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章01

中国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
作者：罗根泽
1943年

一 文学含义的净化

周秦所谓“文学”，指学术而言，但现在所谓“文学”，也包括在内。两汉继周秦之后，仍以“文学”括示学术，而另以“文章”括示现在所谓“文学”。这种分别，直至曹魏犹然。如夏侯惠云：“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一《刘劭传》）但也有觉得不应当以“文学”括示学术的，由是易以“儒学”。如刘劭《人物志·流业》篇云：“人之流业，有十二焉。”“有文章，有儒学。”“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是谓儒学，毛公、贯公是也。”“儒学之材，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其所谓“儒学”虽不能说是全同于两汉所谓“文学”，但两汉所谓“文学”确大半是“儒学”。刘劭不名为“文学”而名为“儒学”，大概因为那时的“文学”二字，已逐渐不是指学术而言了。

“文学”之不用指学术而言，在东汉已开其端绪。张衡《南阳文学儒林书赞》云：“南阳太守上党鲍君，愍文学之弛废、怀儒林之陵迟，乃命匠修而新之。”“文学”与“儒林”连举，可见“文学”不即是儒林之学。不过只是连举，而不是对举，所以不能说其所谓“文学”，即同于刘劭的与“儒学”对举的“文章”，更不能说即同于现在所谓“文学”。魏邯郸淳作《汉鸿胪陈纪碑》云：“研几道艺，涉览文学。”其所谓“文学”，也大概略同于张衡所谓“文学”；既非指学术而言，亦非指“文章”而言，实介于学术与文章之间，纯是一种过渡的用法。

曹丕（186—226）作《典论论文》，称“文章经国之大业”，还没有言及“文学”二字。至宋范晔（396—445）作《后汉书·文苑传》，始时称“文章”，时称“文学”。称“文章”者，如《王隆传》、《黄香传》皆云：“能文章。”《傅毅传》云：“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世。”《李尤传》云：“少以文章显。”《崔琦传》云：“以文章博通称。”《祢衡传》云：“文章言议，非衡不定。”又云：“其文章多亡云。”称“文学”者，如《傅毅传》云：“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边韶传》云：“以文学知名。”玩其意蕴，“文章”、“文学”似没有多大的区别。至何谓“文章”“文学”？范晔于《文苑传赞》云：

情志既动，篇辞为贵；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殊状共体，同声异气；言观丽则，永监淫费。

实质缘于“情志既动”，形式则是“篇辞为贵”，与我们所谓“文学”已无大异，不过未鲜明的谓此为文学定义而已。

至梁萧子显作《南齐书》，特立《文学传》，而篇中则称为“文章”，言：

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

实质方面是“情性之风标”，“蕴思含毫，游心内运”，“禀以生灵，迁乎爱嗜。”形式方面是“神明之律吕”，“放言落低，气韵天成”。与现在所谓“文学”，实在没有多少区别，与周秦两汉所谓“文学”，则迥然不同了。

此外若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对立，其所谓“文学”，不惟不包括“儒学”、“玄学”，亦且不包括“史学”。刘义庆《世说新语》有《文学》篇，所述亦只限于诗人文士。《梁书·简文帝纪》称“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文学传》中的《刘苞传》云：“自高祖即位，引后进文学之士，苞及从兄孝绰、从弟孺、同郡刘溉，溉弟洽，从弟沅，吴郡陆倕张率，并以文藻见知，多预宴坐。”同上《刘勰传》云：“昭明太子爱文学，深爱接之。”其所谓“文学”，也很显然的略同于现在所谓“文学”，大异于周秦两汉所谓“文学”。

二 文学概念的转变

文学含义的净化，基于文学概念的转变。本来宇宙万象，永远在变化。但变化的过程，有“渐变”、“突变”之别。古代文学概念的突变时期在魏晋。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云：

至于建安（汉献帝年号，196——220）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畜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

又云：

降及元康（晋惠帝年号，291—299），潘陆特秀，律异班马，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左。

以前也不是没有文，但一则比较崇实尚质，二则偏于纪事载言。至建安，“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才造成文学的自觉时代。“遗风余烈，事极江左”，才造成文学的灿烂时代。

这是就创作风气而言。创作风气随文学理论为转移。东汉末年的王逸作《楚辞章句序》云“战国并争，道德陵迟，……屈原……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引见二篇三章六节），还有载道的观念。曹丕作《典论论文》，既未言道，亦未言情。陆机（261—303）作《文赋》云：

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文选》卷十七）

《文赋序》又云：

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情形，非情感）。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

“理”已不似“道”的严酷，“意”更较“理”为游移；可以包括严酷之“道”，也可以包括微温之“情”。

吴时的陆机还兼取“理”“意”，宋时的范晔则弃“理”取“意”。他的《狱中与诸甥侄书》云：

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都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

文中虽谓“以意为主”，但又谓“情志所托”，可见其所谓“意”偏于“情”，与陆机所谓“意”之偏于“理”者不同。总之，“道”是最严酷的，“情”是最微温的，“理”与“意”则是由“道”至“情”的桥梁；两汉的载道文学观便借了这架桥梁，渡到魏晋六朝的缘情文学观。

三 文学价值的提举

伴着文学概念转变而来的问题是文学价值。周秦两汉的时候，文学的价值不在文学的本身，而在文学的纪事载言。曹丕《典论论文》云：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审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文选》卷五十二）

曹丕是提出文学价值的第一人，称文章为“不朽之盛事”当然期许甚高。但一则于“不朽之盛事”以前，先誉为“经国之大业”，则其价值仍然不全在文学本身，而在文学之有“经国”的功能。二则作者寄身翰墨，见意篇籍，是为的“声名自传于后”，则其重文是缘于“名”而非缘于“实”。

曹丕誉文章为“经国之大业”，曹植（192—232）则诋辞赋为“小道”。《与杨德祖书》云：

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兹也。昔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颂为君子哉？（《文选》卷四十二）

这在曹植或者是愤激之言。此书又云：“仆少好为文章（他本作辞赋），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又前录序亦云：“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但因文受累，所以诋为小道。且自己“位为藩侯”，因为乃兄妒弃，不得“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由是只以辞赋名家，当然由愤懑不平，而妒恨辞赋。杨德祖（173—217）的复书——《答临淄侯笺》，便极力为辞赋辩护云：

今之赋颂，古诗之流，不更孔公，风雅无别耳。脩（德祖名）家子云，老不晓事，强著一书，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俦，皆有諐邪？君侯忘圣贤之显迹，述鄙宗之过言，窃以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经国之大业，流千载之英声，铭功景钟，书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岂与文章相妨害哉？（《文选》卷四十）

观此，知辞赋文章的价值，已为时人所公认，所以曹植以藩侯之尊，诋毁辞赋，便招杨脩的公然辩诘。而曹植的诋毁辞赋，是由于不得经国立功的愤激心理，也益可了然。

阻止文学独立，压抑文学价值的，是道德观念与事功观念。曹植的不甘“以翰墨为勋绩”，便是重事功，而轻文学。曹丕的称文章为“经国之大业”，则是提拔文学，使与事功抗混。至于道德，就是曹丕也觉得高于文学。《与王朗书》云：“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直至晋代的葛洪，始使文学贺乎道德之上。他的《抱朴子》外篇有《文行》一篇，称“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则著纸者糟粕之余事，可传者祭毕之刍狗，卑高之格，是可讥矣。”他的答辩云：

筌可弃而鱼未获，则不得无筌；文可废而道未行，则不得无文。若夫翰迹韵略之广逼，属辞比义之妍媸，源流至到之修短，韫藉汲引之深浅，其悬绝也，虽天外毫内，不足以喻其辽邈；其相倾也，虽三光熠耀，不足以方其巨细；龙渊铅键，未足以譬其锐钝；鸿羽积金，不足以方其轻重。而俗士唯见能染毫画纸，概以一例，斯伯氏所以永思钟子，郢人所以格斤不运也。……且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余事，未之前闻也。（《平津馆丛书》本卷四十五）

此言不只见于《文行》篇，亦见于《尚博》篇，可见是葛洪批评道德文学的重要言论。在《尚博》篇又假为或曰：“著述虽繁，适可以骋辞耀藻，无补于得失，未若德行不言不训。故颜闵为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行本而学末。然则缀文固为余事，而吾子不褒崇其源，而独贵其流，可乎？”他的答辩云：

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议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铨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难一焉。吾故舍易见之粗，而论难识之精，不亦可乎？（卷三十二）

前者还等视道德文章，此更谓道德为粗，文章为精。

由曹丕的提拔，文章已与事功抗混；由葛洪的评赞，文章又驾道德之上。这样至于梁朝，遂有简文帝萧纲的文学高于一切说，《答张赞谢示集书》云：

窃常论之，日月参辰，火龙黼黻，尚且著于玄象，章乎人事，而况文辞可止，咏歌可辍乎？不为壮夫，杨实小言破道；非谓君子，曹亦小辩破言：论之科刑，罪在不赦。

假使他是魏文帝，只“辞赋小道”一语，也可置曹植于死罪了。又作《昭明太子集序》云：

窃以文之为义，大哉远矣。……故《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以含精吐景，六卫九光之度，方珠喻龙，南枢北陵之采，此之谓天文。文籍生，书契作，咏歌起，赋颂兴，成孝敬于人伦，移风俗于王政，道绵乎八极，理浃乎九垓，赞动神明，雍熙钟石，此之谓人文。若夫体天经而总文纬，揭日月而谐律吕者，其在兹乎。

六朝文盛的缘故，这种文学高于一切的观念，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吧？

四 社会学术的因素

这样一个巨烈的转变，当然有多方面的因素，最要者为下述四种：

（一）由于社会的转捩。本来人是有理智同时又有情感的动物，发于理智的文学偏于纪事载言，发于情感的文学偏于吟咏情性。汉魏的社会，一般的说来，是由治而乱。治世有光明的前途，理智得到发展的机会；政教有常轨，情感遭受相当的限制。乱世的前途暗淡，理智的计划无用；政教无标准，感情可以任意发展。所以自建安的文学，“甫乃以情纬文”。纪事载言的文章宜于质，吟咏情性的作品需要文，所以自建安的文学“甫乃以文被质”。

这只是就治乱的分野，探求文学的动态。更具体的分析，汉末魏晋，由混战及其他原因，促成都市及庄园的发展。也是“遗风余烈，事极江左”。如北方的许都、洛下，南方的金陵、会稽，都极繁荣，同时也都是文人荟萃之所。都市的文学当然要绮丽华美。至庄园则以两种的姿态出现：一为国家庄园。如邓艾的以军屯田于陈蔡（《三国志·魏志》卷二十八《邓艾传》），徐邈的以民屯田于凉州（同上卷二十七《徐邈传》）。一为大族庄园。如《三国志·魏志·仓慈传》云：“旧大族田地有余，小民无立锥之土。”所谓庄园，有供给经济的庄田，还有供给游居的园林。当时的园林很发达，最有名者，北为石崇的洛阳金谷园，南为王羲之的会稽兰亭。一时的文人，不是自有庄园，就是做有庄园者的清客，由是表现为“怜风月，狎池馆”（《文心雕龙·明诗》篇）的文学。园林中的点缀不能只有花草还须有美人。同时小民既无立锥之地，生活困难，也只有将自己的子女，卖给大族为奴婢。《世说新语·汰侈》篇载“石崇每要客宴集，常令美人行酒。饮客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可见美人在园林中的地位。而在这里的文人作品，自然又表现为“醇酒妇人”。前者是自然文学，后者是浪漫文学，两者都是“以情纬文”，同时也都需要“以文被质”。

（二）由于政治的倡导。这是刘勰、钟嵘已经说过的。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云：“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钟嵘《诗品序》云：“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蔚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附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可见建安时代的文学特盛，与曹公父子的以政治的力量提倡有关。建安十五年，曹操令举“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三国志·魏志》卷一《武帝传》）。二十二年，又令举“被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同上）。影响于文学的，当然是弃道缘情。

（三）由于经学的衰微。经书所载，虽未必都是圣人之道，但后世却谓圣人之道载之于经，由是经书成了道德之府，而宗经为文者遂偏于“道”，反经为文者则偏于“情”。裴子野反对自宋迄梁的雕虫之文，谓当时的“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详七节）。可见“吟咏情性”，便“摈落六艺”；而“摈落六艺”，也便“吟咏情性”。创造宫体诗的萧纲，反对宗经，《与湘东王书》云：“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详八节）更可见“缘情”与“宗经”的势不两立。《颜氏家训·序致》篇云“虽读《礼》传，微爱属文”（卷一），也认属文与读《礼》冲突。两汉是经术独尊的时代，所以载道尚用的色彩，特别浓厚，就是唯美的辞赋，也要给予“讽”“谏”的功能（详二篇三章五至八节）。盛极而敝，至东汉末年的桓灵时代，酿成党锢之患，有名的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率皆身首异处，亲友株连。作史者溯厥原始，推于“自武帝以后，崇尚儒术，怀经协术，所在雾会”（《后汉书·党锢传》）。由是士子视经学为畏途。《南史·儒林传》称：“魏正始以后，更尚玄虚，公卿士庶，罕通经学。”顾炎武《日知录》云：“东汉之末，节义衰而文章盛。”（卷十三《两汉风俗》）唯其经术节义衰，所以文章才盛；唯其经术节义衰，所以文章才转于“缘情”。

（四）由于佛经的东渐。佛经的传译，确如僧祐所言：“迩及桓灵，经来稍广。”（《出三藏记集》卷一《名录序》）而文学观念的转变，恰在稍后的魏晋，其中机缘，可以推知。鸠摩罗什云：“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详四篇八章三节）恐怕“失其藻蔚”，正是求传其藻蔚。由是由译经的求传藻蔚，使创作的风尚也趋向藻蔚。如再分析证明，则文学的讲求音律，由于“转读”“梵音”；文学的注重辞藻，由于“唱导”“说法”。释慧皎《高僧传·经师论》称佛经的音律：“咸池韶武，无以匹其工，激楚梁尘，无以较其妙。”又言：“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音＇。”中国之“转读”“梵音”始于曹植。所以《经师论》又云：“自大教东流，乃译文者众，而传声盖寡。……始有魏陈思王曹植，深爱声律，属意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渔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大藏经》本卷十三）首先传梵声的是曹植，首先讲文气的是曹植的哥哥曹丕；文气自然的音律，与梵声应有相当关系。至人为的音律的四声之由“转读”“梵音”而来，陈寅恪先生有详细的考证（详四章四节）；由彼例此，益知也有关梵声了。

《高僧传》卷十三《唱导论》云：“唱导者，盖所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昔佛法初传，于时齐集，只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旁引譬喻。其后庐山释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齐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先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后世传受，遂成永则。”知“唱导”“说法”，略同于耶稣教的“讲道”，目的在宣传教义。宣传教义者须声辩才博。《唱导论》又云：“夫宣导所贵，其事四焉，谓声辩才博。非声无以警众，非辩无以适时，非才则言无可采，非博则语无依据。至若响韵钟鼓，则四众惊心，声之为用也；辞吐俊发，适会无差，辩之为用也；绮制雕华，文采横逸，才之为用也；商榷经论，采撮书史，博之为用也。若能善兹四事，而适以人时，如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若陈忏悔；若为君王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目；凡此变态，与事而兴，可谓知时知众，又能善说。”本来宣传的事业，立意甚简，端重词藻，所以古代的文学散文出于纵横家的游说之辞（详二篇二章一节），魏晋文学的重视词华，当然与佛家的“唱导”“说法”有关。

五 葛洪的反古与提倡博富艰深的文学

由两汉的重道轻艺，重情轻文，重述轻作，重经轻子，转到魏晋六朝的重艺轻道，重文轻质，重作轻述，重子轻经，自然要胎育出一些大胆的反传统观念的人物。这种人物的代表者，在汉末的为王充，在魏晋的为葛洪。葛洪最崇拜王充，他的《抱朴子》外篇特立《喻蔽》一篇，为王充鼓吹辨护，说“王仲任（充字）作《论衡》八十篇，为冠儒大才”。王充提倡作，卑视述，葛洪亦云：

夫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贤。（《平津馆丛书》本《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三《喻蔽》篇）

王充因为尚作卑述，所以瞧不起说经的“世儒”，揄扬著作的“文儒”，葛洪也便进而鼓吹子书：

正经为道义之渊海，子书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则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则林薄之裨嵩岳也。虽津涂殊辟，而进德同归；虽离于举趾，而合于兴化。故通人总原本以括流末，操纲领而得一致焉。……拘系之徒，桎梏浅溢之中，挈瓶训诂之间，轻奇贱异，谓为不急。或云小道不足观，或云广博乱人思，而不识合锱铢可以齐重于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数于亿兆，群色会而衮藻丽，众音杂而韶濩和也。或贵爱诗赋浅近之细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书，以磋切之至言为呆拙，以虚华之小辨为妍巧，真伪颠倒，玉石混淆，同广乐于桑间，钧龙章于卉服，悠悠皆然，可叹可慨者也。（同上卷三十二《尚博》篇）

王充反对世俗的“好珍古，不贵今”，葛洪更进而谓今胜于古：

《尚书》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也；《毛诗》者，华彩之词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涔博富也。……若夫俱论宫室，而奚斯“路寝”之颂，何如王生之赋“灵光”乎？同说游猎，而叔畋“卢铃”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并美祭祀，而《清庙》、《云汉》之辞，何如郭氏“南郊”之艳乎？等称征伐，而出军（孙星衍云，当作车）六月之作，何如陈琳“武军”之壮乎？则条举可以觉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并作补亡诗《白华》、《由庚》、《南陔》、《华黍》之篇，诸硕儒高才之赏文者，咸以古诗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贤之所作也（同上卷三十《钧世》篇）。

痛骂崇古卑今的人，说他们是“守株之徒”，说他们是“有耳无目”（亦见《钧世》篇）。

王充只是卑薄经生，还没有大胆的论到经书的本身；葛洪不惟大胆的论到经书的本身，而且说《尚书》、《毛诗》都不及汉魏的文章；不用说在两汉尊经之后，就是在废经倒孔的“五四”时代，这种言论也要使大部分的人舌矫而不敢下的。这是如何大胆的批评！固然经书的巨手不能伸展在魏晋六朝是有许多原因的，而葛洪这种大胆的批评，也确是抵制经书的生力军。

不过葛洪虽在继承王充反抗时代的盛业，却有与王充绝对不同者一点，就是王充虽也尚文，而反对“雕文饰辞”之文，葛洪则提倡“雕文饰辞”之文。所以王充是两汉文学观的结束者，葛洪则是魏晋六朝文学观的开国功臣。王充不赞成“好珍古，不贵今”，理由是“善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真伪，无有故新”。葛洪以为今胜于古的，是“清富赡丽”与“汪泼博富”。又云：

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至于罽锦丽而且坚，未可谓之减于蓑衣；辎斩好而又牢，未可谓之不及椎车也。（《钧世》篇）

王充说“文由语也”。葛洪却云：

书犹言也，若入谈语，故为知音（原作有，据孙星衍校改），胡越之接，终不相解，以此教戒，人岂知之哉？若言以易晓为辨，则书何故以难知为好哉？（《钧世》篇）

这一主赡丽，二主艰深的意见，便铸成了六朝的文学观，领导了六朝的文学。

六 萧统的摈除子史与提倡翰藻的文学

刘劭称司马迁、班固为文章家，谓“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是认为史书也是在文学之内。葛洪反对“贵爱诗赋浅近之细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书”，诋其“真伪颠倒，玉石混淆”，是认为子书还优于诗赋。至萧统（500—531）编《文选》，则谓子史都不是文学。《文选序》云：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裁？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徂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同异，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则他所谓文学，不包括子史。就是经书，虽蒙其尊崇，但也不予选录。他所选录的，必须“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纯是从美术的观点，定文学的范畴。

美的文章，必生于真的情志，所以《文选序》又说：“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真的情志，却不必是男女性爱。专写男女性爱之文，萧统甚表菲薄。所以《文选序》又云：

《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

萧统还作有《陶渊明集序》，称渊明“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但谓：

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亡是可也！

至他所理想的文学，则见于《答湘东王求文》及《诗苑英华》书云：

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

萧统的这种主张，颇能引起替他作集序的刘孝绰（481—539）的同调：

窃以属文之体，鲜能周备：长卿徒善，既累为迟，少孺虽疾，俳优而已；子渊淫靡，若女工之蠹；子云侈靡，异诗人之则；孔璋词赋，曹植劝其修今，伯喈答赠，挚虞知其颇古；孟坚之颂，尚有似赞之讥；士衡之碑，犹闻类赋之贬。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昭明太子集序》）

与萧统的主张，可谓同出一辙。

七 裴子野《雕虫论》

有提倡辞藻的，就有反对辞藻的；反对辞藻的要以裴子野（468—530）^[1]为最激烈，他以为当时的文学不过是“雕虫”而已，特作《雕虫论》云：

宋明帝博好文章，……于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梁鸿胪卿裴子野论曰：古者四始六艺，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气，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后之作者，思存枝叶，繁华蕴藻，用以自通，若悱恻芳芬，楚骚为之祖，靡漫容与，相如和其音。由是随声逐影之俦，弃指归而无执，赋诗歌颂，百帙五车，蔡应（《通典》作邕）等之俳优，扬雄悔为童子，圣人不作，雅郑谁分！其五言为（《通典》此下有诗学）家，则苏李自出，曹刘伟其风力，潘陆固其枝叶（《通典》作柯）。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绣鞶悦，无取庙堂。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笃焉。自是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裴尔为功（《通典》作曹），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通典》此下有遗字）风也。若季子聆音，则非兴国；鲤也趋室，必有不敢（《通典》作敦）。荀卿有言，“乱代之征，文章匿而采”，斯岂近之乎！（《全梁文》卷五十三《通典》卷十六）

自然这是从崇尚辞藻后的当然反响，但不出于旁人，而独出于裴子野，恐与他是史学家而非文学家有关。他“因宋之新史，为《宋略》二十卷”。自言：“剪截繁文，删撮事要，即其简寡，志以为石。夫黜

恶章善，臧否与夺，则以先达格言，不有私也。”（《宋略》总论，见《全梁文》卷五十三）如萧统所言，史“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同异，方之篇翰，亦已不同”，所以崇尚简要，菲薄辞藻。《梁书》卷三十本传云：“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异体。当时或有诋词，及其末皆翕然重之。”既“不尚丽靡之词”，当然反对“雕虫之艺”了。

八 萧纲的鼓吹“郑邦”文学

六朝究竟是崇尚辞藻的时代，所以裴子野的作风与论调，虽有一部分人“翕然慕之”，然马上又惹起反响。梁简文帝萧纲（503—551）《与湘东王书》云：

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时。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吾既拙于为文，不敢轻有掎摭。但以当世之作，方古之才人，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又时有效谢康乐、裴鸿胪文者，亦颇有惑焉。何者？谢客吐言天挺，出于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是为学谢则不屈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绝其所长，惟得其所短。谢故巧不可阶，裴亦质不宜慕。故胸驰臆断之侣，好名忘实之类，亦分肉于仁兽，逞郤克于邯郸，入鲍忘臭，效尤致祸。决羽谢生，岂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惧两唐之不传。故玉徽金铣，反为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听；“阳春”高而不合，妙声绝而不寻，竟不精讨锱铢，核量文质。有异《巧心》，终愧妍手。是以握瑜怀玉之士，瞻郑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闽乡而叹息。诗既若此，笔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驱染；纸札无情，任其摇襞。甚矣哉！文之横流，一至于此！（《梁书》卷四十九《文学》上《庾肩吾传》）

裴子野慨叹“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的“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萧纲则谓“未闻吟咏性情，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裴子野诋当时的诗文，“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萧纲则慨叹“握瑜怀玉之士，瞻郑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闽乡而叹息”。裴子野“不尚丽靡之词”；萧纲则薄其“无篇什之美”，“质不宜慕”。逐处与裴氏相反，虽不能遽谓是针对雕虫论而发，但确是在驳斥裴氏一派的理论。萧纲虽未明白反对经传，但谓文学不应效法经传；虽未明白提倡淫丽，但谓不应轻视郑邦闽乡。又《诫当阳公大心书》云：“立身须谨慎，文章须放荡。”无怪乎章太炎先生说“简文变古，志在桑中”（《国故论衡·文学总略·论式》）了。

九 徐陵的编辑“丽人”艳歌

萧纲只是慨叹文人的“瞻郑邦而知退，望闽乡而叹息”，徐陵（507—583）更进而提倡艳歌—提倡丽人的艳歌。他编了一部千古传诵的绝顶香艳的《玉台新咏》。《玉台新咏》的编辑，不惟显示了徐陵的文学观，而且显示了当时的文学观，因为伟大的总集的编辑，每是时代的结晶。况说《玉台新咏》所收又大半是魏晋以迄齐梁的作品，则香艳文学的创作，是当时的普遍现象了。

徐陵在《玉台新咏序》里，不谈诗的问题，而先用了二百多字形容“丽人”的“倾城倾国，无对无双”。然后说到丽人的“妙解文章，尤工诗赋，……九日登高，时有缘情之作，万年公主，无非累德之辞。其佳丽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然后才说到“往世名篇，当今巧制，分诸麟阁，散在鸿都，不借篇章，无由披览。于是然脂瞑写，弄笔晨书，撰录艳歌，凡为十卷”。自称：“曾无忝于雅颂，亦靡滥于风人。”这在徐陵看来，或者是一点不错，但在两汉或唐宋的载道文人看来，恐不胜风雅沦亡之叹。

不错，《玉台新咏》十卷全是“艳歌”，但大半是“丑男”之作，出于“丽人”者很少。而大主选徐陵先生却全系在“丽人”之下，—全系在“倾城倾国，无对无双”的“丽人”之下。既是“无对无双”，就是“唯一无二”，那么，十卷艳歌，都是一位“丽人”所作，何来的“往世名论，当今巧制”？本来是一位“丽人”的专集，何劳徐陵先生的“撰录”？所以若从逻辑上言，根本不通；而从心理上言，则是徐陵的一种企向：“艳歌”出于“丽人”，才更香艳；“丽人”而“倾城倾国，无对无双，”才更美满。至于阅读，本是人人有份，而徐陵却云：

至如青牛帐里，余曲既终，朱鸟窗前，新妆已竟；方当开兹缥帙，散此稻绳，永对玩于书帷，长循环于纤手。……娈彼诸姬，聊同弃日；懿与彤管，丽矣香奁（一作无或讥焉）。

这也是不合逻辑的香艳心理。由香艳心理，表现为香艳文学观。刘萧《大唐新话》云“梁简文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晚年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为《玉台新咏》以大其体”也是一种不合逻辑的记载。但徐陵本是简文帝的僚友，授意于简文，非不可能。果然，这种香艳的文学观，徐陵真是不能独占了。

十 萧绎的兼重华实

萧纲《与湘东王书》，提倡“郑邦”文学，末谓：“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但萧绎（507—554）—就是湘东王，也就是梁元帝—却反对“轻侧”之文，所作《金楼子·立言》篇下云：

今之俗，搢绅稚齿，闾巷小生，学以浮动为贵。用百家则多尚轻侧，涉经记则不通大旨，苟取成章，贵在悦目。龙首蛇足，随时之义；牛头马髀，强相附会。事等张君之弧，徒观外泽；亦如南阳之里，难就穷检矣。……夫酌挹道德，宪章前言者，君子所以行也。是故言顾行，行顾言。原宪云：“无财谓之贫，学不行谓之病。”末俗学徒，颇或异此。或假兹以为伎术，或狎之以为戏笑。若谓为伎术者，犁靬眩人，皆伎术也；若以为戏笑者，少府斗获，皆戏笑也。未闻强学自立，和乐慎礼若此者也。（《知不足斋丛书》本卷四）

这直然是载道的文学观，与乃兄异趣。但《广弘明集》卷二十载有他所作的《内典碑铭集林序》，则又放下了道学的牌子。在那里说：

夫世代亟改，论文之理非一；时事推移，属词之体或异。但繁则伤弱，率则恨省；存华则失体，从实则无味。或引事虽博，其意犹同；或新意虽奇，无所倚约；或首尾伦帖，事似牵课；或翻复博涉，体制不工。能使艳而不华，质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质，约而能润，事随意转，理逐言深，所谓菁华，无以间也。

自然这也不同于乃兄的提倡“郑邦”文学，而与别一乃兄萧统的意见略相近，比《金楼子·立言》篇的话和平多了。盖因他之作《金楼子》，本“念臧文仲既没，其言立于世。曹子桓云：“立德著书，可以不朽。＇杜元凯言：“德者非所企及，立言或可庶几。”故户牖悬刀笔，而有述作之志矣”（《金楼子序》）。所以不能不板着面孔说道学话。实则他“幼好雕虫，长而弥笃，游心释典，寓目词林”（《内典碑铭集林序》），所以仍然不能忘怀美辞。但美辞渐为世厌倦，也可于此略窥一二。论文专家的刘勰，对藻缋艳丽的文学，也极力排斥，别为专章论次，这里恕不复叙，然批评理论的转变，却由彼更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注脚

1. 裴子野生卒皆先于萧统。但《雕虫论》自称梁鸿胪卿，其为鸿胪卿，在元通元年，即其卒之前一年，而其卒之后一年，萧统亦卒，则此文之作，或在萧统撰《文选》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