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争论的问题

幾個爭論的問題
作者：陳獨秀　1934年

1934年5月12日

我們過去和現在爭論的一些問題，如果具有現實性，我們必須有個真實的解決，否則一切工作，特別是內部教育和對外的政治宣傳，因為兩方面相反的意見相互掣肘而一步也不能進行。我特地寫出這篇短文，以貢獻一點幫助解決這些問題的意見。

（一）民主運動問題

經濟落後國家，無產階級能比資本主義先進國的無產階級早些得到政權，即是說，它能在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鬥爭的基礎上得到政權，這本是"不斷革命"的主要概念之一。這一"不斷革命"的戰略，在十月革命前，乃是布爾什維克和門什維克的爭論之中心；兩方面在各種事變各項問題上不同的策略，都由於這一不同的中心戰略而分歧。門什維克階段論的戰略，即是認為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只好由資產階級取得政權，無產階級只有在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取得政權。這樣劃斷兩個不同時代不同階級的革命論，已經由"十月"打得粉碎了。我們還很有理由可以根據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推論在法國大革命中，在七一年巴黎公社鬥爭中，如果當時有相當力量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會首先在法國民主革命中出現了。我們也可以因此假定，在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革命中，如果中國黨採用了"不斷革命"的戰略，誰也不能夠武斷說無產階級絕對不能取得政權。不但是理論上，而且在好幾次歷史大事變的證驗上，已經破產的階段論，我們現在還在討論它，真是不幸得很！如果我們不是資產階級的阿諛者，便應堅信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任務決不是卑怯的中國資產階級所能完成的了。例如：脫離帝國主義的羈絆，全國政權之統一，徹底解決土地問題，召集真正由人民選舉的國民會議，由人民選舉和罷免各級官吏等等，沒有那一樣是社會主義的，沒有那一樣是中國資產階級所願做所能做的；只有由無產階級的英勇鬥爭之勝利，取得政權，才能完成這些任務。這便是"不斷革命"的戰略應用於經濟落後國之具體說明。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如果不走"不斷革命"這條生路，如果不把民主運動當做自己的事業去拼命，如果不認為民主鬥爭之勝利和無產階級政權鬥爭之勝利有相互不可分離的密切因果，而認為只有在實行社會主義的條件成熟時代才談得上奪取政權，那麼，真要如布哈林所說須等到數十年整個時代以後了！我敢說，對於民主主義鬥爭估價過低，會成為無產階級之致命傷。對於民主主義鬥爭估價過低者，有二種人，一是巴枯寧主義者，他們根本鄙棄它，一是門什維克主義者，他們把民主主義限制在資產階級統治下的改良運動。門什維克主義，在中國黨內有深的根蒂，並且帶到左派反對派中來了，至少在許多人的下意識中還未能肅清。因此他們仍舊用門什維克的見解，把國際左派反對派給我們的革命民主口號右化，即是：國際左派反對派告訴我們，革命民主主義不僅用在反革命時期打擊軍事獨裁，並且還可用在革命時期舉行武裝暴動奪取政權，而我們的階段論者卻認為民主主義的口號是資產階級的，只能用在反革命時期，在資產階級統治之下，做做改良運動，到了民眾運動高漲起來，便用不著它，無產階級只有在社會主義的口號蘇維埃口號之下奪取政權。這樣還不是門什維克的階段論，怎樣才是階段論呢？這樣還不算是將民主口號右化了，怎樣才算是右化呢？他們由於將民主口號右化出發正會走到感覺它不中用，想根本放棄它，會在長篇的政治論文中取消它的地位，竟以別的沒有一點革命意義的口號代替它，或者僅僅為了敷衍國際左派反對派的面子，或者為了搪塞同志間的責難。在左派反對派的理論，史大林主義的理論以及其他的理論之雜貨堆上，也不痛不癢的安上民主運動和國民會議幾個孤單詞句，作為各種雜貨之一，這更是對於左派反對派的民主口號之刻薄的諷刺。因此，我必須堅決的說：我們如果不是披著左派反對派大衣的門什維克主義者，我們對於關聯中國無產階級運命的民主運動民主口號，必須有深切的認識，必須認識它已經由資產階級打擊封建勢力的武器變成無產階級打擊資產階級的武器，必須認識它不僅是在反動時期向資產階級進攻的武器，並且是在革命高潮中推翻資產階級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武器，必須認識它不僅是某一時期的策略，而是中國革命的骨幹，中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之全部策略的基石！

（二）"民眾政權"口號問題

"民眾政權"本來只是在民眾運動高漲而還未達到能夠提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這樣的中間鬥爭環境中一個臨時的鼓動口號，它根本不能和黨綱上無產階級專政或工農專政這樣表現政權階級性的問題相提並論。前年反日反國民黨運動高潮時，此口號一提出，即受到瘋狂的反對。由杜畏之傳染到彭述之。述之因反對這一口號，走到根本反對在宣傳鼓動上涉及政權問題。他主張只提出國民會議，不說政權。我問他，既然喊出打倒國民黨的口號，群眾如果問國民黨打例後，誰接受政權，我們如何答复呢？他說此時根本就不應該喊出打倒國民黨的口號。可是此時許多學生群眾已經在南京喊出這一口號，可惜述之無力製止他們的"過火"！述之走得這樣遠，恰好證明當時實有提出這一類的口號之必要。史大林派起初也很尖刻的笑罵這一口號，可是在群眾中碰壁後也採用了這一口號。我們如反對這一類的口號，現在無問題，將來一定碰壁。有人說，民眾政權即資產階級的政權。說這樣話的人，未免太過阿諛資產階級了！大家都知道，即​​在法國大革命中，歷史上最革命的資產階級，也是反對民眾政權的。真正民眾政權，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才會出現。他們又自相矛盾的說，民眾政權不表示階級性。我以為正因為不明顯的表現階級性，它才不是和無產階級專政及工農民主專政鼎足而三的東西。他們又問民眾是什麼？我可以反問：蘇聯人民委員會的"人民"是什麼？托同誌所謂"布爾塞維克主義"在一九一七年的進程中，是一真正的俄國國民的"黨"。之"國民"又是什麼？正確的答复，只有如托同志自己所說："我們所了解的國民，不是有特權的頭目，而是大多數的人民，即是說，工人與農民"（見《俄國革命與五年計劃》之二九頁），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論馬克思眼中的民眾，也作了同樣的解釋：民眾即工人與農民。聽說最近臨時大會以"人民建立自己的政府"代替"民眾政權"的口號，從前反對"民眾政權"口號的人們也同意了。其實這兩個口號的內容是一樣的，反而是我覺得此時不需要這一類的口號，因為這一類的臨時鼓動口號，不宜於把它用作比較有永久性政綱性的宣稱口號，一切策略，一切口號，都有它的時間性，都會因易時而變質，由正確而變為不正確甚至錯誤。

     （三）國民會議問題

對於國民會議之錯誤的見解，不用說是從對於民主主義的謬見演繹而來的。施存統近來頗傾向史大林派，因為他認為左派反對派的國民會議太和平了。我們且慢點責罵施存統誣衊左派反對派的民主口號，有許多自命為左派反對派的人們，其污衊我們的民主口號，也不亞於施存統，或者還要厲害些。國民會議只能是資產階級統治形式，國民會議只能是兩個革命間反動時期的口號，國民會議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國民會議運動不應涉及政權問題，不應喊出打倒國民黨的口號，綜合起這些意見看來，能夠說施存統污衊左派反對派的民主口號，比這樣更惡毒嗎！ ？托同誌曾告訴我們，國民會議須由民眾暴動來實現，中國的黨能在國民會議口號之下，舉行武裝暴動取得政權；由共產黨人佔多數的國民會議通過蘇維埃政制等等。在披著左派反對派大衣的門什維克人們眼中看來，托同志這些指示未免犯了盲動主義的錯誤吧，因為托同志這些指示，和他們門什維克的頭腦中所想像之國民會議和平運動的景象太相違背了。同志們，讓我們不要取學者態度，專門研究研究國民會議在學理上的定義，在歷史上是那一階級的性質和能不能解決那些問題，讓我們取革命戰士的態度，努力為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國民會議奮鬥，為逼迫它解決我們所要求解決的問題而奮鬥，以至激起大眾走上武裝暴動的道路。這便是左派反對派的頭腦中所想像之國民會議運動的景象。有人曾批評我故意把國民會議口號革命化了，是的，不錯，但這不是我的罪過，只怪中國無產階級不安分不聽和平的門什維克學者們勸告，而要走上"不斷革命"的"迷途"。說不定將來又要勞駕披著左派反對派大衣的門什維克先生們，在國民會議鬥爭高漲中，再玩一次製止"過火"的把戲！

（四）經濟復興問題

資本主義發達自然是社會的進步。俄國無產階級，與其說吃了資本主義發達的苦，不如說吃了資本主義太不發達的苦（這句話用在中國更適當），在這一觀點上，列寧和斯徒盧威是一致的。然而列寧的革命政策，便不因此而和他一致了。我們現在且不說資本主義比較不甚發達的國家，是全資本主義世界最薄弱之一環，正容易暴發無產階級的革命，因為還有其他必要條件。我們可以承認，任何幼稚的資本主義國家，只要那裡有了無產階級運動，只要那裡有了無產階級之有力的向盟者，那里便有無產階級革命之可能。如果認為必須資本主義發達到和先進國相接近的程度，那裡的無產階級才能擔負革命的任務，那麼"無產階級革命"這一名詞，必新從經濟落後國家的字典中永遠除去。所以，如果有人把中國經濟復興問題和現存的無產階級能否擔負革命任務的問題牽連在一起，我必須要問，所謂革命任務，是指社會主義的革命任務，還是民主任務？如係前者，便是門什維克傳統的思想，徜係後者，便是把中國無產階級的評價拉退到中國還沒有左派反對派，還沒有共產黨以前了。梁幹喬正因為對於中國無產階級失望，對於農民也失望，這才走回到他們的老營寨去。這是一個危險的思想！如果所謂經濟復興問題，是簡單的說，主張在落後的中國經濟範疇以內，我們應該把手放在經濟狀況上升或下降這一社會的動脈上，來決定我們政洽的及罷工的策略之進攻或退守，這是完全正確的，這是共產主義的A、B、C，我們已不需要這一原則的討論。我們所要討論的，是現實的經濟狀況之升降或其徵兆。史大林派固執其經濟危機有利於革命發展這一不完全的理論，即謬論。到處誇大經濟衰退的現象，到處隱蔽經濟上升的事實，以求符合於他幻的盲目政策之前提，這當然是含有罪過成分的錯誤。倘因為反對這一錯誤，而走向另一極端，即是將鬥爭策略依靠在虛構的還沒有徵兆的經濟上升之前提上面，形成等待主義，這便是反對錯誤者多走了幾步，自己也陷入錯誤。有些人預測的中國經濟復興，經過了整個的一年，一般的國民經濟之崩壞，反而日見加大其深度與廣度。現時統治者的歡迎外資（統制經濟也包含在內）運動，雖然是使中國更加陷於殖民地化的運動，在經濟上可算是得以稍稍活躍的徵兆，但是這種徵兆畢竟還很脆弱，因為國內各種紛擾，使南京政府的統治還沒有能恢復到它在一九二八——二九年那樣穩定的地位。即令因外資的關係使經濟稍稍活躍，有利於工人運動之進展，而也決不能將這種可憐的經濟"復興"說成一樁了不得的大事，即是它有推動不能擔負革命任務的無產階級，進步到能夠擔負這一任務這樣動力的大事。這樣程度的經濟復興，將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劃時代的偉大事業，誰敢在中國能民主革命完成之前作此幻想呢？在這樣的經濟復興以前，除了所謂不能擔負革命任務的無產階級，又有那一階級能完成民主革命呢？這樣循環推論的結果，非使人們陷入絕望的深淵不止，這樣危險的思想，在無產階級革命的隊伍中，非即時停止不可！

（五）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問題

無產階級的蘇聯之孤立，只有靠推動世界革命來救濟。 "國際條約和國內憲法同樣是自身無力的白紙黑字"。史大林派的不侵犯條約，大部分是靠著帝國主義之國際的國內的矛盾衝突和蘇聯停止世界革命企圖以求得帝國主義諒解作保障的。如果世界革命來得太遲緩，或史大林派的統治被左邊來的力量所削弱以至代替它來得太遲緩，則世界資本和俄國內部的特爾米[2]勢力相呼應，史大林派的左右跳躍政策，重複著又加強這一呼應，帝國主義並不一定要採用武裝進攻政策，也可以使無產階級的蘇聯不能長久在資本主義世界裡巍然獨存。至於武裝進攻蘇聯，帝國主義者過去已經有過苦的經驗，現在的情形更不同了。帝國主義者不是瘋子，它們武裝進攻蘇聯，必須依據它們的可能與必要，不會作冒險的嘗試。現時帝國主義有武裝進攻蘇聯的可能嗎？現在的蘇聯已經不是以前的蘇瑛了，在帝國主義紳士們眼中，它已經是一個不易欺侮的潑皮。各帝國主義自一己之間的矛盾衝突，已窮於彌縫應付，又加以各國內部的牽制，它們那裡有武裝進攻蘇聯 可能。有必要嗎？也沒有！它們迫切的武裝進攻蘇聯，是因為受到蘇聯推動世界革命之威脅。在史大林派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的理論，及由這一理論所產生之無條件的和平政策統治下之蘇聯，帝國主義並不甚感覺著有這一威脅了。單看下面二件事，已可見這一威脅的程度。蘇聯的美國顧問Thomas Campbell，在他的著作中說："史大林君……將我的手握在他的雙手中，（對我說）……在托洛斯基當權時曾有過普及共產主義到全世界的企圖。他說這是他與托洛斯基決裂的最初原因"（見《俄國革命與五年計劃》一五一頁）。歐洲進攻蘇聯之組織者——法蘭西統治階級代表赫里歐，遊俄後大肆宣揚其欽佩史大林之"六原則"。如果我們認為上述的情形一時不會改變，便應該認為帝國主義武裝進攻蘇聯的聯合戰線已經解體，並且不是什麼暫時的事。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在它未能和法國、奧國、波蘭的關係弄好以前，亦未必敢於冒險。所以托同志說：“蘇聯的危機在國內不在國外"。如果我們認為這句話是正確的，則與其說史大林派的不侵犯條約政策是掩蔽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煙幕彈，不如說史大林派誇張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危機，是掩蔽國內危機的煙幕彈！

十月八日，一九三三年

1934年5月12日《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二——國民會議與蘇維埃》(油印件)，“中共左派反對派中央宣傳部” 署名：雪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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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3年至1936年，陳獨秀與獄中的彭述之等人及獄外的劉仁靜、史朝生等人對一些問題的爭論。

[2] 為Tbermidor譯音，亦譯特米多爾。 1793年10月5日，法國國民工會重頒革命曆法，每月以季節時令命名。特米多爾是熱月，即共和政歷之第十一月（公曆7月19日至8月17日）。 1794年，熱月9日，發生政變，羅伯斯比爾等人被捕，送上斷頭台。從此建立了以熱月黨人為代表的大資產階級政權，標誌著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