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中之共產黨黨內問題

中國革命中之共產黨黨內問題
作者：瞿秋白
1927年2月

本文节录自《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五章，标题是原文的副题。

　　中國從辛亥以來，一直是在革命狀態之中，中國革命是中國無產階級率領農民的中國“民族”，革那官僚買辦地主階級的命，亦就是世界無產階級領導著中國無產階級革那世界資產階級的命。中國革命隻有無產階級能領導到勝利的道路上去。無產階級應當首先聯合工匠、農民、兵士的小資產階級，領著一般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反對那妥協賣民的民族資產階級，以此正確的策略日益組織團結更廣泛的群眾——這樣去領袖中國的革命。而無產階級需要共產黨之領導，所以實際上領袖中國革命的應當是共產黨。那麽，這應當領導中國革命的人又怎樣呢，他們的健康怎麽樣呢？

　　老實不客氣說：他有一點兒病，亦許不止一點兒罷！

　　去年七月中央擴大會議便決定開放國民革命問題的討論，最近中央政治局又通告討論國際的議決案，說：“與其由盲目的一致而弄到實際不一致，不如由意見的不一致而求得實際的一致！”因此，我將我對於黨的意見，亦許是大家不能和我一致的，完完全全的說出來。我肯定的說：我們的黨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諱疾忌醫”，非死不可。而我們黨的第一種病，便是諱疾忌醫。如果有人說：“黨內發生派別了”，那麽“大家”一定說：“照列寧主義的規定，共產黨是不應當有派別的，因此中國之黨既名為共產黨，便決不會有派別。你這小子造謠惑眾，應當按照列寧主義的紀律第一千零一條，推出轅門斬首：看刀……！”是的，斬首是中國皇帝的東方文化，是中國的家常便飯。

　　但是我要做一個布爾塞維克，我將服從真正列寧主義的紀律，我可不怕皇帝製度的斬首。我敢說：中國共產黨內有派別，有機會主義——中國托洛茨基主義式的機會主義，實際上是第二國際主義之雛形。

　　我們黨是有病，病的名詞叫做彭述之主義，隨便稱呼也不要緊，他的實質是從我們實際工作和策略，零零碎碎匯合起來，不自覺的形成一個隱隱約約的係統。可以說並非彭述之一人的獨創，亦許彭述之自己將要反對彭述之主義了。然而彭述之主義者還是很多；我們必須指出這彭述之主義，實在是孟塞維克主義在中國的化身，因為群眾和革命如此教訓我們：如果再不明白的公開的揭發出來，群眾和革命要拋棄我們了。我們不能看“黨”的麵子，比革命還重。一切為革命的勝利！

　　彭述之主義的策略是甚麽呢？

　　書生式的革命觀與政客式的政變觀。開始是“先宣傳，再組織、然後暴動”死公式。好象畫著圖樣造房子似的。他們（彭述之主義派）認為不是如此純粹“特別改良”西洋式的革命，便不算真革命，而隻是“畸形混沌”的中國貨。因此，看輕中國革命中之“土匪頭兒的南方軍閥”之作用。這又是宗派主義、小團體主義。自以為是“教師”，可以教一切人以“科學的革命方法”。於是日常工作之中，不論是在何種人之中：國民黨、軍隊、商人、學生、工人……他們都以教師麵孔對人。開會有一定公式……睡覺有一定姿勢，上毛廁有一定步驟。如果人家不大懂得他們“所教的書”，他們便說：你不懂科學的革命方法，你是反革命。他們幾乎要說：“廣東軍隊中某某軍官不姓托洛茨基，所以他決不是革命軍，而是土匪頭兒的南方軍閥。”他們覺得中國的事處處不合他們的公式。但是等到軍事運動的作用超過了他們的頭，他們大驚奇之後，“恍然大悟”了：原來在中國運動小軍閥，很可以革命，於是專心致誌想著怎樣使靳雲鶚、葉開鑫……倒戈，使閻錫山改變態度……而自己不做群眾工作。從書生式的革命觀又滲雜著政客式的兵變觀。此其一。

　　彭述之主義的革命組織方略怎樣呢？

　　孟塞維克的獨立觀。無產階級要獨立的鬥爭，不能受資產階級的惡化，要有獨立的政黨，獨立的階級意識。這自然是馬克思主義的真理。然而彭述之主義機械的了解這些真理。最初隻要做勞動運動，不要國民革命；進而要做國民革命，可是不要加入國民黨；進而自己可以加入國民黨，而工人不要加入，南方可以加入國民黨，北方不可以加入；進而產業工人不要加入；進而加入了不要做軍事行動，還要教中山停止這種運動；進而自己隻要獨立政治主張，給別人看看我們比國民黨好些，隻要批評國民黨，隻要分辨我們不是隻做國民革命，還在準備第二次革命；進而主張戴季陶有些理由，小資產階級可以獨立，我們也可以獨立，兩相方便最好；進而主張讓國民黨左派右派多做些事，我們不要引起他們共同的嫉妒，落得來做自己的事；最後進而竭力勸告忠告新右派領袖左傾些，我們自己右傾些，大家將就將就。這是一條路：從“本能的自我保存”走起，不知怎麽樣越走越不對，走到幾乎要將革命的命運交給右派資產階級！總之，是唯恐自己墮落在“民族陷井”裏忘了階級，目光隻注在怎樣保存“階級”，而沒有注到怎樣使這階級領導得起民族。因為自己心上以為工人階級天然是領導者。孟塞維克反對列寧之加入“臨時政府”的主張時，也說恐怕工人階級加入民權政府要惡化，要晦蔽階級意識，不能做“清高的”在野黨極左派了。

　　因為自己以為“無產階級的科學的革命方法”好，所以以為自己天然是指導者，故意與人立異，你隻知道軍事行動，我卻知道宣傳組織；隨後軍事行動“已成事實，不便反對”，那就索性說：你會軍事行動，我也會軍事行動。廣東國民黨會做革命中心，我們北京共產黨也會做中心。何苦如此呢？因為我們無產階級是獨立的嗬！階級應當和中國民族對立的嗬！

　　如此，共產黨內自己的組織紀律又怎樣呢？

　　官僚式的紀律觀與流氓式的紀律觀。亦是公式！“先宣傳，後組織，再暴動”，這不可移易的步驟。那麽，區歸區，地方歸地方，農委歸農委，工委歸工委，婦女歸婦女，小孩子歸小孩子。一層層，“秩序井然”的公式放好在頭腦裏。這亦是不可移易的。按公式，一切服從黨，黨即區委，區委即書記，書記即……。按公式，某機關服從某機關，某級工會歸某級黨部管理，例如，如果某一工會在杭州有重要的活的作用，應加入杭州總工會，然而在組織係統上應屬於江浙區委，並應加入鐵總，那末，怎樣辦？自然是服從區委，否則“破壞組織係統”或“違背黨”。按公式，討論某種事務，應經某某手續，如果為革命策略應付起見，忽略了這一手續，那亦不問有利於革命與否，一概推翻，“推出轅門斬首”。總之，不知道活用，於是根源於書生主義而發生官僚式的紀律觀。黨的“命令”自然是很尊嚴的。但是何以常常不解釋理由，而隻是軍事式的命令呢？因為下級人員不應當問“為什麽”。這仿佛是為秘密起見。下級人員不準討論政治問題。某種機關隻準討論某種問題，這也是公式的。於是群眾同誌習慣如此，便缺少建議力，甚至缺少革命意誌。他自視如一兵士，要人家一撥一動的，他如何敢積極。何以如此？仿佛我可以找著一個經典：布哈林曰：“國家者階級的也，故政治者，階級專政也，階級者服從黨之指導者也，故階級專政即黨的專政也，黨者黨部指導者也，故即黨部專政也，黨部者由某委書記負責者也，故即書記專政也。”這亦是死公式。推演這種公式於黨外群眾，所以會在罷工之後頒布如此之紀律，“工人不準……不準……不準”。這仿佛是流氓團體出布告：“一切遊民乞丐人等不準在此滋擾。”這種流氓式的紀律，是除為資產階級保護神聖的私有財產外，別無他用。我們用於與資產階級聯盟的政策之下，卻也有些用處！

　　總之，沒有積極的紀律，而隻有消極的紀律。沒有“不準不做某事，不準不討論，不準不提議，不準不反問上級命令的理由”。卻隻有“不準說，不準問，不準討論……”。再則，隻有組織手續上的紀律，而沒有政治上的紀律。區委對地委責備是常有的，但是真正紀律，政治上的紀律差不多沒有。區委違背中央命令，違背政治議案而對之怠工，對於這些同誌，卻無所謂紀律。即使無命令無通告，如果負政治責任的同誌有不好的傾向，有不適當的策略，也應當指出，使同誌甚至於群眾知道，然而這在中國，大半為保存麵子起見，不宣布、不直說的。殊不知道真能保存威信，並且使黨前進的，正是自我批評。“家醜不可外揚”和“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的辦法，如今行不通了，宗法社會已經崩壞了。

　　其次，宣傳教育又怎樣呢？

　　童子師式的宣傳教育方法。我們的對內教育，大半是注入的，而不是啟發的，本來“好為人師”的書生，一則喜歡打人家手心，二則喜歡充博學。所以如果有人捉他的白字，他一定要反臉的。小學生問三問四，尤其是他所討厭的。他知道有這麽一個公式，譬如說：“先宣傳，後組織，再暴動”，那麽“小學生們，拿這個公式去讀熟，快來背罷”！如果學生問他：“為什麽，怎麽樣……那是什麽，這是什麽？”那麽，他必定再搖頭晃膀子，大背其他的公式，甚至於所答非所問。最後他說，這是列寧說的，“我即列寧，我難道會錯嗎？”這種教育當然不能使群眾迎受下去。至於對外宣傳，也是看輕群眾。“群眾隻要簡單的口號。不好一次太多了，分著幾個階段來。”這種公式，第一是不能指示前途，而隻是逐段應付環境，群眾反易拘泥；第二是不切事實。工人群眾尤其在革命行動時，他們的問題多著呢。五卅時，我看見小沙渡工人站著讀牆上貼著的《商報》長篇大論的記載；他們心上要知道：“咱們的工友打傷幾個，怎樣打死的，如今怎樣了……商人怎樣辦法，工會怎樣辦法，‘學生先生’怎樣辦法。英國要不要再開槍，再開槍怎樣的對付，不開槍又怎樣對付。”我們卻說他們簡單。如果我們還是這樣看輕群眾，我們的鼓動是收效很少的，這不是提高他們階級意識的辦法。再則，中央機關報上的政治鼓動，卻也太“複雜”了。其實也不“複雜”。不過總是多“分析”、“研究”，而沒有鼓動性。例如“分析”靳雲鶚怎樣要倒戈，怎樣暫時不能倒。研究北洋軍閥官僚出身是山東、直隸、安徽人居多，而南方軍人、政學係、聯省自治派之地主土豪代表，都是湖南人居多，革命黨人都是廣東人居多等。總之，偏重於多聞多見學博才高之表現居多，而鼓動群眾，激刺群眾太少！或是忠告右派的口氣太多，而激刺一般右派群眾的太少。至於理論宣傳，簡直不必談起。除譯書外，主觀上沒有真正分析中國實際狀況而宣傳主義的意誌。根本上不願意適合一般文化程度，而自己用真正中國文來宣傳主義於一般能讀些書的群眾之中。為什麽？因為“我即列寧，我即主義，我已經懂了，放在肚子裏，逐段的抽出來，按公式教導黨部下級人員及群眾，以至於孫中山，如此這般，革命自然成功。至於他們那些人，沒有功夫來懂得全部理論和主義。”至於工人群眾中宣傳主義，簡直大家默認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知識很淺。再則，工人隻要實際行動中生出階級覺悟來好了！

　　總說起來，我們黨的主觀上的程度，很不能與客觀職任相稱，現在決不是曆數“家珍”以自慰藉的時候，我們應當嚴格執行政治紀律，暴一暴“家醜”，以極緊張極積極的努力，迅速的改正我們的錯誤，至少使個個同誌知道“為什麽”這是錯的，然後能夠增高黨的鬥爭力，然後能夠保證黨在群眾中的威信，盡我們偉大的使命。那彭述之主義是：在中國國民革命之中，表麵上隻求工人階級的獨立，甚至於高叫領導權天然在工人階級手裏，同時又說還要準備第二次的“永續革命”，實際上是忽視農民、兵士及革命軍之作用，拋棄小資產階級群眾，其勢不得不與民族資產階級妥協，而資產階級向我們進攻時，又誤認他是買辦階級，因此不能辨明軍閥賣國主義與民族改良主義之區別，隻知道誰不向我進攻，即認為革命派而與之聯合，其結果純為與資產階級聯盟之戰術計劃，於是一切策略錯誤隨之而來，直到賣階級賣革命而後止。至於黨內官僚主義、書生主義之組織上宣傳上的缺點，尤其是政客主義的投機與流氓主義的紀律，皆含有蔑視群眾畏懼群眾之心理，抑製實際鬥爭中之自動創造力，利用落後分子之盲從。凡此一切，皆與彼孟塞維克主義式的戰術相發明，而形成似無實有之一種主義。彭述之亦許應當研究研究自己的主義，然後再能明了“實成其為”一種主義。其餘的彭述之主義派，或者各自取他的一部分，或今天如此明天如彼，雖然同取之於一個主義，而可以前後矛盾。這是因為彭述之主義，本是唯心主義的多元論的敷衍塗砌的實驗主義的；他可以今天說：“這人沒有，已經成鬼”，明天又說，“這人確有，然僅係其思想存在。”如此合成其有鬼論。既如此，他的害處，比馬爾托夫公開的孟塞維克主義更大。因為人人於無意之中不自覺的中他的毒。片段的看來，仿佛亦是馬克思主義，不覺得他可怕。其實合攏在一個線索上，不但是非馬克思主義，並且客觀上簡直是賣階級。所以我們的黨，必須毅然決然和這彭述之主義奮鬥。如今病還淺，革命時機緊迫，趕快醫治，還可以治好！為醫治起見，必須趕快施手術，暴露其病根！我們黨已經是群眾的了。我們黨一定能克服並消滅彭述之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