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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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九 經部十九
禮類一
编辑古稱議禮如聚訟。然《儀禮》難讀，儒者罕通，不能聚訟。《禮記》輯自漢儒，某增某減，具有主名，亦無庸聚訟。所辨論求勝者，《周禮》一書而已。考《大司樂》章先見於魏文侯時，理不容偽。河間獻王但言闕《冬官》一篇，不言簡編失次，則竄亂移補者亦妄。三《禮》並立，一從古本，無可疑也。鄭康成《注》，賈公彥、孔穎達《疏》，於名物度數特詳。宋儒攻擊，僅摭其好引讖緯一失，至其訓詁則弗能逾越。蓋得其節文，乃可推製作之精意，不比《孝經》、《論語》可推尋文句而談。本漢唐之《注》、《疏》，而佐以宋儒之義理，亦無可疑也。謹以類區分，定為六目：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曰《三禮總義》、曰《通禮》、曰《雜禮書》。六目之中，各以時代為先後，庶源流同異，可比而考焉。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玄有《易注》，已著錄。公彥，洺州永年人。永徽中，官至太學博士。事蹟具《舊唐書•儒學傳》。《周禮》一書，上自河間獻王。於諸經之中，其出最晚。其真偽亦紛如聚訟，不可縷舉。惟《橫渠語錄》曰：“《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鄭樵《通志》引孫處之言曰“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蓋周公之為《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預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云云（案此條所雲，惟《召誥》、《洛誥》、《孟子》顯相舛異，至《禹貢》乃唐虞之制，《武成》、《周官》乃梅賾古文《尚書》，《王制》乃漢文帝博士所追述，皆不足以為難，其說蓋離合參半），其說差為近之，然亦未盡也。夫《周禮》作於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過春秋以後。其東遷以前三百餘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損益，除舊佈新，不知凡幾。其初去成、康未遠，不過因其舊章，稍為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於是以後世之法竄入之，其書遂雜。其後去之愈遠，時移勢變，不可行者漸多，其書遂廢。此亦如後世律令條格，率數十年而一脩，脩則必有所附益。特世近者可考，年遠者無徵，其增刪之跡，遂靡所稽，統以為周公之舊耳。迨乎法制既更，簡編猶在，好古者留為文獻，故其書閱久而仍存。此又如開元《六典》、政和《五禮》，在當代已不行用，而今日尚有傳本，不足異也。使其作偽，何不全偽六官，而必闕其一，至以千金購之不得哉？且作偽者必剽取舊文，借真者以實其贗，古文《尚書》是也。劉歆宗《左傳》，而《左傳》所雲《禮經》，皆不見於《周禮》。《儀禮》十七篇，皆在《七略》所載古經七十篇中；《禮記》四十九篇，亦在劉向所錄二百十四篇中。而《儀禮•聘禮》賓行饔餼之物、禾米芻薪之數、籩豆簠簋之實、鉶壺鼎甕之列，與《掌客》之文不同。又《大射禮》天子、諸侯侯數、侯制與《司射》之文不同。《禮記•雜記》載子、男執圭與《典瑞》之文不同。《禮器》天子、諸侯席數與《司幾筵》之文不同。如斯之類，與二《禮》多相矛盾。歆果贗托周公為此書，又何難牽就其文，使與經傳相合，以相證驗，而必留此異同，以啟後人之攻擊？然則《周禮》一書不盡原文，而非出依託，可概睹矣。《考工記》稱鄭之刀，又稱秦無廬，鄭封於宣王時，秦封於孝王時，其非周公之舊典，已無疑義。《南齊書》稱：“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塚，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奇，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鬥書《考工記》。”則其為秦以前書亦灼然可知。雖不足以當《冬官》，然百工為九經之一，其工為九官之一，先王原以制器為大事，存之尚稍見古制。俞庭椿以下，紛紛割裂五官，均無知妄作耳。鄭《注》《隋志》作十二卷，賈《疏》文繁，乃析為五十卷，《新、舊唐志》並同。今本四十二卷，不知何人所並。玄於三《禮》之學，本為專門，故所釋特精。惟好引緯書，是其一短。《歐陽修集》有《請校正五經劄子》，欲刪削其書。然緯書不盡可據，亦非盡不可據，在審別其是非而已，不必竄易古書也。又好改經字，亦其一失。然所注但曰“當作某”耳，尚不似北宋以後連篇累牘，動稱錯簡，則亦不必苛責於玄矣。公彥之《疏》，亦極博核，足以發揮鄭學。《朱子語錄》稱“《五經》疏中，《周禮疏》最好。”蓋宋儒惟朱子深於《禮》，故能知鄭、賈之善雲。
宋王安石撰。安石事蹟詳《宋史》本傳。晁公武《讀書志》曰：“熙寧中置經義局，撰《三經義》，皆本王安石《經說》。“三經”，《書》、《詩》、《周禮》也。”新經《毛詩義》凡二十卷，《尚書義》凡十三卷，今並佚。《周禮新義》本二十二卷，明萬曆中《重編內閣書目》尚載其名，故朱彝尊《經義考》不敢著其已佚，但注曰“未見”。然外間實無傳本，即明以來內閣舊籍，亦實無此書。惟《永樂大典》中所載最夥。蓋《內閣書目》據《文淵閣書目》，《文淵閣書目》即修《永樂大典》所徵之書。其時尚有完帙，故采之最詳也。考蔡絛《鐵圍山叢談》曰“王元澤奉詔為《三經義》，時王丞相介甫為之提舉。《詩》、《書》蓋多出元澤及諸門弟子手，《周禮新義》實丞相親為之筆削者。政和中，有司上言，天府所籍吳氏資多有王丞相文書。於是朝廷悉藏諸秘閣，用是吾得見之。《周禮新義》，筆跡如斜風細雨，誠介甫親書”云云，然則《三經義》中惟《周禮》為安石手著矣。安石以《周禮》亂宋，學者類能言之。然《周禮》之不可行於後世，微特人人知之，安石亦未嘗不知也。安石之意，本以宋當積弱之後，而欲濟之以富強。又懼富強之說必為儒者所排擊，於是附會《經》義以鉗儒者之口，實非真信《周禮》為可行。迨其後用之不得其人，行之不得其道，百弊叢生，而宋以大壞。其弊亦非真緣《周禮》以致誤。羅大經《鶴林玉露》《詠安石放魚》詩曰：“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疏。”是猶為安石所紿，未究其假借六藝之本懷也。因是而攻《周禮》，因是而攻安石所注之《周禮》，是寬其影附之巧謀，而科以迂腐之薄譴矣。故安石怙權植黨之罪，萬萬無可辭。安石解《經》之說，則與所立新法各為一事。程子取其《易解》，朱子、王應麟均取其《尚書義》，所謂言各有當也。今觀此書，惟訓詁多用《字說》，病其牽合。其餘依《經》詮義，如所解“八則”之治都鄙，“八統”之馭萬民，“九兩”之系邦國者，皆具有發明，無所謂舞文害道之處。故王昭禹、林之奇、王與之、陳友仁等注《周禮》，頗據其說，欽定《周官義疏》亦不廢採用。又安可盡以人廢耶？安石神宗時所上《五事劄子》及《神宗日錄》，載安石所引《周官》及楊時《龜山集》中所駁平頒興積一條，其文皆在《地官》中。今《永樂大典》闕《地官》、《夏官》二卷，其說遂不可考。然所佚適屬其瑕類，則所存者益不必苛詆矣。安石本未解《考工記》，而《永樂大典》乃備載其說。據晁公武《讀書志》，蓋鄭宗顏輯安石《字說》為之，以補其闕。今亦並錄其解，備一家之書焉。
宋王昭禹撰。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昭禹，未詳何人。近世為舉子業者多用之，其學皆宗王氏新說。王與之作《周禮訂義》，類編姓氏、世次，列於龜山楊時之後，曰字光遠，亦不詳其爵裏。當為徽、欽時人。”今按其書，解“惟王建國”雲：“業格於上下謂之王，或而圍之謂之國。”解“匪頒之式”雲：“散其所藏曰匪，以等級之曰頒。故匪從匚從非，言其分而非藏也。頒從分從頁，言自上而頒之下。”解“圃”曰：“園有眾甫謂之圃。”解“鮑魚”曰：“魚之鮮者包以致之。”解“鱐”曰：“魚之乾者肅以致之。”解“司徒”雲：“於文反後為司，蓋後從一從廠從口，則所以出命，司反之則守令而已。從一則所以一眾，司反之則分眾以治之而已。從廠則承上世之庇覆以君天下，司反之則以君之爵為執事之法而已。”其附會穿鑿，皆遵王氏《字說》。蓋當時《三經新義》列在學官，功令所懸，故昭禹因之不改。然其發明義旨，則有不盡同於王氏之學者。如解《泉府》“以國服為之息”雲：“各以其所服國事賈物為息。若農以粟米，工以器械，皆以其所有也。周之衰，不能為民正田制地，稅斂無度，又從而貸之，則凶年饑歲無以為償矣。下無以償，上之人又必責之，則稱貸之法，豈特無補於民哉？求以國服為之息，恐收還其母而不得。”蓋已目睹青苗之弊，而陰破其說矣。至其闡發《經》義，有足訂《注》、《疏》之誤者。如解《載師》“裏布屋粟”，謂“國宅無征，民居有征無布。以其不毛，使之有裏布。民出耕在田廬，入居在裏，其屋有田以出粟。今不耕田，則計屋而斂之，謂之屋粟。”不從先儒以裏布為二十五家之泉、屋粟為三夫之粟。又解“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固當時正役，後因遠近劇易而制云云，皆為先儒所未發。故宋人釋《周禮》者，如王與之《訂義》、林之奇《講義》多引其說，固不得以遵用新說而盡廢之也。五官皆不載《敘官》。宋末朱申作《句解》，蓋從其例，究為一失。今姑仍舊本錄之。內附載陸德明《釋文》，而卷首以德明之名冠昭禹前。今考昭禹《自序》末雲：“因《釋文》而作。”或後人所增入，以德明時代在前，遂題諸昭禹上歟？今仍錄其音釋而德明之名則附著於此，不復並列簡端焉。
宋俞庭椿撰。庭椿字壽翁，臨川人。乾道八年進士，官古田令。是書《宋志》作三卷。今本作一卷，標曰：“陳友仁編”。蓋友仁訂正《周禮集說》，而以此書附其後也。庭椿之說，謂五官所屬皆六十，不得有羨，其羨者皆取以補《冬官》。鑿空臆斷，其謬妄殆不足辨。又謂《天官•世婦》與《春官•世婦》、《夏官•環人》與《秋官•環人》，為一官複出，當省並之。其說似巧而其謬尤甚。二世婦與二環人無論職掌各殊。即以《序官》考之，天官世婦為王之後宮，故與九嬪八十一禦女皆無官屬。至於《春官》世婦為王之宮官，故每宮卿一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六人，與《天官•世婦》顯異。鄭《注》以漢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太僕為證，其說本確。庭椿乃合而一之，是誤以《春官》之世婦為婦人也。至於《司馬》環人之屬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秋官》環人之屬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若二環人是一官，何所屬之中、下士及史、胥、徒乃各不同如此耶？此好立異說者之適以自蔽也。然復古之說始於庭椿，厥後邱葵、吳澄皆襲其謬，說《周禮》者遂有《冬官》不亡之一派。分門別戶，輾轉蔓延，其弊至明末而未已。故特存其書，著竄亂聖經之始，為學者之炯戒焉。
宋葉時撰。時字秀髮，自號竹野愚叟，錢塘人。淳熙十一年進士及第，授奉國軍節度推官，曆官吏部尚書。理宗初以顯謨閣學士出知建寧府，後以寶文閣學士提舉崇福宮。卒諡文康。其立朝無大功過，惟函韓侂胄首以乞和，出時之謀。是書前有《竹野先生傳》，不著撰人名氏。稱時奏“侂胄專政無君，罔上不道，乞梟首置之淮甸，積屍叢塚之間以謝天下，上納之”云云（案此《傳》稱甯宗為上，當出宋人之筆），曲諱其事，非實錄也。其書括《周禮》以立論，凡一百篇。第一篇泛論《禮經》，乃其總序；第二篇駁漢儒之失；第一百篇補《冬官》之亡。其發揮《經》義者實九十七篇，內《朝儀》、《宮衛》、《王畿》、《祭樂》、《明堂》、《分星》六篇各系以圖。其《祭樂》後所附之圖，實樂舞之圖。蓋刊本舛訛，移於前幅。其說與鄭伯謙《太平經國之書》體例略同，議論亦多相出入。時於伯謙為前輩，然《竹野先生傳》中稱其晚居嘉興，乃著此書，以授門人三山翁合。則二書之作，相去不遠。或伯謙取時書而約之，或時因伯謙書而廣之，均未可定。然伯謙所論或有駁雜，時則大體無疵。惟必欲複封建、井田、肉刑之類，頗迂闊爾。其《注疏》一篇謂劉歆誣《周禮》，猶先儒舊論。至謂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補《冬官》為累《周禮》，且謂漢武帝不信《周禮》由此一篇。其說鑿空無據。又謂鄭康成《注》深害《周禮》，詆其不當用緯書注耀魄寶等帝名及用《國語》注分野，用《司馬法》注邱乘，用《左傳》注冕服九章，用《禮記》注褘衣副編。夫康成引緯，歐陽修《乞校正五經劄子》已專論之，無煩時之剿說。至於《國語》、《司馬法》、《左傳》、《禮記》皆古書也，時乃謂不當引以證《經》，然則注《周禮》者當引何等書耶？其《補亡》一篇，謂《冬官》散見五官，亦俞庭椿之瑣說。時不咎其亂《經》，陰相襲用（案《補亡》用庭椿之說，而不言說出於庭椿），反以讀鄭《注》者為叛經，傎又甚矣！《傳》稱其與紫陽朱文公相友善，然朱子於《詩》攻康成，於《禮》不攻康成。此足知朱子之得於《禮》者深，時之得於《禮》者淺也。以其大旨醇正，多能闡發“體國經野”之深意，故數百年來，講禮者猶有取焉。
宋鄭伯謙撰。伯謙位元組卿，永嘉人。官修職郎、衢州府學教授。王與之《周禮訂義》，首列宋代說《周禮》者四十五家，伯謙為第三十一，居黃度、項安世之間。蓋甯宗、理宗時人。是書發揮《周禮》之義。其曰《太平經國書》者，取劉歆“周公致太平之跡”語也。首列四圖：一曰《成周官制》，一曰《秦漢官制》，一曰《漢官制》，一曰《漢南北軍》。所圖僅三朝之職掌宿衛，蓋其大意欲以宮中、府中文事、武事一統於太宰，故惟冠此四圖，明古制也。其書為目三十：曰《教化》、《奉天》、《省官》、《內治》、《官吏》、《宰相》、《宮民》、《官刑》、《攬權》、《養民》、《稅賦》、《節財》、《保治》、《考課》、《賓祭》、《相體》、《內外》、《官制》、《臣職》、《官民》、《官衛》、《奉養》、《祭享》、《愛物》、《醫官》、《鹽酒》、《理財》、《內帑》、《會計》、《內治》。其中《內外》一門、《會計》一門，又各分為上、下篇，凡論三十二篇。皆以《周官》制度類聚貫通，設為問答，推明建官之所以然。多參證後代史事，以明古法之善。其論《天官•玉府》諸職一條，車若水《腳氣集》頗稱之。然其間命意，間有不可解者。如《齊東野語》記韓侂胄之敗，殿司夏震尚聲喏於道旁。《梅磵詩話》記紹定辛卯臨安大火，九廟俱毀，獨丞相史彌遠賜第以殿司軍救撲而存。故洪咨夔詩有“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痛哉九廟成焦土”之句。其時武統於文，相權可謂重極，而此書《宰相》一篇，尚欲更重其權。又宋人南渡之餘，湖山歌舞，不復措意中原，正宜進臥薪嚐膽之戒，而此書《奉養》一篇，乃深斥漢文帝之節儉為非，所論皆不可為訓。毋乃當理宗信任賈似道時，曲學阿世以幹進歟？以他篇貫通《經》義，尚頗有發明，舊本流傳，久行於世，姑節取焉而已。
宋易祓撰。祓有《周易總義》，已著錄。是書陳振孫《書錄解題》不載，惟趙希弁《讀書附志》著錄，稱許儀為之序，刻於衡陽。今衡陽本世已無傳，惟《永樂大典》尚載其《天官》、《春官》、《秋官》、《考工記》，而《地官》、《夏官》亦佚。謹裒合四官之文，編次成帙，以存其舊。其《地官》、《夏官》則采王與之《周禮訂義》所引以補其亡。仍依《讀書附志》所列，勒為三十卷。雖非完帙，然十已得其八九矣。其書研索《經》文，斷以己意，與先儒頗有異同。如論《大宰》“九賦”，則援《載師》之任地及《司市》、《司關》、《卝人》、《角人》、《職幣》等職以駁口率出泉之說。論宗廟“九獻”，則合《籩人》、《醢人》、《內宰》、《司尊彝》及《行人》“王禮再祼”之文，以駁列祼事於九獻之說。論《肆師》之“祈珥”，則引《羊人》、《小子》及《山虞》諸條，以糾改“祈”為“刉”、改“珥”為“衈”之說。論《輈人》之“四旗”，則曆辨《巾車》、《司常》、《大司馬》、《大行人》與《考工記》不合，以明《曲禮》車騎為戰國之制。諸如此類，雖持論互有短長，要皆以《經》釋《經》，非鑿空杜撰。至於《內宰》“二事”，則改為副貳之貳；於《酒正》“式法”，則指為九式之法；於園廛、漆林諸賦，則謂以什一取民，又於一分、中分、十一、十二、二十而三數等而輸之於王；於《淩人》“斬冰”，則謂十二月為建亥之月，先令之於亥月，而後三為淩室，以待亥子醜三月之藏：亦皆自出新義。而於《職方氏》之地理山川，尤為詳悉。蓋祓雖人品卑污，而於《經》義則頗有考據，不以韓侂胄、蘇師旦故掩其著書之功也。
宋王與之撰。與之字次點，樂清人。淳祐二年六月行在秘書省准敕訪求書籍，牒溫州宣取是編。知溫州趙汝騰奏進，特補一官，授賓州文學。後終於通判泗州。此本省牒、州狀、都司看詳及敕旨均錄載卷首，蓋猶宋本之舊。前有真德秀《序》，作於紹定五年壬辰，下距進書時十年。又有趙汝騰《後序》，作於嘉熙元年丁酉，下距進書時六年。故汝騰奏稱“素識其人”，又稱“德秀歿後，與之益刪繁取要，由博得約，其書益精粹無疵也。”所采舊說凡五十一家，然唐以前僅杜子春、鄭興、鄭眾、鄭玄、崔靈恩、賈公彥等六家，其餘四十五家則皆宋人，凡文集、語錄無不搜采。蓋以當代諸儒為主，古義特附存而已。德秀稱“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為無功，而聖人微旨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獨得聖經精微之蘊。永嘉王君，其學本於程、張”云云，蓋以義理為本，典制為末，故所取宋人獨多矣。其注《考工記》，據古文《尚書》、《周官•司空》之職，謂《冬官》未嘗亡，實沿俞庭椿之謬說。汝騰《後序》亦稱之，殊為舛誤。然庭椿淆亂五官，臆為點竄，與之則僅持是論而不敢移掇《經》文，視庭椿固為有間。至其以《序官》散附諸官，考陸德明《經典釋文》、晉幹寶注《周禮》，雖先有此例，究事由意創，先儒之所不遵，不得援以為據也。惟是四十五家之書，今佚其十之八九，僅賴是編以傳。雖貴近賤遠，不及李鼎祚《周易集解》能存古義，而蒐羅宏富，固亦房審權《周易義海》之亞矣。又案邱葵《周禮補亡序》稱：“嘉熙間東嘉王次點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六官始得為全書。”今本實無《補遺》，未審別為一書，或附此書內而佚之。然憑臆改《經》之說，正以不存為最善，固無庸深考也。
宋林希逸撰。希逸字肅翁，福清人。端平二年進士，景定間官司農少卿，終中書舍人。自漢河間獻王取《考工記》補《周官》，於是《經》與《記》合為一書，然後儒亦往往別釋之。唐有杜牧注，宋有陳祥道、林亦之、王炎諸家解，今並不傳，獨希逸此注僅存。宋儒務攻漢儒，故其書多與鄭康成《注》相剌繆。然以綆參分寸之二為輪外兩邊有護牙者，以較為車箱前橫在式之上，則不合於輪輿之制；於倨句一矩有半，解仍鄭氏《注》。其圖乃以鼓為倨，股為句，則不合於磬折之度；於戈之長內則折前，謂援與胡、句相並如磬之折；於皋鼓之倨句磬折，謂“鼓為圓物，何緣有倨句磬折之形？恐有脫文”：皆於古器制度未之詳核。特以《經》文古奧，猝不易明。希逸注明白淺顯，初學易以尋求。且諸工之事非圖不顯，希逸以《三禮圖》之有關於《記》者，采摭附入，亦頗便於省覽。故讀《周禮》者，至今猶傳其書焉。
宋朱申撰。申事蹟無考，裏貫亦未詳。按《江西通志》有朱申字繼宣，宋太學生。又李心傳《道命錄》有淳祐十一年新安朱申《序》，其結銜題“朝散大夫知江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似為二人，不知此書誰所著也。逐句詮釋，大略根據《注》、《疏》，義取簡約。其中所見有與《注》、《疏》異者。若太宰之職“五曰貢賦”，鄭《注》曰：“賦，口率出泉也。貢，功也，九職之功所稅也。”是書則易之曰：“賦，稅也。貢，獻也。”有力主《注》、《疏》而曲為引證者。若《大司徒》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以下，則堅守注中“半為附庸”之說，而不執《孟子》、《王制》以疑《周禮》。至於《注》、《疏》之疑不能決者，若《小司徒》“四丘為甸”以下，《注》謂旁加之數乃治洫澮之數；《大司樂》“圜鍾為宮”以下，《注》謂天宮夾鍾不用中呂等律，以其與地宮同位之類，則皆闕而不載。雖循文詁義，無大發明。而較之竄亂古《經》、橫生新義者，猶不失謹嚴之義。惟《序官》乃《經》文之綱領，申以其無假詮釋，遂削而不載，頗乖體要。是則因陋就簡之失矣。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元初陳友仁《序》，稱其友“雲山沈則正近得此書於霅，編節條理與《東萊讀詩記》、《東齋書傳》相類，名氏則未聞也。癸未攜以歸，訓詁未詳者，益以賈氏、王氏之疏說。辨析未明者，附以前輩諸老之議論”云云，蓋友仁因宋人舊本重緝也。友仁字君複，湖州人。《序》題“丙子後九歲”。丙子為宋亡之歲，友仁不題至元年號而上溯丙子以系年，蓋亦宋之遺民，故仿陶潛不書年號，但稱甲子之例。然陶潛在晉諸詩，亦但題甲子，非以入宋之故。原集具存，友仁未之詳考耳。卷首有《總綱領》一篇、《官制總論》一篇、又《凡例》一篇，分條闡說，極為賅洽。每官之前，又各為《總論》一篇，所引《注》、《疏》及諸儒之說，俱能擷其精粹，而於王安石《新經義》採摘尤多。蓋安石《三經新義》雖為宋人所攻，而《周官新義》則王昭禹述之於前（見所作《周禮詳解》），林之奇述之於後（案之奇學出呂本中，本元祐一派，而作《周禮全解》亦用安石之說，見王與之《周禮訂義》），故此書亦相承援引，不廢其文也。《考工記》後附俞庭椿《周禮復古編》一卷，殊為疣贅，有失別裁。然不肯變易古《經》而兼存其說，以待後人之論定，較庭椿之妄誕則略有間矣。原佚《地官》二卷，其《春官總論》亦佚。黃虞稷《千頃堂書目》雲“關中劉儲秀嘗補注以行”，今未之見，亦姑仍其舊闕之焉。
元毛應龍撰。案張萱《內閣書目》稱“應龍字介石，豫章人。大德間嘗官澧州教授”，而江西志乘俱軼其名，始末已不可詳考矣。是書於諸家訓釋，引據頗博，而於鄭鍔之《解義》、徐氏之《音辨》及歐陽謙之之說，所采尤多。其自出己意者，則題“應龍曰”以別之。其中有沿襲誤說、未考古義者。如《鐘師》“掌金奏，以鐘鼓奏《九夏》”，杜子春、鄭康成皆以“九夏”為樂曲，而應龍獨引歐陽謙之說，謂“《左傳襄四年》曰：‘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文王》而曰工歌，是有詩而可歌者也。《肆夏》而曰金奏，是徒有其聲，可以金奏而無詩可歌明矣”。今考孔穎達《左傳疏》雲：“作樂先擊鐘，故稱金奏。此晉人作樂先歌《肆夏》，《肆夏》是作樂之初，故於《肆夏》言金奏也。次工歌《文王》，樂已先作，非複以金為始，故言工歌也。”其說足與鄭《注》相發明。如以《九夏》之文統“金奏”之下，即以為非樂曲，則《鐘師》又有“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之文貫於“金奏”下，豈亦均非樂曲乎？又《甸祝》“禂牲禂馬”，鄭《注》：“禂讀如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為牲祭求肥充，為馬祭求肥健也。”應龍亦主謙之說，謂：“禂，稠也，禱牲稠盛也。”以康成改讀為非。考禂、侏二字古音本通，非康成改讀。揚雄《國三老箴》“負乘覆餗，奸寇侏張”，《晉書•慕容垂載記》苻堅報書曰“侏張幽顯”，《魏書•恩倖傳》“侏張不已”，《北齊書•源彪傳》“吳賊侏張”，侏張即譸張。侏與譸，猶侏與禂，音同故義借，安得指為康成改讀乎？又《栗氏》為鬴，應龍引鄭鍔之說曰：“《晏子》謂六斗四升為鬴，《管子》謂百升而成釜，康成則謂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釜，為六斗四升。以下文觀之，其臀一寸，其實一豆。豆當為鬥釜之臀，一寸而容一斗，則釜之內方一尺而容十斗，無可疑者。十斗則百升，正管仲所謂釜也。康成謂四升曰豆，每四而加，故區至釜而六斗四升。彼殊不考之於《梓人》也。梓人為飲器，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夫一獻則一升矣，三酬則九升也。以一合九，非十升為豆而何？而康成謂四升為豆，失之矣。”今考康成謂鬴六斗四升，實據《經》文方尺、深尺以粟米法算之，蓋粟米法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乃容一石。鍔以鬴容一石，則是鬴方尺深尺六寸二分矣，其何以解於《經》文方尺、深尺耶？《管子•海王篇》：“鹽百升而釜。”房玄齡注謂：“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七銖、二累為釜，當米六斗四升。”則是《海王篇》百升之釜，乃實百升之鹽，非實百升之粟也。今鍔以《管子》量鹽之鬴為《栗氏》量粟之鬴，比擬已為不倫。至於康成注《梓人》，以豆為鬥，實以豆止四升，不及一獻三酬之數。鍔誤以豆為飲器，遂牽合十升之文，反詆改豆為鬥之非。不知古以鬥飲，不以豆飲。《詩•行葦篇》毛《傳》曰：“大鬥長三尺。”《戰國策》曰：“令工人作為金鬥，長其尾，與代王飲，即因反鬥擊之。”此鬥為飲器之證也。《越語》曰：“觴酒豆肉。”《韓子•外儲篇》曰：“取一豆肉。”是豆實食器，而非飲器之證也。又安得引《梓人》之文為《管子》之旁證乎？諸如此類，皆未免膠執舊文，疏於考核。至於冕服車旗之度、廟祧昭穆之制、《司尊彝》之六尊六彝、《司幾筵》之五幾五席、方弓義弓之異名、正歲正月之並用，條列引證，頗為明晰。宋以來諸家散佚之說，尚因是以存其崖略。則蒐輯之功，固亦非鮮矣。其書諸家著錄，皆雲二十四卷。今散見於《永樂大典》者，《地官》、《夏官》適當闕帙。其餘四官，首尾頗為完具。謹錄為十六卷，以一官四卷，共得二十四卷，計之仍其舊第也。應龍所著。別有《周官或問》五卷，在《集傳》之外。《永樂大典》割附《集傳》之後。其存者僅《天官》十九條、《春官》十四條、《秋官》、《冬官》各一條，篇幅寥寥，不能別成一帙。今仍附於各《傳》下，既免以畸零散佚，且使一家之說互相參證，亦足以資發明焉。
明王應電撰。應電字昭明，昆山人。嘉靖中遭倭亂，避居江西，遂終於泰和。受業魏校之門，其書中稱“師雲”者，即述校語。故《明史•儒林傳》即附之《校傳》後焉。史稱“應電篤好《周禮》，謂《周禮》自宋以後，胡宏、季本各著書指摘其瑕釁至數十萬言，俞壽翁、吳澄則以為《冬官》不亡、雜見於五官中而更次之，近世何喬新、陳鳳梧、舒芬亦各以己意更定。然此皆諸儒之《周禮》也。乃覃研十數載，先求聖人之心，溯斯禮之源。次考天象之文，原設官之意。推五官離合之故，見綱維統體之極。因顯以探微，因細以繹大，成《周禮傳詁》數十卷”云云，蓋應電於《周禮》之學，用力頗深。此三書雖各為卷帙，實相輔而行。核其大致，亦瑕瑜互見。其《傳》十卷，黜《考工記》不錄，猶曰專解古《經》，至割裂《序官》之文，凡同職相統者，使區分部居，各以類從，則頗嫌竄亂。然論說頗為醇正，雖略於考證，而義理多所發明。其《圖說》二卷，用以稽考《傳》義。中如《職方氏》“九州”之類，有圖無說。又有如女官、女奚、女奴諸辨，有說無圖。上卷《明堂表》一篇，亦有錄無書。蓋原本所闕。下卷闕《井邑》、《邱甸》諸圖、則別見《翼傳》，故不復載也。所說間有舛誤者。如謂“社即地祗，夏至有事于方澤，乃祭大社”。考《春官•司服》希冕以祀社稷、五祀序於毳冕以祀四望、山川之下，故鄭康成《酒正注》列社稷於小祭，其說本明。應電以當地祗大祭，殊於《經》義有乖。至謂明堂即王之六寢，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不得於王之寢地，當在南郊，與郊天同。迎屍則於明堂。又謂郊天迎屍，亦當於明堂。考《通典》載：“南郊去國五十裏，明堂在國三裏之外、七裏之內。”則相距凡四十餘裏，安有祭時迎屍，遠在四十裏外者？《周禮•掌次》：“凡祭祀，張屍次。”蓋屍幄切近壝宮，迎屍即於此幄。應電未核《注》、《疏》，故有此訛。他如圖南郊於朝日之前，既從其序，而圖祈穀於迎暑之後，又頗顛舛。然其《自序》，謂舊《周禮》圖冕服則類為男女之形，而章服仍不明；井邑則類為大方隔，而溝洫仍不分：則亦頗有所訂正。今姑與其《傳》並存，以備一家之說。其《翼傳》二卷，凡分七篇。上卷曰《冬官補義》，曰《天王會通》、曰《學周禮法》、曰《治地事宜》。下卷曰《握奇經傳》、曰《非周禮辨》、曰《經傳正訛》。其《冬官補義》擬補土司空、工師、梓人、器府、四瀆、匠人、壘壁氏、巡方、考工、准人、嗇夫、柱下史、左史、右史、水泉、魚政、鹽法、豕人十八官，未免意為揣測。其《天王會通》，以《天官書》所列諸星分配諸官，以為王者憲天而出治，亦多涉附會。其《學周禮法》，論《周禮》有必不可複者，及後人假仿之妄，舊注解釋之謬，改聲改字之非與細物為自古相傳之遺，官事有兼涉不擾之法，皆為有見。餘則多錄舊文。其《治地事宜》，直欲複井田之制，殊失之迂。其《握奇經傳》，雜參以後世之法，亦失之駁。其《非周禮辨》，駁正諸家，尚為明析。其《經傳正訛》，則於《周禮》以外兼涉群經。非惟以篆改隸，並欲以籀改篆，則拾其師魏校《六書精蘊》之說，而不知其流於詭誕矣。大抵三書之中，多參臆說，不盡可從。以《周禮》、《儀禮》至明幾為絕學，故取長棄短，略采數家，以姑備一朝之經術。所謂不得已而思其次也。三書凡十四卷，《明史》作數十卷，蓋約舉之詞。朱彝尊《經義考》惟載《傳》十卷，《圖說》二卷，《學周禮法》一卷，《非周禮辨》一卷，而不載《翼傳》之名，頗為疏漏。又所引黃虞稷語，乃《翼傳》之解題，而系之《周禮傳》下，亦為舛誤。豈偶然疏略，未及檢其全書歟？
明柯尚遷撰。尚遷字喬可，長樂人。自號陽石山人。嘉靖中由貢生官邢臺縣縣丞。其書自《天官》至《冬官》凡十二卷，又附以《周禮通論》、《周禮通今續論》各一卷。前列《序》二篇，《源流序論》一篇，《六官目問》四篇，《全經綱領》十二條，《釋原凡例》七條。書中訓解，其稱“釋”者，皆采輯古注。其曰“原”者，則尚遷推闡作《經》本意也。《周禮》本闕《冬官》，尚遷宗俞庭椿之說，稍為變易，取《遂人》以下《地官》之事分為《冬官》，自遂人至旅下士正六十人，以符六官各六十一之數，故曰“全經”。較庭椿之紛更割裂，似為稍勝，唐順之、薑寶皆深是之，然仍不出宋人錯簡之曲說。且改《經》文“安擾那國”為“富邦國”，又以吳澄所補“惟王建國”以下四十字冠於《冬官》之首，則猶之乎竄亂古經矣。以其訓詁《經》義尚條暢分明，有所闡發，故與王應電書皆節取以備一家，朱彝尊《經義考》所載，與此本卷數相同，而注雲：“內《源流敘論》一卷，《通論》一卷。”今此本《通論》之外，尚有《續論》，而《源流敘論》乃在卷首，不列十四卷之中，與彝尊所注不合。或彝尊未及細檢，亦如王應電書歟？
明王志長撰。志長字平仲，昆山人。萬曆中舉人。《明史•文苑傳》附見其兄《志堅傳》中，稱其亦深於經學。是書於鄭《注》、賈《疏》多刊削其繁文，故謂之“刪”。又雜引諸家之說以發明其義，故謂之“翼”。《周禮》一書，得鄭《注》而訓詁明，得賈《疏》而名物制度考究大備。後有作者，弗能越也。周、張、程、朱諸儒，自度徵實之學必不能出漢唐上，故雖盛稱《周禮》，而皆無箋注之專書。其傳於今者，王安石、王昭禹始推尋於文句之間；王與之始脫略舊文，多集新說；葉時、鄭伯謙始別立標題，借《經》以抒議。其於《經》義，蓋在離合之間。於是考證之學漸變為論辨之學，而鄭、賈幾乎從祧矣。志長此書，亦多采宋以後說，浮文妨要，蓋所不免。而能以《注》、《疏》為根柢，尚變而不離其宗。且自朱申以後，苟趨簡易，以《敘官》為無用而刪之，《經》遂有目無綱。俞庭椿、邱葵以後，又多騁臆見，竄亂五官，以補《冬官》之亡，《經》遂更無完簡。沿及明代，彌逐頹波，破碎支離，益非其舊。志長能恪遵古本，亦為力遏橫流。在經學荒蕪之日，臨深為高，亦可謂研心古義者矣。惠棟作《精華錄訓纂》，因金榮誤引其文，遂並以村書詆志長，乃相輕已甚之詞，不必盡允也。
△《欽定周官義疏》•四十八卷
乾隆十三年禦定《三禮義疏》之第一部也。考《漢志》載《周官經》六篇、《傳》四篇，故杜子春、鄭興、鄭眾、賈逵、衛宏、張衡所注，皆稱《周官》。馬融、鄭玄所注，猶稱《周官禮》。迨唐賈公彥作《疏》，始沿用省文，稱為《周禮》，實非本名。今仍題曰《周官》，從其朔也。首冠以禦制《日知薈說》論《周官》者十則，以昭千古之權衡。其采掇群言，則分為七例：一曰正義，直詁《經》義，確然無疑者也。二曰辨正，後儒駁正，至當不易者也。三曰通論，或以本節本句參證他篇，比類以測義，或引他經與此互相發明者也。四曰餘論，雖非正解而依附《經》義，於事物之理有所推闡者也。五曰存疑，各持一說，義亦可通；又或已經駁論，而持此者多，未敢偏廢者也。六曰存異，名物象數，久遠無傳，難得其真，或創立一說，雖未即愜人心，而不得不存之以資考辨者也。七曰總論，本節之義已經訓解，又合數節而論之，合一職而論之者也。大抵《周官》六典，其源確出周公，而流傳既久，不免有所竄亂，不必以為疑，亦不必以為諱。說《周官》者以鄭氏為專門，而訓詁既繁，不免有所出入，不可護其短，亦不可沒其長。是書博徵約取，持論至平。於《考工記注》奧澀不可解者不強為之詞，尤合聖人闕疑之義也。
國朝李光坡撰。光坡字耜卿，號茂夫，安溪人。大學士光地之弟也。杭世駿《榕城詩話》稱其家居不仕，潛心經學，著有《三禮述注》，此即其一也。其書取《注》、《疏》之文，刪繁舉要，以溯訓詁之源。又旁采諸家，參以己意，以闡製作之義。雖於鄭、賈名物度數之文，多所刊削，而析理明通，措詞簡要，頗足為初學之津梁。考其兄光地《榕村集》中，有《周官筆記》一卷，皆標舉要義，不以考證辨難為長。其侄鍾倫亦有《周禮訓纂》，與光坡此書體例相近。蓋其家學如是也。宋儒喜談三代，故講《周禮》者恒多。又鑒於熙寧之新法，故恒牽引末代弊政，支離詰駁，於《注》、《疏》多所攻擊，議論盛而《經》義反淆。光坡此書，不及漢學之博奧，亦不至如宋學之蔓衍，平心靜氣，務求理明而詞達。於說經之家，亦可謂適中之道矣。
國朝李鍾倫撰。鍾倫字世得，安溪人。康熙癸酉舉人，未仕而卒。此書自《天官》至《秋官》，詳纂注疏，加以訓義。惟闕《考工記》不釋，蓋以河間獻王所補，非周公之古《經》也。書後有乾隆丁丑其子廣平府知府清馥《跋》，稱鍾倫初受三《禮》於其叔光坡。康熙癸酉鄉薦公車後，日侍其父光地於京邸。及光地出督順天學政，複遷直隸巡撫，十餘年中，鍾倫皆隨行，得其指授。又多與宣城梅文鼎、長洲何焯、宿遷徐用錫、河間王之銳，同裏陳萬策等互相討論。故其學具有本源。凡所詮釋，頗得《周官》大義。惟於名物度數，不甚加意，故往往考之弗詳。如《巾車》“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注》：“總以繒為之，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為幨車，山東謂之裳帷。車衡輨亦宜有焉。蓋如今小車蓋也。皆有容有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安車無蔽，謂去飾也。”鍾倫謂：“總惟當施馬，於車義無所取。”考蔡邕《獨斷》曰：“飛軨以緹油，廣八寸，長注地。左畫蒼龍，右畫白虎，系軸頭。”《續漢輿服志》曰：“乘輿重牙斑輪，升龍飛軨。”注引薛綜《東京賦注》“飛軨以緹油，廣八寸，長注地。系軸頭。”所雲緹油，即注所雲總，以繒為之。所雲軸頭，即注所雲輨。然則飛軨即總之在車者，而鍾倫謂總惟飾馬，誤矣。鍾倫又謂：“容以繒結四旁之上際，其四旁之下際則以翟為蔽。”考《經》文“皆有容蓋”，實兼承上重翟、厭翟、安車而言。但重翟、厭翟二車既有容蓋，又有翟蔽兩旁，以畫飾，安車則惟有容蓋，而無翟飾耳。既無翟飾，即惟藉裳帷為障蔽。裳帷之制，當四面圍合，上下通徹。故《詩》曰：“漸車帷裳。”《箋》雲：“帷裳，童容也。”《方言》：“襜褕，江淮南楚謂之衤童褣”。童容與衤童褣義同。蓋衤童褣長襦，上下相連以覆體，車之帷裳垂覆上下，形相似也。又《士昏禮》：“婦車亦如之，有裧。”《注》“裧，車裳帷。”《續漢書輿服志》注：“舊典傳車驂駕赤帷裳，惟郭賀為冀州，敕去襜帷。”《釋名》：“衽，襜也。在襜襜然。”雲襜帷，蓋如裳衽下垂也。凡此皆同於《巾車》之安車，但有帷裳，無重翟、厭翟者也。如鍾倫所雲“帷裳但結四旁之上際，其四旁下際以翟為蔽”，則安車但蔽上際，不復蔽下際矣。《釋名》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以隱蔽其形容也。”若容但蔽上際，不及下際，豈能隱蔽形容乎？如此之類，頗為疏舛。然如辨禘祫、社稷、學校諸篇，皆考證詳核。又如《司馬法》謂：“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鍾倫據蔡氏說，謂：“一乘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輕車用馬馳者，更有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今考《新書》：“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共百人。”又《尉繚子•伍制》：“令軍中之制，五人為伍，伍相保也。十人為什，什相保也。五十人為屬，屬相保也。百人為閭，閭相保也。”起於五人，訖於百人，蓋軍中之制，自一乘起。此皆一乘百人之明驗，足證其說之精核。又明於推步之術，訓《大司徒》土圭之法，謂：“百六十餘裏，景已差一寸。”亦得諸實測，非同講學家之空言也。
國朝方苞撰。苞字鳳九，號靈皋，亦號望溪，桐城人。康熙丙戌會試中式舉人，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後落職修書，特賜侍講銜致仕。是編集諸家之說詮釋《周禮》，謂：“其書皆六官程式，非記禮之文。後儒因《漢志•周官》六篇列於禮家，相沿誤稱《周禮》。故改題本號，以複其初。”其注仿朱子之例，采合眾說者，不復標目。全引一家之說者，乃著其名。凡其顯然舛誤之說，皆置不論。惟似是而非者，乃略為考正。有推極義類、旁見側出者，亦仿朱子之例，以圈外別之。訓詁簡明，持論醇正，於初學頗為有裨。其書成於康熙庚子。後苞別著《周官辨》十卷，指《周官》之文為劉歆竄改以媚王莽，證以《漢書•莽傳》事蹟，曆指某節、某句為歆所增，言之鑿鑿，如目睹其筆削者。自以為學力既深，鑒別真偽，發千古之所未言。然明代金瑤先有是論，特苞更援引史事耳。持論太高，頗難依據，轉不及此書之謹嚴矣。
國朝惠士奇撰。士奇有《半農易說》，已著錄。是編不載《周禮》經文，惟標舉其有所考證辨駁者，各為之說，依《經》文次序編之，凡《天官》二卷，計六十一條。《地官》三卷，計六十三條。《春官》四卷，計九十五條。《夏官》二卷，計六十一條。《秋官》二卷，亦六十一條。《考工記》一卷，計四十條。古聖王經世之道，莫切於《禮》，然必悉其名物而後可求其制度，得其制度而後可語其精微，猶之治《春秋》者不核當日之事實，即不能明聖人之褒貶。故說《禮》則必以鄭氏為宗，亦猶說《春秋》者必以左傳為本。鄭氏之時，去周已遠。故所注《周禮》，多比擬漢制以明之。今去漢末複閱千六百年，鄭氏所謂猶今某物、某事、某官者，又多不解為何語。而當日經師訓詁，輾轉流傳，亦往往形聲並異，不可以今音、今字推求。士奇此書，於古音、古字皆為之分別疏通，使無疑似。複援引諸史百家之文，或以證明周制，或以參考鄭氏所引之漢制，以遞求周制，而各闡其製作之深意。在近時說《禮》之家，持論最有根柢。其中如因巫降之禮，遂謂漢師丹之使巫下神為非惑左道；因《貍首》之射，遂謂周萇宏之射諸侯為非依物怪；因庶民攻說，翦氏攻禜，遂謂段成式所記西域木天壇法禳蟲為周之遺術：皆不免拘泥古義，曲為之詞。又如因含玉而引及餐玉之法，則失之蔓衍。因《左傳》稱仍叔之子為弱，遂據以斷犁牛之子為犢，亦失之附會。至於引《墨子》以證司盟之詛，並以證《春秋》之觀社，取其去古未遠，可資旁證可也，遂謂不讀非聖之書者非善讀書，則詞不達意，欲矯空談之弊，乃激而涉於偏矣。然統觀全書，徵引博而皆有本原，辨論繁而悉有條理。百瑜一瑕，終不能廢其所長也。
國朝沈彤撰。彤有《尚書小疏》，已著錄。自歐陽修有《周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之疑，後人多從其說。即有辨者，不過以攝官為詞，彤獨詳究周制，以與之辨。因撰是書，分《官爵數》、《公田數》、《祿田數》三篇。凡田、爵、祿之數不見於《經》者，或求諸《注》。不見於《注》者，則據《經》起例，推闡旁通，補《經》所無乃適如《經》之所有。其說精密淹通，於鄭、賈《注》、《疏》以後，可雲特出。其中稍有牴牾者，如謂子、男之國不得有中士。考《孟子》稱小國地方五十裏，有“中士倍下士”之文。趙岐《注》曰：“子、男為小國。《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孔穎達《疏》謂：“諸侯統公、侯、伯、子、男。”則子、男有中士矣。《王制》又曰：“其有中士、下士，數各居其上之三分。”鄭《注》謂：“上、中、下士二十七人，各三分之。”《周禮•太宰》賈《疏》釋此文，謂：“朝聘之位，次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中士，中士當下士，下士當其空。小國之上士當次國之中士，中士當下士，下士當其空。故雲各居其上之三分。”若子、男無中士，則小國之士不敷三分之數，與《經》文戾矣。彤又謂：“加田之制，國八十裏者，其加田極於百里，四十裏者，極於五十裏。二十裏者，極於二十五裏。”考《司勳》文曰：“凡賞地無常，輕重視功。”又曰：“惟加田無征。”鄭《注》曰：“加田，既賞之又加賜以田。”夫賞田且無常數，況加田乎？《春秋•宣公十五年傳》：“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又賞士伯以瓜衍之縣。”《襄公二十六年傳》：“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輅三命之服，先八邑。”《襄公二十七年傳》：“公與免餘邑六十。”《襄公二十八年傳》：“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此無論其為賞為加，率無常數，正可與《司勳》文相證。而彤定以二十裏、十裏、五裏，稽諸經傳，略無明文。又彤算畿內百萬井，去山陵林麓等三十六萬井，存田六十四萬井，以為三分去一，本於班固《刑法志》。今考百萬井而去三十六萬井，乃二十五分而去九。《班志》本不雲三分去一，彤所引殊為誤記。且《班志》非為《周官》作注，故立算不必盡據《經》文。今彤既據《經》文，即當參校《經》義，求其吻合。考鄭《載師注》算近郊百里則用三分去一之法，算六遂以外則用十八分去五之法。蓋近郊以內，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相通三夫，而受六夫之地。至六遂以外，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相通六夫，而受十三夫之地。其所受之田，既較近郊為加多，則所去之地，即當較近郊為加少。故郊內三分去一，而遂外僅十八分去五也。夫以三分去一算遂外之地，且猶病其過多，而況於二十五分而去九乎？此不信鄭《注》之所以疏也。至謂《遂人》十夫亦為井田，乃襲宋人緒論，尤疏於考校。然其百慮一失者僅此三四條耳，亦可雲湛深經術者矣。
國朝江永撰。永字慎修，婺源人。是書融會鄭《注》，參以新說，於《經》義多所闡發。其解《考工記》二卷，尤為精核。如《經》文：“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軫圍尺一寸，見於《經》文，而轐圍不著。並軫、轐以求七寸之崇，頗為難合。鄭《注》亦未及詳解。永則謂“軫方徑二寸七分有半，自軸心上至軫面，總高七寸。轂入輿下，左右軌在轂上，須稍高，容轂轉，故轂上必有轐庋之。轐之圍徑無正文。《輈人》當兔之圍，居輈長十之一，方徑三寸六分，輈亦在輿下庋輿者，則兔圍與當兔同可知。軸半徑三寸二分，加轐方徑三寸六分，共高五寸八分。以密率算，轂半徑五寸一分弱，中間距軌七分強，可容轂轉。以五寸八分，加後軫出轐上者，約一寸二分，總高七寸。輿版之厚上與軫平，亦以一寸二分為率。後軫在輿下餘一寸五分，輈踵為缺曲以承之。算加軫與轐之七寸，當從輈算起，蓋輈在軸上，必當輿底相切。而兩旁伏兔，亦必與輈齊平。故知輈之當兔圍，必與兔圍等大。後不言兔圍者，因輈以見”云云。考《釋名》曰：“軫橫在前，如臥床之有枕也。枕，橫也，橫在下也。薦版在上，如薦席也。”似輿板在上而軫在下。永謂軫面與輿版相平，似乎不合。然輿版之下仍餘軫一寸五分，則其說仍不相悖。又考《說文》曰：“，車伏兔下革也。”則是伏兔鉗轂之處，尚有革承其間。永算伏兔距轂崇三寸六分，而伏兔下革厚尚未算入。要其增分甚微，固亦無妨於約算也。又《經》文曰：“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式之制具詳於《曲禮》孔《疏》。其說謂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床三尺三寸，謂之為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為較。至宋林希逸，又謂揉者揉其木使正直而為之。永則謂“揉兩曲木，自兩旁合於前，通車前三分隧之一，皆可謂之式。式崇三尺三寸，並式深處言之。兩端與兩輢之植軹相接，軍中望遠，亦可一足履前式，一足覆旁式。《左傳》長勺之戰‘登軾而望’是也。若較在式上，如何能登軾而望？若較於隧三分之前橫架一木，則在陰版之內，車外不見式矣。《記》如何雲苟有車，必見其式”云云。考鄭《注》曰：“兵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則《經》所雲“一在前者”皆為式。凡一尺四寸有奇之地，《注》始得雲“式深”。若僅於兩輢之中橫架一木，名之曰式，則一木前後更不為式，《注》又何得以深淺度式乎？孔《疏》謂橫架一木於車箱內，蓋未會鄭《注》“式深”二字之義。又鄭《注》雲“較，兩輢上出式者”，兩輢則兩箱版也。上出式而度之以兩輢，則兩較各在兩箱之上明矣。故《釋名》曰：“較在箱上”，不雲較在式上，是其明證。孔《疏》之誤顯然。至於《經》文凡雲揉者，皆揉之使曲，而希逸反謂“揉之使直”，尤屬不考。均不及永之所說確鑿有徵。其他援引典核，率皆類此。其於古制，亦可謂考之詳矣。──右“禮類”《周禮》之屬二十二部，四百五十三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周禮》古謂之《周官》，欽定《三禮義疏》已複其本名。以諸家注本題《周禮》者十之九，難於一一追改，故姑從鄭玄以來相沿之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