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來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國共產黨清算胡適思想的歷史意義—

四十年來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

              —中國共產黨清算胡適思想的歷史意義—

　　 胡 適

    殘稿(一) 
    殘稿(二) 
    殘稿(三) 
    殘稿(四) 
   這四篇殘稿，都是在一個夾子裏發現的，在殘稿(一)前面的四十年來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國共產黨清算胡適思想的歷史意義，兩行題目，似是這四篇殘稿的大題。不過殘稿(二)(三)(四)的書寫次序，現在似無法指定了。    編者 

　　 　　民國四十四年春初，自由中國社的一班朋友有一封公信給我，他們要我寫一篇文字討論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要再度清算胡適思想。在那個時期，我看見了的中共清算胡適思想的資料還是很零碎的，大部分是香港和曼谷的朋友剪寄的一些「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上登出的清算俞平伯和清算胡適思想的文件。那時候，胡風的事件還剛在開始，我很想看一個究竟，——我很想看看胡風的事件究竟同清算胡適思想有多大的關係。因為從清算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擴大到清算全部胡適思想，那個轉變是預定的，是很容易看出的。從清算胡適思想突然轉變到清算胡風和「胡風反動集團」，那個突變似乎不是預定的計畫，我起初看不出這位我向不認識的胡風和他的許多朋友為什麼會被那個赤色暴力政權活活的捉來做了這齣滑稽的「清算胡適的幽靈」喜劇的悲劇下塲。因為我在那時候還看不清，還沒有看完那整整一年多的連臺三幕洗腦戲，所以我當時沒有能寫臺北許多朋友要我寫的文字。 　　現在我看見了這些文件 　 （1）討論紅樓夢問題和清算胡適思想的初期文字（剪報，約有五十萬字） 　 （2）紅樓夢問題討論集二集（二集凡三百二十頁，初集和三集我未見） 　 （3）胡適思想批判 論文彙編第一、二、三輯（共九百七十四頁） 　 （4）李達「胡適反動思想批判」 　 （5）張如心「批判胡適的實用主義哲學」 　 （6）姚蓬子「批判胡適實用主義的反動性和反科學性」 　 （7）散見各種所謂「學術性」刊物（如「歷史研究」）的批判胡適思想的文字 　 （8）胡風事件的「第一批材料」（「人民日報」五月十三日） 　 （9）胡適事件的「第二批材料」（「人民日報」五月廿四日） 　 （10）胡風事件的「第三批材料」（「人民日報」六月十日） 　 （11）關於胡風事件的許多文字（包括香港「自由陣線」，「祖國週刊」，「新聞天地」，和本報第十三卷第四期沈秉文先生的文字。） 以字數計，我看見了不止二百萬字的資料了。 　　總括起來，這一年來的大陸洗腦劇是連臺三幕戲，其大節目如下： 　　 序幕 清算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 　　 中幕 清算「胡適的幽靈」 　　 尾聲 活捉胡風和「胡風集團」 看完了這連臺一年的惡戲，我想我可以談談這個大洗腦運動的歷史意義了。

　　依我個人的看法，這六年來大陸上不斷的洗腦運動，特別是最近一年來大規模的洗腦運動，都只有一個同樣的歷史意義，這個歷史意義就是：在近四十年前開始的“中國文藝復興運動”——又叫做“新思潮運動”、“新文化運動”，最普遍但最不正確的名稱是“五四運動”——居然養成了並且很明顯的留下了不少的抗毒防腐的力量，到今天還被認做“馬克思主義的死敵”(註一)，還被認做“馬克思主義者在戰線上最主要、最狡猾的敵人”(註二)、“企圖從根本上拆毀馬克思主義的基礎”(註三)。 　　為什麼“胡適思想”被共產黨特別提出來做幾次大規模清算批判的目標呢？這當然是因為在這個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近四十年的過程中，有好幾位急先鋒或是早死了，或是半途改道了，或是雖然沒有改道而早已頹廢了，——只剩下我這一個老兵總算繼續不斷的努力工作了四十年（從民國四年開始討論中國文學革命問題的時候算起），沒有半途改道，沒有停止工作，又沒有死。所以共產黨周揚去年十二月八日宣告 　 “他（胡適）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最早的、最堅決的、不可調和的 敵人。” 我在這三十多年之中，從沒有發表過一篇批評或批判馬克思主義的文字！這是全國人知道的。這一個從沒有寫過一篇批駁馬克思主義的文字的人，為什麼會被中國共產黨認作“馬克思主義的死敵”，認作“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最早的、最堅決的、不可調和的敵人”呢？ 　　這豈不是一個最不可思議的大謎嗎？ 　　這個大謎的解答，費了我好幾個月的研究和回想，現在我漸漸明白了。我雖然從沒有寫過一篇批駁馬克思主義的文字，我在這三十多年中繼續為中國文藝復興運動所做的工作，漸漸的把那個運動的範圍擴大了，把它的歷史意義變的更深厚了，把它的工作方法變的更科學化了，更堅定站得住了，更得著無數中年和青年人的信任和參加了，——結果是一個四十年沒有間斷而只有不聲不響、不搖旗呐喊的繼長增高的中國文藝復興運動。這個文藝復興運動沒有兵，沒有軍火，沒有根據地：它的兵只是無數中年青年的文史工作者，它的軍械只是一個治學運思的方法，它的根據地只是無數頭腦清楚的中年青年人的頭腦，——正如周揚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說的，“它在人民和知識分子的頭腦中還佔有很大的地盤。” 　　 這一段話很像是我替我自己大鼓吹 。其實這是我經過幾個月的平心思攷之後，才敢這樣大膽的下一個我認為近於史實的論斷。在這幾個月之中，我也看見別位朋友們——如左舜生先生等——估計這六十年來文化思想改革運動的文字。他們只看見“五四”，而不很瞭解“五四”以後三十多年中逐漸擴大和加深了的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中國共產黨則不然：他們用暴力打下了整個大陸之後，在五六年之中，處處碰著一種阻力，處處碰著一種消毒抗暴的抗拒力量。這個力量能使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化作無靈的符咒，能使一切“思想改造”和一切“自我批評”化作變戲法的人嘴裏唱著的“郎當一個郎當”。有時候，這個力量還可以成為公開的批評，公開的抗議。他們（中共）積累了五六年碰壁的經驗，才很老實的宣告“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在戰線上最主要、最狡猾的敵人”是“胡適的幽靈”，——其實只是那在三十多年中擴大了、和加深了的中國文藝復興運動。“胡適思想”，“胡適的鬼借屍還魂”，“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反動思想”等等都不過是共產黨的低能幹部用來代表他們自己也還沒有弄明白的那個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抵抗力量的一大串口號罷了。

                               ※        ※

　　現在我想用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之下一個勤務四十年的老兵的資格，簡單的敘述這個運動在四十年中擴大和加深的經過。這個敘述當年只代表我自己的看法，但因為這個看法是一個方法自覺的工作者的供狀，也許是值得現在和將來的文化史家的一顧的罷。 　　這個運動最初並沒有什麼名稱。我們提倡的第一件工作是中國文學的革命，就是主張用活的白話來替代死的古文做一切文學的工具和一切教育的工具。這個文學革命運動當然是受了歐洲近世「文藝復興時代」的暗示，特別是意大利的文藝復興的先例的暗示。這是我屢次明白表示的歷史淵源。（例如民國七年四月我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民國七年，北京大學的一班開明的學生傅斯年、羅家倫、汪敬熙、顧頡剛等諸位先生發起了一個響應這個新運動的刊物。他們給這個刊物題作「新潮」，同時在封面上題的英文名字卻是“The Renaissance”，即是歐洲近世史上所謂「文藝復興」（本義是「再生」）。在那幾年中，我用外國文字報導那個運動，總是用「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名稱。外國朋友，如瑞士人壬克私（De Vangas）也常用這個名稱。 　　這個文學運動的醞釀（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還在俄國革命之前，它的正式公開（一九一七年一月）也還在所謂「十月革命」之前。到了民國七年八年之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之後，國內的許多新刊物紛紛的介紹外國的思潮，一方面有杜威博士的各地講演錄的詳細記錄，有我的「實驗主義」的講演等；一方面有從日本轉譯的介紹蘇俄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許多文字；一方面又有介紹當時的哲學家倭鏗、柏格森、羅素等等的文字；一方面還有宣傳介紹無政府主義，提倡「世界語」的刊物。所以在「五四」的前後，那個沒有一定名稱的運動已漸漸擴大，被人叫做「新文化運動」或「新思潮運動」了。 　　在那個時期，已有不少的文字討論這個運動的共同意義和目標。八年（一九一九）一月，陳獨秀先生自己檢舉「新青年的兩大罪案」：一是擁護德謨克拉西先生(民主)，一是擁護賽因斯先生(科學)。這是他給那個未有定名的大運動提示兩個大目標：民主與科學。 　　獨秀說： 「只因為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 「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頁500 　　但獨秀並沒有給「民主」和「科學」下任何定義，他只把這兩個名詞——兩個涵義廣泛的觀念——都「人格化」了（personified），叫做「德先生」和「賽先生」。十八九世紀的歐洲詩人常愛把抽象觀念「人格化」了，叫「自由」做一位女神，叫「責任心」(Duty)做「上帝之聲的嚴厲女兒」。藝術家也就可以把「自由」、「理智」、「公道」等等雕作人格化了的神像。紐約港口高站著的手提火炬的自由神，就是最著名的一個例子。把一個觀念「人格化」了，往往等於「神化」了，並不能教人們得著明白清楚的認識，也許還可以引起盲目的迷信，盲目的崇拜。 　　這種對於抽象觀念的盲目崇拜，我在那個時期(民七八之間)已看見了不少的例子。例如李大釗先生在一篇「Bolshevism的勝利」(新青年五卷四號)裡說：「這次戰局終結的真因，不是聯合國的兵力戰勝德國的兵力，......乃是人道主義的勝利，是平和思想的勝利，是公理的勝利，是自由的勝利，是民主主義的勝利，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Bolshevism的勝利，是赤旗的勝利，是世界勞工階級的勝利，是二十世紀新潮流的勝利。」他給Bolshevism下的定義是「革命的社會主義」，他說，「俄國的Bolsheviki......主張一切男女都應該工作，工作的男女都應該組入一個聯合，每個聯合都應該有中央統治會議。這等會議應該組織世界所有的政府。沒有康格雷(Congress)，沒有巴力門(Parliament)，沒有大總統，沒有總理，沒有內閣，沒有立法部，沒有統治者。但有勞工聯合的會議，什麼事都歸他們決定。一切產業都歸在那產業裏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許更有所有權。他們將要聯合世界的無產庶民，拿他們最大最強的抵抗力，創造一個自由鄉土。.....」 　　在同一篇文字裡，李大釗先生引了倫敦泰晤士報的Havold Williams的通訊，說「Bolshevism實是一種群眾運動，帶些宗教的氣質。......他的傳染的性質和權威潛藏在他那小孩似的不合理的主義中。......就是他們黨中的著作家演說家所說極不純正的俄國話，對於群眾也仿佛有一種教堂裏不可思議的儀式的語言一般的效力。」李先生對於這種報導的論斷是：「豈但今日的俄國！二十世紀的世界恐怕也不免為這種宗教的權威所支配，為這種群眾的運動所風靡。」 　　那個努力做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新青年雜誌，剛做了幾年「反對孔教」，「破壞舊宗教(鬼神)」的努力，難道竟會在那「擁護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旗幟之下，來提倡一種二十世紀的新的「宗教的權威」，來崇拜一種在二十世紀裏「有一種教堂裏不可思議的儀式的語言一般的效力」的主義嗎？

                         ※         ※

　　獨秀擁護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文章發表了不久，就是「五四」(民八，五月四日)的學生運動，接著下去就是「六三」的捕拘學生事件。「六三」事件引起了上海等各大城市的罷市，北京政府不得已，罷免了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個親日派，總算是屈伏了。獨秀還不滿意，六月十一夜，他在北京香廠的新世界散發傳單，被警察捉去，在警察廳拘留了八十多日，到九月初才被一班安徽同鄉老輩保釋出來。 　　獨秀在拘禁期中，沒有書報可讀，只有一本基督教的舊約新約全書的官話譯本是不禁止閱讀的。他本是一位很富於感情的人，這回讀了基督教的聖經，很受了感動。出獄之後，他發表了兩篇文章，都曾使許多朋友驚怪。第一篇是「基督教與中國人」(新青年七卷三號)，第二篇是「新文化運動是什麼」(七卷五號)，都有提倡「宗教」的主張。 　 在「基督教與中國人」裏，獨秀不但說，「中國的文化源泉裏缺少美的、宗教的純情感。......現在要補救這個缺點，似乎應當拿美與宗教來利導我們的情感」。他並且很爽快的說： 「我們今後對於基督教問題......要有甚深的覺悟，要把耶穌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 熱烈的、深厚的情感，培養在我們的血裏，將我們從墮落在冷酷、黑闇、污濁坑中救起。」 他並且說： 「我們不用請教什麼神學，也不用什麼教像，也不用借重什麼宗派；我們直接去敲耶穌自己的門，要求他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與我合而為一。」 這時期的陳獨秀差不多成了一個耶穌的信徒了。 　　在「新文化運動是什麼」一文裏，他說： 「文化的內容是包括科學、宗教、道德、美術、文學、音樂這幾樣。新文化運動是覺得舊的文化還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學、宗教、道德、文學、美術、音樂等〔的〕運動。” 最可注意的是他說明「需要宗教」的一大段： 「宗教在舊文化中占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沒有他。......因為社會上若還需要宗教，我們反對是無益的。只有提倡較好的宗教來供給這需要，來代替那較不好的宗教，才真是一件有益的事。......我以為新宗教沒有堅固的起行基礎；除去舊宗教的傳說的、附會的、非科學的迷信，就算是新宗教。...... 「現在主張新文化運動的人，既不注意美術音樂，又要反對宗教，不知道要把人類生活弄成一種什麼機械的狀況！這是完全不曾瞭解我們生活活動的本源，這是一椿大錯。我就是首先認錯的一個人。」 這是他的公開懺悔了。在這懺悔狀裏，他還引了張申府給他的一封信，其中說：「宗教本是發宣人類的不可說的最高的情感的。將來恐怕非有一種新宗教不可。......」 　　 大概獨秀在那八十多天的拘禁期中，曾經過一度精神上的轉變，他獨自想過一些問題，使他想到他向來不曾想過的一條路上去，使他感覺到一種宗教的需要。他出獄之後，就宣傳這個新得來的見解，主張要有一個“新宗教”。他自己的“新宗教”，最初的形式是“直接去敲耶穌的門，要求他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與我合而為一。”這個時期的獨秀可以說是一個無宗派的基督徒。他曾說：“除了耶穌的人格、情感，我們不知道別的基督教義。”這是他自己在那個時期的“新宗教”。但他並不期望別人都接受這個新宗教，他在第二篇文字裏，只說“在新文化中自然也不能沒有”宗教，只說我們“只有提倡較好的宗教......來替代那較不好的宗教”。那“較好的宗教”並不限於基督教，“除去舊宗教的傳統的、附會的、非科學的迷信，就算是新宗教。” 　　抱著這樣的新宗教熱誠的陳獨秀，後來逐漸的走進那個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新宗教，當然是不難的轉變。但在他發表那兩篇文字的時期，——在民國九年（一九二〇）的春天，——他還不是共產黨，還不信奉馬克思主義。在那兩篇文字的中間，他還發表了一篇“馬爾塞斯人口論與中國人口問題”（新青年七卷四號），在那篇長文的引言裏，他還說： “我向來有兩種信念：一是相信進化無窮期，古往今來，只有在一個時代是補偏救弊的賢哲，時間上沒有『萬世師表』的聖人，也沒有『推諸萬世而皆準』的制度。一是相信在複雜的人類社會，只有一方面的真理，對於社會各有一種救濟的學說，空間上沒有包醫百病的良方。我對於馬爾塞斯（Malthus）的人口論，就是這種見解。......就是近代別的著名學説，像達爾文自然淘汰說，彌爾自由論，布魯東私有財產論，馬克思唯物史觀，克魯泡特金互助論，也都是這樣。除了牽強、附會、迷信，世界上決沒有萬世師表的聖人，推諸四海而皆準的制度，和包醫百病的學說這三件東西。在鼓吹一種理想實際運動的時候，這種妄想、迷信，自然很有力量、價值；但是在我們學術思想進步上，在我們討論問題上，卻有很大的障礙。......” 　　這還是他向來的懷疑態度。抱著這種態度的人是不會做好共產黨的。 　　後來獨秀所以成了共產黨，而且做了中國共產黨的首領，其中一個主要原因，也就是他在這裏說過的“在鼓吹一種理想實際運動的時候，這種妄想、迷信，自然很有力量、價值”一句話。獨秀那時候已離開了北京的一班老朋友，因為一件偶然的事變，他已不能回北京了。他在“新文化運動是什麼”的末段曾說到新文化運動“應該注意的三件事：

一、新文化運動要注重團體的活動。
二、新文化運動要注重創造的精神。
三、新文化運動要影響到別的運動上面。”

這裡第一和第三都超出了我們北京一班老朋友幾年來相互瞭解的思想文藝運動的範圍，都走上了“實際運動”的道路。獨秀的第三條所謂“別的運動”，他舉了“軍事、產業、政治”三大項，這都是實際的政治活動。一個抱著新的宗教熱誠的人來參加“軍事上、產業上、政治上”革新的“實際”“團體”活動，就不能不接受那些“自然很有力量價值”的“妄想、迷信”了。他就顧不得那些“妄想、迷信”在學術思想上的“很大的障礙”了。 　　新青年的七卷六號（近四百頁）就是“勞動節紀念號”。第八卷就成了共產黨的宣傳機關了。北京的一班新青年社員從此都不寄稿去了。 　　在他被捕受拘禁的時期，我替獨秀編輯「每週評論」，我發表了一篇「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引起了藍公武李大釗兩個朋友的抗議，後來我連寫了兩篇「問題與主義」，最後一篇剛排上版，「每週評論」就被封了。誰也沒料到那三篇短短的文字在三十五年之後竟成了共產黨最痛恨、最醜詆的文章！ 　　這三篇短文所以遭受共產黨的深仇痛恨，不但是因為我說了：「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只是畏難求易，只是懶」；也不但是因為我說了：「歷史上許多奸雄政客懂得人類的劣根性，故往往用一些好聽的抽象名詞來哄騙大多數的人民，去替他們爭權奪利，去做他們的犧牲」。共產黨最恨也最怕的是我這幾篇文章的結論： 頁513

   「多研究些具體的問題，少談些抽象的主義。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該研究，但是只可認作一些假設的見解，不可認作天經地義的信條；只可認作參攷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啟蒙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這三篇文字全收在胡適文存第一集卷二，其中第一第二篇收在胡適文選頁二三至三八。）

這是我在三十六年前自己宣布的一個思想方法。這是實驗主義的思想方法的一個重要部分。在那一年的春天，我在北京公開講演「實驗主義」（胡適文存第一集卷二），我就特別指出近世科學家對於科學律例的態度的大變遷：「他們研究科學的歷史，知道科學上許多發見都是運用『假設』的效果；因此，他們漸漸的覺悟，知道現在所有的科學律例不過是一些最適用的假設，不過是現在公認為解釋自然現象最方便的假設。」「這種態度的變遷有三個涵義：（一）科學律例是人造的，（二）是假定的，——是全靠它解釋事實能不能滿意，方才可定它是不是適用的，（三）並不是永永不變的天理，——天地間也許有這種永永不變的天理，但我們不能說我們所擬的律例就是天理。」 　　這種議論，三十六年前，我在北京教育部的大講堂上公開的講演，各報紙上公開的記錄，——萬不料在三十多年後在中國大陸上都成了最犯忌諱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反動思想」了！ 　　我現在要追記的是，我在當年確曾夢想把這種思想方法做成那個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思想方法，治學方法，解決當前問題的方法。我後來（民國十一年）曾自己承認：

    「......我的唯一目的是要提倡一種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種注重事實、服從證驗的思想方法。古文學的推翻，白話文學的提倡，哲學史的研究，水滸紅樓夢的考證，一個『了』字或『們』字的歷史，都只是這一個目的。......」

我在民國八年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也正是要提倡這種新的思想方法。在那年的十一月裏，我發表了一篇「新思潮的意義」，我說：

   「據我個人的觀察，新思潮〔運動〕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態度，這種新態度可叫做『評判的態度』。評判的態度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別一個好與不好。......尼采說......的『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便是評判的態度的最好解釋。......」

我在那篇文字裏指出這種評判的態度在實際表現時，有三個趨勢：第一是研究當前的社會、政治、宗教、文學上的種種問題；第二是輸入外國的思想、學理、文學；第三是對於舊有的學術思想，要做一番有系統的整理，這工作可叫做「整理國故」。 　　我在那篇文字裡雖然承認了一個共同精神（評判的態度），三個不可避免的趨勢（一研究問題，二輸入學理，三整理國故），但我曾指出一個晚近歷史的教訓：

   「但是這兩三年新思潮運動的歷史應該給我們一個很有益的教訓，......就是：這兩三年來新思潮運動的最大成績差不多全是研究問題的結果。新文學運動便是一個最明白的例子。......」

我很苦心的指出：

   「研究問題最能使讀者漸漸的養成一種評判的態度，研究的興趣，獨立思想的習慣。〔輸入〕十部『純粹理性的評判』不如一點評判的態度，十篇『贏餘價值論』不如一點研究的興趣，十種『全民政治論』不如一點獨立思想的習慣。......

我很誠懇的表示我的希望：

   「我希望新思潮的領袖人物能了解這個教訓，能把全副精力貫注到研究問題上去；能把一切學理不看作天經地義，只看作研究問題的參攷材料；能把一切學理應用到我們自己的種種切要問題上去，能在研究問題上面做輸入學理的工夫，能用研究問題的工夫來提倡研究問題的態度，來養成研究問題的人才。......」

                             ※         ※          頁520

　　俞平伯的《紅樓夢》的研究為什麼成了這一次大規模思想鬥爭的導火線呢？因為

    「『五四』以後，又出了一些自命為『新紅學家』的，其中以胡適之為代表的一派資產階級的『新紅學家』佔據支配地位，達三十餘年。直到今天，我們仍然可以從俞平伯先生關於《紅樓夢》的論著中看到胡適之派的資產階級反動的實驗主義對待古典文學作品的觀點和方法的繼續。」(註四)

提倡《紅樓夢》和他種重要白話小說，用新的歷史考據方法來研究這些小說，這當然是這四十年來的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一個部分。 　　為什麼「戰鬥的火力不能不對準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頭子胡適」呢？因為

   「古典文學研究的領域，......這個陣地，.....三十多年來基本上一直被資產階級唯心論的代表胡適派佔據著。儘管解放後學術界已經承認了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地位，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中的胡適派影響卻依然沒有受到應有的清算。」(註五)

因為

   「在今天，胡適的政治思想已隨著舊中國的滅亡而徹底破產了，但他的『學術思想』，他的實驗主義哲學，卻還影響著學術界。他的幽靈還附在俞平伯和其他一部分文化界人士的身上。認清胡適思想的反動性，清除他的影響，是文化界當前的任務。」(註五)

用新的見解和方法整理「古典文學」，——共產黨所謂「古典文學」包括四十年前林琴南先生們認為「引車賣漿者流」的白話小說，——當然是四十年來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一個部分。共產黨竟承認「在今天」，古典文學研究的陣地還被胡適派佔據著，「依然沒有受到應有的清算」。這種話，最可以表示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留下的抗毒力量了。 　　為什麼「準對胡適」的火力不能不從古典文學研究的領域更擴大到「對胡適思想的全面批判」呢？這是因為共產黨統制思想的劊子手們忽然又發現了胡適「涉獵的方面包括文學、哲學、歷史、語言各個方面。而他從美國資產階級販來的唯心論實用主義則是他的思想的根本。......它在人民和知識分子的頭腦中還佔有很大的地盤。......因此，全面地，徹底地揭露和批判胡適派資產階級的唯心論，就是當前馬克思主義者十分重要的戰鬥的任務。」(註六) 　　因此，這個「十分重要的戰鬥的任務」就展開了。去年（一九五四）十二月二日，所謂「中國科學院院務會議」和所謂「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舉行聯席會議，決定由這兩個傀儡機構聯合召開「批判胡適思想的討論會，以展開對胡適的思想的全面批判」。這個聯席會議並且決定了「討論會的內容分為九項： 　　(1)胡適的哲學思想批判。 　　(2)胡適的政治思想批判。 　　(3)胡適的歷史觀點批判。 　　(4)胡適的文學思想批判。 　　(5)胡適的哲學史觀點批判。 　　(6)胡適的文學史觀點批判。 　　(7)考據在歷史和古典文學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8)《紅樓夢》的人民性和藝術成就。 　　(9)對歷來《紅樓夢》研究的批判。......」(註七) 這個很廣大的範圍最可以表示四十年來中國文藝復興運動曾經影響到這樣廣泛的各個方面。共產黨在表面上打擊的是胡適思想，但實際上，無論在那一個方面，我們都可以看出他們遇到的抵抗力是整個中國文藝復興運動在這三十多年中養成的抗毒防腐的力量。例如在歷史方法方面，在這一年之中，他們攻擊的目標，並不限于胡適，往往波及顧頡剛，特別波及傅斯年先生，間接的波及整個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又如哲學思想，他們攻擊的目的，也不限于胡適，往往波及一九二三年「科學與人生觀論戰」的大將丁文江先生和吳稚暉先生。這都是文藝復興運動的主力。 　　在文學和文學思想的方面，共產黨攻擊的目標更不限于胡適，因為胡適提倡的白話文學是他們不敢反對也不能反對的。他們攻擊的是胡適考證《紅樓夢》和其他白話小說的方法。因此，他們不但攻擊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一些文字，並且出大力攻擊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這是大陸上近年出版的一部六百多頁的研究《紅樓夢》很有新成績的著作，——說這部一九五三年九月初版，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版的書，「在考證方法上完全是胡適俞平伯的俘虜」！(註八) 　　這些被攻擊的人和他們的著作，當然是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一部分。他們的方法，——科學的考證方法，——當然都是文藝復興運動的一個主要部分。 　　最可以注意的是胡風和所謂「胡風集團」的被清算。今年五六月以後，共產黨宣告「胡風和他的一夥」的罪狀是「反黨、反人民、反革命」。六月十日《人民日報》社論說

   「現在，胡風集團的假面已被完全揭穿了。......可以說，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分子，反動軍官，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叛徒，自首變節分子，就是這個集團的基本骨幹。」

但是如果我們仔細考察去年（一九五四）十一月（按本文作于1955年？）胡風的兩次發言，去年十二月八日中共的文藝統制頭子周揚的一萬五千字的發言，——其中六千字是答覆和攻擊胡風的，——我們就可以明白胡風和他的朋友們的多年奮鬥其實也是那三十多年來的中國新文學運動養成的，留下的一點抵抗力量。 　　試看周揚攻擊胡風的主張是些什麼。周揚指出胡風在十年前曾特別讚揚舒蕪的「論主觀」，又指出

   「從此，......胡風先生就反覆宣傳，對於一個作家最重要的是他所謂的『主觀精神』，『主觀思想要求』，『戰鬥要求』，『人格力量』......等等。」

周揚引了列寧反對「對於工人運動的『自發性』的任何崇拜」的一段話，接著說：

   「鼓吹主觀精神的胡風先生正是這種『自發性』的熱烈崇拜者。他認為『發現並反映這個自發性』是作家們的『莊嚴的任務』。」

胡風原名張光人，是湖北蘄春縣人，生於一九〇四年，他在中學時代得讀「嘗試集」、「女神之再生」等書，才逐漸發生對新文學的興趣。他當然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產兒。他後來的思想雖然左傾，雖然加入了「左翼作家」的組織，他始終沒有做共產黨的黨員，始終抵抗共產黨控制文藝，統一文藝的政策。他和他的朋友們始終有一種太天真的妄想：他們總想在共產黨的統治之下打出一條自由文藝的路來！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日，胡風從北平寫信給路翎說：

   「文藝這領域籠罩者絕大的苦悶，許多人等于帶上了伽，但健康的願望普遍存在，小媳婦一樣，經常怕挨打的存在著。......」

次年（一九五〇）八月十三日，他從上海寫信給張中曉說：

   「現在是，在一個罩子下面，許多讀者都是昏昏沉沉的。一，『輿論』一律，一個普通讀者也實在難于判斷。二，絕對大多數讀者都在某種組織生活中，那裏的空氣是強迫人的。三，文藝上的問題也實在以機械論最省力。不過，雖然如此，目前到處有反抗的情緒，到處有進一步的要求。所以那些『指導家』一面覺得壓得很吃力，一面又更覺得非壓不可。到底如何，半年左右不知能看出一點端倪否？
   「但重要的是要讀者說話，被壓住也還是要說話。慢慢地看能否衝破一些缺口來。目前，只有獨佔的刊物，如果不衝破，那就非悶死不可了。......」  頁530

又過了半年，胡風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六日從北平寫信給牛漢說：

     「這僵屍統治的文壇！......
     但我在磨我的劍，窺測方向。到我看準了的時候，我願意割下我的頭顱拋擲出去，把那個髒臭的鐵壁擊碎的。......」

共產黨的總機關《人民日報》在今年五月十三日，廿四日，六月十日，先後發表了三批「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共有一百六十九封信的摘鈔，其中一百零三封是胡風寫給他的朋友的，其餘都是他的朋友寫給他的，或他們互相通信的。從這一百六十九封信之中，我挑出了上面引的三封信，我認為這三封信最可以使我們懂得胡風這個人和胡風這件案子的真相。這三封信綜合起來，說明三點：第一，在共產黨統治之下的文藝是「僵屍統治的文壇」，北平如此，上海如此，全大陸如此。第二，胡風在北平看出「健康的願望普遍存在」；他在上海看出「目前到處有反抗的情緒，到處有進一步的要求」。這是胡風和他的朋友們所以能保存他們那種天真的信心的根據。第三，胡風的基本思想，——也可以說是他的中心戰略，——是：「重要的是要讀者說話，被壓住也還是要說話。慢慢地看能否衝破一些缺口來。......如果不衝破，那就非悶死不可了。」這一點精神，——「被壓住也還是要說話」的精神，——正是我們這四十年來提倡新文學，提倡文學革命，提倡文藝復興，提倡「人的文學」，提倡健全的個人主義，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所期望給中國培養起來並且永遠保存下去的一點精神。這種精神，胡風叫它做「主觀精神」，「主觀思想要求」，「戰鬥要求」，「人格力量」。 　　為了要實行這種「被壓住也還是要說話」的戰鬥的人格力量，胡風終於「願意割下我的頭顱，拋擲出去」，要想「把那個髒臭的鐵壁擊碎」。 　　我們在這裡應該略敘胡風如何真正割下他的頭顱，拋擲出去的一段壯烈的歷史。他在去年（一九五四）四五月裡，發憤寫了二十多萬字的一篇長文，題作「關于幾個理論性問題的說明材料」。這篇長文寫成後，他越過中共的文藝統治幹部，直接送給毛澤東看，——他大概妄想毛澤東還可以了解他的思想，可能「要徹底考慮考慮」；或者妄想毛澤東還是一個有力量的中共頭子。他不料毛澤東完全不能接受他的見解，也沒有力量制裁他的前後左右的那「一些低能兼惡意者」，——如周揚，林默涵，何其芳等等。于是那篇二十多萬字的長文，就被發下去交給周揚等人。胡風看不清那個形勢，他只看見去年十月十一月裡《紅樓夢》事件牽涉到清算《文藝報》的主任編輯馮雪峰，鬧到馮雪峰自我批判，鬧到《文藝報》編輯部整個改組，(註九)——胡風在那時候還很樂觀，他寫信給他的朋友們，以為「缺口已打開了」(註十)，他還聽說「二十多萬的東西要出版了」(註十一)。殊不知道，十二月八日，周揚在「文聯主席團」和「作協主席團」召開的聯席擴大會議上，用六千多字的演說攻擊胡風和他的朋友。從那天起，外間就起來了一片攻擊胡風的言論。胡風就奉命作「自我批判」了。他到這時候才明白形勢的大危險，他在十二月十三日寫信給方然說：

   「被樂觀估計所誤，終于冒進，沒有具體的分析具體情況，責任主要在我。......愧對戰鬥者們。......」

今年（一九五五）二月八日他寫信給張中曉說：

   「不要痛苦，千萬冷靜。還有許多事情我們得忍受，並且只有在忍受中求得重生。一切都是為了事業，為了更遠大的未來！......
     這已經沒有什麼了。究竟錯多少？對多少？在群眾的心裏是有數的。」

那篇「二十多萬字的東西」居然被交付《文藝報》印作本年一月的「附冊」出版了。但香港和海外訂閱《文藝報》的人都收不到這個「附冊」，所以我們到今天還沒有看見胡風自己割下的這個頭顱是個什麼樣子。我們從許多攻擊胡風的文字裏，可以推知這篇「關於幾個理論性問題的說明材料」大概分作兩大部分：前一部分是很嚴厲的批評中共統制文藝的政策的種種荒謬，後一部分是他提出的自由文藝的方案。 　　在那批評的部分，據說胡風極力攻擊中共統制文藝的三條棍子和五把刀子。三條棍子，我們至今不知道是什麼。五把刀子，已有《祖國週刊》的趙聰先生，《自由陣線》的景叙先生和金達凱先生，和本報的沈秉文先生大致敘述過了。下面略述的是依據景叙先生從一九五五年第二期《文藝學習》和同年第八號《文藝報》引的胡風駁斥「五把刀子」的原文：

   第一把刀子是：「作家要從事創作實驗，非得首先具有完美無缺的共產主義世界觀不可。否則不可能望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的影子。......單單這一條就足夠把一切作家都嚇啞了。」

第二把刀子是：「只有工農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可以不要立塲或少一點立塲。」 　　第三把刀子是：「只有思想改造了才能創作。」「對於林默涵同志等認為必須改造而沒有直接由林默涵同志等改造的作家，不給工作條件，不准他們創作，要他們去專門改造。如果他們自動創作了，就不准發表。萬一發表了，就迎頭痛擊，叫做『批評』，或『讀者意見』。如果他們不遵命檢討，......那不是『抵抗改造』，就是『驕傲』，甚至是『反對派』。」 　　第四把刀子是：「只有過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只有繼承或發揚『優秀的傳統』才能克服新文藝的缺點。如果要接受國際革命文藝和現實主義文藝的經驗，那就是『拜倒於資產階級文藝之前』。這就使得作家......被這種沉重的復古空氣下面的形式主義和舊的美感封鎖得『非禮毋視，非禮毋聽，非禮毋動』，因此就只好『非禮毋言』以致無所動無所言了。」 　　第五把刀子是：「題材有重要與否之分，題材能決定作品的價值。......而所謂『重要題材』又一定得是光明的東西。革命勝利了不能有新舊鬥爭，更不能死人。......革命勝利了不能有落後和黑暗。......這就使得作家什麼也不敢寫，寫了的當然是通體『光明』的，也就是通體虛偽的東西。......」 　　胡風總結起來說：

   「在這五道刀光的籠罩之下，還有什麼作家與現實的結合？還有什麼現實主義？還有什麼創作實踐可言？......」
   「三十多年以來，新文藝在革命鬥爭過程中所積蓄起來的一點有生力量，被悶的枯萎了。」
   「主觀主義的理論和宗派主義的做法，在『解放』以後用『黨』的名義取得了絕對的統治地位，幾年以來就造成了這樣的結果。」
   胡風的那篇「說明材料」的建設部分，主張文藝創作的自由，主張廢止一切統制文藝的政策，主張停辦現有的中共官辦的獨佔的文藝刊物，主張文藝刊物的自由競爭等！我不必追述了。

　　 ※ ※ 　　我特別敘述胡風這一案，我要我們的朋友們明瞭胡風和他的許多朋友（看本報十三卷四期一一六頁沈秉文先生記「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部分名單）不但值得我們的同情，並且在歷史意義上確是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一個有反抗力量的支流。我從來不認識胡風，也不認識他的許多同道的朋友，我也從來沒有注意他們出版的作品。但我在這一年裏仔細搜集他們的文字，仔細研究他們的思想，我不能不承認他們的戰鬥精神，反抗文藝統制的精神，始終主張並且不恤「割下頭顱拋擲出去」的「被壓住也還是要說話」的精神，正是這「三十多年來新文藝......所積蓄起來的一點有生力量」。這個力量在這個最黑暗最沒有抵抗成功可能的時期，起來作一番很有光彩，很有光榮的抗暴抗毒的奮鬥，這是我這個曾經努力於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老兵所引為「自愧弗如」的一件大事。 　　整個胡風事件當然是四十年來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抗毒防腐的力量的表現，這點歷史意義是很清楚明白的。試看胡風自己念念不忘那「三十多年來」的「新文藝」，就是一個證據。試看胡風的一萬四千多字的「我的自我批判」(註十三)，他自己提出的第一項罪狀就是他在一九四〇年寫的《論民族形式問題》裡面，「對於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領導思想，作了錯誤的論斷」。這個論斷是：「以市民為盟主的中國人民大眾底五四文學革命運動，正是市民社會突起了以後的、累積了幾百年的、世界進步文學傳統底一個新拓的支流。」共產黨痛恨這句話，是因為毛澤東曾說「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胡風說的「市民社會」和「以市民為盟主」都顯然有所謂的資產階級的氣味。其實胡風這個論斷的重要意義在於他能充分認識我們在三十多年前提倡的文學革命運動是「累積了幾百年的世界進步文學傳統的一個新拓的支流」。在這一點上，當年的獨秀和我和周氏兄弟（魯迅、啟明）都有自覺的認識，都把那個運動看作和意大利的文藝復興以及法、英、德、北歐、東歐的文藝復興，是同一個世界大潮流的一部分。從意大利的文藝復興算起，這個世界進步文學傳統當然可說是「累積了幾百年」，當然遠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了。胡風和他的朋友們自居於這個世界文學傳統的一個新拓支流的「五四新文學」的系統，怪不得他們要把毛澤東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文藝講話」看作「被當作了『圖騰』」而「能屠殺生靈」的「小冊子」了。(註十四)這也是胡風一案和整個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淵源關係的一個證據。 　　如果還需要舉出更多的證據，我還可以指出新文學運動初期周作人傅斯年兩位先生特別注意的「人的文學」一個問題。這是民國七年的話了。當年所謂「應該提倡的新文學是『人的文學』；應該排斥的是反對的，『非人的文學』」，有兩個方面。在「人的文學」方面，當時提倡的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是「一種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襲的禮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實的幸福生活」。「用這種人道主義為本，對於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字，便是『人的文學』」。在這一個方面，胡風的文學理論最接近當年《新青年》雜誌的理論。例如沈秉文先生曾在本報指出的胡風《論現實主義的路》的一些理論：「人民並沒有如理論家所分析的階級意識，人民也沒有階級鬥爭的要求，而只是希望從長期積累下來的沉重的精神奴役的創傷下面解脫出來。通俗一點說，人民......只要求從愚昧、無知、貧困、庸俗下面掙脫出來，以求得自由和進步。」這就很接近周作人在三十多年前提倡的「人情以內，人力以內」的平平常常的「人的文學」了。 　　 但他最接近的一點似乎是在我們當時所排斥的「非人的文學」一個方面。周作人列舉的十大類的「非人的文學」之中，就有《西遊記》、《水滸傳》、《七俠五義》等等。我們當時一面推許這些舊小說的文學工具（白話），一面又不能不指出他們的思想內容實在不高明，夠不上「人的文學」。所以周作人先生當年的結論是：「還須介紹譯述外國的著作，擴大讀者的精神，眼裏看見了世界的人類，養成人的道德，實現人的生活。」在那個時代，魯迅、孟真和我都曾有同樣的主張。胡風在《論民族形式問題》一文裡，曾說，在「五四」以前的中國文學作品裡「得不到民主主義觀點的反映，甚至略略帶有民主主義觀點的要素的反映也很難被我們發現」。就是在《水滸》裏面，他也認為沒有「發自貳心的叛逆之音」。所以他主張充分接受世界進步文藝的經驗。所以他反對共產黨所謂「民族文學遺產」，所謂「過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他把這種「沉重的復古空氣」叫做第四把刀子。後來他在他的「自我批判」裏，自己承認這是因為他「在強調五.......」 頁544 　　 　　 ※ ※ 　　 對於「民主」和「科學」，我的看法和獨秀的看法不同。我的看法是：民主的真意義只是一種生活的方式，科學的真意義只是一個態度，一個方法。 　 先說「民主的真意義只是一種生活方式」。民主的生活方式，千言萬語，歸根只有一句話，就是承認人人各有其價值，人人都應該可以自由發展的生活方式。一切保障人權，保障自由的制度，根本上都只是承認個人的價值，根本都只是要使得那種承認個人價值的生活方式有實現的可能。換句話說，民主的生活方式根本上是一種個人主義的生活方式。在近代西方國家的歷史上，爭取自由的開始是在宗教信仰的自由，從宗教信仰的自由逐漸擴大到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出版的自由。信仰是個人內心的信仰，思想是個人內心的思想。民主的制度只是要保障個人的自由，使他不受政治暴力的摧殘，不受群眾壓力的壓迫。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固然是應該顧到的，而一個弱小的個人的信仰和意見最容易受摧殘，受壓迫，更是應該顧到的。所以民主的生活方式的最具體的表現就是尊重少數人的自由，尊重每一個個人的自由，——這種生活方式才是民主的真意義。 頁545 　　這種生活方式的背後也還是一種態度，一種精神。這種精神其實就是中國古人說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的精神。這種態度其實也就是中國古人說的“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的態度。我在那個時期（一九一八年六月，新青年四卷六號）曾寫長文介紹易卜生，易卜生寫信給他的朋友Biandes說：

   「我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種真正純粹的為我主義，要使你覺得天下只有關於你的事最要緊，其餘的都算不得什麼，......你要想有益于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

易卜生的名劇《國民公敵》裏說：「多數總在錯的一邊，少數總在不錯的一邊」。又說：「世上最強有力的人是那個最孤立的人。」——這都可以說是民主的生活方式的基本態度，基本精神。 　　民主的生活方式，在政治制度上的表現，好像是少數服從多數，其實他的最精采的一點是多數不抹煞少數，不敢不尊重少數，更不敢壓迫少數，毀滅少數。 　　其次，我要說明「科學只是一個方法」。 　　 科學不是堅甲利兵、飛機大砲，也不是聲、光、電、化。那些東西都是科學的生產品，並不是科學本身。科學本身只是一個方法，一個態度，一種精神。這個方法並不是西洋人單獨發明的，乃是人類的常識加上了嚴格的制裁和訓練。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講科學的方法，曾叫他做「沙狄的方法」（The Method of Zadig）。沙狄是伏爾泰（Uoltaire）小說裏一個古代巴比侖的學者，他在樹林裏散步，看見沙上有動物走過留下的痕跡，就斷定那是一隻生產了不久的母狗，耳朵是長的，一只腳是微跛的。他又看見了樹林裏地上的馬蹄印痕和兩傍樹枝樹葉的情形，他就斷定那跑過的馬是一匹頭等善馳的馬，身高五尺，尾長三尺半，馬蹄細小，蹄上帶著銀套。赫胥黎說，這樣從看見的事實推知沒有看見的事實的方法，是人類的常識，也就是科學的方法。他指出，一切所謂「歷史的科學」，如歷史學本身，如考古學，如天文學，如地質學，如古生物學，他們用的方法，都可以叫做「沙狄的方法」。這就是中國最近三百年中的樸學家所謂「考據」或「考證」的方法。東方西方人治曆法，推算晦朔交食；法官判決獄訟；史家用文獻推知過去的史實，金石學家用古器物來考訂歷史；中國的樸學經師用古代的辭典、韻文，來考定古文字的古訓和古音；校勘學者用古書，古本，來校勘古書，——他們用的方法都是「沙狄的方法」，也都是近世科學家的科學方法。 　　這個方法並沒有什麼神秘，只是注重事實，尊重證據。地質學者依據地層裡保存的化石，可以推知幾百萬年前地球的形狀，天文學者依據現在所知的天體運行的狀態和規律，可以上推幾千年前的日月食和月日時分，可以下推幾千年後的日月食的月日時分。這是一切所謂「歷史的科學」的方法，都只是研究事實，服從證據，跟著證據走的方法。所謂「證據」只是過去的事實留下的痕跡，留下的「雪泥鴻爪」，——從這些遺留的痕跡上推知那些產生這些痕跡的事實，這是一切所謂「歷史的科學」的「考據」方法。 　　所謂「實驗的科學」，雖然不須依靠歷史遺留的痕跡，他們的方法其實也只是考據的方法的一種應用。歷史的科學不能製造證據，實驗的科學可以依據學理而安排試驗，——試驗就是先假定在某種條件之下某些事實必然發生，于是造成某種條件，來看某些事實是否發生。天文學者也可以預知將來，——可以推算一九五六年六月八日南太平洋海上可以看見日全食，——但他們沒有法子可以造成某種實驗的條件來使那個日全食提早一個月實現，或改在北太平洋大家可以看見的地方實現。實驗科學家則不然：他們可以預先造成某些條件，使得某種預期的結果在預期的幾點幾分幾秒鐘實現。赫胥黎曾說一切「歷史的科學」（包括地質學、古生物學、天文學）的方法是「推知過去」的科學方法。那末，實驗科學的方法可以說是在有限的條件之下推知有限的將來的方法。後一類的方法和前一類的方法，根本上是相同的，同是依據因果律：歷史的科學的方法是從現存的遺跡推求過去產生這種遺跡的事實；實驗的科學是製造可以產生某種效果的條件來試驗那預期的效果能否依照預料而實現。前者是由果推知因，後者是造因而求果。所以他們是根本相同的。 　　更要緊的是在那個方法的背後的科學的態度，科學的精神。科學的態度是不輕易相信，是敢於懷疑，是俗話說的「打破沙鍋問到底」，是崔東壁（述）所謂「考而後信」，是中國古人說的「無徵則不信」，是赫胥黎說的「必須要嚴格的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 　　科學的精神不是致用，只是求知，是純粹「無所為」的尋求知識，是為真理而尋求真理，為知識而求知識。這一點——為知識而求知識的科學精神——在當時最不容易使大家了解。當時人對於「科學」的見解總不免誤認科學是最有實用的知識，即如獨秀，在他的心目中，科學的大用處是破除一切迷信，把人類從黑暗裏解放出來，引上光明的世界。至于一般人崇拜科學為富國強兵的根源，更不用說了。其實科學發達史上，真正創造科學的許多開山大師都是為真理而尋求真理，為知識而尋求知識的工作者。英國詩人白朗寧（Robert Browning）有一篇著名的長詩，題作「一個文法學者的埋葬」（A Grammarian's Tuneral），寫幾個學生抬著他們的老師的棺材上最高山峯埋葬，他們一面上山，一面談論這位古文法學者終身勤勤懇懇的研究古文法，膽石病和咳喘病都不能阻止他的工作，——話都說不出來了，他還在考定一個字的文法；腰以下都僵死了，他還在辨正兩個字的詞性。——他們歌唱著：　

   「這個人不顧生命，只要求知，——

　這兒是他的埋葬地，

 ——這兒是雲生處，

　 是隕星飛過處， 　　是電光穿射處， 　　是天星往來處， 　——讓風雨帶來高興， 　　讓露水送來和平！ 　這兒，我們埋葬他， 　高高的生，高高的死。」　　 我做大學學生的時期，最喜歡讀這首詩，常覺得白朗寧描寫的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學者「不顧生命，只要求知“的精神，真是一兩百年後哥白尼、葛利略、解白勒諸人建立近世新科學的精神。 　　這一種「無所為」的求知精神，是當時在新青年雜誌上翻譯赫格爾或講述自然科學的一班朋友不很了解的。在中國學術史上，我覺得只有十七世紀以下的「漢學家」、「樸學家」，——從顧炎武到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往往真有這種「為知識而求知識」的科學精神，民國八年（一九一九），我開始寫一篇長文，原題作「漢學家的科學方法」，後來改題作「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我先發表了前六章，民國九年寫成第七章，民國十年冬天寫成第八章。在那篇研究裏，我很明白的說：

   「中國舊有的學術，只有清代的『樸學』確有科學的精神。」
   「他們的方法是歸納和演繹同時並用的科學方法。」

民國八年八月，我有一封信給毛子水先生，其中說：

   「我以為我們做學問不當先存......狹義的功利觀念。做學問的人當看自己性之所近，揀選所要做的學問，揀定之後，當存一個『為真理而求真理』的態度。研究學術史的人更當用『為真理而求真理』的標準去批評各家的學術。學問是平等的。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恒星，都是一大功績。......」

這是我在那幾年研究中國「樸學」的成績和方法所感覺到的「樸學的精神」，——這種「為真理而尋求真理」，「為知識而尋求知識」的精神，我承認就是西方近世產生科學的精神。

   按：據文中記事年月，此手稿當作于1955年（適之先生63歲，離先生去世祇7年）。原稿見胡適紀念館1960年6月出版的《胡適手稿第九集》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