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章01

一 文学含义的净化

编辑

周秦所谓“文学”,指学术而言,但现在所谓“文学”,也包括在内。两汉继周秦之后,仍以“文学”括示学术,而另以“文章”括示现在所谓“文学”。这种分别,直至曹魏犹然。如夏侯惠云:“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一《刘劭传》)但也有觉得不应当以“文学”括示学术的,由是易以“儒学”。如刘劭《人物志·流业》篇云:“人之流业,有十二焉。”“有文章,有儒学。”“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是谓儒学,毛公、贯公是也。”“儒学之材,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其所谓“儒学”虽不能说是全同于两汉所谓“文学”,但两汉所谓“文学”确大半是“儒学”。刘劭不名为“文学”而名为“儒学”,大概因为那时的“文学”二字,已逐渐不是指学术而言了。

“文学”之不用指学术而言,在东汉已开其端绪。张衡《南阳文学儒林书赞》云:“南阳太守上党鲍君,愍文学之弛废、怀儒林之陵迟,乃命匠修而新之。”“文学”与“儒林”连举,可见“文学”不即是儒林之学。不过只是连举,而不是对举,所以不能说其所谓“文学”,即同于刘劭的与“儒学”对举的“文章”,更不能说即同于现在所谓“文学”。魏邯郸淳作《汉鸿胪陈纪碑》云:“研几道艺,涉览文学。”其所谓“文学”,也大概略同于张衡所谓“文学”;既非指学术而言,亦非指“文章”而言,实介于学术与文章之间,纯是一种过渡的用法。

曹丕(186—226)作《典论论文》,称“文章经国之大业”,还没有言及“文学”二字。至宋范晔(396—445)作《后汉书·文苑传》,始时称“文章”,时称“文学”。称“文章”者,如《王隆传》、《黄香传》皆云:“能文章。”《傅毅传》云:“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世。”《李尤传》云:“少以文章显。”《崔琦传》云:“以文章博通称。”《祢衡传》云:“文章言议,非衡不定。”又云:“其文章多亡云。”称“文学”者,如《傅毅传》云:“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边韶传》云:“以文学知名。”玩其意蕴,“文章”、“文学”似没有多大的区别。至何谓“文章”“文学”?范晔于《文苑传赞》云:

情志既动,篇辞为贵;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殊状共体,同声异气;言观丽则,永监淫费。


实质缘于“情志既动”,形式则是“篇辞为贵”,与我们所谓“文学”已无大异,不过未鲜明的谓此为文学定义而已。

至梁萧子显作《南齐书》,特立《文学传》,而篇中则称为“文章”,言:

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


实质方面是“情性之风标”,“蕴思含毫,游心内运”,“禀以生灵,迁乎爱嗜。”形式方面是“神明之律吕”,“放言落低,气韵天成”。与现在所谓“文学”,实在没有多少区别,与周秦两汉所谓“文学”,则迥然不同了。

此外若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对立,其所谓“文学”,不惟不包括“儒学”、“玄学”,亦且不包括“史学”。刘义庆《世说新语》有《文学》篇,所述亦只限于诗人文士。《梁书·简文帝纪》称“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文学传》中的《刘苞传》云:“自高祖即位,引后进文学之士,苞及从兄孝绰、从弟孺、同郡刘溉,溉弟洽,从弟沅,吴郡陆倕张率,并以文藻见知,多预宴坐。”同上《刘勰传》云:“昭明太子爱文学,深爱接之。”其所谓“文学”,也很显然的略同于现在所谓“文学”,大异于周秦两汉所谓“文学”。

二 文学概念的转变

编辑

文学含义的净化,基于文学概念的转变。本来宇宙万象,永远在变化。但变化的过程,有“渐变”、“突变”之别。古代文学概念的突变时期在魏晋。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云:

至于建安(汉献帝年号,196——220)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畜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


又云:

降及元康(晋惠帝年号,291—299),潘陆特秀,律异班马,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左。


以前也不是没有文,但一则比较崇实尚质,二则偏于纪事载言。至建安,“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才造成文学的自觉时代。“遗风余烈,事极江左”,才造成文学的灿烂时代。

这是就创作风气而言。创作风气随文学理论为转移。东汉末年的王逸作《楚辞章句序》云“战国并争,道德陵迟,……屈原……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引见二篇三章六节),还有载道的观念。曹丕作《典论论文》,既未言道,亦未言情。陆机(261—303)作《文赋》云:

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文选》卷十七)


《文赋序》又云:

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情形,非情感)。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


“理”已不似“道”的严酷,“意”更较“理”为游移;可以包括严酷之“道”,也可以包括微温之“情”。

吴时的陆机还兼取“理”“意”,宋时的范晔则弃“理”取“意”。他的《狱中与诸甥侄书》云:

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都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


文中虽谓“以意为主”,但又谓“情志所托”,可见其所谓“意”偏于“情”,与陆机所谓“意”之偏于“理”者不同。总之,“道”是最严酷的,“情”是最微温的,“理”与“意”则是由“道”至“情”的桥梁;两汉的载道文学观便借了这架桥梁,渡到魏晋六朝的缘情文学观。

三 文学价值的提举

编辑

伴着文学概念转变而来的问题是文学价值。周秦两汉的时候,文学的价值不在文学的本身,而在文学的纪事载言。曹丕《典论论文》云: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审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文选》卷五十二)


曹丕是提出文学价值的第一人,称文章为“不朽之盛事”当然期许甚高。但一则于“不朽之盛事”以前,先誉为“经国之大业”,则其价值仍然不全在文学本身,而在文学之有“经国”的功能。二则作者寄身翰墨,见意篇籍,是为的“声名自传于后”,则其重文是缘于“名”而非缘于“实”。

曹丕誉文章为“经国之大业”,曹植(192—232)则诋辞赋为“小道”。《与杨德祖书》云:

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兹也。昔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颂为君子哉?(《文选》卷四十二)


这在曹植或者是愤激之言。此书又云:“仆少好为文章(他本作辞赋),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又前录序亦云:“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但因文受累,所以诋为小道。且自己“位为藩侯”,因为乃兄妒弃,不得“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由是只以辞赋名家,当然由愤懑不平,而妒恨辞赋。杨德祖(173—217)的复书——《答临淄侯笺》,便极力为辞赋辩护云:

今之赋颂,古诗之流,不更孔公,风雅无别耳。修(德祖名)家子云,老不晓事,强著一书,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俦,皆有諐邪?君侯忘圣贤之显迹,述鄙宗之过言,窃以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经国之大业,流千载之英声,铭功景钟,书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岂与文章相妨害哉?(《文选》卷四十)


观此,知辞赋文章的价值,已为时人所公认,所以曹植以藩侯之尊,诋毁辞赋,便招杨修的公然辩诘。而曹植的诋毁辞赋,是由于不得经国立功的愤激心理,也益可了然。

阻止文学独立,压抑文学价值的,是道德观念与事功观念。曹植的不甘“以翰墨为勋绩”,便是重事功,而轻文学。曹丕的称文章为“经国之大业”,则是提拔文学,使与事功抗混。至于道德,就是曹丕也觉得高于文学。《与王朗书》云:“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直至晋代的葛洪,始使文学贺乎道德之上。他的《抱朴子》外篇有《文行》一篇,称“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则著纸者糟粕之余事,可传者祭毕之刍狗,卑高之格,是可讥矣。”他的答辩云:

筌可弃而鱼未获,则不得无筌;文可废而道未行,则不得无文。若夫翰迹韵略之广逼,属辞比义之妍媸,源流至到之修短,韫藉汲引之深浅,其悬绝也,虽天外毫内,不足以喻其辽邈;其相倾也,虽三光熠耀,不足以方其巨细;龙渊铅键,未足以譬其锐钝;鸿羽积金,不足以方其轻重。而俗士唯见能染毫画纸,概以一例,斯伯氏所以永思钟子,郢人所以格斤不运也。……且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余事,未之前闻也。(《平津馆丛书》本卷四十五)


此言不只见于《文行》篇,亦见于《尚博》篇,可见是葛洪批评道德文学的重要言论。在《尚博》篇又假为或曰:“著述虽繁,适可以骋辞耀藻,无补于得失,未若德行不言不训。故颜闵为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行本而学末。然则缀文固为余事,而吾子不褒崇其源,而独贵其流,可乎?”他的答辩云:

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议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铨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难一焉。吾故舍易见之粗,而论难识之精,不亦可乎?(卷三十二)


前者还等视道德文章,此更谓道德为粗,文章为精。

由曹丕的提拔,文章已与事功抗混;由葛洪的评赞,文章又驾道德之上。这样至于梁朝,遂有简文帝萧纲的文学高于一切说,《答张赞谢示集书》云:

窃常论之,日月参辰,火龙黼黻,尚且著于玄象,章乎人事,而况文辞可止,咏歌可辍乎?不为壮夫,杨实小言破道;非谓君子,曹亦小辩破言:论之科刑,罪在不赦。

假使他是魏文帝,只“辞赋小道”一语,也可置曹植于死罪了。又作《昭明太子集序》云:

窃以文之为义,大哉远矣。……故《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以含精吐景,六卫九光之度,方珠喻龙,南枢北陵之采,此之谓天文。文籍生,书契作,咏歌起,赋颂兴,成孝敬于人伦,移风俗于王政,道绵乎八极,理浃乎九垓,赞动神明,雍熙钟石,此之谓人文。若夫体天经而总文纬,揭日月而谐律吕者,其在兹乎。


六朝文盛的缘故,这种文学高于一切的观念,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吧?

四 社会学术的因素

编辑

这样一个巨烈的转变,当然有多方面的因素,最要者为下述四种:

(一)由于社会的转捩。本来人是有理智同时又有情感的动物,发于理智的文学偏于纪事载言,发于情感的文学偏于吟咏情性。汉魏的社会,一般的说来,是由治而乱。治世有光明的前途,理智得到发展的机会;政教有常轨,情感遭受相当的限制。乱世的前途暗淡,理智的计划无用;政教无标准,感情可以任意发展。所以自建安的文学,“甫乃以情纬文”。纪事载言的文章宜于质,吟咏情性的作品需要文,所以自建安的文学“甫乃以文被质”。

这只是就治乱的分野,探求文学的动态。更具体的分析,汉末魏晋,由混战及其他原因,促成都市及庄园的发展。也是“遗风余烈,事极江左”。如北方的许都、洛下,南方的金陵、会稽,都极繁荣,同时也都是文人荟萃之所。都市的文学当然要绮丽华美。至庄园则以两种的姿态出现:一为国家庄园。如邓艾的以军屯田于陈蔡(《三国志·魏志》卷二十八《邓艾传》),徐邈的以民屯田于凉州(同上卷二十七《徐邈传》)。一为大族庄园。如《三国志·魏志·仓慈传》云:“旧大族田地有余,小民无立锥之土。”所谓庄园,有供给经济的庄田,还有供给游居的园林。当时的园林很发达,最有名者,北为石崇的洛阳金谷园,南为王羲之的会稽兰亭。一时的文人,不是自有庄园,就是做有庄园者的清客,由是表现为“怜风月,狎池馆”(《文心雕龙·明诗》篇)的文学。园林中的点缀不能只有花草还须有美人。同时小民既无立锥之地,生活困难,也只有将自己的子女,卖给大族为奴婢。《世说新语·汰侈》篇载“石崇每要客宴集,常令美人行酒。饮客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可见美人在园林中的地位。而在这里的文人作品,自然又表现为“醇酒妇人”。前者是自然文学,后者是浪漫文学,两者都是“以情纬文”,同时也都需要“以文被质”。

(二)由于政治的倡导。这是刘勰、钟嵘已经说过的。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云:“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钟嵘《诗品序》云:“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蔚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附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可见建安时代的文学特盛,与曹公父子的以政治的力量提倡有关。建安十五年,曹操令举“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三国志·魏志》卷一《武帝传》)。二十二年,又令举“被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同上)。影响于文学的,当然是弃道缘情。

(三)由于经学的衰微。经书所载,虽未必都是圣人之道,但后世却谓圣人之道载之于经,由是经书成了道德之府,而宗经为文者遂偏于“道”,反经为文者则偏于“情”。裴子野反对自宋迄梁的雕虫之文,谓当时的“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详七节)。可见“吟咏情性”,便“摈落六艺”;而“摈落六艺”,也便“吟咏情性”。创造宫体诗的萧纲,反对宗经,《与湘东王书》云:“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详八节)更可见“缘情”与“宗经”的势不两立。《颜氏家训·序致》篇云“虽读《礼》传,微爱属文”(卷一),也认属文与读《礼》冲突。两汉是经术独尊的时代,所以载道尚用的色彩,特别浓厚,就是唯美的辞赋,也要给予“讽”“谏”的功能(详二篇三章五至八节)。盛极而敝,至东汉末年的桓灵时代,酿成党锢之患,有名的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率皆身首异处,亲友株连。作史者溯厥原始,推于“自武帝以后,崇尚儒术,怀经协术,所在雾会”(《后汉书·党锢传》)。由是士子视经学为畏途。《南史·儒林传》称:“魏正始以后,更尚玄虚,公卿士庶,罕通经学。”顾炎武《日知录》云:“东汉之末,节义衰而文章盛。”(卷十三《两汉风俗》)唯其经术节义衰,所以文章才盛;唯其经术节义衰,所以文章才转于“缘情”。

(四)由于佛经的东渐。佛经的传译,确如僧祐所言:“迩及桓灵,经来稍广。”(《出三藏记集》卷一《名录序》)而文学观念的转变,恰在稍后的魏晋,其中机缘,可以推知。鸠摩罗什云:“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详四篇八章三节)恐怕“失其藻蔚”,正是求传其藻蔚。由是由译经的求传藻蔚,使创作的风尚也趋向藻蔚。如再分析证明,则文学的讲求音律,由于“转读”“梵音”;文学的注重辞藻,由于“唱导”“说法”。释慧皎《高僧传·经师论》称佛经的音律:“咸池韶武,无以匹其工,激楚梁尘,无以较其妙。”又言:“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音'。”中国之“转读”“梵音”始于曹植。所以《经师论》又云:“自大教东流,乃译文者众,而传声盖寡。……始有魏陈思王曹植,深爱声律,属意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渔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大藏经》本卷十三)首先传梵声的是曹植,首先讲文气的是曹植的哥哥曹丕;文气自然的音律,与梵声应有相当关系。至人为的音律的四声之由“转读”“梵音”而来,陈寅恪先生有详细的考证(详四章四节);由彼例此,益知也有关梵声了。

《高僧传》卷十三《唱导论》云:“唱导者,盖所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昔佛法初传,于时齐集,只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旁引譬喻。其后庐山释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齐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先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后世传受,遂成永则。”知“唱导”“说法”,略同于耶稣教的“讲道”,目的在宣传教义。宣传教义者须声辩才博。《唱导论》又云:“夫宣导所贵,其事四焉,谓声辩才博。非声无以警众,非辩无以适时,非才则言无可采,非博则语无依据。至若响韵钟鼓,则四众惊心,声之为用也;辞吐俊发,适会无差,辩之为用也;绮制雕华,文采横逸,才之为用也;商榷经论,采撮书史,博之为用也。若能善兹四事,而适以人时,如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若陈忏悔;若为君王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目;凡此变态,与事而兴,可谓知时知众,又能善说。”本来宣传的事业,立意甚简,端重词藻,所以古代的文学散文出于纵横家的游说之辞(详二篇二章一节),魏晋文学的重视词华,当然与佛家的“唱导”“说法”有关。

五 葛洪的反古与提倡博富艰深的文学

编辑

由两汉的重道轻艺,重情轻文,重述轻作,重经轻子,转到魏晋六朝的重艺轻道,重文轻质,重作轻述,重子轻经,自然要胎育出一些大胆的反传统观念的人物。这种人物的代表者,在汉末的为王充,在魏晋的为葛洪。葛洪最崇拜王充,他的《抱朴子》外篇特立《喻蔽》一篇,为王充鼓吹辨护,说“王仲任(充字)作《论衡》八十篇,为冠儒大才”。王充提倡作,卑视述,葛洪亦云:

夫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贤。(《平津馆丛书》本《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三《喻蔽》篇)


王充因为尚作卑述,所以瞧不起说经的“世儒”,揄扬著作的“文儒”,葛洪也便进而鼓吹子书:

正经为道义之渊海,子书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则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则林薄之裨嵩岳也。虽津涂殊辟,而进德同归;虽离于举趾,而合于兴化。故通人总原本以括流末,操纲领而得一致焉。……拘系之徒,桎梏浅溢之中,挈瓶训诂之间,轻奇贱异,谓为不急。或云小道不足观,或云广博乱人思,而不识合锱铢可以齐重于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数于亿兆,群色会而衮藻丽,众音杂而韶濩和也。或贵爱诗赋浅近之细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书,以磋切之至言为呆拙,以虚华之小辨为妍巧,真伪颠倒,玉石混淆,同广乐于桑间,钧龙章于卉服,悠悠皆然,可叹可慨者也。(同上卷三十二《尚博》篇)


王充反对世俗的“好珍古,不贵今”,葛洪更进而谓今胜于古:

《尚书》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也;《毛诗》者,华彩之词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涔博富也。……若夫俱论宫室,而奚斯“路寝”之颂,何如王生之赋“灵光”乎?同说游猎,而叔畋“卢铃”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并美祭祀,而《清庙》、《云汉》之辞,何如郭氏“南郊”之艳乎?等称征伐,而出军(孙星衍云,当作车)六月之作,何如陈琳“武军”之壮乎?则条举可以觉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并作补亡诗《白华》、《由庚》、《南陔》、《华黍》之篇,诸硕儒高才之赏文者,咸以古诗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贤之所作也(同上卷三十《钧世》篇)。


痛骂崇古卑今的人,说他们是“守株之徒”,说他们是“有耳无目”(亦见《钧世》篇)。

王充只是卑薄经生,还没有大胆的论到经书的本身;葛洪不惟大胆的论到经书的本身,而且说《尚书》、《毛诗》都不及汉魏的文章;不用说在两汉尊经之后,就是在废经倒孔的“五四”时代,这种言论也要使大部分的人舌矫而不敢下的。这是如何大胆的批评!固然经书的巨手不能伸展在魏晋六朝是有许多原因的,而葛洪这种大胆的批评,也确是抵制经书的生力军。

不过葛洪虽在继承王充反抗时代的盛业,却有与王充绝对不同者一点,就是王充虽也尚文,而反对“雕文饰辞”之文,葛洪则提倡“雕文饰辞”之文。所以王充是两汉文学观的结束者,葛洪则是魏晋六朝文学观的开国功臣。王充不赞成“好珍古,不贵今”,理由是“善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真伪,无有故新”。葛洪以为今胜于古的,是“清富赡丽”与“汪泼博富”。又云:

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至于罽锦丽而且坚,未可谓之减于蓑衣;辎斩好而又牢,未可谓之不及椎车也。(《钧世》篇)


王充说“文由语也”。葛洪却云:

书犹言也,若入谈语,故为知音(原作有,据孙星衍校改),胡越之接,终不相解,以此教戒,人岂知之哉?若言以易晓为辨,则书何故以难知为好哉?(《钧世》篇)


这一主赡丽,二主艰深的意见,便铸成了六朝的文学观,领导了六朝的文学。

六 萧统的摈除子史与提倡翰藻的文学

编辑

刘劭称司马迁、班固为文章家,谓“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是认为史书也是在文学之内。葛洪反对“贵爱诗赋浅近之细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书”,诋其“真伪颠倒,玉石混淆”,是认为子书还优于诗赋。至萧统(500—531)编《文选》,则谓子史都不是文学。《文选序》云: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裁?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徂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同异,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则他所谓文学,不包括子史。就是经书,虽蒙其尊崇,但也不予选录。他所选录的,必须“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纯是从美术的观点,定文学的范畴。

美的文章,必生于真的情志,所以《文选序》又说:“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真的情志,却不必是男女性爱。专写男女性爱之文,萧统甚表菲薄。所以《文选序》又云:

《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


萧统还作有《陶渊明集序》,称渊明“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但谓:

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亡是可也!


至他所理想的文学,则见于《答湘东王求文》及《诗苑英华》书云:

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


萧统的这种主张,颇能引起替他作集序的刘孝绰(481—539)的同调:

窃以属文之体,鲜能周备:长卿徒善,既累为迟,少孺虽疾,俳优而已;子渊淫靡,若女工之蠹;子云侈靡,异诗人之则;孔璋词赋,曹植劝其修今,伯喈答赠,挚虞知其颇古;孟坚之颂,尚有似赞之讥;士衡之碑,犹闻类赋之贬。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昭明太子集序》)


与萧统的主张,可谓同出一辙。

七 裴子野《雕虫论》

编辑

有提倡辞藻的,就有反对辞藻的;反对辞藻的要以裴子野(468—530)[1]为最激烈,他以为当时的文学不过是“雕虫”而已,特作《雕虫论》云:

宋明帝博好文章,……于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梁鸿胪卿裴子野论曰:古者四始六艺,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气,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后之作者,思存枝叶,繁华蕴藻,用以自通,若悱恻芳芬,楚骚为之祖,靡漫容与,相如和其音。由是随声逐影之俦,弃指归而无执,赋诗歌颂,百帙五车,蔡应(《通典》作邕)等之俳优,扬雄悔为童子,圣人不作,雅郑谁分!其五言为(《通典》此下有诗学)家,则苏李自出,曹刘伟其风力,潘陆固其枝叶(《通典》作柯)。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绣鞶悦,无取庙堂。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笃焉。自是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裴尔为功(《通典》作曹),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通典》此下有遗字)风也。若季子聆音,则非兴国;鲤也趋室,必有不敢(《通典》作敦)。荀卿有言,“乱代之征,文章匿而采”,斯岂近之乎!(《全梁文》卷五十三《通典》卷十六)


自然这是从崇尚辞藻后的当然反响,但不出于旁人,而独出于裴子野,恐与他是史学家而非文学家有关。他“因宋之新史,为《宋略》二十卷”。自言:“剪截繁文,删撮事要,即其简寡,志以为石。夫黜

恶章善,臧否与夺,则以先达格言,不有私也。”(《宋略》总论,见《全梁文》卷五十三)如萧统所言,史“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同异,方之篇翰,亦已不同”,所以崇尚简要,菲薄辞藻。《梁书》卷三十本传云:“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异体。当时或有诋词,及其末皆翕然重之。”既“不尚丽靡之词”,当然反对“雕虫之艺”了。

八 萧纲的鼓吹“郑邦”文学

六朝究竟是崇尚辞藻的时代,所以裴子野的作风与论调,虽有一部分人“翕然慕之”,然马上又惹起反响。梁简文帝萧纲(503—551)《与湘东王书》云:

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时。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吾既拙于为文,不敢轻有掎摭。但以当世之作,方古之才人,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又时有效谢康乐、裴鸿胪文者,亦颇有惑焉。何者?谢客吐言天挺,出于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是为学谢则不屈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绝其所长,惟得其所短。谢故巧不可阶,裴亦质不宜慕。故胸驰臆断之侣,好名忘实之类,亦分肉于仁兽,逞郤克于邯郸,入鲍忘臭,效尤致祸。决羽谢生,岂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惧两唐之不传。故玉徽金铣,反为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听;“阳春”高而不合,妙声绝而不寻,竟不精讨锱铢,核量文质。有异《巧心》,终愧妍手。是以握瑜怀玉之士,瞻郑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闽乡而叹息。诗既若此,笔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驱染;纸札无情,任其摇襞。甚矣哉!文之横流,一至于此!(《梁书》卷四十九《文学》上《庾肩吾传》)


裴子野慨叹“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的“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萧纲则谓“未闻吟咏性情,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裴子野诋当时的诗文,“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萧纲则慨叹“握瑜怀玉之士,瞻郑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闽乡而叹息”。裴子野“不尚丽靡之词”;萧纲则薄其“无篇什之美”,“质不宜慕”。逐处与裴氏相反,虽不能遽谓是针对雕虫论而发,但确是在驳斥裴氏一派的理论。萧纲虽未明白反对经传,但谓文学不应效法经传;虽未明白提倡淫丽,但谓不应轻视郑邦闽乡。又《诫当阳公大心书》云:“立身须谨慎,文章须放荡。”无怪乎章太炎先生说“简文变古,志在桑中”(《国故论衡·文学总略·论式》)了。

九 徐陵的编辑“丽人”艳歌

编辑

萧纲只是慨叹文人的“瞻郑邦而知退,望闽乡而叹息”,徐陵(507—583)更进而提倡艳歌—提倡丽人的艳歌。他编了一部千古传诵的绝顶香艳的《玉台新咏》。《玉台新咏》的编辑,不惟显示了徐陵的文学观,而且显示了当时的文学观,因为伟大的总集的编辑,每是时代的结晶。况说《玉台新咏》所收又大半是魏晋以迄齐梁的作品,则香艳文学的创作,是当时的普遍现象了。

徐陵在《玉台新咏序》里,不谈诗的问题,而先用了二百多字形容“丽人”的“倾城倾国,无对无双”。然后说到丽人的“妙解文章,尤工诗赋,……九日登高,时有缘情之作,万年公主,无非累德之辞。其佳丽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然后才说到“往世名篇,当今巧制,分诸麟阁,散在鸿都,不借篇章,无由披览。于是然脂瞑写,弄笔晨书,撰录艳歌,凡为十卷”。自称:“曾无忝于雅颂,亦靡滥于风人。”这在徐陵看来,或者是一点不错,但在两汉或唐宋的载道文人看来,恐不胜风雅沦亡之叹。

不错,《玉台新咏》十卷全是“艳歌”,但大半是“丑男”之作,出于“丽人”者很少。而大主选徐陵先生却全系在“丽人”之下,—全系在“倾城倾国,无对无双”的“丽人”之下。既是“无对无双”,就是“唯一无二”,那么,十卷艳歌,都是一位“丽人”所作,何来的“往世名论,当今巧制”?本来是一位“丽人”的专集,何劳徐陵先生的“撰录”?所以若从逻辑上言,根本不通;而从心理上言,则是徐陵的一种企向:“艳歌”出于“丽人”,才更香艳;“丽人”而“倾城倾国,无对无双,”才更美满。至于阅读,本是人人有份,而徐陵却云:

至如青牛帐里,余曲既终,朱鸟窗前,新妆已竟;方当开兹缥帙,散此稻绳,永对玩于书帷,长循环于纤手。……娈彼诸姬,聊同弃日;懿与彤管,丽矣香奁(一作无或讥焉)。


这也是不合逻辑的香艳心理。由香艳心理,表现为香艳文学观。刘萧《大唐新话》云“梁简文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晚年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为《玉台新咏》以大其体”也是一种不合逻辑的记载。但徐陵本是简文帝的僚友,授意于简文,非不可能。果然,这种香艳的文学观,徐陵真是不能独占了。

十 萧绎的兼重华实

编辑

萧纲《与湘东王书》,提倡“郑邦”文学,末谓:“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但萧绎(507—554)—就是湘东王,也就是梁元帝—却反对“轻侧”之文,所作《金楼子·立言》篇下云:

今之俗,搢绅稚齿,闾巷小生,学以浮动为贵。用百家则多尚轻侧,涉经记则不通大旨,苟取成章,贵在悦目。龙首蛇足,随时之义;牛头马髀,强相附会。事等张君之弧,徒观外泽;亦如南阳之里,难就穷检矣。……夫酌挹道德,宪章前言者,君子所以行也。是故言顾行,行顾言。原宪云:“无财谓之贫,学不行谓之病。”末俗学徒,颇或异此。或假兹以为伎术,或狎之以为戏笑。若谓为伎术者,犁靬眩人,皆伎术也;若以为戏笑者,少府斗获,皆戏笑也。未闻强学自立,和乐慎礼若此者也。(《知不足斋丛书》本卷四)


这直然是载道的文学观,与乃兄异趣。但《广弘明集》卷二十载有他所作的《内典碑铭集林序》,则又放下了道学的牌子。在那里说:

夫世代亟改,论文之理非一;时事推移,属词之体或异。但繁则伤弱,率则恨省;存华则失体,从实则无味。或引事虽博,其意犹同;或新意虽奇,无所倚约;或首尾伦帖,事似牵课;或翻复博涉,体制不工。能使艳而不华,质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质,约而能润,事随意转,理逐言深,所谓菁华,无以间也。


自然这也不同于乃兄的提倡“郑邦”文学,而与别一乃兄萧统的意见略相近,比《金楼子·立言》篇的话和平多了。盖因他之作《金楼子》,本“念臧文仲既没,其言立于世。曹子桓云:“立德著书,可以不朽。'杜元凯言:“德者非所企及,立言或可庶几。”故户牖悬刀笔,而有述作之志矣”(《金楼子序》)。所以不能不板着面孔说道学话。实则他“幼好雕虫,长而弥笃,游心释典,寓目词林”(《内典碑铭集林序》),所以仍然不能忘怀美辞。但美辞渐为世厌倦,也可于此略窥一二。论文专家的刘勰,对藻缋艳丽的文学,也极力排斥,别为专章论次,这里恕不复叙,然批评理论的转变,却由彼更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注脚

编辑
  1. 裴子野生卒皆先于萧统。但《雕虫论》自称梁鸿胪卿,其为鸿胪卿,在元通元年,即其卒之前一年,而其卒之后一年,萧统亦卒,则此文之作,或在萧统撰《文选》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