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章7
← | 第六章 对于辞赋及辞赋作家的评论 | 中国文学批评史·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 第七章 王充的文学批评 作者:罗根泽 1943年 |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 第一章 文学概念 |
— 王充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编辑王充,字仲任,上虞人。《后汉书》卷四十九与王符、仲长统合传。他在汉代,不惟是思想界的重镇,亦是文学批评界的重镇。所谓周秦诸子,固然也有时说一些近似文学批评的话,但他们的目的绝对不在文学,更不在文学批评。到汉代,扬雄《法言》中的《吾子》篇和《问神》篇,勉强可以说是为文学而批评文学。不过第一,他的具体方法是“宗经”“要圣”,哲学的意味更浓于文学意味,不能算是纯粹的文学的批评。第二,就算是文学的批评吧,也不能算是“文学批评”,因为他只批评了近似文学的东西,至批评的义界和价值,则根本没有注意。王充则不惟写了许多文学的批评的文章,而且提出并确定了“文学批评”的义界和价值。这是在《绪言》第二节曾经引过的,有人说他的《论衡》和《政务》,“可谓作者”,他答云:
非作也,亦非述也;论也。论者,述之次也。五经之典,可谓作矣;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桓君山《新论》、邹伯奇《检论》,可谓论矣。今观《论衡》、《政务》,桓邹之二论也,非所谓作也。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颉作书,奚仲作车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衍。谓《论衡》之成,犹六十四卦,而又非也。六十四卦,以状衍增益,其卦溢,其数多;今《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辨其实虚,非造始更为,无本于前也。
他所谓“论”,就是现在所谓“批评”,不是“作”,也不是“述”,是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辨其实虚”的批评。自然《论衡》是批评专书,而不是文学批评专书;但其中许多批评文学的话,不能不说文学的批评,而这里所提出的批评的义界和价值,虽不只是为“文学批评”而作,而“文学批评”亦当然在内了。现在看来固不是新奇可喜之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却当大书而特书,因为他创造了“文学批评”的新纪元。
二 王充的精神及其背景
编辑自然批评不专在挑剔或故意的反抗时代,但只是颂扬休美,决不能对文学及文学批评有新的贡献。王充的确是一个敢于反抗时代的健者,他的一生精力;都放置在反抗时代的事业上。《论衡·自纪》篇云:
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夫贤圣没而大义分,蹉跎殊趋,各自开门,通人观览,不能钉铨,遥闻传授,笔写耳取,在百岁之前,历日弥久,以为古昔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实论》(实论或非书名)。
《佚文》篇亦云: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
《对作》篇亦云:
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在这几段话里,可以看出王充是一个袒裼肉搏的战士,他执着一枝秃笔,在时代之网的层层包围压迫之下,与世俗抗战,与政教抗战,与著作界抗战,竟能以一人之力,扫荡一切,杀出一条血路,“论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对作》篇自述《论衡》语)。
这种反抗的成功,自有多方面的因素:
第一,我们已经说过,王充是一个健者。据《论衡·自纪》篇,他的远祖就是“从军有功”的。“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会世扰乱,恐为怨仇所擒,祖父泛举家担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贾贩为事。生子二人,长曰蒙,少曰诵。诵即充父。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唐,勇势凌人,末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举家移处上虞。”由此知道王充的祖若父都是雄赳赳的勇士。王充秉了这种遗传,受了这种家庭教育的熏陶,成功一个使气凌人的健者,是可以想见的。但以废商业儒,这种使气凌人的气概,遂不表现于行为,而表现于著作。
第二,他的世祖的“横道伤杀”是否就是“绿林英雄”,不好武断;他的祖若父仅仅是小贩商人,出身猥贱,这是他自己有记载的。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封建势力极为膨涨的时代。他若自甘猥贱,不废商业儒,也便罢了,偏偏他还要读书,还要著书—著批评时代的书,自然使整个的封建集团由嫉妒而益加卑视。他们这样的不客气的骂他说:“宗祖无淑懿之基,文墨无篇籍之遗,虽著鸿丽之论,无所禀阶,终不为高。夫气无渐而卒至曰变,物无类而妄生曰异,不常有而忽见曰妖,诡于众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载,况未尝履墨涂,出儒门,吐论数千万言,宜为妖变,安得宝斯文而多贤?”(《自纪》篇)压迫愈甚,自然使他的反抗也愈甚。
第三,便是有他的反抗对象。他为什么能作《讥俗》之书?因为“俗性贪进忽退,收成弃败。充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旧故叛去”(《自纪》篇)。为什么能作《政务》之书?因为“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为什么能作《论衡》之书?因为“伪书俗文,多不实诚”。
第二项与第三项是客观的条件,第一项是主观的条件。只有客观的条件,也许由世人的卑夷而自暴自弃,也许由世人的泄泄沓沓与著作的“多不实诚”,而随人俯仰,俗伪(伪文伪书)是尚。只有主观的条件,也许从另一方面发展,或者竟如他的世祖的“横道伤杀”,亦未可知。惟其主观的及客观的条件备具,所以造成了他的反抗的志趣,完成了他的批评的盛业。
三 王充所最崇拜的桓谭
编辑在《绪言》的第七节,我曾说“王充的文学批评,偏于消极的改造”。但也不是绝对的没有由于积极的演进。他“问孔”、“刺孟”、“非韩”,对历史的有权威的人物,都有所薄斥,独对于东汉的桓谭,则推崇不遗余力。他的《论衡》有《定贤》一篇,说古往今来各式各样的人物都不得称为贤者,只有桓谭才是贤者:
口谈之实语,笔墨之余迹,陈在简策之上,乃可得知。故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案《春秋》虚文业,以知孔子能王之德。孔子圣人也,有若孔子之业者,虽非孔子之才,斯亦贤者之实验也。……周道弊,孔子起而作之文艺,褒贬是非,得道理之实,无非僻之误,以故见孔子之贤实也。……世间为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谭字)论之,可谓得实矣。论文以察实,则君山,汉之贤人也。陈平未仕,割肉闾里,分均若一,能为丞相之验也。夫割肉与割文,同一实也。如君山得执汉平,用心与论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然则君山素丞相之迹存于《新论》者也。
又《佚文》篇云:“挟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案书》篇云:“〔董〕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质定世事,论说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论难追也。”又云:“《新论》之义,与《春秋》会一也。”王充是好“骂”人而不好“捧”人的,独对于桓谭,这样的“捧”,“捧”的什么?《论衡·超奇》篇云:
王公子问于桓君山以扬子云,君山对曰:“汉兴以来,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谓得高下之实矣。采玉者心羡於玉,钻龟者知神于龟,能差众儒之才,累其高下,贤于所累。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辩昭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
可见王充的捧桓谭,因为桓谭是一个伟大的批评家,“能差众儒之才”,“作《新论》,论世间事,辩明然否”,而“虚妄之言,伪饰之辞”,因之“莫不证定”。
《后汉书》卷五十八上《桓谭传》云:“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唐章怀太子贤注:“《新论》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辅》,四《言体》,五《见征》,六《谴非》,七《启寤》,八《祛蔽》,九《正经》,十《识通》,十一《离事》,十二《道赋》,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闵友》,十六《琴道》。《本造》、《闵友》、《琴道》各一篇,余并有上下。”按名思义,当然是一部批评书;《言体》、《道赋》几篇,当然是文学批评。全书已亡,据严可均(《全后汉文》)、孙冯翼(《问经堂丛书》)、钱熙祚(《指海》)所辑,其有关文学批评者如下:
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彩不发;淮南不贵盛富饶,则不能广聘骏士,使著文作书;太史公不典掌书记,则不能条悉古今;扬雄不贫,则不能作《元言》。(《指海》本页七)
秦吕不韦请迎高妙作《吕氏春秋》,汉之淮南聘天下辨通以著篇章,书成皆布之都市,悬置千金,以延示众士,而莫能有变易者,乃其事约艳,体具而言微也。(页二十九)
诸儒睹《春秋》之文,录政治之得失,以为圣人复起,当复作《春秋》也。余谓之否,何则?前圣后圣,未必相袭也。(页三十)
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页四十四)
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华而不知实核,或美众多而不见要约。(页四十四)
在这里虽看不见十分激烈的批评,但在举世崇奉《春秋》的时代,敢说圣人复起,不复作《春秋》,也可借知他的反抗时代的精神。据《后汉书》本传,谭之死,就是死于反抗时代。那时的皇帝信谶,尝因一事,“帝谓谭曰,"吾欲谶决之如何?'谭默色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但究竟因此,“出为六安郡丞,竟忽忽不乐,道病卒”。设其全书具在,必有很激烈的反时代的批评。
王充没有赞成的人,独对桓谭极力推崇,其推崇点又在桓谭的“辩昭然否”,则王充的反时代的批评,当然受桓谭的影响,王充的思想当然有许多是由桓谭思想的积极演进,不过较桓谭更为完美而已。
四 “尚文”与“尚用”
编辑从经学一方面看,汉代是尚用的时代;从辞赋一方面看,汉代又似是尚文的时代,因为无论如何解释,辞赋究竟是唯美的文学。我们的批评家王充,是时代的反抗者,他受了经学家尚用的激动,使他反而尚文;但他所尚之文,不似辞赋家的唯美之文。他受了辞赋家尚文的激动,使他又反而尚用;但他所尚之用,也不似经学家的迂阔之用。《超奇》篇云:
繁文之人,人之杰也。
《书解》篇载或曰:“士之论高,何必以文?”他答云:
夫人有文,质乃成;物有华而不实,实而不华者。《易》曰:“圣人之情见乎辞。”出口为言,集札为文;文辞施设,实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书为文,实行为德,著之于衣为服。故日,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文弥明;大人德扩,其文炳,小人德炽,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积,华而院者大夫之箦。
同篇又说,“人无文则为朴人”,“人无文德不为圣贤”。可见他很重视文。惟其重视文,所以也重视文人。《佚文》篇云:
蹂蹈文锦于泥涂之中,闻见之者莫不痛心;知文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当尊,不通类也。
又云:
韩非之书,传在秦庭,始皇叹曰,“独不得与此人同时!”陆贾《新语》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称曰万岁。夫叹思其人与喜称万岁,岂可空为哉,诚见其美,欢气发于内也。
韩非之书和陆贾《新语》都不是文学书,始皇和汉高左右的称赞,也不是称赞他们的文学之美,而王充却要说是,“诚见其美,欢气发于内也”。愈是曲解,愈见其对于文学的重视。他接着说:
候气变者,于天不于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著于衣,不在于裳,衣法天也。察掌理者左不观右,左文明也。占在右不观左,右文明也。《易》曰,“大人虎变,其文炳;君子豹变,其文蔚。”又曰,“观乎天文,观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为观,大人君子以文为操也。
这不惟集曲解之大成,而且拉入了许多毫无道理的候气占察之说,真正“岂有此理”!但在这岂有此理的话里,更充分的认识了他的尚文。所以他在《佚文》篇云:
文人之休,国之符也。望丰屋知名家,睹乔木知旧都,鸿文在国,圣世之验也。
不过,他所尚之文,不是辞赋家的唯美之文。他在《超奇》篇极力的推崇,“谷永之陈说,唐林之宜言,刘向之切议”,因为这三人的作品,不是“徒雕文饰辞,苟为华叶之言”,而是“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所以他的《论衡》,便是不“纯美”的;不是不能“纯美”,
是不要“纯美”。《自纪》篇载或者以为“文必丽以好,言必辩以巧。言了于耳,则事昧于心;文察于目,则篇留于手。故辩言无不听,丽文无不写”。因此对《论衡》的“不美好”,说是“于观不快”。这足以证明当时所尚之文,是“文必丽以好”的。王充则颇不谓然,答云:
夫养实者不育华,调行者不饰辞,丰草多华英,茂林多枯(泽案,此字疑误)枝。为文欲显白其为,安能令文则无谴毁?……言奸辞简,指趋妙远;语甘文峭,务意浅小。……然则辩言必有所屈,通文犹有所黜。
为什么尚文而不尚“雕文饰辞”呢?为什么“为文欲显白其为”呢?因为他于尚文之外,还有尚用的意向。《佚文》篇云:
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
《自纪》篇云:
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
《对作》篇云:
周道不弊,则民不薄,《春秋》不作;杨墨之学不乱传义,则孟子之传不造;韩国不小弱,法度不坏废,则韩非之书不为;高祖不辨得天下,马上之计未转,则陆贾之语不奏;众事不失实,凡论不坏乱,则桓谭之论不起。故夫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
这里所尚之用,是“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不同于经学家所尚之用。因为经学家所尚之用,是在以经书适用于一切的一切,是一成不变的,是按之百世而皆准的;王充所尚之用,是适用于一种情况之下的,是因时制宜的,是时用不同而文书亦异的。
五 “作”与“述”
编辑汉代是尚述不尚作的时代,随处都有我们的证据,王充书里也可以看出这种倾向。如《书解》篇云:“著作者为文儒,说经者为世儒。”引或曰:
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说圣人之经,解贤者之传,义理广博,无不实见,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为博士,门徒聚众,招会千里,身虽死亡,学传于后。文儒为华淫之说,于世无补,故无常官,弟子门徒不见一人,身死之后,莫有绍传,此其所以不如世儒也。
这确可以代表汉代之一般的见解。可是富有反抗精神、批评精神的王充,与此恰恰相反。他答云:
夫世儒说圣情,……事殊而务同,言异而义钧。何以谓之文儒之说无补于世?世儒业易为,故世人学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宫廷设其位。文儒之业,卓绝不循,人寡其书,业虽不讲,门虽无人,书文奇伟,世人亦传。彼虚说,此实篇,折累二者,孰者为贤?案古俊乂,著作辞说,自用其义,自明于世。世儒当时虽尊,不遭文儒之书,其迹不传。
他卑视世儒的纂述,说他们“事殊而务同,言异而义钧”;他尊崇文儒的创作,说他们“卓绝不循”,“书文奇伟”。
他又就文而言,分文为五种,而独重“造论著说之文”。《佚文》篇云:
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立五文在世,皆当贤也;造论著说之文,尤宜劳焉。何则?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读故文也。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
又就人而言,分人为六等,而独重“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的鸿儒。《超奇》篇云:
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
又就述作而言,在《超奇》篇说儒生“或不能说一经”;“或不能成牍,治一说”;“或不能陈得失,奏便宜”;“其高第若谷子云、唐子高者,说书于牍奏之上,不能连结篇章,或抽列古今,记著行事”。史学家较好一些,“若司马子长、刘子政之徒,累积篇第,文以万数,其过子云、子高远矣;然而因成纪前,无胸中之造”。传记家更好一些,“若夫陆贾、董仲舒,论说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于外;然而浅露易见,观读者犹曰传记”。最好的是著论家,“阳成子长作《乐经》,扬子云作《太玄经》,造于助思,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两经,所谓卓尔蹈孔子之迹,鸿茂参圣贰之才者也”。又云:“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造于眇思,极窅冥之深”和“立义创意”,“眇思自出于胸中”,都是“作”,不是“述”。
唯其重“作”卑“述”,所以他的文学方法,要自我的表现,不要因袭的摹拟。据《自纪》篇,他的《论衡》成书以后,有人说“稽合于古,不类前人”。有人说:“谐于经不验,集于传不合,稽之子长不当,内(纳)之子云不入;文不与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称工巧?”他答云:
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类而生,不必相似,各以前禀,自为佳好。文必有与合,然后称善,是则代匠斫不伤手,然后称巧也。文士之务,各有所从,或调辞以巧文,或辩伪以实事。必谋虑有合,文辞相袭,是则五帝不异事,三王不殊业也。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酒醴异气,饮之皆醉;百谷殊味,食之皆饱。谓文当与前合,是谓舜眉当复八采,禹目当复重瞳。
此言极其明晰,无庸再来诠释。惟有须待说明者,王充反对因袭,却并不是要如韩愈所谓“戛戛独造”,乃是提倡自然之美,“各以所禀,自为佳好”。所以在《超奇》篇亦云:“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
六 “实诚”与“虚妄”
编辑自然之美,当然要“实诚”的,不要“虚妄”的。《超奇》篇云:
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则是五色之禽毛妄生也。
此所谓“实诚”有两层意义,一就文学本身立论,一就文学功用立论。就文学本身立论者,略同于现在一部分人所提倡的真诚的文学。有根株自然有荣叶,有实核自然有皮壳;同样有实诚的情志,自然有实诚的文学。所以《佚文》篇云:“贤圣定意于笔,笔集成文,文具情显。”《书解》篇云:“《易》曰,'圣人之情见乎辞。'出口为言,集扎为文;文辞施设,实情敷烈。”《超奇》篇云:“心思为谋,集扎为文,情见于辞,意验于言。”文既是情志的表现,所以《超奇》篇云:“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
但王充所提倡的文学上的“实诚”,与现在一部分人所提倡的文学上的“真诚”有不同者。现在所提倡的文学上的“真诚”,只就“情”而言,不就“事”而言;文学里所载的事情尽管“荒乎其唐”,假使有真诚的情感,仍不失为真诚的文学。王充所提倡的“实诚”,于“精诚由中”以外,还要计及所载的事物的真伪,这便是就功用而言了。
前边已经引过他说:“《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又说:“《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此外又于《对作》篇云:
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一作盛溢)之说: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不绝则文载竹帛之上,不舍则误入贤者之耳。至或南面称师,赋奸伪之说;典城佩紫,读虚妄之书。明办然否,疾心伤之,安能不论?······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瓦玉集糅,以情言之,岂吾心所能忍哉?
这是因他的重视文学,本是因为文学有功用。在第四节我们曾引《对作》篇云:“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下文续云:“圣人作经艺传记,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也。”既然要“作有益于化,化有益于正”;既然“作经艺传记”,是在“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则作品的本身更要“实诚”,不要“虚妄”。所以《佚文》篇谓文在使“后人观之,见以正伪,安宜妄记”?
世俗为文,为什么“妄记”?为什么“增益”?为什么“虚妄”?他以为由于作者的迎合一般人的错误心理。《对作》篇云:“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虚妄之文。何则?实事不能快意,而华虚惊耳动心也。”《艺增》篇云:“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使夫纯朴之事,十剖百判;审言之语,千反万畔。”但他认为这种现象,最坏不过。《艺增》篇云:“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所以他提倡“实诚”的文学,反对“虚妄”的文学。这种提倡“实诚”的文学,反对“虚妄”的文学,就王充言,是对时代的一种反抗;就这种主张的来源而言,则也可以说是食当时著作虚妄之赐了。
七 “言文一致”与“文无古今”
编辑王充对于创作文学,内容方面主张“实诚”的表现,形式方面主张“言文一致”。据《论衡·目纪》篇,因为“充书形露易观”颇见诋于当时的人物,说“经艺之文,贤圣之言,鸿重优雅,难卒晓睹,世读之者,训古乃下。盖贤圣之材鸿,故其文语与俗不通。……《讥俗》之书,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为分别之文;《论衡》之书,何为复然?”王充给他以下的答复:
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夫文由语也,或浅露分别,或深远优雅,孰为辩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夫口论以分明为公,笔辩以获露为通,吏文以昭察为良: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
“文犹语也”云云,还不就是现在所谓“言文一致”吗?既然主张“言文一致”,由是对于圣经贤传之所以难读的缘故,在《自纪》篇释为:
经传之文,圣贤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当言事时非务难知,使指闭隐也。后人不晓,世相离远,此名曰语异,不名曰材鸿。浅文读之难晓,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读韩非之书,叹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其文可晓,故其事可思;如深鸿优雅,须师乃学,投之于地,何叹之有?
既然谓“文犹语也”,既然谓“经传之文,贤圣之语”之所以“训古乃下”,是由于“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不是因为“圣贤之材鸿,故其文语与俗不通”。由是相随而至的,主张“文无古今”,而对一班人的崇古卑今的见解,力加诋淇。《超奇》篇云:
俗好高古而称所闻,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后人新造,密(泽案,当为蜜)酩辛苦。……天禀元气,人受元精,岂为古今者差杀哉?优者为高,明者为上。
《齐世》篇云:
述事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辨士则谈其久者,文人则著其远者,近有奇而辨不称,今有异而笔不记。
《须颂》篇云:
俗儒好长古而短今,……汉有实事,儒者不称,古有虚美,诚心然之,信久远之伪,忽近今之实,斯盖三增九虚所以成也。
《案书》篇云:
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善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
这种见解,大概来自桓谭。王充称道桓谭的评赞扬雄(详三节)。桓谭的评赞扬雄见他的《新论·闵友》篇:
王公子问:“扬子云何人耶?”答曰:“扬子云才智开通,能入圣道,卓绝于众,汉兴以来,未有此人也。”国师子骏曰:“何以言之?”答曰:“通才著书以百数,惟太史公广大,其余皆丛残小论,不能比子云所造《法言》、《太玄经》也。《玄经》数百年,其书必传。世咸尊古卑今,贵所闻贱所见也,故轻易之。《老子》其心远而与道合。若遇上好事,必以《太玄》次五经也。”[1]
本来“发思古之幽情”,是人类的通性,而在我们这个国度里更来得浓厚有力。周秦诸子是“托古”,两汉儒生更进而“泥古”;在这“托古”“泥古”的层层压迫之下,由是借了反动的大力,产生了反动的桓谭,指出贵古贱今的错误观念;又产生了反动的王充,进而完成“文无古今”的见解。这种见解,现在看来还是历久弥新,因为“泥古”的势力还在继续着进行哩。
注脚
编辑- ↑ 班固引此人《汉书·扬雄传》,文字略有异同,列下以资参证:“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允,闻雄死,谓桓谭曰:'子尝称扬雄书,岂能传于后世乎?'谭曰:“必传,顾君与谭不及见也。凡人贱近而贵远,亲扬子云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故轻其书。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乐,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今扬子云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