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良种必须依靠群众

培育良种必须依靠群众

——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种子科研工作中推行的修正主义“专家路线”
中共江苏省泗阳县委革命大批判写作组
1971年11月23日

本作品收錄於《人民日报》

做好良种的培育、繁殖和推广工作，是农业增产的一个重要因素。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重视种子工作，把它列为农业“八字宪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毛主席教导说：“有了优良品种，即不增加劳动力、肥料，也可获得较多的收成。”毛主席指示我们，对于种子问题必须用力领导农民求得解决。毛主席的教导，为我国种子工作指明了方向。

但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科研部门的代理人，在种子工作中，却极力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专家路线”。他们把持良种培育试验，把它神秘化起来，不让群众插手，妄图把种子工作引上邪路。

因之，培育良种是依靠“专家”，还是依靠群众？围绕着这个问题，从方向到方法，从理论到技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尖锐的两条路线斗争。江苏省泗阳原种场在种子工作中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与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斗争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深刻而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专家路线”的反动实质。

批判“专家路线”，坚持依靠群众

泗阳原种场是一个国营场圃，座落在废黄河滩上，有田二千多亩。一九六○年建场。建场后，经过工人的几年努力，以大寨贫下中农为榜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沙地上铺淤压沙，移土造田，为培育、繁殖、推广良种建立了基地，并且培育成功了一种名叫“64—23”的棉花新品种。但是，一九六五年秋，在一次全国种子工作会议上，这个场的代表汇报了这项育种成就时，却遭到了压制。一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以科研机关与原种场分工为“理由”，妄图把泗阳原种场群众性的培育良种试验压下马。他振振有词地说：“你们是原种场，繁殖良种是你们的本份，培育新品种是科研机关的事，如果你们也培育良种，我们科研机关还干什么？”

泗阳原种场工人遭到压制以后，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等教导，认识到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门科学都是群众实践的产物，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并不是那些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先知先觉”搞出来的。他们没有被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所吓倒，而是总结了在困难条件下，经过自己艰苦奋斗，培育出“64—23”棉花良种的经验，更加坚持开展群众性育种试验研究方向。几年中，他们在群众性育种试验活动的实践中，坚持在干中学、学中干，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和观察棉粮的生长、变异情况。他们从播种到收获，跑遍了所有田块，对每种庄稼都观察万株以上，经过反复比较，精心选育，多次杂交，严格考核，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先后培育出二十一种粮棉新品种。近三年来，他们每年向国家提供棉花良种二十多万斤，稻、麦、豆等良种七、八十万斤，不但在本县大面积推广，而且支援外地，先后有十一个省（市）把他们培育的良种引去作示范繁育，为农业增产和育种科学作出了贡献。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胡说什么群众搞培育良种的试验活动，科研机关就没事干了，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群众性育种活动的展开，正是为我国育种试验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途。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为种子科研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群众动手搞育种，科研机关不是没有事干，而是大有事干。不过，这不再是过去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三脱离”地干，而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科研人员深入基层，与工农兵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地干。科学研究人员只要坚持和群众相结合，充分相信群众，紧紧地依靠群众，就能不断作出新贡献。泗阳原种场培育良种所取得的成绩，就是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三结合搞出来的。科学研究人员只要坚持和群众相结合，充分相信群众，密切地依靠群众，就能不断作出新贡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散布群众性育种试验研究搞起来了科研机关无事干的谬论，其目的只不过是为反对群众性科研活动，维护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专家路线”制造借口而已。我们千万不要上当！

批判形而上学的观点，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育种方法

毛主席指出：“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刘少奇一伙正是这样干的。他们为了推行修正主义“专家路线”，除去公开压制群众以外，还玄而又玄地虚构了一套形而上学的所谓育种理论、育种方法和育种技术。他们故意过分强调培育良种是一门深奥莫测的学问，必须有一套“严格”的“固定”的程序，让你拜倒在他的门下；谁要是违背了他们这一套，就是培育出新品种来他们也不予承认。按照这套程序，培育一个新品种，一般要十多年时间，而且还不能保证一定适合大田生产的实际需要。

而当他们培育出良种进行繁殖、推广时，也把它看作是一成不变的，只能繁殖它，保持它的纯度，不能有所发展。对从国外引进的良种，也只能照搬，不能改造。 育种工作真是要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吗？

泗阳原种场工人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大胆革新，大破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规定的固定程序的框框，闯出了自己培育良种的道路。他们从实际出发，坚持多、快、好、省的方针，本着简单易行、灵活运用、讲究实效的原则，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便于群众掌握的育种新程序。他们在田里发现有苗头的品系，就稀播精管，扩大繁殖，边繁殖边观察；繁殖了一定数量的种子，就进行多点试验，直接交给群众鉴定。例如，一九六七年，他们着手从水稻“桂花黄”中培育早熟品种，选出一些有苗头的单株；一九六八年进行稀播繁殖，通过比较和群众鉴定，选出其中一个有希望的品系；一九六九年加速繁殖，收到两千多斤种子；一九七○年进行多点试验和进一步扩大繁殖，把它肯定后称为“早熟桂花黄”；一九七一年正式推广，种植近万亩。这样做，大大缩短了良种培育的时间。

在良种繁殖方面，泗阳原种场在一段时间内负责繁殖从国外引进的“岱字十五号”良种棉。工人在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良种定型论”的束缚下，选种的标准只是看棉株的表面现象，即株、叶、铃的形状（所谓“三型”）；象的留下，稍有不象，一律淘汰。这样选来选去，只能是老品种。工人在生产实践中选出一些结铃多、衣分高、纤维长的单株，由于“三型”不合标准，被原来一个受修正主义路线毒害较深的技术员抛掉了。工人们看到这种现象气愤地说：“什么‘良种定型’，什么‘三型’，是要我们死抱住‘岱字十五号’老品种、洋品种不放，只许守旧，不许创新，只许爬行，不许超越。”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生物的遗传与变异是对立的统一，遗传是相对的，变异是绝对的。良种的产生，就是人们利用种子变异的结果。变异不断发生，决定了种子的不断发展。育种试验研究者的任务，就在于正确掌握种子在变异过程中变化发展的规律，不断培育出新的好品种。而“良种定型论”者正相反，否定种子的变异和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正暴露了它是形而上学的伪科学。

泗阳原种场工人学习和运用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坚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良种，既保持它的优良性状，又积极利用其变异，促进良种不断地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不断“推陈出新”。他们在繁育棉花原种时，砸烂了“三型”的枷锁，总结了群众选种、留种的丰富经验，确立以高产优质（结铃性强和衣分高、纤维长等）为选育目标，培育出一批更好的新品种。以前被那个技术员抛掉的一些优良单株棉种，工人又拾起来加以试验，培育出衣分率高达百分之四十三左右（百斤籽棉轧出皮棉四十三斤左右）的新品种，超过了“岱字十五号”（衣分率百分之三十九左右）。去年，全省有一批良种在十三个点试种比较，这个良种平均单产占第一位，最高的亩产皮棉达到三百一十六点二五斤。

对国外引进的良种，他们坚持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和洋为中用的原则。“吉利”小麦是从国外引进的良种，产量较高。开始，本地贫下中农反映它有两个缺点：一是春性强不耐寒，易受冻害，产量不稳定；二是红粒厚皮，质量较差。工人们经过在田间千百次地用心观察，细心寻找，终于选出了一批冬性白皮的单株；并采取“一穗传”的方法，经过精心的培育，从中育出了冬性白皮的“泗麦一号”。这个新品种受到贫下中农欢迎，很快就在大面积推广。工人们对引进的各种良种，都这样积极地进行改造，已育成了九个新品种。

事实证明：群众发动了起来，掌握了毛主席哲学思想这个锐利武器，就能冲破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重重束缚，在育种科学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批判个人名利思想，坚持为农业增产服务

刘少奇一伙为了推行他们的“专家路线”，对种子工作只搞培育试验研究，不管繁殖与推广，还散布“重育轻推”的谬论。他们认为，育种试验属于科研范围，高人一等，而繁殖和推广则低人一等。他们把育种同繁殖、推广人为地割裂开来。一些所谓“专家”，他们不依靠群众，只是在“豆腐干”大的田块里搞试验，在高楼深院里搞研究，追求的是“两斤种子，一篇论文”，著书立说，有名有利。结果，论文写了一篇又一篇，却与生产实际不沾边。至于育种与群众生产有什么关系，品种育成之后怎样繁殖推广，应采取那些技术措施，如何促进农业增产等一系列问题，他们是从来不关心，不过问的。 科学实验从来都是为生产斗争服务的；在阶级社会里，更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把育种同繁殖、推广割裂开来，实质上就是使科学实验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相脱离。这样，良种即使育出来了，也不能很好地为革命和生产服务，而且会把科学研究人员引入“三脱离”、追名逐利的邪路。这种做法是刘少奇一伙妄图破坏种子工作，阻碍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我国，开展种子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创造物质财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要实现这个任务，就要求育种实验和生产密切结合。在种子工作上，育种是为生产，还是为个人名利，这是区分两条路线的一个标志。育种为了生产，在育种的同时考虑繁殖和推广，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之，育种不考虑繁殖和推广，使它和繁殖、推广相割裂，这是修正主义路线。在种子工作中，必须批判和清除修正主义的育种为个人名利的流毒，明确树立种子工作为农业增产服务的思想，充分认识育种同繁殖、推广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从实际情况来看，育种、繁殖和推广三者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育种是基础，繁殖是关键，推广是目的。只有三者有机结合，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泗阳原种场的工人，由于他们明确和坚持育种试验为农业增产服务的方向，把育种、繁殖和推广密切联系起来，使全场每一块土地都为培育良种服务。他们还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和附近社、队挂钩，建立繁殖基地，一方面传授繁育良种的经验，一方面听取种植单位对良种的意见，虚心向群众学习，共同搞好良种的培育、繁殖和推广工作，进一步完善和改造原有品种。并且派出一批土技术员和外县、外省协作进行良种的培育和创造高产的试验。

泗阳原种场在推广良种的实践中，总结出一条经验，叫做“良种良法一齐推”。这就是在推广良种的同时，又推广和良种相适应的先进栽培方法。他们认为，光有良种，没有良法，不能充分发挥良种的增产潜力；要充分发挥良种的增产潜力，必须一手推广良种，一手推广良法。这个场的工人在培育良种的过程中，不断摸索粮棉高产的规律，注意积累和总结挖掘良种增产潜力有关的栽培技术措施。他们在培育棉花良种时，创造了大面积塑料薄膜营养钵育苗移栽的先进技术，不仅节省了种子，加快了良种的繁殖速度，而且保证了一次全苗，早发稳长，达到伏前桃裹腿、伏桃满腰、秋桃盖顶，有效地提高了棉花的增产幅度。他们还创造了一套稻麦两熟的高产经验，出现了二十多亩稻麦两熟亩产超过两千斤的高产农田，为淮北地区扩大旱改水和推广稻麦两熟制闯出了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