，总是各家所同的。可见不始于卫宏，也不始于毛公。至再早的渊源，我们不大知道。孔子曾说，“诗可以兴”。但那只是泛论诗对读者感发兴起的力量，与赋比兴之就方法而分者，实大相径庭。

《毛诗序》只解释“风”、“雅”、“颂”，未解释赋、比、兴，齐、鲁、韩有无解释不可考。郑玄注《周礼》云：“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劝喻之。”又引郑司农云：“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这是否合《毛诗》的意思不可知，是否合齐、鲁、韩三家更不可知，可知者这是汉人的说法而已。依郑司农的说法，比是比方，兴是托事；依郑玄的说法，则比用于刺恶，兴用于劝善，二郑已经不同。至后世的解说，无价值的不必谈，有价值的大抵都是一种“以述为作”，换言之，就是一种文学新说，都当各还作主，所以俟后分述，兹不征论。

四 郑玄《诗谱序》

郑玄的《诗谱》，也是这种空气下的产物。《诗谱》的本书只见谱“南”、“风”、“雅”、“颂”的古地理。如《周南召南谱》云：“＇周＇、“召＇者，《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鲁颂谱》云：“鲁者，少昊挚之墟也。国中有大庭氏之库，则大庭氏亦居兹乎。”至对于诗的意见，都表现于序：

（一）诗的起源—《诗谱序》云：

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轩辕，逮于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

这自是错的，但注意到这个问题的，要算郑玄为最早，则他的功绩亦不可磨灭了。

（二）诗的功能—《诗谱序》云：

迩及商王，不风不雅。何者？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

郑玄的这种论调，又见于他的《六艺论》：

诗者，弦歌讽谕之声也。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于恳诚而已。斯道稍衰，奸伪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于是箴谏者稀，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恶。（引见孔颖达《毛诗谱序正义》）。

汉初的美刺说，已经使诗有了文学以外的美刺作用，郑玄更进而说：“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共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则美刺的作用，不仅在美刺过去的事实，而要顺匡未来的行动，诗之功用的价值更崇高，诗之文学的旨趣更汩没了。

（三）诗的正变—《毛诗序》已说到诗的正变，《诗谱序》说的更为详明：

周自后稷播种百谷，黎民阻饥，兹时乃粒，自传于此名也。陶唐之末中叶，公刘亦世修其业以明民共财；至于太王、王季，克堪顾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有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繇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以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弘福如彼；若违而勿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知吉凶之所繇，忧娱之渐萌，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于是止矣。

这也是说的诗与政教的关系。不过《毛诗序》侧重诗的产生，谓政有治乱及亡国之别，由是诗亦有安乐怨怒及哀思之分。此侧重诗的作用，谓为上者“勤民恤政，昭事上帝”，则有正风、正雅及颂声的赞美；“若违而勿用”，则有变风、变雅的讥刺。所以仍是美刺的另一说法。这是文学鉴赏上的一个强有力的障碍物，但这个障碍物便遮住了数千年来的一部分的创作家与批评家，由此你不能不颂扬它在文学批评史上的伟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