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故論衡/論式

編竹以為簡，有行列䚡理，故曰「侖」。侖者，思也。〈大雅〉曰：「於論鼓鍾。』論官有司士之格，論囚有理官之法，莫不比方。其在文辭，《論語》而下，莊周有〈齊物〉（〈齊物論〉舊讀皆謂「齊物之論」，物兼萬物、物色、事物三義。王介甫始謂「齊彼物論」，蓋欲以七篇題號相對，不可與道古。）公孫龍有〈堅白〉、〈白馬〉，孫卿有〈禮〉、〈樂〉，呂氏有〈開春〉以下六篇。前世著論在諸子，未有率爾持辯者也。九流之言，擬儀以成變化者，皆論之儕。《別錄》署《禮記》，亦有通論，不專以顯名為質。其辭精微簡練，本之名家，與縱橫異軌。

由漢以降，賈誼有〈過秦〉，在儒家。東方朔設〈非有先生〉之論。朔書二十篇，則於雜家著錄。及王褒為〈四子講德〉，始別為辭人矣。晚周之論，內發膏肓，外見文采，其語不可增損。漢世之論，自賈誼已繁穰，其次漸與辭賦同流。千言之論，略其意不過百名。楊子為《法言》，稍有裁制，以規《論語》；然儒術已勿能擬孟子、孫卿，而復忿疾名、法：「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為法，法與？』曰：『斷木為棋，捖革為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君子之道者，君子不法也。』（〈吾子篇〉）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也？』曰：『何必刑名？圍棋擊劍，反目眩形，亦皆自然也，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奸道。』（《問道篇》）」今以楊子所云云者，上擬龍、非，則跛鱉之與騏驥也。漢世獨有《石渠議奏》，文質相稱，語無旁溢，猶可為論宗。後漢諸子漸興，訖魏初幾百種。然其深達理要者，辨事不過《論衡》，議政不過《昌言》，方人不過《人物志》，此三家差可以攀晚周。其餘雖嫻雅，悉腐談也。自《新語》、《法言》、《申鑒》、《中論》，為辭不同，皆以庸言為故，豈夫可與酬酢、可與右神者乎？當魏之末世，晉之盛德，鍾會、袁準、傅玄，皆有家言，時時見他書援引，視荀悅、徐幹則勝，此其故何也？老、莊、形名之學，逮魏復作，故其言不牽章句，單篇持論，亦優漢世。然則王弼〈易例〉，魯勝〈墨序〉，裴頠〈祟有〉，性與天道，布在文章，賈、董卑卑，於是謝不敏焉。經術已不行於王路，喪祭尚在，冠昏朝覲，猶弗能替舊常，故議禮之文亦獨至。陳壽、賀循、孫毓、范宣、范汪、蔡謨、徐野人、雷次宗者，蓋二戴、聞人所不能上。施於政事，張裴《晉律》之序，裴秀地域之圖，其辭往往陵轢二漢。由其法守，朝信道矣，工信度矣，及齊、梁猶有繼跡者，而嚴整差弗逮。

夫持論之難，不在出入風議，臧否人群，獨持理議禮為劇。出入風議，臧否人群，文士所優為也。持理議禮，非擅其學莫能至。自唐以降，綴文者在彼不在此。觀其流勢，洋洋纚纚，即實不過數語。又其持論不本名家，外方陷敵，內則亦以自僨。惟劉秩、沈既濟、杜佑差無盈辭，持理者獨劉、柳論天為勝，其餘並廣居自恣之言也。宋又愈不及唐，濟以嘩䜋。近世或欲上法六代。然上不窺六代學術之本，惟欲厲其末流。江統〈徙戎〉，陸機〈辨亡〉，干寶《晉紀》，以為駿極不可上矣。自餘能事，盡於送往事居，不失倨侮。以甄名理，則僻違而無類；以議典憲，則支離而不馴。

余以為持誦《文選》，不如取《三國志》、《晉書》、《宋書》、《弘明集》、《通典》觀之，縱不能上窺九流，猶勝於滑澤者。嘗與人書，道其利病，曰：「文生於名，名生於形。形之所限者分，名之所稽者理。分理明察，謂之知文。小學既廢，則單篇摦落。玄言日微，故儷語華靡。不竱其本，以之肇末，人自以為楊、劉，家相譽以潘、陸，何品藻之容易乎？僕以下姿，智小謀大，謂文學之業，窮於天監。簡文變古，志在桑中。徐庾承其流化，平典之風，於茲沫矣。燕、許有作，方欲上攀秦、漢。逮及韓、呂、柳、權、獨孤、皇甫諸家，劣能自振，議事確質，不能如兩京；辯智宣朗，不能如魏晉。晚唐變以譎詭，兩宋濟以浮誇，斯皆不足卲也。將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雖容甫、申耆，猶曰采浮華、棄忠信爾。皋文、滌生，尚有諼言，慮非修辭立誠之道。夫忽略名實，則不足以說典禮；浮辭未剪，則不足以窮遠致。言能經國，詘於籩豆有司之守；德音孔膠，不達形骸智慮之表。故篇章無計簿之用，文辯非窮理之器。彼二短者，僕自以為絕焉，所以塊居獨處，不欲奇群彥之數者也。如向者一二耆秀，皆浮華交會之材，嘩世取寵之士，噓枯吹生之文，非所謂文質彬彬者也。故曰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以上〈與人書〉）」

或言今世慕古人文辭者，多論其世，唐宋不如六代，六代不如秦漢。今謂持論以魏晉為法，上遺秦漢，敢問所安？

曰：夫言亦各有所當矣。秦世先有韓非、黃公之倫，持論信善。及始皇並六國，其道已隘。自爾及漢，記事韻文，後世莫與比隆，然非所及於持論也。

漢初儒者，與縱橫相依，逆取則飾遊談，順守則主常論。遊談恣肆而無法程，常論寬緩而無攻守。道家獨主清靜，求如韓非《解老》，已不可得；《淮南鴻烈》，又雜神仙辭賦之言。其後經師漸與陰陽家並，而論議益多牽制矣。漢論著者，莫如《鹽鐵》。然觀其駁議，御史大夫丞相史言此，而文學賢良言彼，不相剴切。有時牽引小事，攻劫無已，則論已離其宗。或有卻擊如罵，侮弄如嘲，故發言終日，而不得其所凝止。其文雖博麗哉，以持論則不中矣！董仲舒《深察名號》篇。略本孫卿，為己條秩，然多傅以疑似之言（如言王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君有五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群科。雖以聲訓，傅會過當）。惜乎劉歆《七略》，其六錄於《漢志》，而《輯略》俄空焉！不然，歆之謹審權量，斯有倫有脊者也。今漢籍見存者，獨有王充，不循俗跡。恨其文體散雜，非可諷誦。其次獨有《昌言》而已。

魏晉之文，大體皆埤於漢，獨持論仿佛晚周。氣體雖異，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可以為百世師矣。

然今世能者，多言規摹晉宋。惟汪中說《周官》《明堂》諸篇，類似禮家。阮元已不相逮，至於甄辨性道，極論空有，概乎其未有聞焉。典禮之學，近世有餘。名理之言，近世最短。以其短者施之論辯，徒為繳繞，無所取材。謙讓不宣，固其慎也。長者亦不能自發舒。若淩廷堪《禮經釋例》，可謂條理始終者，及為儷辭，文體卑近，無以自宣其學。斯豈非崇信文集、異視史書之過哉！

然今法六代者，下視唐宋。慕唐宋者亦以六代為靡。夫李翱、韓愈，局促儒言之間，未能自遂。權德輿、呂溫及宋司馬光輩，略能推論成敗而已。歐陽修、曾鞏，好為大言，汗漫無以應敵，斯持論最短者也。若乃蘇軾父子，則佞人之戔戔者。凡立論欲其本名家，不欲其本縱橫。儒言不勝，而取給於氣矜，遊怒特，蹂稼踐蔬，卒之數篇之中，自為錯忤，古之人無有也。法晉、宋者，知其病徵，宜思有以相過，而專務溫藉，詞無芒刺。甲者譏乙，則曰鄭聲；乙者譏甲，又云常語。持論既莫之勝，何怪人之多言乎？

夫雅而不核，近於誦數，漢人之短也。廉而不節，近於強鉗；肆而不製，近於流蕩；清而不根，近於草野；唐宋之過也。有其利無其病者，莫若魏晉。然則依放典禮辯其然非，非涉獵書記所能也。循實責虛，本隱之顯，非徒竄句遊心於有無同異之間也。（如王守仁與羅欽順書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正心者，正其物之心。誠意者，誠其物之意。致知者，致其物之知。此種但是辭句繳繞，文義實不可通。後生有效此者，則終身為絕物矣。）效唐宋之持論者，利其齒牙。效漢之持論者，多其記誦。斯已給矣！效魏晉之持論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御人以口，必先豫之以學。

文章之部，行於當官者，其源各有所受。奏疏議駁近論，詔冊表檄彈文近詩。近論故無取紛綸之辭，近詩故好為揚厲之語。

漢世作奏，莫善乎趙充國，探籌而數，辭無枝葉。晉世杜預議考課，劉毅議罷九品中正，範寧議土斷，孔琳之議錢幣，皆可謂綜核事情矣。然王充於漢獨稱穀永。穀永之奏，猶似質不及文，而獨為後世宗，終之不離平徹者近是。《典論》云：奏議宜雅，書論宜理。亦得其辜較云。

若夫詔書之作，自文、景猶近質。武帝以後，時稱《詩》《書》，潤色鴻業，始為詩之流矣。武帝冊三王，上擬《尚書》至潘勖冊魏公，為枚頤《尚書》本。晉以下代用其律，比於《崧高》《韓奕》，徒無韻耳。漢世表以陳情，與奏議異用，若《薦禰衡》《求自試》諸篇，文皆琛麗，煒曄可觀。蓋秦漢間上書，如李斯《諫逐客》、鄒陽《獄中上梁孝王》已然。其後別名為表，至今尚辭，無取陳數，亦無韻之風也。彈文始不可見。任昉、沈約，詆人罪狀，言在法外。蓋自宋世荀伯子，善為彈文，醜詞巧詆，辱及祖禰，今雖不著，明其為任、沈法。《詩》之惡惡，莫如《巷伯》，然猶戮及其身。今指斥及於腐骨，其疾惡甚於詩人矣。《文選》不錄奏疏議駁，徒有書表彈文之流，為其文之著也。檄之萌芽，在張儀檄楚相，徒述口語，不見緣飾。及陳琳、鍾會以下，專為恣肆。顏竣檄元凶劭，其父延之覽書而知作者，亦無韻之賦也。

大氐近論者取於名，近詩者取於縱橫，其當官奮筆一也，而風流所自有殊。覽文者觀於《文選》之有無，足以知其好尚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