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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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十三 經部三十三
○五經總義類
漢代經師如韓嬰治《詩》兼治《易》者，其訓故皆各自為書。宣帝時，始有《石渠五經雜義》十八篇。《漢志》無類可隸，遂雜置之《孝經》中。《隋志》錄許慎《五經異義》以下諸家，亦附《論語》之末。《舊唐書志》始別名“經解”，諸家著錄因之，然不見兼括諸經之義。朱彝尊作《經義考》，別目曰“群經”。蓋覺其未安而采劉勰《正緯》之語以改之，又不見為訓詁之文。徐乾學刻《九經解》，顧湄兼采總集經解之義，名曰《總經解》，何焯複斥其不通（語見沈廷芳所刻何焯《點校經解目錄》中），蓋正名若是之難也。考《隋志》於統說諸經者雖不別為部分，然《論語類》末稱《孔叢》、《家語》、《爾雅》諸書，並“五經總義”附於此篇，則固稱“五經總義”矣。今准以立名，庶猶近古，《論語》、《孝經》、《孟子》雖自為書，實均《五經》之流別，亦足以統該之矣。其校正文字及傳經諸圖並約略附焉，從其類也。
漢鄭玄所駁許慎《五經異義》之文也。考《後漢書•許慎傳》，稱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傳於世。《鄭玄傳》載玄所著百餘萬言，亦有《駁許慎五經異義》之名。《隋書•經籍志》有《五經異義》十卷，後漢太尉祭酒許慎撰，而不及鄭玄之《駁議》。《舊唐書•經籍志》：“《五經異義》十卷，許慎撰，鄭玄駁”。《新唐書•藝文志》並同。蓋鄭氏所駁之文，即附見於許氏原本之內，非別為一書，故史志所載亦互有詳略。至《宋史•藝文志》，遂無此書之名，則自唐以來失傳久矣。學者所見《異義》，僅出於《初學記》、《通典》、《太平御覽》諸書所引，而鄭氏《駁義》則自《三禮正義》而外，所存亦複寥寥。此本從諸書采綴而成，或題宋王應麟編，然無確據。其間有單詞只句，《駁》存而《義》闕者，原本錯雜相參，頗失條理。今詳加釐正，以《義》、《駁》兩全者匯列於前。其僅存《駁》、《義》者，則附錄以備參考。又近時朱彝尊《經義考》內亦嘗旁引鄭《駁》數條，而長洲惠氏所輯則蒐羅益為廣備，往往多此本所未及。今以二家所采，參互考證，除其複重，定著五十七條，別為《補遺》一卷，附之於後。其間有《異義》而鄭無駁者，則鄭與許同者也。兩漢經學，號為極盛，若許若鄭，尤皆一代通儒，大敵相當，輸攻墨守，非後來一知半解所可望其津涯。此編雖散佚之餘，十不存一，而引經據古，猶見典型。殘章斷簡，固遠勝後儒之累牘連篇矣。
案《隋書•經籍志》，《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鄭記》六卷，鄭玄弟子撰。《後漢書》鄭玄本傳則稱：“門生相與撰玄答弟子，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劉知幾《史通》亦稱：“鄭弟子追論師說及應答，謂之《鄭志》。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不問答，謂之《鄭記》（案《通典》及《初學記》所引《鄭記》，均有王贊答詞，與知幾所雲更不問答者不合。考《孝經疏》引此文作“各述師言，更為問答”，知“不”字乃“為”字之訛。王應麟《玉海》、朱彝尊《經義考》並沿用誤本，殊失訂正。又《通典》所引《鄭志》，皆玄及閘人問答之詞，所引《鄭記》，皆其門人互相問答之詞，知《志》之與《記》，其別在此。《曲禮正義》引《鄭志》，有崇精之問，焦氏之答。《月令正義》引《鄭志》有王權之問、焦喬之答，焦氏之問、張逸之答。疑本《鄭記》之文，校刊者惟據《史通》“更不問答”之說，改為《鄭志》也）。”其說不同。然范蔚宗去漢未遠，其說當必有徵。
《隋志》根據《七錄》，亦阮孝緒等所考定，非唐宋諸《志》動輒疏舛者比、斷無移甲入乙之事。疑追錄之者諸弟子，編次成帙者則小同。《後漢書》原其始，《隋書》要其終。觀八篇分為十一卷，知非諸弟子之舊本也。《新、舊唐書》載《鄭記》六卷，尚與《隋志》相同。而此書則作九卷，已佚二卷。至《崇文總目》始不著錄，則全佚於北宋初矣。此本三卷，莫考其出自誰氏。觀書中《禮運注》“澄酒”一條答趙商之問者，前後兩見，而詳略小異；又陳鑠之名前後兩見，而後一條注一作鏗：知為好鄭氏之學者惜其散佚，於諸經《正義》裒輯而成。然如所載“弼成五服”答趙商問一條，不稱《益稷》而稱《皋陶謨》，則正合孔《疏》所雲鄭氏之本。又卷首冷剛問《大畜》“童牛之牿”一條，今《周易正義》中不見，而《周禮正義》引之，較此少冷剛問雲以下六十餘字。《周禮正義》引答孫皓問一條，較此少“夏二月仲春，太簇用事，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五句。其《皋陶謨注》與《經典釋文》及《正義》所引，亦互有詳略，而《堯典注》一條乃不載《正義》中，則亦博采諸書，有今日所不盡見者，非僅剽剟《正義》。又《玉海》十八卷引《定之方中》詩，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先師，魯人。”此本“先師”之下多一“雲”字，方知先師非指仲梁子。如此之類，亦較他書所載為長。足證為舊人所輯，非近時所新編也。間有蒐采未盡者，諸經《正義》及《魏書•禮志》、《南齊書•禮志》、《續漢書郡國志注》、《藝文類聚》諸書所引尚有三十六條。又《鄭記》一書，亦久散佚。今可以考見者，尚有《初學記》、《通典》、《太平御覽》所引三條。並附錄之，以存鄭學之梗概。並以見漢代經師專門授受，師弟子反覆研求，而後筆之為傳注，其既詳且慎至於如此。昔朱子與胡紘爭甯宗持禫之禮，反覆辨難，終無據以折之。後讀《禮記喪服小記疏》所引《鄭志》一條，方得明白證驗。因自書於《本義》之後，記其始末，有“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所斷決”語。是朱子《議禮》，未嘗不折服於玄矣。後之臆斷談經而動輒排斥鄭學者，亦多見其不知量也。
唐陸元朗撰。元朗字德明，以字行，吳人。貞觀中官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事蹟具《唐書》本傳。此書前有《自序》云：“癸卯之歲，承乏上庠，因撰集《五典》、《孝經》、《論語》及《老》、《莊》、《爾雅》等音。古今並錄，經注畢詳，訓義兼辯，示傳一家之學。”考癸卯為陳後主至德元年，豈德明年甫弱冠即能如是淹博耶？或積久成書之後，追紀其草創之始也。首為《序錄》一卷，次《周易》一卷、《古文尚書》二卷、《毛詩》三卷、《周禮》二卷、《儀禮》一卷、《禮記》四卷、《春秋左氏》六卷、《公羊》一卷、《穀梁》一卷、《孝經》一卷、《論語》一卷、《老子》一卷、《莊子》三卷、《爾雅》二卷。其列《老》、《莊》於經典而不取《孟子》，頗不可解。蓋北宋以前，《孟子》不列於經，而《老》、《莊》則自西晉以來為士大夫所推尚。德明生於陳季，猶沿六代之餘波也。其例，諸經皆摘字為音，惟《孝經》以童蒙始學，《老子》以眾本多乖，各摘全句。原本音《經》者用墨書，音《注》者用朱書，以示分別。今本則《經》、《注》通為一例。蓋刊板不能備朱墨，又文句繁夥，不能如本草之作陰陽字，自宋以來已混而並之矣。所采漢、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餘家，又兼載諸儒之訓詁，證各本之異同。後來得以考見古義者，注疏以外，惟賴此書之存。真所謂殘膏剩馥，沾溉無窮者也。自宋代監本注疏，即析附諸經之末。故《文獻通考》分見各門後，又散附注疏之中。往往與注相淆，不可辨別。此為通志堂刻本，猶其原帙。何焯《點校經解目錄》，頗《口蚩》顧湄校勘之疏，然字句偶訛，規模自在，研經之士終以是為考證之根柢焉。
宋劉敞撰。敞有《春秋傳》，已著錄。是編乃其雜論經義之語。其曰“七經”者，一《尚書》，二《毛詩》，三《周禮》，四《儀禮》，五《禮記》，六《公羊傳》，七《論語》也。然《公羊傳》僅一條，又皆校正《傳》文衍字，於《傳》義無所辨正，後又有《左傳》一條、《國語》一條，亦不應獨以《公羊》標目。蓋敞本欲作《七經傳》，惟《春秋》先成。凡所劄記，已編入《春秋傳》、《意林》、《權衡》、《文權》、《說例》五書中。此三條一校衍字，一論都城百雉，一論禘郊祖宗報，於經文無所附麗，故其文仍在此書中。其標題當為《春秋》，故得兼及《外傳》。傳寫者見第一條為《公羊》，第二條末亦有“公羊”字，遂題曰《公羊》而注曰“《國語》附”，失其旨矣。
《論語》諸條，有與諸經一例者，又有直書《經》文而夾註句下如注疏體者，亦注《論語》而未成，以所注雜錄其中也。吳曾《能改齋漫錄》曰：“慶曆以前，多尊章句注疏之學。至劉原甫為《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說。王荊公修《經義》，蓋本於原甫。”（案《讀書志》亦載此文，以為元祐史官之說）晁公武《讀書志》亦證以所說“湯伐桀升自陑”之類，與《新經義》同，為王安石剿取敞說之證。大旨均不滿於敞。《朱子語類》乃雲“《七經小傳》甚好。”其說不同。今觀其書，如謂《尚書》“願而恭”當作“願而荼”、“此厥不聽”當作“此厥不德”；謂《毛詩》“烝也無戎”當作“烝也無戍”；謂《周禮》“誅以馭其過”當作“誅以馭其禍”，“士田賈田”當作“工田賈田”，“九{筮合}，五曰巫易”當作“巫陽”；謂《禮記》“諸侯以《貍首》為節”當作“以《鵲巢》為節”：皆改易經字以就己說。至《禮記》“若夫坐如屍”一節則疑有脫簡，“人喜則斯陶”九句則疑有遺文，“禮不王不禘及庶子王亦如之”則疑有倒句。而《尚書•武成》一篇考定先後，移其次序，實在蔡沈之前。蓋好以己意改經，變先儒淳實之風者，實自敞始。又如解《尚書》“鳥獸蹌蹌”，謂古者制樂或法於鳥，或法於獸；解《毛詩》“葛之覃兮”，謂葛之茂盛，則有人就而刈之，以為絺綌，如後妃在家，德美充茂，則王者就而聘之，以為後妃；解《論語》“乘桴浮於海”，謂夫子周流列國，如桴之在海，流轉不定：其說亦往往穿鑿，與安石相同。故流俗傳聞，致遭斯謗。然考所著《弟子記》，排斥安石，不一而足，實與新學介然異趣。且安石剛愎，亦非肯步趨於敞者。謂敞之說經，開南宋臆斷之弊，敞不得辭。謂安石之學由於敞，則竊鈇之疑矣。且略其卮詞，采其粹語，疏通剔抉，精鑿者多，又何可以末流之失並廢敞書歟？
不著編輯者名氏。皆伊川程子解經語也。《書錄解題》謂之《河南經說》，稱《系辭》一、《書》一、《詩》二、《春秋》一、《論語》一、《改定大學》一。又稱程氏之學，《易傳》為全書，餘經具此。其門目卷帙，與此本皆合，則猶宋人舊本也。其中若《詩書解》、《論語說》，本出一時雜論，非專著之書。《春秋傳》則專著而未成，觀崇寧二年《自序》可見。至《系辭說》一卷，《文獻通考》並於《易傳》，共為十卷。《宋志》則於《易傳》九卷之外，別著錄一卷。然程子《易傳》實無《系辭》，故呂祖謙集十四家之說為《系辭精義》以補之。此卷疑或後人掇拾成帙，以補其闕也。《改定大學》兼載明道之本，或以兄弟之說互相參考歟？明徐必達編《二程全書》，並《詩解》二卷為一卷，而別增《孟子解》一卷、《中庸解》一卷，共為八卷。然《經義考》引康紹宗之言，謂《孟子解》乃後人纂集《遺書》外書而成，非程子手著。至《中庸解》之出呂大臨，朱子辨證甚明，亦不得竄入《程氏經說》，增此一種。故今所錄，仍用宋本之舊焉。
宋楊甲撰，毛邦翰補，甲字鼎卿，昌州人。乾道二年進士。《成都文類》載其數詩，而不詳其仕履。其書成於紹興中。邦翰不知何許人，嘗官撫州教援。其書成於乾道中。據王象之《輿地記勝碑目》，甲圖嘗勒碑昌州郡學。今未見拓本，無由考其原目。陳振孫《書錄解題》引《館閣書目》載邦翰所補之本，《易》七十圖，《書》五十有五圖，《詩》四十有七圖，《周禮》六十有五圖，《禮記》四十有三圖，《春秋》二十有九圖，合為三百有九圖，此本惟《易》、《書》二經圖與《館閣書目》數相合。《詩》則四十有五，《禮記》四十有一，皆較原數少二。《周禮》六十有八，較原數多三。《春秋》四十有三，較原數多十四。不知何人所更定。考《書錄解題》載有東嘉葉仲堪字思文，重編毛氏之書，定為《易圖》一百三十、《書圖》六十三、《周禮圖》六十一、《禮記圖》六十三、《春秋圖》七十二，惟《詩圖》無所增損。其卷則增為七，亦與此本不符。然則亦非仲堪書。蓋明人刊刻舊本，無不臆為竄亂者。其損益之源委，無從究詰。以其本出楊毛二家，姑從始事之例，題甲及邦翰名雲爾。
宋毛居正撰。居正字誼父，或曰義甫。義、誼，父、甫，古字通也。衢州人。免解進士晃之子，晃嘗著《增注禮部韻略》及《禹貢指南》。居正承其家學，研究六書。嘉定十六年，詔國子監刊正經籍，當事者聘居正司校讎。已釐定四經，會居正目疾罷歸，其《禮記》及《春秋三傳》遂未就。然所校四經，亦以工人憚煩，詭竄墨本以紿有司，版之誤字未改者猶十之二三。居正乃裒所校正之字，補成此編。楊萬里為作《序》，述其始末甚詳。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其唯講偏旁之疑似。今觀是書，校勘異同，訂正訛謬，殊有補於經學。其中辨論既多，不免疏舛者。如“敕”古文作“敕”，隸變作“敕”。居正乃因高宗禦書石經誤寫作“敕”，遂謂來字中從兩入，不從兩人。“享”字古文作“亯”，隸變作“享”，或省作“亨”。居正乃謂享字訓祭，亨字訓通，兩不相溷。“坤”古從土從申，隸別為“巛”。居正乃謂“巛”是古字，乾、離、坎等俱有古文，如卦畫之形。“《辶犀》”、“遟”古文本一字，《說文》以為“《辶犀》，籀文作”者是也。居正乃謂兩字是非相半，不敢擅改。“賴”字古從貝從剌，俗誤書作“頼”。居正乃謂賴從束從負。其於六書皆未確。又《周禮•大行入》“立當前疾”，“疾”乃“”字之誤。“”在車轅前，鄭康成所謂車轅前胡、下垂拄地者是也。居正乃以為應作“軏”。“軏”前掩版，實與不相涉。如此類者，於《經》義亦不合。然許氏《說文解字》、陸德明《經典釋文》亦不免小有出入，為後人所摭拾，在居正又烏能求備？論其大致，則審定字畫之功，固有不可泯沒者矣。
宋岳珂撰。珂字肅之，號倦翁，湯陰人，居於嘉興。鄂忠武王飛之孫、敷文閣待制霖之子也。官至戶部侍郎、淮東總領制置使。宋時《九經》刊版，以建安餘氏、興國於氏二本為善。廖剛又釐訂重刻，當時稱為精審。珂複取廖本《九經》，增以《公》、《穀》二傳及《春秋年表》、《春秋名號歸一圖》二書，校刊於相台書塾。並述校刊之意，作《總例》一卷。余仁仲《左傳字辨》嘗論其誤，以杜《注》“不皆與今說《詩》者同”倒寫為“皆不與今說《詩》者同”，則尚見原刻。今則諸經印本，率已罕傳。僅王弼《易注》有翻刻之本，已失其真。《春秋年表》及《名號歸一圖》有重刻之本，亦頗非其舊。惟此《總例》一卷，尚行於世。其目一曰《書本》，二曰《字畫》，三曰《注文》，四曰《音釋》，五曰《句讀》，六曰《脫簡》，七曰《考異》。皆參訂同異，考證精博，釐舛辨疑，使讀者有所據依，實為有功於經學。其論字畫一條，酌古准今，尤屬通人之論也。
宋錢時撰。時有《融堂書解》，已著錄。此編凡《論語》十卷、《孝經》一卷、《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即嘉熙二年喬行簡奏下嚴州取時所著書之一也。俱先列《經》文，略加音訓，而詮釋其大旨於後。《孝經》用古文。《大學》但析為六章，不分《經》、《傳》。蓋時之學出於楊簡，簡之學出於陸九淵，門戶迥殊，故不用程朱之本。其解《論語》“崇德辨惑”章，謂“誠不以富，亦祗以異”二句乃證愛欲其生、惡欲其死者之為異。“齊景公有馬千駟”節，合上文為一章，謂“其斯之謂與”句乃指夷齊，便是求志達道而言。又《大學》“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仍附第一章末，謂是聖人承上厚本薄末、反覆曉人之意。亦俱根據舊文，不肯信為錯簡。朱子《與陸九淵書》所謂“各尊其所聞，各行其所知”也。然金谿之學，惟憑心悟，或至於恍惚窈冥。時則以篤實為宗，故其詮發義理，類多平正簡樸，不為離析支蔓之言，又敖繼公《儀禮集說後序》所謂“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者”矣。卷首有紹興己丑時《自序》，末有景定辛酉天臺錢可則《刊書跋》。《宋史•藝文志》、馬端臨《經籍考》皆不著錄，獨張萱《內閣書目》有之。雖以“四書”為名，所解不及《孟子》。與朱子所稱“四書”者異，故附列於《五經總義類》焉。
宋黃仲元撰。仲元字善甫，號四如，莆田人。咸淳七年進士。授國子監簿，不赴。宋亡，更名淵，字天叟，號韻鄉老人。教授鄉里以終。考《福建通志》暨《莆田縣誌》，皆載仲元有《四書講稿》。今觀是書所講，實兼及諸經，不止《四書》。其說多述朱子之緒論，然亦時出新義，發前儒所未發。如“行夏之時”，則據《禮運》“孔子得夏時於杞”《注》，謂夏四時之書而不取三正之說。《周官》井田，則謂周時皆用井田而不取鄭氏畿內用貢、都鄙用助之說。伯魚為《周南》、《召南》，則據《詩•鼓鐘》及《內傳》季劄觀樂，謂南即是樂。又謂周、召為二公采邑，非因二公得名。雖按之經義，不必一一吻合，要為好學深思，能自抒所見者也。此本出其裔孫文炳家藏，已有殘闕。嘉靖丙午始雕版印行。朱彝尊《經義考》但載其所著《經史辨疑》，而不及是書。當由刊在家塾，閩中僻遠，偶然未見傳本歟？
舊本題“宋鄭樵撰”。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是書《跋》，曰：“成化中旴江危邦輔藏本，黎溫序而行之，雲是鄭漁仲所著。荊川唐氏輯《稗編》從之。”今觀其書，議論與《通志》略不合。樵嘗上書自述其著作，臚列名目甚悉，而是書曾未之及，非樵所著審矣。後昆山徐氏刻《九經解》，仍題樵名。今檢書中論《詩》，皆主毛、鄭，已與所著《詩辨妄》相反。又“天文辨”一條引及樵說稱夾漈先生，足證不出樵手。又論《詩》一條引晦菴說《詩》。考《宋史》樵本傳，卒於紹興三十二年。朱子《詩傳》之成在淳熙四年，而晦菴之號則始於淳熙二年，皆與樵不相及。論《書》一條並引《朱子語錄》，且稱朱子之諡，則為宋末人所作，具有明驗。不知顧湄校《九經解》時，何未一檢也。第相傳既久，所論亦頗有可采，故仍錄存之，綴諸宋人之末而樵之名則從刪焉。
不著撰人名氏。書中《春秋傳》“素王”二字下引真宗《宣聖贊》，但標真宗，不稱宋，又稱禦制，則為宋人所著可知。卷首題曰“明本”者，宋時刊版多舉其地之首一字，如建本、杭本之類。此蓋明州所刊本，即今寧波府也。末題“歲次丁亥梅隱書堂新刊”，不著年號。考丁亥為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是元初刊本矣。其書不用反切而用直音，頗染鄉塾陋習，然所音俱根據《經典釋文》，猶為近古。《釋文》一字數音者皆並存之。如《金縢》“辟”字下雲：“孔音辟，法也。《說文》音必。鄭音辟。”《大誥》“賁”字下雲：“音墳。王讀為《賁卦》之賁。”《禮•內則》“接乙太牢”，“接”字下雲：“鄭音捷。王、杜並以為接待。”《祭法》“相近於坎壇”，“坎”字下雲：“《注》作禳祈，《孔叢子》以為祖迎。”《祭義》“爓”字下雲：“徐廉反。古音燖。”《周禮太宰》“圃”字下雲：“布古反，又音布。”“牧”字下雲：“徐音目。劉音茂。”“頒”字下雲：“鄭音班。徐音墳。”《籩人》“茆”字下雲：“茆音卯，又音柳”。《遺人》下雲：“遺音位，劉音遂，乃與卷首《序》‘遺人’音推異。”如此者不可枚舉，固非後來坊本直音，以意屬讀，惟趨便捷者比也。惟《禮記》：“敖不可長。”《釋文》：“敖，依《注》五報反，慢也。王肅五高反，遨遊也。長，竹丈反。盧植、馬融、王肅並直亡反。”此書雲：“敖王音平。”則《釋文》所雲“王，五高反也。”而於“長”字下又注雲：“長，張上，又平”。則又兼用鄭《注》“竹丈反”。一句之內，於鄭《注》半從半違，遂使“敖”字、“長”字音義兩不相應。又《周禮•太宰》“斿貢”“斿音留，燕遊也。”今考鄭《注》“斿讀如燕游之遊。”此書既用鄭義，則“斿”當作“以周反”。其作“良周反”音“留”者，乃《春秋傳》“鞶厲遊纓”之“遊”，更自相矛盾。又《月令》“審端徑術”下雲：“術，《注》作遂。方曰：徑，道之小。術，道之末。則如字是。”今考《學記》：“術有序。”《注》：“術當為遂。”《水經注》引《學記》“術有序”作“遂有序”。《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漢書•五行志》“術”並作“遂”。是古字術遂本通。此書反信方氏之曲說，殊為未協。又《中庸》“壹戎衣”下雲：“《書•武成》作如字者是，《注》讀為殷者無據。”今考古“衣”字作“”，從反身，殷字從此。故讀殷為，音與衣同。《白虎通》曰：“衣之為言隱也，所以隱身也。”
則衣隱音近。《楚詞》“新浴必振衣”，與“汶、塵”合韻，則衣、殷二字音通。是書以為無據，亦為失考。然核其大致，則多能決擇是非。如於三《禮》雖多守方愨《注》，然如《祭法》“幽宗”，《注》讀如“禜”，方愨“宗”作如字，則兼存鄭義。又《書武成》“識”字下雲：“陸無音，漢翟酺《疏》引此作恭。”則補苴闕遺，亦頗能有所考據。又《檀弓》“卜人師扶右”下雲：“卜讀為如字者非。”考鄭《注》：“卜當為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若卜人則於義無取，此書不用《釋文》所載前儒之說最當。又《周禮•醢人》“菭”字下雲：“音治，又音代。”今考《釋文》雲：“又丈之反。未知所出。”不知《說文》“菭，水衣。”本作“菭”，從草，治聲。水衣之“菭”既以“治”為聲，則“丈之反”乃為“菭”之古音矣。故“菭藩”草名作“澄之切”，可以相證。是書用“丈之切”為本音，而以“代”為又音。較之《釋文》以“丈之切”為無出，考核尤精。且《釋文》所載皆唐以前音，而此書則兼取宋儒。如於《詩》、《中庸》、《論語》、《孟子》則多采朱子，於《易》則兼采程、朱，於《禮》則多采方愨，其他經引胡瑗、司馬光音讀尤多，與陸氏之書尤足相續。在宋人經書音釋中，最為妥善。若《九經》前後失次，則當為坊刻之誤。既無關大旨，固無庸深論矣。
元熊朋來撰。朋來字與可，南昌人。登宋咸淳十年進士，仕元為福清縣判官。事蹟具《元史•儒學傳》。朋來之學恪守宋人，故《易》亦言《先天》、《後天》、《河圖》、《洛書》，《書》亦言《洪范》錯簡，《詩》亦不主《小序》，《春秋》亦不主三《傳》。蓋當時老師宿儒，相傳如是，門戶所限，弗敢尺寸逾也。惠棟《九經古義》詆其論《大學》“親民”一條不知親新通用本馬鄭之解《金縢》為夏蟲之見；又詆其論“言乃讙”一條不考《史記•魯世家》所引《無逸》及裴駰《集解》所引鄭《注》，論《周禮•樂師》“皋”字與《大祝》“皋”字不考皋、告、皞三字相同，乃謂鄭氏先後異讀，均為妄下雌黃。蓋於古義、古音亦多所出入。然其書發明義理，論頗醇正，於《禮經》尤疏證明白。在宋學之中，亦可謂切實不支矣。寸有所長，固無妨錄備一家也。
舊本題“何異孫撰”，不著時代。考其第二卷中論《孟子》徹法、助法，稱大元官制承宋職田，則當為元人。第一卷中論《論語》“暮春者”，稱王稼村先生於杭州府學講此一章。稼村為王義山之號。義山，宋景定中進士，入元官江西儒學提舉。異孫及見其講經，則當在元初。故論《孟子》“恒心”、“恆產”一條，謂老儒猶讀“恒”為“常”，避宋真宗諱，今當讀“胡登反”。是宋亡未久之證也。所說凡《論語》、《孝經》、《孟子》、《大學》、《中庸》、《詩》、《書》、《周禮》、《儀禮》、《春秋三傳》、《禮記》十一經。其敘次先後，頗無倫理；又以《大學》、《中庸》各為一經，亦為杜撰：皆頗不可解。其書皆仿朱子《或問》之體，設為問答。《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大致用《章句集注》，而小有異同。如“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則以為箕子曾居其地，至今禮義教化與中州同，不可謂之為陋（案鄭汝諧《論語意原》已先有此說，異孫蓋與之暗合）。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則以為夏至；“君子不亮，惡乎執”，以“惡”字讀去聲：皆不為無理。至於“菉竹猗猗”，因毛《傳》“綠，木賊”之說，遂以切磋琢磨為用此草以治物；“父母惟其疾之憂”，謂孟武伯為人多憂，夫子寬以他事不必憂，惟當憂父母之疾；“雍也可使南面”，謂孔子之言為礙理；“人皆謂我毀明堂”：謂當時七國皆僣造明堂：則未免橫生異說。他若以《汲塚紀年》為淳於髡所作，謂《孝經》十八章次序為唐玄宗所定，尤鑿空無據矣。其餘說《詩》多據鄭玄《譜》，說《書》多據蔡沈《傳》，說三《禮》、三《傳》多撮舉注疏。然其間隨文生義，觸類旁通，用以資幼學之記誦，亦不為無益。其論趙岐注《孟子》曰“《六經》、《論語》、《孟子》，前後凡經幾手訓解，宋儒不過集眾說以求一是之歸。如說《易》便罵王弼，講《周禮》便責鄭康成、賈公彥，解《尚書》便駁孔安國，傷乎已甚。畢竟漢儒亦有多少好處。趙岐在夾柱中三年注一部《孟子》，也合諒他勤苦”云云，尤平心之論也。
明蔣悌生撰。悌生字叔仁，福寧州人。洪武初，以明經官訓導。是書乃其元季避兵藍田穀中所作。嘉靖戊戌（案原《序》不題年號，但稱“戊戌”，以《序》中“一百六十餘年”語推之，知為嘉靖十七年），浮梁閔文振纂修州志，始得稿於其裔孫宗雨，序而刻之。前有洪武庚戌悌生《自序》。凡《易》一卷、《書》一卷、《詩》三卷、《春秋》一卷。後有文振附記，曰“右五經，《詩》說獨多，《易》、《書》次之，《春秋》為少，《禮記》亡闕。今猶題曰《五經蠡測》，仍其舊也”云云。今觀其書，或載經文，或但標章句之目，所說或大書，或夾註，體例絕不畫一，蓋猶未成之草稿。又《尚書•太甲篇》首有曰：“《詩》、《書》、《小序》，前已詳言之矣。”然以前絕未論《詩》、《書》、《序》，則不但《禮記》散佚，並《尚書》亦有佚脫也。其說《易》，多斟酌程《傳》、《本義》之異同。如解《頤卦》“虎視耽耽，其欲逐逐”，謂大臣之求賢為助，如虎之求肉為食。穿鑿太甚。如解“龍戰於野”，謂坤象不得稱龍，龍即乾卦六爻之龍；陰盛而與之戰，嫌於無陽，故稱龍以明陽未嘗無。則立義特為正大。其說《書》，於蔡沈《集傳》多所訂正。
解《盤庚》，疑有錯簡三章，未免因王柏謬說又加推廣。至於《高宗肜日》，謂果為高宗之事，則當稱王，不當首稱廟號；用鄒氏音釋之說，以為祖庚祀高宗：亦不為無見。其說《詩》，謂《小序》固有紕繆，而朱子疾之太甚。於諸篇同異，務持兩家之平。在元明之間，可謂屹然獨立，無依門傍戶之私。至其以《鳲鳩》為美周公，乃《豳風》之詩，錯簡入於《曹風》，則又臆斷之餘習矣。《春秋》僅說“滕子來朝”、“子同生”、“夫人姜氏孫于齊”、“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谷”、“齊仲孫來”六條（案“孫于齊”與“會禚”合為一條），而“仲孫”一條與“陽俗”一條年月又複顛倒。其說不甚主胡《傳》。然既曰胡《傳》不合筆削之初意，又曰聖人複生，亦將有取於胡氏之言，又何必一一盡合於筆削之初意，則於胡《傳》亦尚在疑信間也。大抵僻處窮山，罕窺古籍，於考據引證，非其所長，而覃精研思，則往往有所心得。名雖不及熊朋來，書則實在朋來上也。
明邵寶撰。寶有《左觿》，已著錄。是編皆其讀書有得即題釋簡端，積久漸多，其門人天臺王宗元鈔合成帙，因以“簡端”為名。凡《易》三卷，《書》二卷，《春秋》三卷，《禮記》一卷，《大學》、《中庸》合一卷，《論語》、《孟子》合一卷。前有寶《自序》。又有雍正壬子華希閔《重刊序》，稱“格物一義，頓悟者方欲掃除一切。先生則曰：格物猶言窮理也，理即物之所以為物也。不曰窮理而曰物者，要之於其實也”云云。蓋時方趨向良知，以為聖人秘鑰。儒者日就玄虛，寶所學獨篤實不支，故其言如此。全書大旨，不外於斯。雖步步趨趨，尚未為沈酣經窟，然馬、鄭、孔、賈之學，至明殆絕，研思古義者，二百七十年內，稀若晨星。迨其中葉，狂禪瀾倒，異說飆騰，乃並宋儒義理之學亦失其本旨。寶所劄記，雖皆寥寥數言，而大旨要歸於醇正。亟錄存之，亦不得已而思其次也。
明朱睦撰。睦有《易學識遺》，已著錄。據《明史•睦傳》，稱其萬曆五年舉周藩宗正，領宗學。約宗生以三、六、九日午前講《易》、《詩》、《書》，午後講《春秋》、《禮記》，雖盛寒暑不輟。所撰有《五經稽疑》六卷。《藝文志》載睦《五經稽疑》六卷外，又載睦《春秋經傳辨疑》四卷。
其《春秋稽疑》又有別行之本，析為四卷，乃與《明史》所稱《春秋經傳辨疑》合，考睦《自序》，稱“少靡所好，遊心《六經》，嘗作《春秋稽疑》，餘未及為也。癸未四月（案《明史》稱睦以萬曆五年舉宗正，又三年卒，則其卒當在萬曆八年。癸未乃萬曆十一年，與史文不合，疑史誤也。）杜門謝客，乃取四經，時披閱焉。或有疑者，參訂諸家而折衷之。且述且作，得若干卷”云云。據其所言，絕不及《春秋經傳辨疑》一字。殆初注《春秋》四卷，名以《經傳辨疑》，先行於世。後乃足成《五經》，並為一帙，統改今名。著錄家各據所見之本，遂析而為二耳。《明史•睦傳》但稱作《五經稽疑》六卷，不及《春秋經傳辨疑》，從其最後之定本也。《春秋》乃其初稿，蓋以全力為之。大旨取直書其事、美惡自見之義。其中如誤以邾儀父為邾命卿，蓋沿程端學之曲說，不思及晉處父盟，《經》自有例。未免傷於武斷。然如“春正月”不書王，“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不書天，“譚子”不書名，“柯之盟”不書日“祭叔來聘”不書使之類，以為傳寫脫誤，非孔子有意筆削。旁引曲證，足破穿鑿附會之論。又謂“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二“朝”字當作“奔”；“鄭游速帥師滅許”，“滅”當作“入”。又辨《左氏》以“城小穀”為“城穀”之非，《公羊》謂“晦不書事”之誤。則精核者居多。《易》、《書》、《詩》、《禮》所說殊略。《易》多誤采郭京之本。書既以古文為疑，又以《大禹謨》、《皋陶謨》篇首之語為後人所加。又用程子之說，引“文命允迪”之文以駁“放勳”之非號。亦頗涉矛盾。《詩》多採用《小序》，亦乏新義。《禮》則所辨後儒增益之詞，頗為有見。而末附以所定八條，則亙古說經無此體例矣。以其考證古義，尚時有可取，亦並錄之。鈔本不分卷帙，今約其篇頁，以四經各為一卷，《春秋》為兩卷，仍合於《明史》所載之卷數焉。
明陳耀文撰。耀文字晦伯，確山人。萬曆庚戌進士，官至按察司副使。此書取漢、唐以來說經之異於宋儒者，分條輯載。上卷為《四書》，下卷為《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先儒專門之學，各有師承，非同臆說。耀文欲存諸經古訓，但當采鄭、王、賈、孔遺言，不應雜以明人議論。又如“宰予晝寢”，但取《七經小傳》寢為內寢之說，而不引《資暇集》所載梁武帝繪畫寢室一條。“竊比老彭”，但取《經典釋文》所引鄭雲“老，老聃。彭，彭祖”之說，而不引《禮記疏》、《文選注》所載鄭注“老聃，周之太史。彭，彭鹹也”一條。“乾，元亨利貞”，但取《子夏傳》始、通、和、正之說，而不引《義海撮要》所載梁武帝義“始為元，遂為亨，益為利，不私為貞”一條。此類頗多，亦傷漏略。又如《周禮》備載宋元諸儒攻駁之語，則徒啟紛紛。《孟子》備載《筆談》所紀王聖美因何卻見梁惠王之言，則更涉諧謔。蓋耀文因當時帖括之士墨守方隅，稍為裒集異同，以存古義，而不必一一悉從其朔，故所采亦未盡精純。然嘉、隆之間，心學盛而經學衰，耀文獨能遠討遐搜，潛心訓詁，亦可雲空穀之足音矣。
△《欽定繙譯五經》•五十八卷、《四書》•二十九卷
乾隆二十年初，欽定繙譯《四書》，續繙譯《易》、《書》、《詩》三經，續又繙譯《春秋》、《禮記》二經。至乾隆四十七年，而聖賢典籍釋以國書者，燦然備焉。案鄭樵《通志•七音略》曰：“宣尼之書，自中國而東則朝鮮，西則涼夏，南則交阯，北則朔易，皆吾故封也。故封之外，其書不通。何瞿曇之書能入諸夏，而宣尼之書不能至跋提河，聲音之道有障礙耳。”其說良是，然文字之聲音，越數郡而或不同；文字之義理，則縱而引之，千古上下無所異；橫而推之，四海內外無所異；苟能宣其意旨，通以語言，自有契若符節者，又何聲音之能障礙乎哉？考《隋書》載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其言譯《孝經》之旨，教於國人，謂之《國語孝經》，《經籍志》載其書作一卷。是古人已有行之者。特其學其識，均未窺六藝之閫奧，故能譯者僅文句淺顯之《孝經》，而諸經則未之及耳。我國家肇興東土，創作十二字頭，貫一切音；複禦定《清文鑒》，聯字成語，括一切義。精微巧妙，實小學家所未有。故六書之形聲訓詁，皆可比類以通之。而列聖以來，表章經學，天下從風，莫不研究微言，講求古義，尤非前代之所及。故先譯《四書》，示初學之津梁。至於《五經》，《易》則略象數之跡，示其吉凶；《書》則疏佶屈之詞，歸於顯易；《詩》則曲摹其詠歎，而句外之寄託可想；《春秋》則細核其異同，而一字之勸懲畢見；《禮記》則名物度數，考訂必詳，精理名言，推求必當，尤足破講家之聚訟。蓋先儒之詁經，多株守其文，故拘泥而鮮通；此編之詁經，則疏通其意，故明白而無誤。不立箋傳之名，不用注疏之體，而唇吻輕重之間，自然契刪述之微旨，厥有由矣。學者守是一編，或因經義以通國書，而同文之聖化被於四方；或因國書以通經義，而明道之遺編彰於萬世。其有裨於文教，均為至大。雖堯帝之文章，尼山之刪定，又何以加於茲哉！
原本題“西條掌書記山井鼎撰，東都講官物觀校勘”。詳其《序》文，蓋鼎先為《考文》，而觀補其遺也。二人皆不知何許人。驗其版式紙色，蓋日本國所刊。凡為《易》十卷、《書》二十卷、附《古文考》一卷、《詩》二十卷、《左傳》六十卷、《禮記》六十三卷、《論語》十卷、《孝經》一卷、《孟子》十四卷。別《孟子》於《七經》之外者，考日本自唐始通中國，殆猶用唐制歟？前有《凡例》，稱其國足利學有宋版《五經正義》一通，又有《古文周易》三通、《略例》一通、《毛詩》二通、皇侃《論語義疏》一通、《古文孝經》一通、《孟子》一通。又有足利本《禮記》一通、《周易》、《論語》、《孟子》各一通。又有正德、嘉靖、萬曆、崇禎《十三經注疏》本。崇禎本即汲古閣本也。其例首《經》，次《注》，次《疏》，次《釋文》，專以汲古閣本為主，而以諸本考其異同。凡有五目：曰《考異》，曰《補闕》，曰《補脫》，曰《謹案》，曰《存舊》。按所稱古本為唐以前博士所傳，足利本乃其國足利學印行活字版。今皆無可考信。書中所稱宋版《五經正義》，今以毛居正《六經正誤》及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引宋本參校，如《尚書•益稷篇注》“粉若粟冰”，《六經正誤》引紹興本作“粟冰”，監本作“粟水”，興國軍本作“粟米”，今汲古閣本作“粟冰”，而此書不引“粟水”、“粟米”二條；《毛詩•鴟鴞章》“予尾翛翛”《經傳沿革例》引監本、蜀本、越本作“脩脩”，今汲古閣作“翛翛”，古閣作“矛尾翛翛”，而此書不引“脩脩”一條；《生民章箋》“訏謂張口嗚呼”，《經傳沿革例》引余仁仲本“嗚”作“鳴”，今汲古閣本作“嗚”，而是書不引“鳴”字一條；《春秋左氏傳•隱四年》“老夫耄矣”，《六經正誤》引潭本“耄”作“耄”，今汲古閣本作“耄”，而此書不引“耄”字一條；《襄三十一年》“夭厲不戒”，《六經正誤》引臨川本“夭”作“天”，今汲古閣本作“夭”，而此書不引“天”字一條；《禮記•曲禮》“二名不偏諱”，《經傳沿革例》引蜀大字本、興國本“偏”作“遍”，今汲古閣本作“偏”，而此書不引“遍”字一條：悉與毛、嶽兩家所稱宋本不符，不知所據宋本定出誰氏。然如《周易•小過》九四《注》“不為責主”，此書引宋版“責”作“貴”，與《六經正誤》所引善本合。又《春秋傳•昭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此書引宋永懷堂本“級”作“伋”，與《六經正誤》所引興國本合。《昭二十四年注》“不佞獻王”，此書引宋版“王”作“玉”，與《六經正誤》所引臨川本合。《僖三十一年注》“濟水滎陽東過魯之西”，此書引宋永懷堂本“滎”作“熒”，與《經傳沿革例》所據之善本合。《僖二十三年》“懷其安，實敗名”，此書引宋永懷堂本“其”作“與”，與《經傳沿革例》所引監本、蜀本及諸善本合。《禮記•曾子問注》“則卒哭而致事”，此書引宋版“則”作“周”；《喪服小記》“殤無變文不縞”，此書謂“縞”乃“縟”字之誤：皆與《經傳沿革例》所引興國本合。考《經傳沿革例》所載宋版二十一種，多不附《釋文》，其附《釋文》者獨有建本及蜀中大字本。此書載宋版《毛詩》、《左傳》，獨附《釋文》，則或為監本及蜀中大字本歟？又鼎稱足利本乃統括古本，而所引古本如《尚書•舜典注》雲“使各陳進治理之言。古理作禮”，而《六經正誤》所引監本亦雲“理”作“禮”，則知古本非無稽也。至所正《釋文》錯誤，多稱“元文”，不知“元文”為何本。今以通志堂所刊考之，一一皆合。蓋徐本未出以前，其書已傳入彼國矣。歐陽修作《日本刀歌》曰：“徐福行時書未焚，遺書百篇今尚存。”今考此書所列《尚書》，與中國之本無異。又明豐坊偽造諸經，皆稱海外之本。今考此書與坊本亦無一同，是亦足釋千古之疑也。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已著錄。是書以明國子監所刊諸經字多訛脫，而坊刻之誤又甚於監本，乃考石經及諸舊刻作為此書。其中所摘監本、坊本之誤，諸經尚不過一二字，惟《儀禮》脫誤比諸經尤甚。如《士昏禮》“視諸衿鞶”下脫“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十四字；《鄉射禮》“各以其物獲”下脫“士鹿中翿旌以獲”七字；《燕禮》“享於門外東方”下脫“其牲狗也”四字；《特牲饋食禮》“長皆答拜”下脫“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振之三”下脫“以授屍，坐。取簞，興”七字。其一兩字之脫，尚有二十處。皆賴炎武此書校明，今本得以補正，則於典籍不為無功矣。惟所引石經“子朝奔郊”四字，字體與唐不類，考《左傳•昭公二十二年》：“王師軍於京楚，辛丑伐京。”《注》雲：“京楚，子朝所在。”又《昭公二十三年》：“王子朝入於尹。”《注》雲：“自京入尹氏之邑。”則子朝無奔郊之事，此四字為王堯惠等妄加明矣。炎武亦複采之，未免泥古之過，然不以一眚掩也。
國朝毛奇齡說經之詞，其門人錄之成編。皆一問一答，故題曰“經問”。其後三卷，則其子遠宗所補錄也。其中如論褚師聲子不解襪；論肅容、肅揖、肅拜三者之分；論婦人不稱斂衽；論稽首、頓首之誤用；論杜預注丘甲之非；論《儀禮》出二戴，《禮記》不出二戴；論甘盤不遯於荒野；論姓分為氏，氏分為族；論以字為氏，不必定用王父；論兄弟不相為後，破汪琬以弟後兄之說；以《史記•諸侯年表》正《趙世家》記屠岸賈之訛；謂衛宣公無烝夷薑事；謂《孟子》記齊楚伐宋時，宋猶未滅滕；謂《春秋》桓公多闕文；論公行子有子之喪；論微子、微仲；論鄭康成誤注剿說為雷同；論孔子非攝相；論孔子適周非昭公二十四年；論畏厭溺；論魯鼓、薛鼓非無詞；論媒氏禁遷葬嫁殤；論子文三仕三已；論束牲載書：皆證佐分明，可稱精核。至其中所排斥者，如錢丙、蔡氏之類，多隱其名，而指名而攻者，惟顧炎武、閻若璩、胡渭三人。以三人皆博學重望，足以攻擊，而餘子則不足齒錄。其傲睨可雲已甚。李塨《序目》稱“仁和汪祭酒嘗答人書，謂西河論經，終不見有絀理。似乎鄭康成、杜預、孔穎達、賈公彥輩皆有贏有絀，而西河隨問隨答，無不是焉。其推挹甚至。”而其以辨才求勝，務取給一時，不肯平心以度理，亦於是見之。可謂皮裏陽秋矣。然以馬、鄭之淹通，濟以蘇、張之口舌，實足使老師宿儒變色失步，固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
國朝吳浩撰。浩字養齋，華亭人。是書取諸經箋注，標其疑義，考訂之力頗勤。如季本《讀禮疑圖》以萬人為一軍，浩襲其說。於《詩》“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不主鄭《箋》舉成數之解，而引《司馬法》“又以一乘總三十人”定千乘當三萬人，而疑賈《疏》附會此法為畿內之制。今考《大司馬》：“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天子諸侯同制。《小司徒疏》謂《司馬法》“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至“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乃天子畿內埰地法。又《司馬法》“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乃是畿外邦國法。此周之定制也。《齊語》：“管子制國，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十軌為裏，故五十人為小戎。四裏為連，故二百人為卒。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五鄉為師，故萬人為軍。”韋昭《注》：“萬人為軍，齊制也。周則萬二千五百人為軍。”此春秋列國之變制也。僖公之《頌》正當齊桓之時，或其時即用齊法，亦未可知。浩據以疑《周禮》則非也。浩又於《儀禮•聘禮》引崔靈恩之說，謂諸侯三卿，司徒兼塚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諸侯雖正卿，猶不敢稱大。《史記》謂魯以孔子為大司寇，若然，豈魯有六卿如天子耶？宋二王之後，故有大司馬。楚之有大司馬也，因僣稱王耳。今考《管子•王言篇》：“甯戚藝粟盡地利，立為大司徒。王子城父為大司馬。”則春秋時諸侯正卿明稱大，而稱大司馬者又不止宋、楚矣。又《左氏傳》曰：“向為人為大司寇。”則宋稱大者又不特司馬矣。魯司寇為司空兼官，本非正卿，或止得稱司寇，而概謂諸侯正卿皆不得稱大，則亦弗之考也。又《周禮》“乃立春官宗伯”，鄭《注》引“夏父弗忌為宗人”。浩謂《春秋內外傳》俱作“我為宗伯”，宗人雖亦掌禮之官，但位卑權輕，焉能擅為逆祀？今考宗人之名，通於上下。《左傳•哀公二十四年》：“使宗人釁夏獻其立夫人之禮。對曰：無之。公怒曰：汝為宗司。”尊之曰“宗司”，是非卑位矣。又《文王世子》“公族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注》：“宗人掌禮及宗廟。”與鄭氏《周禮•大宗伯注》“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合。又《大戴禮•諸侯遷廟》“齊，祝、宗人及從者皆齊，宗人擯。”與《周禮•大宗伯職》掌王之儐相合。鄭注宗伯為宗人，蓋即據此。此天子、諸侯之宗人也。《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韋昭《注》：“宗，宗人。”《晉語》：“範文子謂其宗祝。”韋昭《注》亦曰：“宗，宗人。”此卿大夫之宗人也。浩以宗人為位卑權輕，是以卿大夫之宗人與天子、諸侯之宗人合為一也，考核頗疏。其他如釋《左傳》“得祏於橐中”，謂大夫士亦有主，與蔡謨之說合。而引《說文》“大夫以石為主”，則出前儒所引之外。釋《爾雅》“昏，強也”，謂“昏”當作“昬”。《書》“不昬作勞”，“昬”音“閔”，與暋同，強也。又《爾雅》：“夏日複胙。”郭《注》：“未見所出。”浩引《穀梁》楊《疏》雲：“複胙者，複前日之禮。”《有司徹》賈《疏》雲：“複胙者，複昨日之胙祭。”則均可補郭注，其說亦頗有可采者，蓋於注疏之學雖未能貫通融會，而研究考證，具有根柢。視剽剟語錄，枵腹談經，徒以大言臆斷者，則勝之遠矣。
國朝惠棟撰，棟有《周易述》，已著錄。是編所解，凡《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穀梁》、《論語》十經。其《左傳》六卷，後更名曰《補注》，刊版別行，故惟存其九。曰“古義”者，漢儒專門訓詁之學，得以考見於今者也。古者漆書竹簡，傳寫為艱，師弟相傳，多由口授，往往同音異字，輾轉多岐。又六體孳生，形聲漸備，毫釐辨別，後世乃詳。古人字數無多，多相假借。沿流承襲，遂開通用一門。談經者不考其源，每以近代之形聲究古書之義旨，穿鑿附會，多起於斯。故士生唐宋以後，而操管摛文，動作奇字，則生今反古，是曰亂常。至於讀古人之書，則當先通古人之字，庶明其文句而義理可以漸求。棟作是書，皆蒐采舊文，互相參證。其中愛博嗜奇，不能割愛者，如《易》之《需卦》，據《歸藏》作“溽”，於《象傳》飲食之義固符，於爻詞“需泥”、“需沙”則義不相協。《書》之“曰若稽古”，用鄭康成之義，實則訓古為天，經典更無佐證。《儀禮•士昏禮》之“皇舅某子”，申《注》、《疏》、張子、李子之義，駁顧炎武之說，實則《春秋傳》所謂男婦辨姓，乃指婚姻，不指稱號。《禮記•檀弓》之“子夏喪明”，“漢冀州從事郭君碑”作“喪名”，實系假借之字，乃引《爾雅》“目上為名”，謂名為目珠，實則目珠不在眉目之間。《公羊•隱十一年傳》，蔡邕石經以“弑”為“試”，引《白虎通》證之，已屬附會，又引《荀子•議兵篇》“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句為證，實則此“試”字又別一意，蔡邕所書，義不緣此。《成二年傳》“是土齊也”，自以何休《注》文為正解，而引《周禮》、《司馬法》解“土”為“杜”，實則盡東其畝，原非杜塞鄰國之交通。《論語》之“詠而歸”，據鄭康成、王充之說，以“歸”為“饋”，實則風雩無饋祭之理。如斯之類，皆不免曲循古人，失之拘執。又如據《周禮•牛人》謂“任器”字出於經文，不出子、史，駁宋祁《筆記》之誤，則體同說部，與經訓無關。引《荀子》、《墨子》證《學記》之“撞鐘”，引《荀子》證秦穆公之能變，引《墨子》證許止不嘗藥，引楊方《五經鉤沈》證《論語》生知，亦皆牽引旁文，無關訓詁，未免為例不純。然自此數條以外，大抵元元本本，精核者多。較王應麟《詩考》、鄭氏《易注》諸書，有其過之無不及也。
國朝鄭方坤撰。方坤字則厚，號荔鄉，建安人。雍正癸卯進士，官至兗州府知府。是編雜采前人說經之文，凡《易》、《書》、《詩》、《春秋》各一卷，三《禮》共一卷，《四書》共一卷。以多摭諸說部之中，故名曰“稗言”，猶正史之外別有稗官耳。漢代傳經，專門授受，自師承以外，罕肯旁徵。故治此經者，不通諸別經。即一經之中，此師之訓故，亦不通諸別師之訓故。專而不雜，故得精通。自鄭玄淹貫六藝，參互鉤稽，旁及緯書，亦多采摭。言考證之學者自是始。宋代諸儒，惟朱子窮究典籍，其餘研求經義者，大抵斷之以理，不甚觀書。故其時博學之徒，多從而探索舊文，網羅遺佚，舉古義以補其闕。於是漢儒考證之學，遂散見雜家筆記之內。宋洪邁、王應麟諸人，明楊慎、焦竑諸人，國朝顧炎武、閻若璩諸人，其尤著者也。夫窮經之要在於講明大義，得立教之精意，原不以搜求奇秘為長。然有時名物訓詁之不明，事蹟時地之不考，遂有憑臆空談，乖聖人之本旨者。諸人於漢學放失之餘，捃摭而存一線，亦未始非餼羊之遺也。顧諸家無談經之專書，篇帙紛繁，頗難尋檢。方坤能薈稡眾說，部居州分，於考核之功深為有裨。特錄存之，亦朱子注《中庸》不廢沈括《夢溪筆談》之意也。
國朝沈廷芳撰。廷芳字椒園，仁和人。乾隆丙辰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官至山東按察使。是編校正《十三經注疏》，以監本、重修監本、陸氏閩本、毛氏汲古閣本參互考證，而音義《釋文》則以徐氏通志堂本為准。凡《周易》三卷、《尚書》五卷、《詩》十四卷、《周禮》十卷、《儀禮》十一卷、《禮記》十五卷、《左傳》十卷、《公羊傳》四卷、《穀梁傳》二卷、《孝經》一卷、《論語》二卷、《孟子》一卷、《爾雅》三卷。考諸經《正義》，宋端拱、咸平、景德，遞有校正，而版本久湮。明以來公私刻版，亦有據宋本刊正者，而所校往往不同。廷芳是書，每條標其本句，而疏其訛誤於下。其據某本改者，並顯出之。有未定者，則以疑存之。或有據某人說者，亦綴附焉。於形聲六體，尤所究詳。然籀改而篆，篆改而八分，而隸書，偏旁點畫，或因或革，不能限以許慎之所述。又經師口授，各據專門。《春秋》則三《傳》異文，《詩》則四家殊字。而假借通用，又複錯出於其間。故“曰若”、“越若”，《書》自不同；“桑葚”、“桑椹”，《詩》亦各體：此一經自不相同者也。《周禮》之“篡”，不可通乎《周易》之“筮”；《儀禮》之“庿”，不可通於《禮記》之“廟”：此諸經各不相謀者也。鄭康成之屢稱舊書，陸德明之多引別本，更不論矣。故是書所舉，或漏或拘，尚未能毫髮無憾。至於參稽眾本，考驗六書，訂刊版之舛訛，祛經生之疑似。注疏有功於聖經，此書更有功於注疏。較諸訓詁未明而自謂能窮理義者，固有虛談、實際之分矣。
國朝程川編。川字鄜渠，號春曇，錢塘人。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是書成於雍正乙巳，乃川肄業敷文書院時所刊。取《朱子語錄》之說《五經》者，州分部居，各以類從，以便參考。凡《易》四十卷、《書》九卷、《詩》七卷、《春秋》三卷、《禮》二十一卷。昔朱子之孫鑒，嘗緝文公《易說》二十三卷，又緝《詩傳遺說》六卷。國朝李光地又有《朱子禮纂》五卷。而《書》與《春秋》卒無專書。特諸家援引遺文，據以折衷眾說而已。且其間各以意為去取，不能盡睹其全。又不著為某氏某年所錄，亦無以考其異同先後之由。黎靖德所編《語錄》，雖薈稡無遺，然不及一一詮次，亦猝不得其端緒。川此編於每經皆以總論居前，論舊說得失者次之，其餘則以經文為序，並各著某人所錄於下，且注其年月及朱子是時年若干歲於首條。條分縷析，至為明白。雖其間記錄或失其真，前後偶異其說者未為一一辨明，然比類而觀，互相勘校，其得失亦粲然具見矣。三《禮》之末，綴以《大戴禮記》，似乎不倫。考是書歷代史志皆著錄於禮類。史繩祖《學齋佔畢》稱宋時嘗並《大戴記》於《十三經》末，稱《十四經》。雖繩祖不詳事在何朝，然諒非誣說。且其文與三《禮》多相出入，可以為參考之資。附錄於末，亦不得以氾濫為疑矣。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書取《易》、《書》、《詩》、《春秋》、《儀禮》、《禮記》、《中庸》、《論語》、《孟子》九經，隨筆詮釋，末附雜說，多能補注疏所未及。惟有過矯鄭義者，如《禮記補義》雲：“主常在室，朝事雖延屍出戶，而主不動。故雲：‘詔祝於室，坐屍於堂。’堂上有屍無主也。《大司樂職》雲：‘屍出入則令奏《肆夏》。’而《司巫》無奉主出入之文也。”今考《郊特牲注》曰：“朝事延屍於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膟膋燎於爐炭，洗肝於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屍薦以籩豆，至薦孰，乃更延主於室之奧。屍來升席，自北方坐於主北焉。”康成此《注》雖不見於經傳，必有根據。今永謂坐屍於堂，則堂上無主，不知下文雲“直祭祝於主”，謂薦孰時也。《經》亦但雲“祝於主”，不雲“祝於屍”，豈亦得謂薦孰時屍不在室乎？蓋言室則統有主，言主則統有屍。《經》以互文見義，蓋以見屍主之不相離也。況《大司樂》“屍出入奏《肆夏》”，《注》謂出入廟中。如第據出入廟中，則《曾子問》曰“主出廟、入廟必蹕”，此不得以《司巫》不言主出入而遂不信《曾子問》也。《公羊傳》曰：“祫祭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周旅酬六屍，則毀廟有主而無屍。若朝踐之節，但有屍在堂，而主皆在室，則毀廟之主不得與於朝踐之禮矣。”《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主，所以識世系也。屍之所在，以主辨其昭穆，故屍與主不相離。”《白虎通》曰：“主所以依神也。”《淮南子》曰：“神之所依者屍也。”若主在室而屍在堂，則朝踐之節，神一依於在堂之屍，又一依乎在室之主，散而無統，非所以明精專也。《論語補義》又謂：“魯禘行於秋嘗之時。周正之秋，實是夏月，故《明堂位》曰‘季夏六月，禘周公於明堂’也。”今考《閔二年》：“夏五月，吉禘於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文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廟。”《宣八年》：“夏六月，有事於太廟。”《昭十五年》：“二月，禘於武宮。”《定八年》：“冬，禘於僖公。”據此，則魯之禘祭四時皆舉，不得拘以嘗月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明堂。”《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稱七月日至乃夏至建午之月，則六月實建巳之月，於周正為夏，不為秋也。永既據《明堂位》六月為禘月，而以六月為周正之秋，則是以六月為建未之月矣。同一魯也，記者於正月、七月稱日至，則用周正，而於六月則又用夏正，恐無是理。永又引《祭統》“內祭則大嘗禘”書“禘”於“嘗”下，明大禘在嘗月。不知“禘”在“嘗”下，不過錯舉之詞，猶之《傳》曰“烝嘗禘於廟”，嘗在禘前而錯舉之，則曰“禘嘗”也。然則“經”文“嘗”在“禘”上，原不謂禘在嘗月也。永又引《魯頌》“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為禘在嘗月之證。不知毛《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鄭《箋》曰“秋嘗祭，於夏則養牲”，是毛、鄭皆不以此節為禘祭也。今據《魯頌》為禘嘗同月，尤為未允。然其他條則典確不磨。若《尚書補義》以西海為青海，謂西海郡雖始立於王莽，而《山海經》雲“西海之南，流沙之濱”，則西海之名甚古，並不始於莽也。《春秋補義》謂兄終弟及、宗廟昭穆之世，天子諸侯不得過四親，而昭穆之廟不必限以四，並斥萬斯大所據明堂五室之說。又謂春秋之世兵農已分，引《管子》“制國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國子、高子各帥五鄉。”是在當時，齊之三軍悉出近國都之十五鄉，而野鄙之農不與。《論語補義》謂先儒以麻冕用三十升，布八十縷為升，三十升則二千四百縷。布一尺二寸，容一千二百縷，朱子已謂其極細，如今之細絹，豈更可倍為二千四百縷？然則麻冕亦不過十五升。辨析尤為精核。其他於《禹貢》之輿地、《春秋》之朔閏，皆考證賅洽，於《經》文、《注》義均有發明，固非空談者所及，亦非捃拾為博者所及也。
國朝陳祖範撰。祖范字亦韓，亦字見複，常熟人。雍正癸卯會試中式舉人，未及殿試。乾隆辛未薦舉經學，特賜國子監司業銜。是書皆其說經之文。名“經咫”者，用《國語》晉文公“咫聞”語也。祖范膺薦時，曾錄呈御覽。此其門人歸宣光等所刊。凡《易》七條、《書》十二條、《詩》七條、《春秋》十三條、《禮》六條、《論語》十三條、《中庸》二條、《孟子》十條，而以雜文之有關《禮》義者八篇列於《禮》後。其論《書》不取梅賾，論《詩》不廢《小序》，論《春秋》不取義例，論《禮》不以古制違人情，皆通達之論。《原序》稱“文不離乎《六經》、《四書》，說不參乎支離怪僻。”視蕭山毛奇齡之專攻前人，同一說經，而純駁顯然。今觀其書，如駁《公羊傳》“弟為兄後”之說，而取其“母以子貴”之文；駁婚禮不告廟之非；《論語》“無所取材”主鄭康成桴材之說；謂甯武子不及仕衛文公；謂“瓜祭”非“必祭”及政逮大夫四世之類：取奇齡說者不一而足。惟《古文尚書》顯然立異耳。祖範學問篤實，必非剽取人書者。或奇齡之書，盛氣叫囂，肆行誹詆，為祖範所不欲觀，故不知先有是說，偶然暗合耶？然如奇齡經說，以諸賢配享為多事，而謂學宮祀文昌、魁星為有理，則祖範終無是也。
國朝沈炳震撰。炳震，歸安人。是書校正《九經》文字。第一卷為《經典重文》，如翩翩、坎坎之類。第二卷為《經無重文》。如褫字、豶字之類。第三卷為《經典傳訛》。如《文言傳》“重剛而不中”，“重”字《本義》疑衍；《象傳》“履霜堅冰”，《魏志》作“初六履霜”之類。第四卷、第五卷為《經典傳異》。以注疏本列於上，以石經不同者列於下。其諸書援引異文，亦並附著。第六卷為《經典通借》。如“君子以順德”，“順”王肅本作“慎”；“磐桓，利居貞”，“磐”《釋文》“一本作盤”之類。第七卷、第八卷、第九卷為《先儒異讀》。如《易》“大人造也”，“造”劉歆引作“聚”；“君子體仁”，“仁”董遇本作“信”之類。第十卷為《同音易義》。如“彖”本訓豕走，而《易》之“彖”則訓為斷；“毒”本訓害，而王弼注《師卦》“毒天下”訓為役之類。然其音不改。第十一卷為《易音易義》。如“元亨”之“亨”，在“王用亨於岐山”，則讀饗。“乾坤”之“乾”，在《噬嗑》“乾胏”則讀“幹”之類。並其音而改之矣。並附以《異字同義》。如《易》之“鼫鼠”，即《詩》之“碩鼠”。《易》之“臲卼”，即《書》之“杌”之類。第十二卷則《注解傳述人》也。其排比鉤稽，頗為細密，可以因文字之異同，究訓詁之得失，於經學頗為有裨。惟末卷《注解傳述人》，全錄陸德明《釋文》所載，無所考證，苟盈篇帙，殊無可取。駢拇枝指，姑置而不論可矣。
國朝余蕭客撰。蕭客字仲林，長洲人。是編採錄唐以前諸儒訓詁。首為《敘錄》一卷，次《周易》一卷、《尚書》三卷、《毛詩》二卷、《周禮》一卷、《儀禮》二卷、《禮記》四卷、《左傳》七卷、《公羊傳》一卷、《穀梁傳》一卷、《孝經》一卷、《論語》一卷、《孟子》二卷、《爾雅》三卷，共三十卷。而《敘錄》、《周易》、《左傳》均各分一子卷，實三十三卷也。自宋學大行，唐以前訓詁之傳，率遭掊擊，其書亦日就散亡。沿及明人，說經者遂憑臆空談，或蕩軼於規矩之外。國朝儒術昌明，士敦實學，複仰逢我皇上稽古右文，詔校刊《十三經注疏》，頒行天下，風教觀摩，凡著述之家，爭奮發而求及於古。蕭客是書其一也。其《敘錄》備述先儒名氏、爵裏及所著義訓。其書尚存者不載，或名存而其說不傳者亦不載。餘則自諸家經解所引，旁及史傳、類書，凡唐以前之舊說，有片語單詞可考者，悉著其目。雖有人名而無書名、有書名而無人名者，亦皆登載。又以傳從經，鉤稽排比，一一各著其所出之書。並仿《資暇集》、《龍龕手鏡》之例，兼著其書之卷第，以示有徵。又經文同異，皆以北宋精本參校，正前明監版之訛闕。《自序》謂創始於己卯，成稿於壬午。晝夜手錄，幾於左目青盲而後成帙。其用力亦可謂勤矣。至梁皇侃《論語義疏》，日本尚有全帙。又唐史徵《周易口訣義》，今《永樂大典》尚存遺說。是書列皇氏書於佚亡，而史氏書亦未采。蓋海外之本，是時尚未至中國，而天祿之珍，庋藏清秘，非下裏寒儒力所能睹也。然經生耳目之所及者，則捃摭亦可謂備矣。
○附錄
明孫瑴編。瑴字子雙，華容人。考劉向《七略》，不著緯書。然民間私相傳習，則自秦以來有之。非惟盧生所上見《史記•秦本紀》，即呂不韋《十二月紀》稱某令失則某災至，伏生《洪範五行傳》稱某事失則某徵見，皆讖緯之說也。《漢書•儒林傳》稱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尤其明證。荀爽謂起自哀、平，據其盛行之日言之耳。《隋志》著錄八十一篇。燔燒之後，湮滅者多。至今僅有傳本者，朱彝尊《經義考》稱《易乾鑿度》、《乾坤鑿度》、《禮含文嘉》猶存，顧炎武《日知錄》又稱見《孝經援神契》。然《含文嘉》乃宋張師禹所撰，非其舊文。《援神契》則自宋以來不著於錄，殆炎武一時筆誤，實無此書。則傳於世者，僅《乾鑿度》、《乾坤鑿度》二書耳。皇上光崇文治，四庫宏開；二酉秘藏，罔弗津逮。又於《永樂大典》之中搜得《易緯稽覽圖》、《通卦驗》、《坤靈圖》、《是類謀》、《辨終備》、《乾元序制記》六書，為數百年通儒所未見，其餘則仍不可稽。蓋遺編殘圖，十不存其一矣，瑴嘗雜采舊文，分為四部，總謂之《微書》：一曰《焚微》，輯秦以前逸書。一曰《線微》，輯漢、晉間箋疏。一曰《闕微》，徵皇古七十二代之文。一曰《刪微》，即此書。今三書皆不傳，惟此編在，遂獨被《微書》之名。實其中之一種也。所采凡《尚書》十一種、《春秋》十六種、《易》八種、《禮》三種、《樂》三種、《詩》三種、《論語》四種、《孝經》九種、《河圖》十種、《洛書》五種。以今所得完本校之，瑴不過粗存梗概。又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去隋未遠，所引諸緯，如《河圖聖洽符》、《孝經雌雄圖》之類，多者百餘條，少者數十條。瑴亦未睹其書，故多所遺漏。又摘伏勝《尚書大傳》中《洪範五行傳》一篇，指為神禹所作，尤屬杜撰。然其采摭編綴，使學者生於千百年後，猶見東京以上之遺文，以資考證，其功亦不可沒。《經義考•毖緯》一門其所引據，出瑴書者十之八九，則用力亦可謂勤矣。緯與經，名雖相輔，實各自為書。卦氣之說，孟喜始據以詁《易》，何休、鄭玄援引尤多。宋歐陽修《乞校正五經劄子》欲於注疏中全削其文，而說不果用。魏了翁作《九經正義》，始盡削除。此實說經家謹嚴之旨，與孫複說《春秋》而廢《傳》，鄭樵說《詩》而廢《序》，深文巧詆，務排漢學者不同。然義理則當尊正軌，考證則不廢旁稽。如鄭玄注《禮》，五天帝具有姓名，此與道家符籙何異？宋儒辟之是也。至於蔡沈《書集傳》所稱“昆侖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實《洛書甄耀度》、《尚書考靈耀》之文。“黑道二去黃道北，赤道二去黃道南，白道二去黃道西，青道二去黃道東”，實《河圖帝覽嬉》之文。朱子注《楚詞》“昆侖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實《河圖括地象》之文。“三足烏，陽精也”，實《春秋元命包》之文（案此四條皆朱彝尊《經義考》之說）。以至“七日來複”，自王弼以來承用；六日七分之說，朱子作《易本義》亦弗能易，實《易稽覽圖》之文。《洛書》四十五點，邵子以來傳為秘鑰，其法出於太乙九宮，實《易乾鑿度》之文。是宋儒亦未能盡廢之。然則瑴輯此編於經義亦不無所裨，未可盡斥為好異，故今仍附著《五經總義》之末焉。
──右“五經總義類”三十一部，六百七十五卷，附錄一部、三十六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漢儒《五經》之學，惟《易》先變且盡變，惟《書》與《禮》不變，《詩》與《春秋》則屢變而不能盡變。蓋《易》包萬匯，隨舉一義，皆有說可通。數惟人所推，象惟人所取，理惟人所說，故一變再變而不已。《書》紀政事，《禮》具器數，具有實徵，非空談所能眩亂，故雖欲變之而不能。《詩》則其美其刺，可以意解，其名物訓詁，則不可意解也；《春秋》則其褒其貶，可以詞奪，其事蹟始末，則不可以詞奪也：故二經雖屢變而不盡變。劉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詞徵實而難巧。”此雖論文，可例之於說經矣。今所甄錄，徵實者多，不欲以浮談無根啟天下之捷徑也。蓋自王柏諸人以下，逞小辨而汨聖籍者，其覆轍可一一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