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中之共产党党内问题

中国革命中之共产党党内问题
作者：瞿秋白
1927年2月

本文节录自《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五章，标题是原文的副题。

　　中国从辛亥以来，一直是在革命状态之中，中国革命是中国无产阶级率领农民的中国“民族”，革那官僚买办地主阶级的命，亦就是世界无产阶级领导著中国无产阶级革那世界资产阶级的命。中国革命只有无产阶级能领导到胜利的道路上去。无产阶级应当首先联合工匠、农民、兵士的小资产阶级，领著一般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反对那妥协卖民的民族资产阶级，以此正确的策略日益组织团结更广泛的群众——这样去领袖中国的革命。而无产阶级需要共产党之领导，所以实际上领袖中国革命的应当是共产党。那么，这应当领导中国革命的人又怎样呢，他们的健康怎么样呢？

　　老实不客气说：他有一点儿病，亦许不止一点儿罢！

　　去年七月中央扩大会议便决定开放国民革命问题的讨论，最近中央政治局又通告讨论国际的议决案，说：“与其由盲目的一致而弄到实际不一致，不如由意见的不一致而求得实际的一致！”因此，我将我对于党的意见，亦许是大家不能和我一致的，完完全全的说出来。我肯定的说：我们的党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可。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讳疾忌医。如果有人说：“党内发生派别了”，那么“大家”一定说：“照列宁主义的规定，共产党是不应当有派别的，因此中国之党既名为共产党，便决不会有派别。你这小子造谣惑众，应当按照列宁主义的纪律第一千零一条，推出辕门斩首：看刀……！”是的，斩首是中国皇帝的东方文化，是中国的家常便饭。

　　但是我要做一个布尔塞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式的机会主义，实际上是第二国际主义之雏形。

　　我们党是有病，病的名词叫做彭述之主义，随便称呼也不要紧，他的实质是从我们实际工作和策略，零零碎碎汇合起来，不自觉的形成一个隐隐约约的系统。可以说并非彭述之一人的独创，亦许彭述之自己将要反对彭述之主义了。然而彭述之主义者还是很多；我们必须指出这彭述之主义，实在是孟塞维克主义在中国的化身，因为群众和革命如此教训我们：如果再不明白的公开的揭发出来，群众和革命要抛弃我们了。我们不能看“党”的面子，比革命还重。一切为革命的胜利！

　　彭述之主义的策略是甚么呢？

　　书生式的革命观与政客式的政变观。开始是“先宣传，再组织、然后暴动”死公式。好象画著图样造房子似的。他们（彭述之主义派）认为不是如此纯粹“特别改良”西洋式的革命，便不算真革命，而只是“畸形混沌”的中国货。因此，看轻中国革命中之“土匪头儿的南方军阀”之作用。这又是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自以为是“教师”，可以教一切人以“科学的革命方法”。于是日常工作之中，不论是在何种人之中：国民党、军队、商人、学生、工人……他们都以教师面孔对人。开会有一定公式……睡觉有一定姿势，上毛厕有一定步骤。如果人家不大懂得他们“所教的书”，他们便说：你不懂科学的革命方法，你是反革命。他们几乎要说：“广东军队中某某军官不姓托洛茨基，所以他决不是革命军，而是土匪头儿的南方军阀。”他们觉得中国的事处处不合他们的公式。但是等到军事运动的作用超过了他们的头，他们大惊奇之后，“恍然大悟”了：原来在中国运动小军阀，很可以革命，于是专心致志想著怎样使靳云鹗、叶开鑫……倒戈，使阎锡山改变态度……而自己不做群众工作。从书生式的革命观又渗杂著政客式的兵变观。此其一。

　　彭述之主义的革命组织方略怎样呢？

　　孟塞维克的独立观。无产阶级要独立的斗争，不能受资产阶级的恶化，要有独立的政党，独立的阶级意识。这自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然而彭述之主义机械的了解这些真理。最初只要做劳动运动，不要国民革命；进而要做国民革命，可是不要加入国民党；进而自己可以加入国民党，而工人不要加入，南方可以加入国民党，北方不可以加入；进而产业工人不要加入；进而加入了不要做军事行动，还要教中山停止这种运动；进而自己只要独立政治主张，给别人看看我们比国民党好些，只要批评国民党，只要分辨我们不是只做国民革命，还在准备第二次革命；进而主张戴季陶有些理由，小资产阶级可以独立，我们也可以独立，两相方便最好；进而主张让国民党左派右派多做些事，我们不要引起他们共同的嫉妒，落得来做自己的事；最后进而竭力劝告忠告新右派领袖左倾些，我们自己右倾些，大家将就将就。这是一条路：从“本能的自我保存”走起，不知怎么样越走越不对，走到几乎要将革命的命运交给右派资产阶级！总之，是唯恐自己堕落在“民族陷井”里忘了阶级，目光只注在怎样保存“阶级”，而没有注到怎样使这阶级领导得起民族。因为自己心上以为工人阶级天然是领导者。孟塞维克反对列宁之加入“临时政府”的主张时，也说恐怕工人阶级加入民权政府要恶化，要晦蔽阶级意识，不能做“清高的”在野党极左派了。

　　因为自己以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的革命方法”好，所以以为自己天然是指导者，故意与人立异，你只知道军事行动，我却知道宣传组织；随后军事行动“已成事实，不便反对”，那就索性说：你会军事行动，我也会军事行动。广东国民党会做革命中心，我们北京共产党也会做中心。何苦如此呢？因为我们无产阶级是独立的嗬！阶级应当和中国民族对立的嗬！

　　如此，共产党内自己的组织纪律又怎样呢？

　　官僚式的纪律观与流氓式的纪律观。亦是公式！“先宣传，后组织，再暴动”，这不可移易的步骤。那么，区归区，地方归地方，农委归农委，工委归工委，妇女归妇女，小孩子归小孩子。一层层，“秩序井然”的公式放好在头脑里。这亦是不可移易的。按公式，一切服从党，党即区委，区委即书记，书记即……。按公式，某机关服从某机关，某级工会归某级党部管理，例如，如果某一工会在杭州有重要的活的作用，应加入杭州总工会，然而在组织系统上应属于江浙区委，并应加入铁总，那末，怎样办？自然是服从区委，否则“破坏组织系统”或“违背党”。按公式，讨论某种事务，应经某某手续，如果为革命策略应付起见，忽略了这一手续，那亦不问有利于革命与否，一概推翻，“推出辕门斩首”。总之，不知道活用，于是根源于书生主义而发生官僚式的纪律观。党的“命令”自然是很尊严的。但是何以常常不解释理由，而只是军事式的命令呢？因为下级人员不应当问“为什么”。这仿佛是为秘密起见。下级人员不准讨论政治问题。某种机关只准讨论某种问题，这也是公式的。于是群众同志习惯如此，便缺少建议力，甚至缺少革命意志。他自视如一兵士，要人家一拨一动的，他如何敢积极。何以如此？仿佛我可以找著一个经典：布哈林曰：“国家者阶级的也，故政治者，阶级专政也，阶级者服从党之指导者也，故阶级专政即党的专政也，党者党部指导者也，故即党部专政也，党部者由某委书记负责者也，故即书记专政也。”这亦是死公式。推演这种公式于党外群众，所以会在罢工之后颁布如此之纪律，“工人不准……不准……不准”。这仿佛是流氓团体出布告：“一切游民乞丐人等不准在此滋扰。”这种流氓式的纪律，是除为资产阶级保护神圣的私有财产外，别无他用。我们用于与资产阶级联盟的政策之下，却也有些用处！

　　总之，没有积极的纪律，而只有消极的纪律。没有“不准不做某事，不准不讨论，不准不提议，不准不反问上级命令的理由”。却只有“不准说，不准问，不准讨论……”。再则，只有组织手续上的纪律，而没有政治上的纪律。区委对地委责备是常有的，但是真正纪律，政治上的纪律差不多没有。区委违背中央命令，违背政治议案而对之怠工，对于这些同志，却无所谓纪律。即使无命令无通告，如果负政治责任的同志有不好的倾向，有不适当的策略，也应当指出，使同志甚至于群众知道，然而这在中国，大半为保存面子起见，不宣布、不直说的。殊不知道真能保存威信，并且使党前进的，正是自我批评。“家丑不可外扬”和“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的办法，如今行不通了，宗法社会已经崩坏了。

　　其次，宣传教育又怎样呢？

　　童子师式的宣传教育方法。我们的对内教育，大半是注入的，而不是启发的，本来“好为人师”的书生，一则喜欢打人家手心，二则喜欢充博学。所以如果有人捉他的白字，他一定要反脸的。小学生问三问四，尤其是他所讨厌的。他知道有这么一个公式，譬如说：“先宣传，后组织，再暴动”，那么“小学生们，拿这个公式去读熟，快来背罢”！如果学生问他：“为什么，怎么样……那是什么，这是什么？”那么，他必定再摇头晃膀子，大背其他的公式，甚至于所答非所问。最后他说，这是列宁说的，“我即列宁，我难道会错吗？”这种教育当然不能使群众迎受下去。至于对外宣传，也是看轻群众。“群众只要简单的口号。不好一次太多了，分著几个阶段来。”这种公式，第一是不能指示前途，而只是逐段应付环境，群众反易拘泥；第二是不切事实。工人群众尤其在革命行动时，他们的问题多著呢。五卅时，我看见小沙渡工人站著读墙上贴著的《商报》长篇大论的记载；他们心上要知道：“咱们的工友打伤几个，怎样打死的，如今怎样了……商人怎样办法，工会怎样办法，‘学生先生’怎样办法。英国要不要再开枪，再开枪怎样的对付，不开枪又怎样对付。”我们却说他们简单。如果我们还是这样看轻群众，我们的鼓动是收效很少的，这不是提高他们阶级意识的办法。再则，中央机关报上的政治鼓动，却也太“复杂”了。其实也不“复杂”。不过总是多“分析”、“研究”，而没有鼓动性。例如“分析”靳云鹗怎样要倒戈，怎样暂时不能倒。研究北洋军阀官僚出身是山东、直隶、安徽人居多，而南方军人、政学系、联省自治派之地主土豪代表，都是湖南人居多，革命党人都是广东人居多等。总之，偏重于多闻多见学博才高之表现居多，而鼓动群众，激刺群众太少！或是忠告右派的口气太多，而激刺一般右派群众的太少。至于理论宣传，简直不必谈起。除译书外，主观上没有真正分析中国实际状况而宣传主义的意志。根本上不愿意适合一般文化程度，而自己用真正中国文来宣传主义于一般能读些书的群众之中。为什么？因为“我即列宁，我即主义，我已经懂了，放在肚子里，逐段的抽出来，按公式教导党部下级人员及群众，以至于孙中山，如此这般，革命自然成功。至于他们那些人，没有功夫来懂得全部理论和主义。”至于工人群众中宣传主义，简直大家默认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知识很浅。再则，工人只要实际行动中生出阶级觉悟来好了！

　　总说起来，我们党的主观上的程度，很不能与客观职任相称，现在决不是历数“家珍”以自慰藉的时候，我们应当严格执行政治纪律，暴一暴“家丑”，以极紧张极积极的努力，迅速的改正我们的错误，至少使个个同志知道“为什么”这是错的，然后能够增高党的斗争力，然后能够保证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尽我们伟大的使命。那彭述之主义是：在中国国民革命之中，表面上只求工人阶级的独立，甚至于高叫领导权天然在工人阶级手里，同时又说还要准备第二次的“永续革命”，实际上是忽视农民、兵士及革命军之作用，抛弃小资产阶级群众，其势不得不与民族资产阶级妥协，而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时，又误认他是买办阶级，因此不能辨明军阀卖国主义与民族改良主义之区别，只知道谁不向我进攻，即认为革命派而与之联合，其结果纯为与资产阶级联盟之战术计划，于是一切策略错误随之而来，直到卖阶级卖革命而后止。至于党内官僚主义、书生主义之组织上宣传上的缺点，尤其是政客主义的投机与流氓主义的纪律，皆含有蔑视群众畏惧群众之心理，抑制实际斗争中之自动创造力，利用落后分子之盲从。凡此一切，皆与彼孟塞维克主义式的战术相发明，而形成似无实有之一种主义。彭述之亦许应当研究研究自己的主义，然后再能明了“实成其为”一种主义。其馀的彭述之主义派，或者各自取他的一部分，或今天如此明天如彼，虽然同取之于一个主义，而可以前后矛盾。这是因为彭述之主义，本是唯心主义的多元论的敷衍涂砌的实验主义的；他可以今天说：“这人没有，已经成鬼”，明天又说，“这人确有，然仅系其思想存在。”如此合成其有鬼论。既如此，他的害处，比马尔托夫公开的孟塞维克主义更大。因为人人于无意之中不自觉的中他的毒。片段的看来，仿佛亦是马克思主义，不觉得他可怕。其实合拢在一个线索上，不但是非马克思主义，并且客观上简直是卖阶级。所以我们的党，必须毅然决然和这彭述之主义奋斗。如今病还浅，革命时机紧迫，赶快医治，还可以治好！为医治起见，必须赶快施手术，暴露其病根！我们党已经是群众的了。我们党一定能克服并消灭彭述之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