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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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九 经部十九
礼类一
编辑古称议礼如聚讼。然《仪礼》难读，儒者罕通，不能聚讼。《礼记》辑自汉儒，某增某减，具有主名，亦无庸聚讼。所辨论求胜者，《周礼》一书而已。考《大司乐》章先见于魏文侯时，理不容伪。河间献王但言阙《冬官》一篇，不言简编失次，则窜乱移补者亦妄。三《礼》并立，一从古本，无可疑也。郑康成《注》，贾公彦、孔颖达《疏》，于名物度数特详。宋儒攻击，仅摭其好引谶纬一失，至其训诂则弗能逾越。盖得其节文，乃可推制作之精意，不比《孝经》、《论语》可推寻文句而谈。本汉唐之《注》、《疏》，而佐以宋儒之义理，亦无可疑也。谨以类区分，定为六目：曰《周礼》、曰《仪礼》、曰《礼记》、曰《三礼总义》、曰《通礼》、曰《杂礼书》。六目之中，各以时代为先后，庶源流同异，可比而考焉。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玄有《易注》，已著录。公彦，洺州永年人。永徽中，官至太学博士。事迹具《旧唐书•儒学传》。《周礼》一书，上自河间献王。于诸经之中，其出最晚。其真伪亦纷如聚讼，不可缕举。惟《横渠语录》曰：“《周礼》是的当之书，然其间必有末世增入者。”郑樵《通志》引孙处之言曰“周公居摄六年之后，书成归丰，而实未尝行。盖周公之为《周礼》，亦犹唐之显庆、开元礼，预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实未尝行也。惟其未经行，故仅述大略，俟其临事而损益之。故建都之制，不与《召诰》、《洛诰》合，封国之制，不与《武成》、《孟子》合，设官之制，不与《周官》合，九畿之制，不与《禹贡》合”云云（案此条所云，惟《召诰》、《洛诰》、《孟子》显相舛异，至《禹贡》乃唐虞之制，《武成》、《周官》乃梅赜古文《尚书》，《王制》乃汉文帝博士所追述，皆不足以为难，其说盖离合参半），其说差为近之，然亦未尽也。夫《周礼》作于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过春秋以后。其东迁以前三百馀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损益，除旧布新，不知凡几。其初去成、康未远，不过因其旧章，稍为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于是以后世之法窜入之，其书遂杂。其后去之愈远，时移势变，不可行者渐多，其书遂废。此亦如后世律令条格，率数十年而一修，修则必有所附益。特世近者可考，年远者无征，其增删之迹，遂靡所稽，统以为周公之旧耳。迨乎法制既更，简编犹在，好古者留为文献，故其书阅久而仍存。此又如开元《六典》、政和《五礼》，在当代已不行用，而今日尚有传本，不足异也。使其作伪，何不全伪六官，而必阙其一，至以千金购之不得哉？且作伪者必剽取旧文，借真者以实其赝，古文《尚书》是也。刘歆宗《左传》，而《左传》所云《礼经》，皆不见于《周礼》。《仪礼》十七篇，皆在《七略》所载古经七十篇中；《礼记》四十九篇，亦在刘向所录二百十四篇中。而《仪礼•聘礼》宾行饔饩之物、禾米刍薪之数、笾豆簠簋之实、铏壶鼎瓮之列，与《掌客》之文不同。又《大射礼》天子、诸侯侯数、侯制与《司射》之文不同。《礼记•杂记》载子、男执圭与《典瑞》之文不同。《礼器》天子、诸侯席数与《司几筵》之文不同。如斯之类，与二《礼》多相矛盾。歆果赝托周公为此书，又何难牵就其文，使与经传相合，以相证验，而必留此异同，以启后人之攻击？然则《周礼》一书不尽原文，而非出依托，可概睹矣。《考工记》称郑之刀，又称秦无庐，郑封于宣王时，秦封于孝王时，其非周公之旧典，已无疑义。《南齐书》称：“文惠太子镇雍州，有盗发楚王冢，获竹简书，青丝编，简广数分，长二尺有奇，得十馀简，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书《考工记》。”则其为秦以前书亦灼然可知。虽不足以当《冬官》，然百工为九经之一，其工为九官之一，先王原以制器为大事，存之尚稍见古制。俞庭椿以下，纷纷割裂五官，均无知妄作耳。郑《注》《隋志》作十二卷，贾《疏》文繁，乃析为五十卷，《新、旧唐志》并同。今本四十二卷，不知何人所并。玄于三《礼》之学，本为专门，故所释特精。惟好引纬书，是其一短。《欧阳修集》有《请校正五经札子》，欲删削其书。然纬书不尽可据，亦非尽不可据，在审别其是非而已，不必窜易古书也。又好改经字，亦其一失。然所注但曰“当作某”耳，尚不似北宋以后连篇累牍，动称错简，则亦不必苛责于玄矣。公彦之《疏》，亦极博核，足以发挥郑学。《朱子语录》称“《五经》疏中，《周礼疏》最好。”盖宋儒惟朱子深于《礼》，故能知郑、贾之善云。
宋王安石撰。安石事迹详《宋史》本传。晁公武《读书志》曰：“熙宁中置经义局，撰《三经义》，皆本王安石《经说》。“三经”，《书》、《诗》、《周礼》也。”新经《毛诗义》凡二十卷，《尚书义》凡十三卷，今并佚。《周礼新义》本二十二卷，明万历中《重编内阁书目》尚载其名，故朱彝尊《经义考》不敢著其已佚，但注曰“未见”。然外间实无传本，即明以来内阁旧籍，亦实无此书。惟《永乐大典》中所载最伙。盖《内阁书目》据《文渊阁书目》，《文渊阁书目》即修《永乐大典》所征之书。其时尚有完帙，故采之最详也。考蔡絛《铁围山丛谈》曰“王元泽奉诏为《三经义》，时王丞相介甫为之提举。《诗》、《书》盖多出元泽及诸门弟子手，《周礼新义》实丞相亲为之笔削者。政和中，有司上言，天府所籍吴氏资多有王丞相文书。于是朝廷悉藏诸秘阁，用是吾得见之。《周礼新义》，笔迹如斜风细雨，诚介甫亲书”云云，然则《三经义》中惟《周礼》为安石手著矣。安石以《周礼》乱宋，学者类能言之。然《周礼》之不可行于后世，微特人人知之，安石亦未尝不知也。安石之意，本以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又惧富强之说必为儒者所排击，于是附会《经》义以钳儒者之口，实非真信《周礼》为可行。迨其后用之不得其人，行之不得其道，百弊丛生，而宋以大坏。其弊亦非真缘《周礼》以致误。罗大经《鹤林玉露》《咏安石放鱼》诗曰：“错认苍姬六典书，中原从此变萧疏。”是犹为安石所绐，未究其假借六艺之本怀也。因是而攻《周礼》，因是而攻安石所注之《周礼》，是宽其影附之巧谋，而科以迂腐之薄谴矣。故安石怙权植党之罪，万万无可辞。安石解《经》之说，则与所立新法各为一事。程子取其《易解》，朱子、王应麟均取其《尚书义》，所谓言各有当也。今观此书，惟训诂多用《字说》，病其牵合。其馀依《经》诠义，如所解“八则”之治都鄙，“八统”之驭万民，“九两”之系邦国者，皆具有发明，无所谓舞文害道之处。故王昭禹、林之奇、王与之、陈友仁等注《周礼》，颇据其说，钦定《周官义疏》亦不废采用。又安可尽以人废耶？安石神宗时所上《五事札子》及《神宗日录》，载安石所引《周官》及杨时《龟山集》中所驳平颁兴积一条，其文皆在《地官》中。今《永乐大典》阙《地官》、《夏官》二卷，其说遂不可考。然所佚适属其瑕类，则所存者益不必苛诋矣。安石本未解《考工记》，而《永乐大典》乃备载其说。据晁公武《读书志》，盖郑宗颜辑安石《字说》为之，以补其阙。今亦并录其解，备一家之书焉。
宋王昭禹撰。陈振孙《书录解题》曰：“昭禹，未详何人。近世为举子业者多用之，其学皆宗王氏新说。王与之作《周礼订义》，类编姓氏、世次，列于龟山杨时之后，曰字光远，亦不详其爵里。当为徽、钦时人。”今按其书，解“惟王建国”云：“业格于上下谓之王，或而围之谓之国。”解“匪颁之式”云：“散其所藏曰匪，以等级之曰颁。故匪从匚从非，言其分而非藏也。颁从分从页，言自上而颁之下。”解“圃”曰：“园有众甫谓之圃。”解“鲍鱼”曰：“鱼之鲜者包以致之。”解“鱐”曰：“鱼之干者肃以致之。”解“司徒”云：“于文反后为司，盖后从一从厂从口，则所以出命，司反之则守令而已。从一则所以一众，司反之则分众以治之而已。从厂则承上世之庇覆以君天下，司反之则以君之爵为执事之法而已。”其附会穿凿，皆遵王氏《字说》。盖当时《三经新义》列在学官，功令所悬，故昭禹因之不改。然其发明义旨，则有不尽同于王氏之学者。如解《泉府》“以国服为之息”云：“各以其所服国事贾物为息。若农以粟米，工以器械，皆以其所有也。周之衰，不能为民正田制地，税敛无度，又从而贷之，则凶年饥岁无以为偿矣。下无以偿，上之人又必责之，则称贷之法，岂特无补于民哉？求以国服为之息，恐收还其母而不得。”盖已目睹青苗之弊，而阴破其说矣。至其阐发《经》义，有足订《注》、《疏》之误者。如解《载师》“里布屋粟”，谓“国宅无征，民居有征无布。以其不毛，使之有里布。民出耕在田庐，入居在里，其屋有田以出粟。今不耕田，则计屋而敛之，谓之屋粟。”不从先儒以里布为二十五家之泉、屋粟为三夫之粟。又解“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固当时正役，后因远近剧易而制云云，皆为先儒所未发。故宋人释《周礼》者，如王与之《订义》、林之奇《讲义》多引其说，固不得以遵用新说而尽废之也。五官皆不载《叙官》。宋末朱申作《句解》，盖从其例，究为一失。今姑仍旧本录之。内附载陆德明《释文》，而卷首以德明之名冠昭禹前。今考昭禹《自序》末云：“因《释文》而作。”或后人所增入，以德明时代在前，遂题诸昭禹上欤？今仍录其音释而德明之名则附著于此，不复并列简端焉。
宋俞庭椿撰。庭椿字寿翁，临川人。乾道八年进士，官古田令。是书《宋志》作三卷。今本作一卷，标曰：“陈友仁编”。盖友仁订正《周礼集说》，而以此书附其后也。庭椿之说，谓五官所属皆六十，不得有羡，其羡者皆取以补《冬官》。凿空臆断，其谬妄殆不足辨。又谓《天官•世妇》与《春官•世妇》、《夏官•环人》与《秋官•环人》，为一官复出，当省并之。其说似巧而其谬尤甚。二世妇与二环人无论职掌各殊。即以《序官》考之，天官世妇为王之后宫，故与九嫔八十一御女皆无官属。至于《春官》世妇为王之宫官，故每宫卿一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六人，与《天官•世妇》显异。郑《注》以汉之大长秋、詹事、中少府、太仆为证，其说本确。庭椿乃合而一之，是误以《春官》之世妇为妇人也。至于《司马》环人之属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秋官》环人之属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若二环人是一官，何所属之中、下士及史、胥、徒乃各不同如此耶？此好立异说者之适以自蔽也。然复古之说始于庭椿，厥后邱葵、吴澄皆袭其谬，说《周礼》者遂有《冬官》不亡之一派。分门别户，辗转蔓延，其弊至明末而未已。故特存其书，著窜乱圣经之始，为学者之炯戒焉。
宋叶时撰。时字秀发，自号竹野愚叟，钱塘人。淳熙十一年进士及第，授奉国军节度推官，历官吏部尚书。理宗初以显谟阁学士出知建宁府，后以宝文阁学士提举崇福宫。卒谥文康。其立朝无大功过，惟函韩侂胄首以乞和，出时之谋。是书前有《竹野先生传》，不著撰人名氏。称时奏“侂胄专政无君，罔上不道，乞枭首置之淮甸，积尸丛冢之间以谢天下，上纳之”云云（案此《传》称甯宗为上，当出宋人之笔），曲讳其事，非实录也。其书括《周礼》以立论，凡一百篇。第一篇泛论《礼经》，乃其总序；第二篇驳汉儒之失；第一百篇补《冬官》之亡。其发挥《经》义者实九十七篇，内《朝仪》、《宫卫》、《王畿》、《祭乐》、《明堂》、《分星》六篇各系以图。其《祭乐》后所附之图，实乐舞之图。盖刊本舛讹，移于前幅。其说与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体例略同，议论亦多相出入。时于伯谦为前辈，然《竹野先生传》中称其晚居嘉兴，乃著此书，以授门人三山翁合。则二书之作，相去不远。或伯谦取时书而约之，或时因伯谦书而广之，均未可定。然伯谦所论或有驳杂，时则大体无疵。惟必欲复封建、井田、肉刑之类，颇迂阔尔。其《注疏》一篇谓刘歆诬《周礼》，犹先儒旧论。至谓河间献王以《考工记》补《冬官》为累《周礼》，且谓汉武帝不信《周礼》由此一篇。其说凿空无据。又谓郑康成《注》深害《周礼》，诋其不当用纬书注耀魄宝等帝名及用《国语》注分野，用《司马法》注邱乘，用《左传》注冕服九章，用《礼记》注袆衣副编。夫康成引纬，欧阳修《乞校正五经札子》已专论之，无烦时之剿说。至于《国语》、《司马法》、《左传》、《礼记》皆古书也，时乃谓不当引以证《经》，然则注《周礼》者当引何等书耶？其《补亡》一篇，谓《冬官》散见五官，亦俞庭椿之琐说。时不咎其乱《经》，阴相袭用（案《补亡》用庭椿之说，而不言说出于庭椿），反以读郑《注》者为叛经，傎又甚矣！《传》称其与紫阳朱文公相友善，然朱子于《诗》攻康成，于《礼》不攻康成。此足知朱子之得于《礼》者深，时之得于《礼》者浅也。以其大旨醇正，多能阐发“体国经野”之深意，故数百年来，讲礼者犹有取焉。
宋郑伯谦撰。伯谦位元组卿，永嘉人。官修职郎、衢州府学教授。王与之《周礼订义》，首列宋代说《周礼》者四十五家，伯谦为第三十一，居黄度、项安世之间。盖甯宗、理宗时人。是书发挥《周礼》之义。其曰《太平经国书》者，取刘歆“周公致太平之迹”语也。首列四图：一曰《成周官制》，一曰《秦汉官制》，一曰《汉官制》，一曰《汉南北军》。所图仅三朝之职掌宿卫，盖其大意欲以宫中、府中文事、武事一统于太宰，故惟冠此四图，明古制也。其书为目三十：曰《教化》、《奉天》、《省官》、《内治》、《官吏》、《宰相》、《宫民》、《官刑》、《揽权》、《养民》、《税赋》、《节财》、《保治》、《考课》、《宾祭》、《相体》、《内外》、《官制》、《臣职》、《官民》、《官卫》、《奉养》、《祭享》、《爱物》、《医官》、《盐酒》、《理财》、《内帑》、《会计》、《内治》。其中《内外》一门、《会计》一门，又各分为上、下篇，凡论三十二篇。皆以《周官》制度类聚贯通，设为问答，推明建官之所以然。多参证后代史事，以明古法之善。其论《天官•玉府》诸职一条，车若水《脚气集》颇称之。然其间命意，间有不可解者。如《齐东野语》记韩侂胄之败，殿司夏震尚声喏于道旁。《梅磵诗话》记绍定辛卯临安大火，九庙俱毁，独丞相史弥远赐第以殿司军救扑而存。故洪咨夔诗有“殿前将军猛如虎，救得汾阳令公府。祖宗神灵飞上天，痛哉九庙成焦土”之句。其时武统于文，相权可谓重极，而此书《宰相》一篇，尚欲更重其权。又宋人南渡之馀，湖山歌舞，不复措意中原，正宜进卧薪尝胆之戒，而此书《奉养》一篇，乃深斥汉文帝之节俭为非，所论皆不可为训。毋乃当理宗信任贾似道时，曲学阿世以干进欤？以他篇贯通《经》义，尚颇有发明，旧本流传，久行于世，姑节取焉而已。
宋易祓撰。祓有《周易总义》，已著录。是书陈振孙《书录解题》不载，惟赵希弁《读书附志》著录，称许仪为之序，刻于衡阳。今衡阳本世已无传，惟《永乐大典》尚载其《天官》、《春官》、《秋官》、《考工记》，而《地官》、《夏官》亦佚。谨裒合四官之文，编次成帙，以存其旧。其《地官》、《夏官》则采王与之《周礼订义》所引以补其亡。仍依《读书附志》所列，勒为三十卷。虽非完帙，然十已得其八九矣。其书研索《经》文，断以己意，与先儒颇有异同。如论《大宰》“九赋”，则援《载师》之任地及《司市》、《司关》、《卝人》、《角人》、《职币》等职以驳口率出泉之说。论宗庙“九献”，则合《笾人》、《醢人》、《内宰》、《司尊彝》及《行人》“王礼再祼”之文，以驳列祼事于九献之说。论《肆师》之“祈珥”，则引《羊人》、《小子》及《山虞》诸条，以纠改“祈”为“刉”、改“珥”为“衈”之说。论《辀人》之“四旗”，则历辨《巾车》、《司常》、《大司马》、《大行人》与《考工记》不合，以明《曲礼》车骑为战国之制。诸如此类，虽持论互有短长，要皆以《经》释《经》，非凿空杜撰。至于《内宰》“二事”，则改为副贰之贰；于《酒正》“式法”，则指为九式之法；于园廛、漆林诸赋，则谓以什一取民，又于一分、中分、十一、十二、二十而三数等而输之于王；于《凌人》“斩冰”，则谓十二月为建亥之月，先令之于亥月，而后三为凌室，以待亥子丑三月之藏：亦皆自出新义。而于《职方氏》之地理山川，尤为详悉。盖祓虽人品卑污，而于《经》义则颇有考据，不以韩侂胄、苏师旦故掩其著书之功也。
宋王与之撰。与之字次点，乐清人。淳祐二年六月行在秘书省准敕访求书籍，牒温州宣取是编。知温州赵汝腾奏进，特补一官，授宾州文学。后终于通判泗州。此本省牒、州状、都司看详及敕旨均录载卷首，盖犹宋本之旧。前有真德秀《序》，作于绍定五年壬辰，下距进书时十年。又有赵汝腾《后序》，作于嘉熙元年丁酉，下距进书时六年。故汝腾奏称“素识其人”，又称“德秀殁后，与之益删繁取要，由博得约，其书益精粹无疵也。”所采旧说凡五十一家，然唐以前仅杜子春、郑兴、郑众、郑玄、崔灵恩、贾公彦等六家，其馀四十五家则皆宋人，凡文集、语录无不搜采。盖以当代诸儒为主，古义特附存而已。德秀称“郑、贾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为无功，而圣人微旨终莫之睹。惟洛之程氏、关中之张氏独得圣经精微之蕴。永嘉王君，其学本于程、张”云云，盖以义理为本，典制为末，故所取宋人独多矣。其注《考工记》，据古文《尚书》、《周官•司空》之职，谓《冬官》未尝亡，实沿俞庭椿之谬说。汝腾《后序》亦称之，殊为舛误。然庭椿淆乱五官，臆为点窜，与之则仅持是论而不敢移掇《经》文，视庭椿固为有间。至其以《序官》散附诸官，考陆德明《经典释文》、晋干宝注《周礼》，虽先有此例，究事由意创，先儒之所不遵，不得援以为据也。惟是四十五家之书，今佚其十之八九，仅赖是编以传。虽贵近贱远，不及李鼎祚《周易集解》能存古义，而搜罗宏富，固亦房审权《周易义海》之亚矣。又案邱葵《周礼补亡序》称：“嘉熙间东嘉王次点作《周官补遗》，由是《周礼》之六官始得为全书。”今本实无《补遗》，未审别为一书，或附此书内而佚之。然凭臆改《经》之说，正以不存为最善，固无庸深考也。
宋林希逸撰。希逸字肃翁，福清人。端平二年进士，景定间官司农少卿，终中书舍人。自汉河间献王取《考工记》补《周官》，于是《经》与《记》合为一书，然后儒亦往往别释之。唐有杜牧注，宋有陈祥道、林亦之、王炎诸家解，今并不传，独希逸此注仅存。宋儒务攻汉儒，故其书多与郑康成《注》相剌缪。然以绠参分寸之二为轮外两边有护牙者，以较为车箱前横在式之上，则不合于轮舆之制；于倨句一矩有半，解仍郑氏《注》。其图乃以鼓为倨，股为句，则不合于磬折之度；于戈之长内则折前，谓援与胡、句相并如磬之折；于皋鼓之倨句磬折，谓“鼓为圆物，何缘有倨句磬折之形？恐有脱文”：皆于古器制度未之详核。特以《经》文古奥，猝不易明。希逸注明白浅显，初学易以寻求。且诸工之事非图不显，希逸以《三礼图》之有关于《记》者，采摭附入，亦颇便于省览。故读《周礼》者，至今犹传其书焉。
宋朱申撰。申事迹无考，里贯亦未详。按《江西通志》有朱申字继宣，宋太学生。又李心传《道命录》有淳祐十一年新安朱申《序》，其结衔题“朝散大夫知江州军州兼管内劝农营田事”。似为二人，不知此书谁所著也。逐句诠释，大略根据《注》、《疏》，义取简约。其中所见有与《注》、《疏》异者。若太宰之职“五曰贡赋”，郑《注》曰：“赋，口率出泉也。贡，功也，九职之功所税也。”是书则易之曰：“赋，税也。贡，献也。”有力主《注》、《疏》而曲为引证者。若《大司徒》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以下，则坚守注中“半为附庸”之说，而不执《孟子》、《王制》以疑《周礼》。至于《注》、《疏》之疑不能决者，若《小司徒》“四丘为甸”以下，《注》谓旁加之数乃治洫浍之数；《大司乐》“圜锺为宫”以下，《注》谓天宫夹锺不用中吕等律，以其与地宫同位之类，则皆阙而不载。虽循文诂义，无大发明。而较之窜乱古《经》、横生新义者，犹不失谨严之义。惟《序官》乃《经》文之纲领，申以其无假诠释，遂削而不载，颇乖体要。是则因陋就简之失矣。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元初陈友仁《序》，称其友“云山沈则正近得此书于霅，编节条理与《东莱读诗记》、《东斋书传》相类，名氏则未闻也。癸未携以归，训诂未详者，益以贾氏、王氏之疏说。辨析未明者，附以前辈诸老之议论”云云，盖友仁因宋人旧本重缉也。友仁字君复，湖州人。《序》题“丙子后九岁”。丙子为宋亡之岁，友仁不题至元年号而上溯丙子以系年，盖亦宋之遗民，故仿陶潜不书年号，但称甲子之例。然陶潜在晋诸诗，亦但题甲子，非以入宋之故。原集具存，友仁未之详考耳。卷首有《总纲领》一篇、《官制总论》一篇、又《凡例》一篇，分条阐说，极为赅洽。每官之前，又各为《总论》一篇，所引《注》、《疏》及诸儒之说，俱能撷其精粹，而于王安石《新经义》采摘尤多。盖安石《三经新义》虽为宋人所攻，而《周官新义》则王昭禹述之于前（见所作《周礼详解》），林之奇述之于后（案之奇学出吕本中，本元祐一派，而作《周礼全解》亦用安石之说，见王与之《周礼订义》），故此书亦相承援引，不废其文也。《考工记》后附俞庭椿《周礼复古编》一卷，殊为疣赘，有失别裁。然不肯变易古《经》而兼存其说，以待后人之论定，较庭椿之妄诞则略有间矣。原佚《地官》二卷，其《春官总论》亦佚。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云“关中刘储秀尝补注以行”，今未之见，亦姑仍其旧阙之焉。
元毛应龙撰。案张萱《内阁书目》称“应龙字介石，豫章人。大德间尝官澧州教授”，而江西志乘俱轶其名，始末已不可详考矣。是书于诸家训释，引据颇博，而于郑锷之《解义》、徐氏之《音辨》及欧阳谦之之说，所采尤多。其自出己意者，则题“应龙曰”以别之。其中有沿袭误说、未考古义者。如《钟师》“掌金奏，以钟鼓奏《九夏》”，杜子春、郑康成皆以“九夏”为乐曲，而应龙独引欧阳谦之说，谓“《左传襄四年》曰：‘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文王》而曰工歌，是有诗而可歌者也。《肆夏》而曰金奏，是徒有其声，可以金奏而无诗可歌明矣”。今考孔颖达《左传疏》云：“作乐先击钟，故称金奏。此晋人作乐先歌《肆夏》，《肆夏》是作乐之初，故于《肆夏》言金奏也。次工歌《文王》，乐已先作，非复以金为始，故言工歌也。”其说足与郑《注》相发明。如以《九夏》之文统“金奏”之下，即以为非乐曲，则《钟师》又有“凡射，王奏《驺虞》，诸侯奏《狸首》，卿大夫奏《采𬞟》，士奏《采蘩》”之文贯于“金奏”下，岂亦均非乐曲乎？又《甸祝》“禂牲禂马”，郑《注》：“禂读如诛之诛，今侏大字也。为牲祭求肥充，为马祭求肥健也。”应龙亦主谦之说，谓：“禂，稠也，祷牲稠盛也。”以康成改读为非。考禂、侏二字古音本通，非康成改读。扬雄《国三老箴》“负乘覆𫗧，奸寇侏张”，《晋书•慕容垂载记》苻坚报书曰“侏张幽显”，《魏书•恩幸传》“侏张不已”，《北齐书•源彪传》“吴贼侏张”，侏张即诪张。侏与诪，犹侏与禂，音同故义借，安得指为康成改读乎？又《栗氏》为鬴，应龙引郑锷之说曰：“《晏子》谓六斗四升为鬴，《管子》谓百升而成釜，康成则谓四升曰豆，四豆曰区，四区曰釜，为六斗四升。以下文观之，其臀一寸，其实一豆。豆当为斗釜之臀，一寸而容一斗，则釜之内方一尺而容十斗，无可疑者。十斗则百升，正管仲所谓釜也。康成谓四升曰豆，每四而加，故区至釜而六斗四升。彼殊不考之于《梓人》也。梓人为饮器，爵一升，觚三升。献以爵而酬以觚，一献而三酬，则一豆矣。夫一献则一升矣，三酬则九升也。以一合九，非十升为豆而何？而康成谓四升为豆，失之矣。”今考康成谓鬴六斗四升，实据《经》文方尺、深尺以粟米法算之，盖粟米法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乃容一石。锷以鬴容一石，则是鬴方尺深尺六寸二分矣，其何以解于《经》文方尺、深尺耶？《管子•海王篇》：“盐百升而釜。”房玄龄注谓：“盐十二两七铢一黍十分之一为升，当米六合四勺。百升之盐，七十六斤十二两十七铢、二累为釜，当米六斗四升。”则是《海王篇》百升之釜，乃实百升之盐，非实百升之粟也。今锷以《管子》量盐之鬴为《栗氏》量粟之鬴，比拟已为不伦。至于康成注《梓人》，以豆为斗，实以豆止四升，不及一献三酬之数。锷误以豆为饮器，遂牵合十升之文，反诋改豆为斗之非。不知古以斗饮，不以豆饮。《诗•行苇篇》毛《传》曰：“大斗长三尺。”《战国策》曰：“令工人作为金斗，长其尾，与代王饮，即因反斗击之。”此斗为饮器之证也。《越语》曰：“觞酒豆肉。”《韩子•外储篇》曰：“取一豆肉。”是豆实食器，而非饮器之证也。又安得引《梓人》之文为《管子》之旁证乎？诸如此类，皆未免胶执旧文，疏于考核。至于冕服车旗之度、庙祧昭穆之制、《司尊彝》之六尊六彝、《司几筵》之五几五席、方弓义弓之异名、正岁正月之并用，条列引证，颇为明晰。宋以来诸家散佚之说，尚因是以存其崖略。则搜辑之功，固亦非鲜矣。其书诸家著录，皆云二十四卷。今散见于《永乐大典》者，《地官》、《夏官》适当阙帙。其馀四官，首尾颇为完具。谨录为十六卷，以一官四卷，共得二十四卷，计之仍其旧第也。应龙所著。别有《周官或问》五卷，在《集传》之外。《永乐大典》割附《集传》之后。其存者仅《天官》十九条、《春官》十四条、《秋官》、《冬官》各一条，篇幅寥寥，不能别成一帙。今仍附于各《传》下，既免以畸零散佚，且使一家之说互相参证，亦足以资发明焉。
明王应电撰。应电字昭明，昆山人。嘉靖中遭倭乱，避居江西，遂终于泰和。受业魏校之门，其书中称“师云”者，即述校语。故《明史•儒林传》即附之《校传》后焉。史称“应电笃好《周礼》，谓《周礼》自宋以后，胡宏、季本各著书指摘其瑕衅至数十万言，俞寿翁、吴澄则以为《冬官》不亡、杂见于五官中而更次之，近世何乔新、陈凤梧、舒芬亦各以己意更定。然此皆诸儒之《周礼》也。乃覃研十数载，先求圣人之心，溯斯礼之源。次考天象之文，原设官之意。推五官离合之故，见纲维统体之极。因显以探微，因细以绎大，成《周礼传诂》数十卷”云云，盖应电于《周礼》之学，用力颇深。此三书虽各为卷帙，实相辅而行。核其大致，亦瑕瑜互见。其《传》十卷，黜《考工记》不录，犹曰专解古《经》，至割裂《序官》之文，凡同职相统者，使区分部居，各以类从，则颇嫌窜乱。然论说颇为醇正，虽略于考证，而义理多所发明。其《图说》二卷，用以稽考《传》义。中如《职方氏》“九州”之类，有图无说。又有如女官、女奚、女奴诸辨，有说无图。上卷《明堂表》一篇，亦有录无书。盖原本所阙。下卷阙《井邑》、《邱甸》诸图、则别见《翼传》，故不复载也。所说间有舛误者。如谓“社即地祗，夏至有事于方泽，乃祭大社”。考《春官•司服》希冕以祀社稷、五祀序于毳冕以祀四望、山川之下，故郑康成《酒正注》列社稷于小祭，其说本明。应电以当地祗大祭，殊于《经》义有乖。至谓明堂即王之六寝，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不得于王之寝地，当在南郊，与郊天同。迎尸则于明堂。又谓郊天迎尸，亦当于明堂。考《通典》载：“南郊去国五十里，明堂在国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则相距凡四十馀里，安有祭时迎尸，远在四十里外者？《周礼•掌次》：“凡祭祀，张尸次。”盖尸幄切近壝宫，迎尸即于此幄。应电未核《注》、《疏》，故有此讹。他如图南郊于朝日之前，既从其序，而图祈谷于迎暑之后，又颇颠舛。然其《自序》，谓旧《周礼》图冕服则类为男女之形，而章服仍不明；井邑则类为大方隔，而沟洫仍不分：则亦颇有所订正。今姑与其《传》并存，以备一家之说。其《翼传》二卷，凡分七篇。上卷曰《冬官补义》，曰《天王会通》、曰《学周礼法》、曰《治地事宜》。下卷曰《握奇经传》、曰《非周礼辨》、曰《经传正讹》。其《冬官补义》拟补土司空、工师、梓人、器府、四渎、匠人、垒壁氏、巡方、考工、准人、啬夫、柱下史、左史、右史、水泉、鱼政、盐法、豕人十八官，未免意为揣测。其《天王会通》，以《天官书》所列诸星分配诸官，以为王者宪天而出治，亦多涉附会。其《学周礼法》，论《周礼》有必不可复者，及后人假仿之妄，旧注解释之谬，改声改字之非与细物为自古相传之遗，官事有兼涉不扰之法，皆为有见。馀则多录旧文。其《治地事宜》，直欲复井田之制，殊失之迂。其《握奇经传》，杂参以后世之法，亦失之驳。其《非周礼辨》，驳正诸家，尚为明析。其《经传正讹》，则于《周礼》以外兼涉群经。非惟以篆改隶，并欲以籀改篆，则拾其师魏校《六书精蕴》之说，而不知其流于诡诞矣。大抵三书之中，多参臆说，不尽可从。以《周礼》、《仪礼》至明几为绝学，故取长弃短，略采数家，以姑备一朝之经术。所谓不得已而思其次也。三书凡十四卷，《明史》作数十卷，盖约举之词。朱彝尊《经义考》惟载《传》十卷，《图说》二卷，《学周礼法》一卷，《非周礼辨》一卷，而不载《翼传》之名，颇为疏漏。又所引黄虞稷语，乃《翼传》之解题，而系之《周礼传》下，亦为舛误。岂偶然疏略，未及检其全书欤？
明柯尚迁撰。尚迁字乔可，长乐人。自号阳石山人。嘉靖中由贡生官邢台县县丞。其书自《天官》至《冬官》凡十二卷，又附以《周礼通论》、《周礼通今续论》各一卷。前列《序》二篇，《源流序论》一篇，《六官目问》四篇，《全经纲领》十二条，《释原凡例》七条。书中训解，其称“释”者，皆采辑古注。其曰“原”者，则尚迁推阐作《经》本意也。《周礼》本阙《冬官》，尚迁宗俞庭椿之说，稍为变易，取《遂人》以下《地官》之事分为《冬官》，自遂人至旅下士正六十人，以符六官各六十一之数，故曰“全经”。较庭椿之纷更割裂，似为稍胜，唐顺之、姜宝皆深是之，然仍不出宋人错简之曲说。且改《经》文“安扰那国”为“富邦国”，又以吴澄所补“惟王建国”以下四十字冠于《冬官》之首，则犹之乎窜乱古经矣。以其训诂《经》义尚条畅分明，有所阐发，故与王应电书皆节取以备一家，朱彝尊《经义考》所载，与此本卷数相同，而注云：“内《源流叙论》一卷，《通论》一卷。”今此本《通论》之外，尚有《续论》，而《源流叙论》乃在卷首，不列十四卷之中，与彝尊所注不合。或彝尊未及细检，亦如王应电书欤？
明王志长撰。志长字平仲，昆山人。万历中举人。《明史•文苑传》附见其兄《志坚传》中，称其亦深于经学。是书于郑《注》、贾《疏》多刊削其繁文，故谓之“删”。又杂引诸家之说以发明其义，故谓之“翼”。《周礼》一书，得郑《注》而训诂明，得贾《疏》而名物制度考究大备。后有作者，弗能越也。周、张、程、朱诸儒，自度征实之学必不能出汉唐上，故虽盛称《周礼》，而皆无笺注之专书。其传于今者，王安石、王昭禹始推寻于文句之间；王与之始脱略旧文，多集新说；叶时、郑伯谦始别立标题，借《经》以抒议。其于《经》义，盖在离合之间。于是考证之学渐变为论辨之学，而郑、贾几乎从祧矣。志长此书，亦多采宋以后说，浮文妨要，盖所不免。而能以《注》、《疏》为根柢，尚变而不离其宗。且自朱申以后，苟趋简易，以《叙官》为无用而删之，《经》遂有目无纲。俞庭椿、邱葵以后，又多骋臆见，窜乱五官，以补《冬官》之亡，《经》遂更无完简。沿及明代，弥逐颓波，破碎支离，益非其旧。志长能恪遵古本，亦为力遏横流。在经学荒芜之日，临深为高，亦可谓研心古义者矣。惠栋作《精华录训纂》，因金荣误引其文，遂并以村书诋志长，乃相轻已甚之词，不必尽允也。
△《钦定周官义疏》•四十八卷
乾隆十三年御定《三礼义疏》之第一部也。考《汉志》载《周官经》六篇、《传》四篇，故杜子春、郑兴、郑众、贾逵、卫宏、张衡所注，皆称《周官》。马融、郑玄所注，犹称《周官礼》。迨唐贾公彦作《疏》，始沿用省文，称为《周礼》，实非本名。今仍题曰《周官》，从其朔也。首冠以御制《日知荟说》论《周官》者十则，以昭千古之权衡。其采掇群言，则分为七例：一曰正义，直诂《经》义，确然无疑者也。二曰辨正，后儒驳正，至当不易者也。三曰通论，或以本节本句参证他篇，比类以测义，或引他经与此互相发明者也。四曰馀论，虽非正解而依附《经》义，于事物之理有所推阐者也。五曰存疑，各持一说，义亦可通；又或已经驳论，而持此者多，未敢偏废者也。六曰存异，名物象数，久远无传，难得其真，或创立一说，虽未即惬人心，而不得不存之以资考辨者也。七曰总论，本节之义已经训解，又合数节而论之，合一职而论之者也。大抵《周官》六典，其源确出周公，而流传既久，不免有所窜乱，不必以为疑，亦不必以为讳。说《周官》者以郑氏为专门，而训诂既繁，不免有所出入，不可护其短，亦不可没其长。是书博征约取，持论至平。于《考工记注》奥涩不可解者不强为之词，尤合圣人阙疑之义也。
国朝李光坡撰。光坡字耜卿，号茂夫，安溪人。大学士光地之弟也。杭世骏《榕城诗话》称其家居不仕，潜心经学，著有《三礼述注》，此即其一也。其书取《注》、《疏》之文，删繁举要，以溯训诂之源。又旁采诸家，参以己意，以阐制作之义。虽于郑、贾名物度数之文，多所刊削，而析理明通，措词简要，颇足为初学之津梁。考其兄光地《榕村集》中，有《周官笔记》一卷，皆标举要义，不以考证辨难为长。其侄锺伦亦有《周礼训纂》，与光坡此书体例相近。盖其家学如是也。宋儒喜谈三代，故讲《周礼》者恒多。又鉴于熙宁之新法，故恒牵引末代弊政，支离诘驳，于《注》、《疏》多所攻击，议论盛而《经》义反淆。光坡此书，不及汉学之博奥，亦不至如宋学之蔓衍，平心静气，务求理明而词达。于说经之家，亦可谓适中之道矣。
国朝李锺伦撰。锺伦字世得，安溪人。康熙癸酉举人，未仕而卒。此书自《天官》至《秋官》，详纂注疏，加以训义。惟阙《考工记》不释，盖以河间献王所补，非周公之古《经》也。书后有乾隆丁丑其子广平府知府清馥《跋》，称锺伦初受三《礼》于其叔光坡。康熙癸酉乡荐公车后，日侍其父光地于京邸。及光地出督顺天学政，复迁直隶巡抚，十馀年中，锺伦皆随行，得其指授。又多与宣城梅文鼎、长洲何焯、宿迁徐用锡、河间王之锐，同里陈万策等互相讨论。故其学具有本源。凡所诠释，颇得《周官》大义。惟于名物度数，不甚加意，故往往考之弗详。如《巾车》“重翟，锡面朱总。厌翟，勒面缋总。安车，雕面鹥总。皆有容盖。”《注》：“总以缯为之，著马勒，直两耳与两镳。容为幨车，山东谓之裳帷。车衡輨亦宜有焉。盖如今小车盖也。皆有容有盖，则重翟、厌翟，谓蔽也。安车无蔽，谓去饰也。”锺伦谓：“总惟当施马，于车义无所取。”考蔡邕《独断》曰：“飞𫐉以缇油，广八寸，长注地。左画苍龙，右画白虎，系轴头。”《续汉舆服志》曰：“乘舆重牙斑轮，升龙飞𫐉。”注引薛综《东京赋注》“飞𫐉以缇油，广八寸，长注地。系轴头。”所云缇油，即注所云总，以缯为之。所云轴头，即注所云輨。然则飞𫐉即总之在车者，而锺伦谓总惟饰马，误矣。锺伦又谓：“容以缯结四旁之上际，其四旁之下际则以翟为蔽。”考《经》文“皆有容盖”，实兼承上重翟、厌翟、安车而言。但重翟、厌翟二车既有容盖，又有翟蔽两旁，以画饰，安车则惟有容盖，而无翟饰耳。既无翟饰，即惟藉裳帷为障蔽。裳帷之制，当四面围合，上下通彻。故《诗》曰：“渐车帷裳。”《笺》云：“帷裳，童容也。”《方言》：“襜褕，江淮南楚谓之衤童褣”。童容与衤童褣义同。盖衤童褣长襦，上下相连以覆体，车之帷裳垂覆上下，形相似也。又《士昏礼》：“妇车亦如之，有裧。”《注》“裧，车裳帷。”《续汉书舆服志》注：“旧典传车骖驾赤帷裳，惟郭贺为冀州，敕去襜帷。”《释名》：“衽，襜也。在襜襜然。”云襜帷，盖如裳衽下垂也。凡此皆同于《巾车》之安车，但有帷裳，无重翟、厌翟者也。如锺伦所云“帷裳但结四旁之上际，其四旁下际以翟为蔽”，则安车但蔽上际，不复蔽下际矣。《释名》曰：“容车，妇人所载小车也。其盖施帷，以隐蔽其形容也。”若容但蔽上际，不及下际，岂能隐蔽形容乎？如此之类，颇为疏舛。然如辨禘祫、社稷、学校诸篇，皆考证详核。又如《司马法》谓：“革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锺伦据蔡氏说，谓：“一乘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轻车用马驰者，更有二十五人，将重车在后。”今考《新书》：“攻车七十五人，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守车一队，炊子十人，守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共百人。”又《尉缭子•伍制》：“令军中之制，五人为伍，伍相保也。十人为什，什相保也。五十人为属，属相保也。百人为闾，闾相保也。”起于五人，讫于百人，盖军中之制，自一乘起。此皆一乘百人之明验，足证其说之精核。又明于推步之术，训《大司徒》土圭之法，谓：“百六十馀里，景已差一寸。”亦得诸实测，非同讲学家之空言也。
国朝方苞撰。苞字凤九，号灵皋，亦号望溪，桐城人。康熙丙戌会试中式举人，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落职修书，特赐侍讲衔致仕。是编集诸家之说诠释《周礼》，谓：“其书皆六官程式，非记礼之文。后儒因《汉志•周官》六篇列于礼家，相沿误称《周礼》。故改题本号，以复其初。”其注仿朱子之例，采合众说者，不复标目。全引一家之说者，乃著其名。凡其显然舛误之说，皆置不论。惟似是而非者，乃略为考正。有推极义类、旁见侧出者，亦仿朱子之例，以圈外别之。训诂简明，持论醇正，于初学颇为有裨。其书成于康熙庚子。后苞别著《周官辨》十卷，指《周官》之文为刘歆窜改以媚王莽，证以《汉书•莽传》事迹，历指某节、某句为歆所增，言之凿凿，如目睹其笔削者。自以为学力既深，鉴别真伪，发千古之所未言。然明代金瑶先有是论，特苞更援引史事耳。持论太高，颇难依据，转不及此书之谨严矣。
国朝惠士奇撰。士奇有《半农易说》，已著录。是编不载《周礼》经文，惟标举其有所考证辨驳者，各为之说，依《经》文次序编之，凡《天官》二卷，计六十一条。《地官》三卷，计六十三条。《春官》四卷，计九十五条。《夏官》二卷，计六十一条。《秋官》二卷，亦六十一条。《考工记》一卷，计四十条。古圣王经世之道，莫切于《礼》，然必悉其名物而后可求其制度，得其制度而后可语其精微，犹之治《春秋》者不核当日之事实，即不能明圣人之褒贬。故说《礼》则必以郑氏为宗，亦犹说《春秋》者必以左传为本。郑氏之时，去周已远。故所注《周礼》，多比拟汉制以明之。今去汉末复阅千六百年，郑氏所谓犹今某物、某事、某官者，又多不解为何语。而当日经师训诂，辗转流传，亦往往形声并异，不可以今音、今字推求。士奇此书，于古音、古字皆为之分别疏通，使无疑似。复援引诸史百家之文，或以证明周制，或以参考郑氏所引之汉制，以递求周制，而各阐其制作之深意。在近时说《礼》之家，持论最有根柢。其中如因巫降之礼，遂谓汉师丹之使巫下神为非惑左道；因《狸首》之射，遂谓周苌宏之射诸侯为非依物怪；因庶民攻说，翦氏攻禜，遂谓段成式所记西域木天坛法禳虫为周之遗术：皆不免拘泥古义，曲为之词。又如因含玉而引及餐玉之法，则失之蔓衍。因《左传》称仍叔之子为弱，遂据以断犁牛之子为犊，亦失之附会。至于引《墨子》以证司盟之诅，并以证《春秋》之观社，取其去古未远，可资旁证可也，遂谓不读非圣之书者非善读书，则词不达意，欲矫空谈之弊，乃激而涉于偏矣。然统观全书，征引博而皆有本原，辨论繁而悉有条理。百瑜一瑕，终不能废其所长也。
国朝沈彤撰。彤有《尚书小疏》，已著录。自欧阳修有《周礼》“官多田少，禄且不给”之疑，后人多从其说。即有辨者，不过以摄官为词，彤独详究周制，以与之辨。因撰是书，分《官爵数》、《公田数》、《禄田数》三篇。凡田、爵、禄之数不见于《经》者，或求诸《注》。不见于《注》者，则据《经》起例，推阐旁通，补《经》所无乃适如《经》之所有。其说精密淹通，于郑、贾《注》、《疏》以后，可云特出。其中稍有抵牾者，如谓子、男之国不得有中士。考《孟子》称小国地方五十里，有“中士倍下士”之文。赵岐《注》曰：“子、男为小国。《王制》曰：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孔颖达《疏》谓：“诸侯统公、侯、伯、子、男。”则子、男有中士矣。《王制》又曰：“其有中士、下士，数各居其上之三分。”郑《注》谓：“上、中、下士二十七人，各三分之。”《周礼•太宰》贾《疏》释此文，谓：“朝聘之位，次国之上士当大国之中士，中士当下士，下士当其空。小国之上士当次国之中士，中士当下士，下士当其空。故云各居其上之三分。”若子、男无中士，则小国之士不敷三分之数，与《经》文戾矣。彤又谓：“加田之制，国八十里者，其加田极于百里，四十里者，极于五十里。二十里者，极于二十五里。”考《司勋》文曰：“凡赏地无常，轻重视功。”又曰：“惟加田无征。”郑《注》曰：“加田，既赏之又加赐以田。”夫赏田且无常数，况加田乎？《春秋•宣公十五年传》：“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又赏士伯以瓜衍之县。”《襄公二十六年传》：“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赐之先辂三命之服，先八邑。”《襄公二十七年传》：“公与免馀邑六十。”《襄公二十八年传》：“与晏子邶殿，其鄙六十。”此无论其为赏为加，率无常数，正可与《司勋》文相证。而彤定以二十里、十里、五里，稽诸经传，略无明文。又彤算畿内百万井，去山陵林麓等三十六万井，存田六十四万井，以为三分去一，本于班固《刑法志》。今考百万井而去三十六万井，乃二十五分而去九。《班志》本不云三分去一，彤所引殊为误记。且《班志》非为《周官》作注，故立算不必尽据《经》文。今彤既据《经》文，即当参校《经》义，求其吻合。考郑《载师注》算近郊百里则用三分去一之法，算六遂以外则用十八分去五之法。盖近郊以内，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相通三夫，而受六夫之地。至六遂以外，上地家百亩，莱五十亩；中地家百亩，莱百亩；下地家百亩，莱二百亩。相通六夫，而受十三夫之地。其所受之田，既较近郊为加多，则所去之地，即当较近郊为加少。故郊内三分去一，而遂外仅十八分去五也。夫以三分去一算遂外之地，且犹病其过多，而况于二十五分而去九乎？此不信郑《注》之所以疏也。至谓《遂人》十夫亦为井田，乃袭宋人绪论，尤疏于考校。然其百虑一失者仅此三四条耳，亦可云湛深经术者矣。
国朝江永撰。永字慎修，婺源人。是书融会郑《注》，参以新说，于《经》义多所阐发。其解《考工记》二卷，尤为精核。如《经》文：“六尺有六寸之轮，轵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轸与轐焉，四尺也。”轸围尺一寸，见于《经》文，而轐围不著。并轸、轐以求七寸之崇，颇为难合。郑《注》亦未及详解。永则谓“轸方径二寸七分有半，自轴心上至轸面，总高七寸。毂入舆下，左右轨在毂上，须稍高，容毂转，故毂上必有轐庋之。轐之围径无正文。《辀人》当兔之围，居辀长十之一，方径三寸六分，辀亦在舆下庋舆者，则兔围与当兔同可知。轴半径三寸二分，加轐方径三寸六分，共高五寸八分。以密率算，毂半径五寸一分弱，中间距轨七分强，可容毂转。以五寸八分，加后轸出轐上者，约一寸二分，总高七寸。舆版之厚上与轸平，亦以一寸二分为率。后轸在舆下馀一寸五分，辀踵为缺曲以承之。算加轸与轐之七寸，当从辀算起，盖辀在轴上，必当舆底相切。而两旁伏兔，亦必与辀齐平。故知辀之当兔围，必与兔围等大。后不言兔围者，因辀以见”云云。考《释名》曰：“轸横在前，如卧床之有枕也。枕，横也，横在下也。荐版在上，如荐席也。”似舆板在上而轸在下。永谓轸面与舆版相平，似乎不合。然舆版之下仍馀轸一寸五分，则其说仍不相悖。又考《说文》曰：“，车伏兔下革也。”则是伏兔钳毂之处，尚有革承其间。永算伏兔距毂崇三寸六分，而伏兔下革厚尚未算入。要其增分甚微，固亦无妨于约算也。又《经》文曰：“参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后，以揉其式。”式之制具详于《曲礼》孔《疏》。其说谓车箱长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后二，横一木，下去车床三尺三寸，谓之为式。又于式上二尺二寸横一木，谓之为较。至宋林希逸，又谓揉者揉其木使正直而为之。永则谓“揉两曲木，自两旁合于前，通车前三分隧之一，皆可谓之式。式崇三尺三寸，并式深处言之。两端与两輢之植轵相接，军中望远，亦可一足履前式，一足覆旁式。《左传》长勺之战‘登轼而望’是也。若较在式上，如何能登轼而望？若较于隧三分之前横架一木，则在阴版之内，车外不见式矣。《记》如何云苟有车，必见其式”云云。考郑《注》曰：“兵车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则《经》所云“一在前者”皆为式。凡一尺四寸有奇之地，《注》始得云“式深”。若仅于两輢之中横架一木，名之曰式，则一木前后更不为式，《注》又何得以深浅度式乎？孔《疏》谓横架一木于车箱内，盖未会郑《注》“式深”二字之义。又郑《注》云“较，两輢上出式者”，两輢则两箱版也。上出式而度之以两輢，则两较各在两箱之上明矣。故《释名》曰：“较在箱上”，不云较在式上，是其明证。孔《疏》之误显然。至于《经》文凡云揉者，皆揉之使曲，而希逸反谓“揉之使直”，尤属不考。均不及永之所说确凿有征。其他援引典核，率皆类此。其于古制，亦可谓考之详矣。──右“礼类”《周礼》之属二十二部，四百五十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周礼》古谓之《周官》，钦定《三礼义疏》已复其本名。以诸家注本题《周礼》者十之九，难于一一追改，故姑从郑玄以来相沿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