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争论的问题

几个争论的问题
作者：陈独秀　1934年

1934年5月12日

我们过去和现在争论的一些问题，如果具有现实性，我们必须有个真实的解决，否则一切工作，特别是内部教育和对外的政治宣传，因为两方面相反的意见相互掣肘而一步也不能进行。我特地写出这篇短文，以贡献一点帮助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

（一）民主运动问题

经济落后国家，无产阶级能比资本主义先进国的无产阶级早些得到政权，即是说，它能在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斗争的基础上得到政权，这本是"不断革命"的主要概念之一。这一"不断革命"的战略，在十月革命前，乃是布尔什维克和门什维克的争论之中心；两方面在各种事变各项问题上不同的策略，都由于这一不同的中心战略而分歧。门什维克阶段论的战略，即是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只好由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无产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取得政权。这样划断两个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革命论，已经由"十月"打得粉碎了。我们还很有理由可以根据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推论在法国大革命中，在七一年巴黎公社斗争中，如果当时有相当力量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会首先在法国民主革命中出现了。我们也可以因此假定，在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中，如果中国党采用了"不断革命"的战略，谁也不能够武断说无产阶级绝对不能取得政权。不但是理论上，而且在好几次历史大事变的证验上，已经破产的阶段论，我们现在还在讨论它，真是不幸得很！如果我们不是资产阶级的阿谀者，便应坚信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决不是卑怯的中国资产阶级所能完成的了。例如：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全国政权之统一，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召集真正由人民选举的国民会议，由人民选举和罢免各级官吏等等，没有那一样是社会主义的，没有那一样是中国资产阶级所愿做所能做的；只有由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之胜利，取得政权，才能完成这些任务。这便是"不断革命"的战略应用于经济落后国之具体说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不走"不断革命"这条生路，如果不把民主运动当做自己的事业去拼命，如果不认为民主斗争之胜利和无产阶级政权斗争之胜利有相互不可分离的密切因果，而认为只有在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成熟时代才谈得上夺取政权，那么，真要如布哈林所说须等到数十年整个时代以后了！我敢说，对于民主主义斗争估价过低，会成为无产阶级之致命伤。对于民主主义斗争估价过低者，有二种人，一是巴枯宁主义者，他们根本鄙弃它，一是门什维克主义者，他们把民主主义限制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改良运动。门什维克主义，在中国党内有深的根蒂，并且带到左派反对派中来了，至少在许多人的下意识中还未能肃清。因此他们仍旧用门什维克的见解，把国际左派反对派给我们的革命民主口号右化，即是：国际左派反对派告诉我们，革命民主主义不仅用在反革命时期打击军事独裁，并且还可用在革命时期举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而我们的阶段论者却认为民主主义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只能用在反革命时期，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做做改良运动，到了民众运动高涨起来，便用不著它，无产阶级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口号苏维埃口号之下夺取政权。这样还不是门什维克的阶段论，怎样才是阶段论呢？这样还不算是将民主口号右化了，怎样才算是右化呢？他们由于将民主口号右化出发正会走到感觉它不中用，想根本放弃它，会在长篇的政治论文中取消它的地位，竟以别的没有一点革命意义的口号代替它，或者仅仅为了敷衍国际左派反对派的面子，或者为了搪塞同志间的责难。在左派反对派的理论，史大林主义的理论以及其他的理论之杂货堆上，也不痛不痒的安上民主运动和国民会议几个孤单词句，作为各种杂货之一，这更是对于左派反对派的民主口号之刻薄的讽刺。因此，我必须坚决的说：我们如果不是披著左派反对派大衣的门什维克主义者，我们对于关联中国无产阶级运命的民主运动民主口号，必须有深切的认识，必须认识它已经由资产阶级打击封建势力的武器变成无产阶级打击资产阶级的武器，必须认识它不仅是在反动时期向资产阶级进攻的武器，并且是在革命高潮中推翻资产阶级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武器，必须认识它不仅是某一时期的策略，而是中国革命的骨干，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之全部策略的基石！

（二）"民众政权"口号问题

"民众政权"本来只是在民众运动高涨而还未达到能够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样的中间斗争环境中一个临时的鼓动口号，它根本不能和党纲上无产阶级专政或工农专政这样表现政权阶级性的问题相提并论。前年反日反国民党运动高潮时，此口号一提出，即受到疯狂的反对。由杜畏之传染到彭述之。述之因反对这一口号，走到根本反对在宣传鼓动上涉及政权问题。他主张只提出国民会议，不说政权。我问他，既然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群众如果问国民党打例后，谁接受政权，我们如何答复呢？他说此时根本就不应该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可是此时许多学生群众已经在南京喊出这一口号，可惜述之无力制止他们的"过火"！述之走得这样远，恰好证明当时实有提出这一类的口号之必要。史大林派起初也很尖刻的笑骂这一口号，可是在群众中碰壁后也采用了这一口号。我们如反对这一类的口号，现在无问题，将来一定碰壁。有人说，民众政权即资产阶级的政权。说这样话的人，未免太过阿谀资产阶级了！大家都知道，即​​在法国大革命中，历史上最革命的资产阶级，也是反对民众政权的。真正民众政权，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才会出现。他们又自相矛盾的说，民众政权不表示阶级性。我以为正因为不明显的表现阶级性，它才不是和无产阶级专政及工农民主专政鼎足而三的东西。他们又问民众是什么？我可以反问：苏联人民委员会的"人民"是什么？托同志所谓"布尔塞维克主义"在一九一七年的进程中，是一真正的俄国国民的"党"。之"国民"又是什么？正确的答复，只有如托同志自己所说："我们所了解的国民，不是有特权的头目，而是大多数的人民，即是说，工人与农民"（见《俄国革命与五年计划》之二九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论马克思眼中的民众，也作了同样的解释：民众即工人与农民。听说最近临时大会以"人民建立自己的政府"代替"民众政权"的口号，从前反对"民众政权"口号的人们也同意了。其实这两个口号的内容是一样的，反而是我觉得此时不需要这一类的口号，因为这一类的临时鼓动口号，不宜于把它用作比较有永久性政纲性的宣称口号，一切策略，一切口号，都有它的时间性，都会因易时而变质，由正确而变为不正确甚至错误。

     （三）国民会议问题

对于国民会议之错误的见解，不用说是从对于民主主义的谬见演绎而来的。施存统近来颇倾向史大林派，因为他认为左派反对派的国民会议太和平了。我们且慢点责骂施存统诬蔑左派反对派的民主口号，有许多自命为左派反对派的人们，其污蔑我们的民主口号，也不亚于施存统，或者还要厉害些。国民会议只能是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国民会议只能是两个革命间反动时期的口号，国民会议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国民会议运动不应涉及政权问题，不应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综合起这些意见看来，能够说施存统污蔑左派反对派的民主口号，比这样更恶毒吗！ ？托同志曾告诉我们，国民会议须由民众暴动来实现，中国的党能在国民会议口号之下，举行武装暴动取得政权；由共产党人占多数的国民会议通过苏维埃政制等等。在披著左派反对派大衣的门什维克人们眼中看来，托同志这些指示未免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吧，因为托同志这些指示，和他们门什维克的头脑中所想像之国民会议和平运动的景象太相违背了。同志们，让我们不要取学者态度，专门研究研究国民会议在学理上的定义，在历史上是那一阶级的性质和能不能解决那些问题，让我们取革命战士的态度，努力为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国民会议奋斗，为逼迫它解决我们所要求解决的问题而奋斗，以至激起大众走上武装暴动的道路。这便是左派反对派的头脑中所想像之国民会议运动的景象。有人曾批评我故意把国民会议口号革命化了，是的，不错，但这不是我的罪过，只怪中国无产阶级不安分不听和平的门什维克学者们劝告，而要走上"不断革命"的"迷途"。说不定将来又要劳驾披著左派反对派大衣的门什维克先生们，在国民会议斗争高涨中，再玩一次制止"过火"的把戏！

（四）经济复兴问题

资本主义发达自然是社会的进步。俄国无产阶级，与其说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不如说吃了资本主义太不发达的苦（这句话用在中国更适当），在这一观点上，列宁和斯徒卢威是一致的。然而列宁的革命政策，便不因此而和他一致了。我们现在且不说资本主义比较不甚发达的国家，是全资本主义世界最薄弱之一环，正容易暴发无产阶级的革命，因为还有其他必要条件。我们可以承认，任何幼稚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要那里有了无产阶级运动，只要那里有了无产阶级之有力的向盟者，那里便有无产阶级革命之可能。如果认为必须资本主义发达到和先进国相接近的程度，那里的无产阶级才能担负革命的任务，那么"无产阶级革命"这一名词，必新从经济落后国家的字典中永远除去。所以，如果有人把中国经济复兴问题和现存的无产阶级能否担负革命任务的问题牵连在一起，我必须要问，所谓革命任务，是指社会主义的革命任务，还是民主任务？如系前者，便是门什维克传统的思想，徜系后者，便是把中国无产阶级的评价拉退到中国还没有左派反对派，还没有共产党以前了。梁干乔正因为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失望，对于农民也失望，这才走回到他们的老营寨去。这是一个危险的思想！如果所谓经济复兴问题，是简单的说，主张在落后的中国经济范畴以内，我们应该把手放在经济状况上升或下降这一社会的动脉上，来决定我们政洽的及罢工的策略之进攻或退守，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共产主义的A、B、C，我们已不需要这一原则的讨论。我们所要讨论的，是现实的经济状况之升降或其征兆。史大林派固执其经济危机有利于革命发展这一不完全的理论，即谬论。到处夸大经济衰退的现象，到处隐蔽经济上升的事实，以求符合于他幻的盲目政策之前提，这当然是含有罪过成分的错误。倘因为反对这一错误，而走向另一极端，即是将斗争策略依靠在虚构的还没有征兆的经济上升之前提上面，形成等待主义，这便是反对错误者多走了几步，自己也陷入错误。有些人预测的中国经济复兴，经过了整个的一年，一般的国民经济之崩坏，反而日见加大其深度与广度。现时统治者的欢迎外资（统制经济也包含在内）运动，虽然是使中国更加陷于殖民地化的运动，在经济上可算是得以稍稍活跃的征兆，但是这种征兆毕竟还很脆弱，因为国内各种纷扰，使南京政府的统治还没有能恢复到它在一九二八——二九年那样稳定的地位。即令因外资的关系使经济稍稍活跃，有利于工人运动之进展，而也决不能将这种可怜的经济"复兴"说成一桩了不得的大事，即是它有推动不能担负革命任务的无产阶级，进步到能够担负这一任务这样动力的大事。这样程度的经济复兴，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业，谁敢在中国能民主革命完成之前作此幻想呢？在这样的经济复兴以前，除了所谓不能担负革命任务的无产阶级，又有那一阶级能完成民主革命呢？这样循环推论的结果，非使人们陷入绝望的深渊不止，这样危险的思想，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中，非即时停止不可！

（五）帝国主义进攻苏联问题

无产阶级的苏联之孤立，只有靠推动世界革命来救济。 "国际条约和国内宪法同样是自身无力的白纸黑字"。史大林派的不侵犯条约，大部分是靠著帝国主义之国际的国内的矛盾冲突和苏联停止世界革命企图以求得帝国主义谅解作保障的。如果世界革命来得太迟缓，或史大林派的统治被左边来的力量所削弱以至代替它来得太迟缓，则世界资本和俄国内部的特尔米[2]势力相呼应，史大林派的左右跳跃政策，重复著又加强这一呼应，帝国主义并不一定要采用武装进攻政策，也可以使无产阶级的苏联不能长久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巍然独存。至于武装进攻苏联，帝国主义者过去已经有过苦的经验，现在的情形更不同了。帝国主义者不是疯子，它们武装进攻苏联，必须依据它们的可能与必要，不会作冒险的尝试。现时帝国主义有武装进攻苏联的可能吗？现在的苏联已经不是以前的苏瑛了，在帝国主义绅士们眼中，它已经是一个不易欺侮的泼皮。各帝国主义自一己之间的矛盾冲突，已穷于弥缝应付，又加以各国内部的牵制，它们那里有武装进攻苏联 可能。有必要吗？也没有！它们迫切的武装进攻苏联，是因为受到苏联推动世界革命之威胁。在史大林派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及由这一理论所产生之无条件的和平政策统治下之苏联，帝国主义并不甚感觉著有这一威胁了。单看下面二件事，已可见这一威胁的程度。苏联的美国顾问Thomas Campbell，在他的著作中说："史大林君……将我的手握在他的双手中，（对我说）……在托洛斯基当权时曾有过普及共产主义到全世界的企图。他说这是他与托洛斯基决裂的最初原因"（见《俄国革命与五年计划》一五一页）。欧洲进攻苏联之组织者——法兰西统治阶级代表赫里欧，游俄后大肆宣扬其钦佩史大林之"六原则"。如果我们认为上述的情形一时不会改变，便应该认为帝国主义武装进攻苏联的联合战线已经解体，并且不是什么暂时的事。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在它未能和法国、奥国、波兰的关系弄好以前，亦未必敢于冒险。所以托同志说：“苏联的危机在国内不在国外"。如果我们认为这句话是正确的，则与其说史大林派的不侵犯条约政策是掩蔽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烟幕弹，不如说史大林派夸张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机，是掩蔽国内危机的烟幕弹！

十月八日，一九三三年

1934年5月12日《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国民会议与苏维埃》(油印件)，“中共左派反对派中央宣传部” 署名：雪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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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3年至1936年，陈独秀与狱中的彭述之等人及狱外的刘仁静、史朝生等人对一些问题的争论。

[2] 为Tbermidor译音，亦译特米多尔。 1793年10月5日，法国国民工会重颁革命历法，每月以季节时令命名。特米多尔是热月，即共和政历之第十一月（公历7月19日至8月17日）。 1794年，热月9日，发生政变，罗伯斯比尔等人被捕，送上断头台。从此建立了以热月党人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政权，标志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