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批評史/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章4

第三章 「文」與「文學」 中國文學批評史·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
第四章 詩的祟高與汩沒
作者:羅根澤
1943年
第五章 「文」與「文章」及其批評

以《韓詩》推《齊》、《魯》二家,大概也有此種解說。不過各家的解說不見得一致,尤其《毛詩》與《韓詩》更顯然不同。如《芣苜》,《韓》認為是興;《毛》認為是賦;《雞鳴》,《韓》認為是比,《毛》也認為是賦;《伐檀》,《韓》認為是賦,《毛》卻認為是興。但賦比興的說法,總是各家所同的。可見不始於衛宏,也不始於毛公。至再早的淵源,我們不大知道。孔子曾說,「詩可以興」。但那只是泛論詩對讀者感發興起的力量,與賦比興之就方法而分者,實大相徑庭。

《毛詩序》只解釋「風」、「雅」、「頌」,未解釋賦、比、興,齊、魯、韓有無解釋不可考。鄭玄注《周禮》云:「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勸喻之。」又引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託事於物。」這是否合《毛詩》的意思不可知,是否合齊、魯、韓三家更不可知,可知者這是漢人的說法而已。依鄭司農的說法,比是比方,興是託事;依鄭玄的說法,則比用於刺惡,興用於勸善,二鄭已經不同。至後世的解說,無價值的不必談,有價值的大抵都是一種「以述為作」,換言之,就是一種文學新說,都當各還作主,所以俟後分述,茲不征論。

四 鄭玄《詩譜序》

編輯

鄭玄的《詩譜》,也是這種空氣下的產物。《詩譜》的本書只見譜「南」、「風」、「雅」、「頌」的古地理。如《周南召南譜》云:「'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魯頌譜》云:「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至對於詩的意見,都表現於序:

(一)詩的起源—《詩譜序》云: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雲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


這自是錯的,但注意到這個問題的,要算鄭玄為最早,則他的功績亦不可磨滅了。

(二)詩的功能—《詩譜序》云:

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


鄭玄的這種論調,又見於他的《六藝論》:

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自書契之興,朴略尚質,面稱不為諂,目諫不為謗,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奸偽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稀,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惡。(引見孔穎達《毛詩譜序正義》)。


漢初的美刺說,已經使詩有了文學以外的美刺作用,鄭玄更進而說:「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共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則美刺的作用,不僅在美刺過去的事實,而要順匡未來的行動,詩之功用的價值更崇高,詩之文學的旨趣更汩沒了。

(三)詩的正變—《毛詩序》已說到詩的正變,《詩譜序》說的更為詳明:

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有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繇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眾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勿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知吉凶之所繇,憂娛之漸萌,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鑑,於是止矣。


這也是說的詩與政教的關係。不過《毛詩序》側重詩的產生,謂政有治亂及亡國之別,由是詩亦有安樂怨怒及哀思之分。此側重詩的作用,謂為上者「勤民恤政,昭事上帝」,則有正風、正雅及頌聲的讚美;「若違而勿用」,則有變風、變雅的譏刺。所以仍是美刺的另一說法。這是文學鑑賞上的一個強有力的障礙物,但這個障礙物便遮住了數千年來的一部分的創作家與批評家,由此你不能不頌揚它在文學批評史上的偉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