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革命中之農民問題

國民革命中之農民問題
作者:瞿秋白
1926年8月
本作品收錄於《我們的生活
这是瞿秋白一九二六年八月在广州的演讲,瞿景白记录,原载同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共党内刊物《我们的生活》第四期。作者自编论文集选录此文。收入本书时前面讲买办阶级的部分节略。

  打倒帝國主義的意義應該是解除農民的苦痛,繳卸帝國主義的武裝,壓製買辦與地主。

  在各地縣治或是農村,地主大半是兼為官僚,紳董或鄉董要大地主才有資格做,縣長麵前也隻有大地主才有講話的機會。中國許多官僚,他們做過一任什麽官之後,便刮了一層地皮去,回到家鄉購置田產,這裏證明了地主本來便是官僚。中國舊時的統治階級就是他們——地主。

  中國的農民要繳納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五的田租,最少的也要繳納百分之五十以上,加以苛捐雜稅,每個農民最低限度的損失要百分之六十五,剩下來的隻夠他們吃飯,甚至飯也吃不飽,其他更是無從說起。農民到不能維持他們生活的時候,隻有二個辦法:一是借貸,因此受紳士地主的重利盤剝,往往會因債務的日積月累,結果成為債主的奴隸;二是典當,凡是押鋪及當店也都是地主紳士等開的,同樣是被地主剝削。在鄉村及城市中,講起某人如何富有(這些富有的人就是地主紳士),終是描寫那人有多少田地房屋,幾家錢莊,幾家當鋪,幾家漕坊(醬園、酒坊等),幾家米店,這些也都是地主剝削農民的工具。地主紳士們有了這些權利,便在各處握住了全中國的經濟命脈,成為政治上的統治階級。

  帝國主義沒有侵入中國以前,地主紳士從農民那裏剝削得來的錢財,除了供給自己享樂,間或做一些“慈善事業”之外,多餘的金錢隻能藏在地窖裏,吃不了賣不完的米穀屯積在倉庫中,很少有作用。及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之後,地主們剝削掠奪得來的財富,除供給自己享樂外,並可以拿出來經營商業,以前屯積貯藏起的東西都可以賣給帝國主義者,不論是米、葛、麻、絲、茶葉……帝國主義者是沒有一樣不要的。譬如在蘇常、無錫一帶的繭行,從前一共隻有二百餘家,現在已經增加到二千餘家了。地主紳士等從帝國主義侵入之後,他們得到了很多利益,農民卻因此更加痛苦,因為地主想從帝國主義者手裏得到更多的利益,加重了對農民的剝削。

  中國的農民受的痛苦最深,但他們的數目占全國人口的絕對大多數,農業亦為中國的主要生產事業,農民實為中國經濟生命的主體。如果中國的農民永遠受著這樣重的壓迫,中國的工業一定不會發展,因為大多數的農民非常的窮苦,沒有錢購買貨物,工業品無從得到廣大的銷售市場。社會進化的普通公律:封建社會的崩潰,跟著的必然是資本主義的出現。中國的現象如何?一麵工業不能發展,農業卻又日益破產,農民都失業,不堪困苦,集聚到城中來,又沒有這許多工廠容納他們,於是便成為兵匪。這是農民問題中的重要問題,也是國民革命中的重要問題。

  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之後,必定勾結地主、大商人來盡量的銷售貨物,並且經營工業。中國現在雖然已經有了幾個資本家,可說是有了一些工業,但究竟太少太衰弱了。如南洋兄弟煙草公司、上海等處的紗廠等等,以及南洋、舊金山的僑商,可以說是中國工業或是中國的資本家,但是中國的關稅不能自主,中國幼稚的工業遂處處受著限製、剝削。以致出品的成本昂貴,這樣,如何能與帝國主義者進步的大機器生產,成品低廉又占著協定稅則的便宜的貨物競爭呢?如何能使中國的工業發展呢?帝國主義者促進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崩壞,建立了“帝國主義市場的中國資本主義社會”,而中國“民族”的資本主義社會卻無從建立。所以中國社會進化過程,進到封建製度崩潰、資本主義的建立、稍稍有一點工業的時期,社會中階級的對立成為特殊的現象:一方麵是工農階級,一方麵是封建的餘孽地主,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上畸形的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掮客——買辦階級。

  中國的革命勢力——工人、農民、小商人,要推翻地主、買辦、軍閥、帝國主義,必需要明白這一個經濟原因,就是帝國主義、軍閥、地主、買辦的經濟基礎和經濟關係。我們要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必需要知道帝國主義軍閥的經濟基礎是什麽,就是說要能夠知道更具體的打倒他們的辦法,要曉得他們如何能在中國生存。抽象的名詞,空洞的口號是不能使他們受打擊的。所以國民革命必需要是革地主買辦的命,就是掘去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命根——他們的經濟基礎。

  在政治上,國民革命的工作,打倒軍閥,不僅隻打倒袁世凱,打倒吳佩孚等幾個人,要看清楚了現在軍閥在中國所以有政治勢力的根源,然後才能給他們以重大的打擊。

  中國的軍隊與外國的軍隊同樣是武裝的組織,可是他們的作用不盡相同。外國的軍事領袖無論他有多大的武力,但他不能有很多的政治作用,不會成為中國式的“軍閥”。中國的軍事領袖卻不然,是握有政治的大權,成為特權階級——軍閥了的。我們要了解中國的政治問題,就必定要明了為什麽中國的軍事領袖是如此,他們代表什麽階級。

  中國本來是地主階級統治的國家,封建製度的國家,在事實上各地或各省都是獨立的,因為經濟上沒有更廣大關係的需要,如象資本主義國家“國民經濟”的經濟關係。因此也用不著象資本主義國家那樣龐大的軍備和統一的指揮。所以曆代名義上雖然有一個皇帝,實質上是並不統一。在太平天國以前,各省的軍隊不滿六千人,隻有北京的禦林軍的人數才有一萬以上。因為在那個時候沒有如此的經濟力量,不能養活許多兵,並且是無須乎這樣。到現在不同了,因為農業的破產,很多困苦的農民,客觀上的革命勢力,成為土匪。有了很多土匪,於是必需要有武力保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強盛的軍隊由此就漸漸的發生了。中國沒有一個資本主義的統一政府,因為中國的大資產階級受了帝國主義的壓製不能強大起來,還不能掌握政權保護他們自己,因此也不得不乞援於軍人,於是政權便落於軍人的手中。中國的社會依然是封建的形式,但封建製度卻又因為帝國主義的侵入墜落了他的聲威,破壞了他的道德,沒有什麽君臣之禮了,獨一無二的軍人遂能操縱一切成為軍閥。因為軍閥是封建社會的餘孽,他實是代表地主買辦階級,他的力量也必然用以保護地主買辦的利益的,所以,我們往往聽見軍閥士紳也常常亂叫“維持安寧秩序”,這所謂安寧便是帝國主義買辦地主的安寧。

  在五卅之後,國民軍傾向於一般民眾(小商人,工農階級)的一方麵來,帝國主義者固然是驚駭相告,要張、吳攻打國民軍,買辦地主也是同樣的明裏暗裏幫助張、吳打國民軍,說是因為國民軍赤化了的緣故。實際上他們是向民眾進攻,向大多數的農民進攻,保護他們自己(地主階級,及脫胎於地主的買辦階級)的利益。討赤戰爭時期的北方農民的苦痛:無限耕地的荒蕪,千百萬難民流離的那種現象,是很明顯的例證,證明了這種戰爭是地主階級買辦階級的武力向農民的進攻。這種災難,地主們是受不到什麽損害的,他們可以跑到天津或別地的租界裏去,很逍遙自在的過他們的生活;大商人、買辦階級是更積極的幫助張、吳,如北京總商會幫助張宗昌發行軍用票。在平時,軍閥也是在各處與當地商會領袖、買辦階級,或是教育會領袖、紳士等勾結的。軍閥要商會捐款等,並沒有要商會的領袖們自己腰包裏的錢,都是攤派給各小商人的。大商人與地主雖然不自己掌握著政權,但是軍閥掌握著,照樣是保護他們的,雖然也有時對他們有些微的威迫,這不過是如同大家庭中的忤仆一樣無關緊要的,因為忤仆無論如何的不好,他終是要依靠著主人才能生存,他們——地主與買辦是軍閥的命根,是軍閥的經濟基礎。

  我們還有例可以證明中國的統治階級是地主、買辦階級。許多由官僚告老或其他原故還鄉後,他們時常在他們家中私刑拷打農民,沒有人能夠幹涉,在廣東或者不同,是用民團來壓迫農民。許多小縣分中,紳士、商會會長等有至高無上的威嚴。民治主義的國家是無論什麽人都沒有隨便逮捕他人的權力,可是中國各處紳士、商會會長的一張名片便可以捉人,農民更是隨時隨地可由他們逮捕、拷打、囚禁。現在沒有什麽皇帝或是公侯等爵位,地主、紳士都同他們是一樣的東西,買辦也同樣是幫助地主壓迫農民的。在長江南岸有很多沙田,本來農民可以用很少的代價向官署領到這些土地,現在都被大地主仗著他的威權,以他的金錢侵占了這幾千萬畝的沙田。這件事證明了政權被地主們掌握著;另一方麵表現將漸漸進入大農業生產,慢慢的展開資本主義的農業,也就是資產階級化的地主們準備奪取資本主義時候的政權。最明顯的例就是南通的張謇,他開辦工廠,工廠工人的宿食及宿舍內的市場也完全是他包辦;南通的市政、司法、教育一切的行政設施都得受他的節製,就是遊藝,都要幹涉。他是地主、大資本家、官僚,他是中國統治階級本身形態的寫真。中國的資本家大多數是地主,完全沒有脫離地主的地位,如上海紡織業資本家穆藕初、聶雲台等,他們都是兼為大地主的。在各縣各村可以看出政治的半獨立或完全獨立的性質,掌握政權的便是地主。在事實上地主階級是軍閥的主人,所以我們要打倒軍閥,必須打倒地主。

  在政治上、經濟上可以見到帝國主義及軍閥在中國所以能夠生存,是因為有這些反動階級做他們的經濟的政治的命脈,我們的結論因此是: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必需打倒地主與買辦階級。打倒陳炯明之後的廣東農民仍舊感覺許多苦痛,就是因為沒有很決斷地割斷帝國主義及軍閥的命脈,嚴厲地壓製地主與買辦。現在廣東農村中許多問題,也便是因為沒有徹底解決這個問題。鞏固廣東革命的基礎,乃至完成中國的革命必需要是很決斷、很徹底、不稍姑息地解決這一個問題,推翻帝國主義、軍閥生存的經濟基礎——地主階級、買辦階級。

  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地主買辦之後,即刻建立一個人民的國民政府,在這個政府中必要給農民以參加政權的自由。

  中國的革命史應該是從陳勝、吳廣那時候寫起,隨後便是由赤眉、黃巾至“流寇”,最近的是白蓮教、太平天國、義和團。從來一般人認他們是“匪徒”,這是與現在說農會便是“土匪”同樣。中國的經濟發展得非常遲緩,在曆史的過程中因為人口增加而發生問題,每一個時期都是如此,而有農民反抗運動的發生,再有新的建立,所以以前中國革命史是農民革命史。

  每次的農民革命成功之後,政權都落到別人手裏,農民自己並沒有得到成功,這是因為有下列的缺點:

  (1)沒有良好的組織。

  (2)沒有民權主義的實力,於是握取政權者成為皇帝。

  (3)迷信,如白蓮教、義和團、太平天國都有宗教的力量為他們的維係,這是因為農民很少團結力。每次運動往往成為暴動,如其沒有宗教將是散漫不可收拾,從過去的義和團到現在北方的紅槍會都是如此。

  (4)沒有強有力的革命階級做他們的領袖,如現在的中國無產階級。

  現在的農民就不盡如此了,其所以不同的緣故,因為現在資本主義漸漸的發展,在大城市中間已經有了工人,無產階級已形成一種力量,農民可與工人聯合奮鬥,農民得到這支生力軍的輔助,形勢當然不同,不象以前那樣的原始暴動而為有組織的鬥爭了。農民也已經知道在革命的行程中,無論什麽時候,他們必需要有團結與組織,並且知道要得勝利必定要與工人聯合。

  中國的國民革命是各階級的,工人、農民、城市中的小商人(有時大商人也來參加),以及革命的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各階級的人們都需要這樣的革命,這一個革命工作必定要解決農民問題,解決了農民的一切苦痛才能說是國民革命成功。

  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戰線,是一方麵為工、農、小商人,一方麵為地主、買辦、軍閥、帝國主義。在這樣形勢的戰陣中,革命的隊伍裏也有民族資產階級參加,他們是與買辦階級不同,需要反對帝國主義的,可是與工人、農民大不相同。工農及小商人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的目的是在於:群眾的團結,一切自由、一切權利的獲得,在政府裏有各界的代表,他們這些目的是很正確,如能依照這目標去做,國民革命才有真正的勝利可以得到。資產階級不然,他們恐怕工農的力量大了,他們將因此受害,不能盡其所欲地來剝削工農,因此他們對於革命終有些疑懼。買辦與大商人更是一種反動的力量,是非常討厭的東西。在革命潮流高漲的時候,他可以表示些傾向改良政策的論調;到反動時機到來時,他立刻會壓迫工、農、小商人等革命分子。譬如上海五卅運動開始時,上海總商會也能在勢所必然的強迫之下發出罷市的命令,也能夠提出十三條要求,雖然是修改了代表絕大多數人民團體(工商學聯合會)所提出的十七條。到了末後反動局麵開始後,上海總商會即刻改變其態度,嗾使軍閥封閉上海總工會,以至於秘密槍決劉華。可是從這買辦階級裏,在經濟上可以稍稍發展出民族資產階級,所以在政治上這些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便是新右派。他們滲入國民革命的戰線而力爭其領袖權,憑借軍力,實行其扼製工農、與帝國主義買辦地主妥協之政策。

  中國國民革命的意義,是在解放農民,解放“資產階級的中國”,從帝國主義束縛中解放出來,建設資本主義的中國,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工人並不怕資本主義的強大,資產階級卻在怕工人勢力的增強,這是必然的;所以在國民革命中資產階級參加,工人也參加,但是國民革命的指導權必定不能使之落入資產階級的手裏。同時,這所謂“資產階級的中國”在國民革命真正勝利之後,他必須加入社會主義的經濟聯盟,即與蘇聯聯合反抗世界的帝國主義。所以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在這世界社會革命的時期,是可以與世界革命合流直達社會主義的。從事於中國革命的,不論共產黨或是國民黨,都應為著創立民權主義的中國而奮鬥;為著解決農民問題,使農民所受的剝削減少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用種種方法——減租、免稅、改良種子、興辦水利等等達到這個目的,使農民的收入得到其收獲之百分之八十。達到了這個目的之後,農民然後能安居樂業,實業才能發展,工業品才能在農村中找到銷路。減少農民的剝削就是減少地主的收入。這一層資產階級的新右派是很難了解的。他們所以至多隻能結合少數富農,而不能解決農民問題。

  國民政府能夠得到農民,則國民政府才能鞏固,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才能得到勝利;真實擁護工農的黨,才能夠領導中國革命。

  在事實上,誰能代表工農利益,誰能給工、農、小商人以政權,那末,誰就能夠解決農民問題。必需要壓迫地主使其減租,打倒地主勢力,才能獲得農民群眾,革命的基礎才能鞏固,才能排除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權力。如其怕農民組織的強大,怕農民暴動而畏縮,不敢提出為農民利益的政綱,不實行為農民利益的政綱,必定因此不能得到農民的擁護,且要受農民的攻擊和反對。總之,中國國民革命是要解決農民問題、土地問題,用各階級的聯合戰線,工人階級的領導來鬥爭,才能得到勝利。

  五卅運動的一大狂瀾,因為缺少農民參加(雖有紅槍會等起來,但是太少,太遲了),致五卅運動沒有結果。農民運動到現在已日益高漲了,很急切的要一個保護農民的政綱及農工勢力的結合。忠實於革命的黨人,要即刻拿出決心來製裁地主、買辦、土豪劣紳。不要忽視了,這是目前重大的問題,是國民革命的重大問題。

  最具體的辦法是:

  (一)解決農民經濟的束縛,用政治勢力切實解決之;明定“耕地農有”的標語。

  (二)武裝農民,組織農民自衛軍,使他有自己的武裝保護他自己的利益。

  (三)農民參加政權,鄉村的政權歸農民,城市的也要有農民代表;凡是行政,要有農民與一般人民代表會決定後才能實行。

  (四)嚴厲的無情鎮壓一切買辦地主階級之反革命運動,剝奪其政權。

这部作品在1929年1月1日以前出版,其作者1935年逝世,在美國以及版權期限是作者終身加80年以下的國家以及地区,屬於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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