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革命中之農民問題

國民革命中之農民問題
作者：瞿秋白
1926年8月

本作品收錄於《我們的生活》

这是瞿秋白一九二六年八月在广州的演讲，瞿景白记录，原载同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共党内刊物《我们的生活》第四期。作者自编论文集选录此文。收入本书时前面讲买办阶级的部分节略。

　　打倒帝國主義的意義應該是解除農民的苦痛，繳卸帝國主義的武裝，壓製買辦與地主。

　　在各地縣治或是農村，地主大半是兼為官僚，紳董或鄉董要大地主才有資格做，縣長麵前也隻有大地主才有講話的機會。中國許多官僚，他們做過一任什麽官之後，便刮了一層地皮去，回到家鄉購置田產，這裏證明了地主本來便是官僚。中國舊時的統治階級就是他們——地主。

　　中國的農民要繳納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五的田租，最少的也要繳納百分之五十以上，加以苛捐雜稅，每個農民最低限度的損失要百分之六十五，剩下來的隻夠他們吃飯，甚至飯也吃不飽，其他更是無從說起。農民到不能維持他們生活的時候，隻有二個辦法：一是借貸，因此受紳士地主的重利盤剝，往往會因債務的日積月累，結果成為債主的奴隸；二是典當，凡是押鋪及當店也都是地主紳士等開的，同樣是被地主剝削。在鄉村及城市中，講起某人如何富有（這些富有的人就是地主紳士），終是描寫那人有多少田地房屋，幾家錢莊，幾家當鋪，幾家漕坊（醬園、酒坊等），幾家米店，這些也都是地主剝削農民的工具。地主紳士們有了這些權利，便在各處握住了全中國的經濟命脈，成為政治上的統治階級。

　　帝國主義沒有侵入中國以前，地主紳士從農民那裏剝削得來的錢財，除了供給自己享樂，間或做一些“慈善事業”之外，多餘的金錢隻能藏在地窖裏，吃不了賣不完的米穀屯積在倉庫中，很少有作用。及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之後，地主們剝削掠奪得來的財富，除供給自己享樂外，並可以拿出來經營商業，以前屯積貯藏起的東西都可以賣給帝國主義者，不論是米、葛、麻、絲、茶葉……帝國主義者是沒有一樣不要的。譬如在蘇常、無錫一帶的繭行，從前一共隻有二百餘家，現在已經增加到二千餘家了。地主紳士等從帝國主義侵入之後，他們得到了很多利益，農民卻因此更加痛苦，因為地主想從帝國主義者手裏得到更多的利益，加重了對農民的剝削。

　　中國的農民受的痛苦最深，但他們的數目占全國人口的絕對大多數，農業亦為中國的主要生產事業，農民實為中國經濟生命的主體。如果中國的農民永遠受著這樣重的壓迫，中國的工業一定不會發展，因為大多數的農民非常的窮苦，沒有錢購買貨物，工業品無從得到廣大的銷售市場。社會進化的普通公律：封建社會的崩潰，跟著的必然是資本主義的出現。中國的現象如何？一麵工業不能發展，農業卻又日益破產，農民都失業，不堪困苦，集聚到城中來，又沒有這許多工廠容納他們，於是便成為兵匪。這是農民問題中的重要問題，也是國民革命中的重要問題。

　　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之後，必定勾結地主、大商人來盡量的銷售貨物，並且經營工業。中國現在雖然已經有了幾個資本家，可說是有了一些工業，但究竟太少太衰弱了。如南洋兄弟煙草公司、上海等處的紗廠等等，以及南洋、舊金山的僑商，可以說是中國工業或是中國的資本家，但是中國的關稅不能自主，中國幼稚的工業遂處處受著限製、剝削。以致出品的成本昂貴，這樣，如何能與帝國主義者進步的大機器生產，成品低廉又占著協定稅則的便宜的貨物競爭呢？如何能使中國的工業發展呢？帝國主義者促進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崩壞，建立了“帝國主義市場的中國資本主義社會”，而中國“民族”的資本主義社會卻無從建立。所以中國社會進化過程，進到封建製度崩潰、資本主義的建立、稍稍有一點工業的時期，社會中階級的對立成為特殊的現象：一方麵是工農階級，一方麵是封建的餘孽地主，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上畸形的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掮客——買辦階級。

　　中國的革命勢力——工人、農民、小商人，要推翻地主、買辦、軍閥、帝國主義，必需要明白這一個經濟原因，就是帝國主義、軍閥、地主、買辦的經濟基礎和經濟關係。我們要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必需要知道帝國主義軍閥的經濟基礎是什麽，就是說要能夠知道更具體的打倒他們的辦法，要曉得他們如何能在中國生存。抽象的名詞，空洞的口號是不能使他們受打擊的。所以國民革命必需要是革地主買辦的命，就是掘去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命根——他們的經濟基礎。

　　在政治上，國民革命的工作，打倒軍閥，不僅隻打倒袁世凱，打倒吳佩孚等幾個人，要看清楚了現在軍閥在中國所以有政治勢力的根源，然後才能給他們以重大的打擊。

　　中國的軍隊與外國的軍隊同樣是武裝的組織，可是他們的作用不盡相同。外國的軍事領袖無論他有多大的武力，但他不能有很多的政治作用，不會成為中國式的“軍閥”。中國的軍事領袖卻不然，是握有政治的大權，成為特權階級——軍閥了的。我們要了解中國的政治問題，就必定要明了為什麽中國的軍事領袖是如此，他們代表什麽階級。

　　中國本來是地主階級統治的國家，封建製度的國家，在事實上各地或各省都是獨立的，因為經濟上沒有更廣大關係的需要，如象資本主義國家“國民經濟”的經濟關係。因此也用不著象資本主義國家那樣龐大的軍備和統一的指揮。所以曆代名義上雖然有一個皇帝，實質上是並不統一。在太平天國以前，各省的軍隊不滿六千人，隻有北京的禦林軍的人數才有一萬以上。因為在那個時候沒有如此的經濟力量，不能養活許多兵，並且是無須乎這樣。到現在不同了，因為農業的破產，很多困苦的農民，客觀上的革命勢力，成為土匪。有了很多土匪，於是必需要有武力保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強盛的軍隊由此就漸漸的發生了。中國沒有一個資本主義的統一政府，因為中國的大資產階級受了帝國主義的壓製不能強大起來，還不能掌握政權保護他們自己，因此也不得不乞援於軍人，於是政權便落於軍人的手中。中國的社會依然是封建的形式，但封建製度卻又因為帝國主義的侵入墜落了他的聲威，破壞了他的道德，沒有什麽君臣之禮了，獨一無二的軍人遂能操縱一切成為軍閥。因為軍閥是封建社會的餘孽，他實是代表地主買辦階級，他的力量也必然用以保護地主買辦的利益的，所以，我們往往聽見軍閥士紳也常常亂叫“維持安寧秩序”，這所謂安寧便是帝國主義買辦地主的安寧。

　　在五卅之後，國民軍傾向於一般民眾（小商人，工農階級）的一方麵來，帝國主義者固然是驚駭相告，要張、吳攻打國民軍，買辦地主也是同樣的明裏暗裏幫助張、吳打國民軍，說是因為國民軍赤化了的緣故。實際上他們是向民眾進攻，向大多數的農民進攻，保護他們自己（地主階級，及脫胎於地主的買辦階級）的利益。討赤戰爭時期的北方農民的苦痛：無限耕地的荒蕪，千百萬難民流離的那種現象，是很明顯的例證，證明了這種戰爭是地主階級買辦階級的武力向農民的進攻。這種災難，地主們是受不到什麽損害的，他們可以跑到天津或別地的租界裏去，很逍遙自在的過他們的生活；大商人、買辦階級是更積極的幫助張、吳，如北京總商會幫助張宗昌發行軍用票。在平時，軍閥也是在各處與當地商會領袖、買辦階級，或是教育會領袖、紳士等勾結的。軍閥要商會捐款等，並沒有要商會的領袖們自己腰包裏的錢，都是攤派給各小商人的。大商人與地主雖然不自己掌握著政權，但是軍閥掌握著，照樣是保護他們的，雖然也有時對他們有些微的威迫，這不過是如同大家庭中的忤仆一樣無關緊要的，因為忤仆無論如何的不好，他終是要依靠著主人才能生存，他們——地主與買辦是軍閥的命根，是軍閥的經濟基礎。

　　我們還有例可以證明中國的統治階級是地主、買辦階級。許多由官僚告老或其他原故還鄉後，他們時常在他們家中私刑拷打農民，沒有人能夠幹涉，在廣東或者不同，是用民團來壓迫農民。許多小縣分中，紳士、商會會長等有至高無上的威嚴。民治主義的國家是無論什麽人都沒有隨便逮捕他人的權力，可是中國各處紳士、商會會長的一張名片便可以捉人，農民更是隨時隨地可由他們逮捕、拷打、囚禁。現在沒有什麽皇帝或是公侯等爵位，地主、紳士都同他們是一樣的東西，買辦也同樣是幫助地主壓迫農民的。在長江南岸有很多沙田，本來農民可以用很少的代價向官署領到這些土地，現在都被大地主仗著他的威權，以他的金錢侵占了這幾千萬畝的沙田。這件事證明了政權被地主們掌握著；另一方麵表現將漸漸進入大農業生產，慢慢的展開資本主義的農業，也就是資產階級化的地主們準備奪取資本主義時候的政權。最明顯的例就是南通的張謇，他開辦工廠，工廠工人的宿食及宿舍內的市場也完全是他包辦；南通的市政、司法、教育一切的行政設施都得受他的節製，就是遊藝，都要幹涉。他是地主、大資本家、官僚，他是中國統治階級本身形態的寫真。中國的資本家大多數是地主，完全沒有脫離地主的地位，如上海紡織業資本家穆藕初、聶雲台等，他們都是兼為大地主的。在各縣各村可以看出政治的半獨立或完全獨立的性質，掌握政權的便是地主。在事實上地主階級是軍閥的主人，所以我們要打倒軍閥，必須打倒地主。

　　在政治上、經濟上可以見到帝國主義及軍閥在中國所以能夠生存，是因為有這些反動階級做他們的經濟的政治的命脈，我們的結論因此是：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必需打倒地主與買辦階級。打倒陳炯明之後的廣東農民仍舊感覺許多苦痛，就是因為沒有很決斷地割斷帝國主義及軍閥的命脈，嚴厲地壓製地主與買辦。現在廣東農村中許多問題，也便是因為沒有徹底解決這個問題。鞏固廣東革命的基礎，乃至完成中國的革命必需要是很決斷、很徹底、不稍姑息地解決這一個問題，推翻帝國主義、軍閥生存的經濟基礎——地主階級、買辦階級。

　　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地主買辦之後，即刻建立一個人民的國民政府，在這個政府中必要給農民以參加政權的自由。

　　中國的革命史應該是從陳勝、吳廣那時候寫起，隨後便是由赤眉、黃巾至“流寇”，最近的是白蓮教、太平天國、義和團。從來一般人認他們是“匪徒”，這是與現在說農會便是“土匪”同樣。中國的經濟發展得非常遲緩，在曆史的過程中因為人口增加而發生問題，每一個時期都是如此，而有農民反抗運動的發生，再有新的建立，所以以前中國革命史是農民革命史。

　　每次的農民革命成功之後，政權都落到別人手裏，農民自己並沒有得到成功，這是因為有下列的缺點：

　　（1）沒有良好的組織。

　　（2）沒有民權主義的實力，於是握取政權者成為皇帝。

　　（3）迷信，如白蓮教、義和團、太平天國都有宗教的力量為他們的維係，這是因為農民很少團結力。每次運動往往成為暴動，如其沒有宗教將是散漫不可收拾，從過去的義和團到現在北方的紅槍會都是如此。

　　（4）沒有強有力的革命階級做他們的領袖，如現在的中國無產階級。

　　現在的農民就不盡如此了，其所以不同的緣故，因為現在資本主義漸漸的發展，在大城市中間已經有了工人，無產階級已形成一種力量，農民可與工人聯合奮鬥，農民得到這支生力軍的輔助，形勢當然不同，不象以前那樣的原始暴動而為有組織的鬥爭了。農民也已經知道在革命的行程中，無論什麽時候，他們必需要有團結與組織，並且知道要得勝利必定要與工人聯合。

　　中國的國民革命是各階級的，工人、農民、城市中的小商人（有時大商人也來參加），以及革命的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各階級的人們都需要這樣的革命，這一個革命工作必定要解決農民問題，解決了農民的一切苦痛才能說是國民革命成功。

　　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戰線，是一方麵為工、農、小商人，一方麵為地主、買辦、軍閥、帝國主義。在這樣形勢的戰陣中，革命的隊伍裏也有民族資產階級參加，他們是與買辦階級不同，需要反對帝國主義的，可是與工人、農民大不相同。工農及小商人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的目的是在於：群眾的團結，一切自由、一切權利的獲得，在政府裏有各界的代表，他們這些目的是很正確，如能依照這目標去做，國民革命才有真正的勝利可以得到。資產階級不然，他們恐怕工農的力量大了，他們將因此受害，不能盡其所欲地來剝削工農，因此他們對於革命終有些疑懼。買辦與大商人更是一種反動的力量，是非常討厭的東西。在革命潮流高漲的時候，他可以表示些傾向改良政策的論調；到反動時機到來時，他立刻會壓迫工、農、小商人等革命分子。譬如上海五卅運動開始時，上海總商會也能在勢所必然的強迫之下發出罷市的命令，也能夠提出十三條要求，雖然是修改了代表絕大多數人民團體（工商學聯合會）所提出的十七條。到了末後反動局麵開始後，上海總商會即刻改變其態度，嗾使軍閥封閉上海總工會，以至於秘密槍決劉華。可是從這買辦階級裏，在經濟上可以稍稍發展出民族資產階級，所以在政治上這些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便是新右派。他們滲入國民革命的戰線而力爭其領袖權，憑借軍力，實行其扼製工農、與帝國主義買辦地主妥協之政策。

　　中國國民革命的意義，是在解放農民，解放“資產階級的中國”，從帝國主義束縛中解放出來，建設資本主義的中國，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工人並不怕資本主義的強大，資產階級卻在怕工人勢力的增強，這是必然的；所以在國民革命中資產階級參加，工人也參加，但是國民革命的指導權必定不能使之落入資產階級的手裏。同時，這所謂“資產階級的中國”在國民革命真正勝利之後，他必須加入社會主義的經濟聯盟，即與蘇聯聯合反抗世界的帝國主義。所以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在這世界社會革命的時期，是可以與世界革命合流直達社會主義的。從事於中國革命的，不論共產黨或是國民黨，都應為著創立民權主義的中國而奮鬥；為著解決農民問題，使農民所受的剝削減少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用種種方法——減租、免稅、改良種子、興辦水利等等達到這個目的，使農民的收入得到其收獲之百分之八十。達到了這個目的之後，農民然後能安居樂業，實業才能發展，工業品才能在農村中找到銷路。減少農民的剝削就是減少地主的收入。這一層資產階級的新右派是很難了解的。他們所以至多隻能結合少數富農，而不能解決農民問題。

　　國民政府能夠得到農民，則國民政府才能鞏固，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才能得到勝利；真實擁護工農的黨，才能夠領導中國革命。

　　在事實上，誰能代表工農利益，誰能給工、農、小商人以政權，那末，誰就能夠解決農民問題。必需要壓迫地主使其減租，打倒地主勢力，才能獲得農民群眾，革命的基礎才能鞏固，才能排除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權力。如其怕農民組織的強大，怕農民暴動而畏縮，不敢提出為農民利益的政綱，不實行為農民利益的政綱，必定因此不能得到農民的擁護，且要受農民的攻擊和反對。總之，中國國民革命是要解決農民問題、土地問題，用各階級的聯合戰線，工人階級的領導來鬥爭，才能得到勝利。

　　五卅運動的一大狂瀾，因為缺少農民參加（雖有紅槍會等起來，但是太少，太遲了），致五卅運動沒有結果。農民運動到現在已日益高漲了，很急切的要一個保護農民的政綱及農工勢力的結合。忠實於革命的黨人，要即刻拿出決心來製裁地主、買辦、土豪劣紳。不要忽視了，這是目前重大的問題，是國民革命的重大問題。

　　最具體的辦法是：

　　（一）解決農民經濟的束縛，用政治勢力切實解決之；明定“耕地農有”的標語。

　　（二）武裝農民，組織農民自衛軍，使他有自己的武裝保護他自己的利益。

　　（三）農民參加政權，鄉村的政權歸農民，城市的也要有農民代表；凡是行政，要有農民與一般人民代表會決定後才能實行。

　　（四）嚴厲的無情鎮壓一切買辦地主階級之反革命運動，剝奪其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