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三 大學衍義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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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經術以為教(上之中)

《書》曰:詩言志。

朱熹曰:「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

臣按:此萬世言詩之始。先儒謂自有天地萬物而詩之理已寓,嬰兒之嬉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桴以蕢、鼓以土、籥以葦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皆詩也,故曰「詩言志」。至於五子述大禹之戒,相與歌詠,傷今而思古,則變風、變雅已備矣。

《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朱熹曰:「心之所之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臣按:先儒謂此一節言《詩》之自出。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朱熹曰:「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詠之,使人有所創艾興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之氣而致災召祥,蓋其出於自然而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朱熹曰:「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是指風、雅、頌之正經常也。女正乎內,男正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為教,使入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

臣按:先儒謂夫婦之經者孝敬之成也,蓋天下之道祇從夫婦中出,而夫婦之道又祇從中正中來,以此氣象事親則成孝,事君則成敬,由是而人倫厚、教化美、風俗移,皆出於《詩》之功用也。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朱熹曰:「此一條本出於《周禮》大師之官,蓋三百篇之綱領管轄也。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直陳其事,比者以彼狀此,興者托物興詞。蓋眾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詠以得之矣。」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朱熹曰:「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因其聲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於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則在下之人又歌詠,其風之所自以譏其上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托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

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朱熹曰:「國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國自為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自為俗也。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朱熹曰:「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動而不失其德,則以先王之澤入人者深,至是而猶有不忘者也。然此言亦其大概有如此者,其放逸而不止乎禮義固已多矣。」

是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朱熹曰:「形者體而象之之謂,《小雅》皆王政之小事,《大雅》則言王政之大體也。頌皆天子所製郊廟之樂歌,《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所謂四始也。《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蓋謂此也。」

臣按:先儒謂《詩》之作其來遠矣,至夫子刪《詩》則無餘蘊,後世作者連篇累牘,學之者可以興觀群怨乎?用之者可以正得失、動天地、厚人倫、美教化乎?後人讀之者又果可以達於政而專對乎?至於風雲之狀、月露之形則固無益於事矣,若夫哀淫愁怨、導欲增悲則又非徒無益也。邵子之言,警人深矣。嗚呼,後之有作者,當以三百篇為主而不為無實之虛言,雖其體製不皆盡合於古,而亦可以得古詩人之意之仿佛矣乎。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

朱熹曰:「六德,中、和、祗、庸、孝、友。六律,謂黃鍾至無射六陽律也,大呂至應鍾為六陰律,與之相間,故曰六間。」又曰:「六呂其為教之本末,猶舜之意也。」

《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方愨曰:「詩所以言志,風所以從上,詩言之哀樂足以見民風之厚薄,民風之厚薄足以知上政之得失,故命大師陳詩焉。」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猶蓋也)之,曰思無邪。」

朱熹曰:「《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思無邪,《魯頌·沄》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誌,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

臣按:「思無邪」一言雖足以盡蓋一《詩》之義,然學者須於三百五篇一一各考究其義,使無一之不盡,然後蔽以此三言以為誦《詩》三百之要,則可以言《詩》矣。苟顓顓然曰吾思無邪,而於古人之旨趣訓詁略不究心,而曰吾通經矣,可乎哉?

子夏曰:「『巧笑倩(好口輔也)兮,美目盼(目黑白分也)兮,素(扮地)以為絢(采色畫之飾也)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朱熹曰:「此逸《詩》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

謝良佐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

楊時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臣按:子貢因論貧富之道而知學問之功,子夏則因論《詩》之繪事後素而知禮後之說,二賢者聖人皆謂其始可以言《詩》。先儒謂始字不可輕放過,謂如此觸類而長,方才可以讀書。然聖人於子貢則先呼其名而繼以告諸往而知來者,於子夏則先曰起予而呼其名繼焉,蓋此理隱然見於言外,因此而可以得彼,此理盎然蘊於胸中,因彼而有以發此,非善學者不能也,而用之以學《詩》尤為親切,故聖人於此皆呼其名而致其親切之訓,學《詩》者其尚以二賢為法。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朱熹曰:「《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鍾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情性之正也。」

臣按:先儒謂《關雎》之詩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至於琴瑟友之、鍾鼓樂之,所謂樂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賢才至於寤寐思服、展轉反側,所謂哀而不傷也。學者玩其辭語、審其聲音而原其性情之際,則亦有以識其所存所發之正也已。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朱熹曰:「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洪興祖曰:「王者跡熄而《詩》亡,其存者繆亂失次,孔子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為三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

臣按:《詩》有三經,風、雅、頌,此言雅、頌而不及風者,先儒謂列國各有不正之聲,廟朝所不奏,二《南》亦用之房中耳,故正樂止言雅、頌。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程頤曰:「須是未讀《詩》者授以政不達、使不能專對,既讀《詩》便達於政、便能專對,始是讀《詩》。」又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朱熹曰:「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

臣按:《詩》與《易》《書》《春秋》《禮》並為五經,其四經皆出自聖賢之制作刪述,所以紀載聖君賢相、大賢君子之言行事功,惟《詩》之為詩則多裏巷田野、匹夫匹婦歡悲怨怒之言,甚至淫佚悖亂之事亦或有之,顧使羈臣賤妾之辭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並列以為經,嗚呼!夫豈無其故哉?蓋以人之生也,性情具於中,誌趣見於外,必假言以發之也,言以發其心之所蘊,誌有所抑揚言不能無短長,心有所喜怒言不能無悲歡,動於心而發之口,有自然之理致,有自然之音響,天機自動,天籟自鳴,此《詩》之所以作也。《詩》之作也,原於天理之固,有出於天趣之自然,作之者應口而出,聲賦之者隨宜而應用,或因之以申吾不容己之情,或由之以發吾不可言之意,或假之以明吾難顯白之事,章不必有定句也,句不必有定字也,言從而理順,聲和而韻協,斯得之矣,固未有所謂義例也,又惡用訓詁為哉?昔孔子既刪《詩》以為經,而又時時雅言以教學者,有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嘗以教其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則是《詩》之為用可以達政事、備問對、資言談可見也。今觀三百五篇而律以諸儒之章旨、訓解,其間言及於政事之施、專對之用、言談之助政不多,有間有一二剟取而施用之亦自有限,不知聖人何故云云也。及考之《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取凡三書所引《詩》言觀之,而又旁及於《禮記》中《學記》《樂記》《表記》《坊記》《緇衣》等篇,與夫《左氏春秋》、劉向《說苑》、《韓詩外傳》諸書一一參考,然後知孔門讀《詩》之法與後世拘於義例而局以訓詁者異焉。曾子述孔子之意作《大學》凡十引《詩》,子思得曾子之傳作《中庸》凡十二引《詩》,孟子學於子思作書七篇凡十二三引《詩》,究其旨義,多與諸儒所訓解之《詩》意不全合,由是以觀聖門教人讀《詩》,必有所授受而出於義例訓詁之外者,三子者相傳必有所自,而左氏之所賦、漢儒之所說,蓋亦非無所因者矣。後之學《詩》者必也本孔、曾、思、孟之所傳,據《論》《學》《庸》《孟》之所引,以為誦《詩》三百之法。是故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本朱子此言以為讀《詩》之常法;《詩》因於事,不遷事以就《詩》,事寓於《詩》,不遷《詩》以就事,不銖銖而析之,不寸寸而較之,取呂氏此言以為用《詩》之活法,夫如此其於孔門學《詩》之法其庶矣乎。雖然,未也,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鳶飛戾天,魚躍於淵」,子思以明上下一理之察,《旱麓》之章旨果若是乎?「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朱子以「敬止」為無不敬而安所止,他日之訓解又何不若是乎?是知讀《詩》之法在隨文以尋意,用《詩》之妙又在斷章而取義也。學者誠以是而求諸三百五篇,則雅無大、小,風無正、變,頌無商、周、魯,苟意會於心,言契乎理,事適其機,或施之政事,或發於語言,或用之出使,與凡日用施為之間,無往而非《詩》之用矣,固不拘拘於義例、訓詁之末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朱熹曰:「小子,弟子也。興謂感發誌,意觀謂考見得失,群謂和而不流,怨謂怨而不怒。人倫之道,《詩》無不備,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臣按:先儒謂《論語》之及《詩》者多矣,而惟此章為備,學者苟於此盡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為善不懈,有以考見其得失而於事無惑,和而不流以處群居之常,怨而不怒以處人倫之變,孝父忠君而於人倫之大者無愧,博物洽聞而於一物之小者不遺。《詩》之為益不既多乎?其為益之多如此,學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麵而立也與。」

朱熹曰:「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麵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臣按:先儒謂《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學《詩》者自此入,而修齊治平之道皆自此出。此章與誦《詩》三百、小子何莫學夫《詩》,皆明窮經致用之道。

《孟子》:咸丘蒙問曰:「《詩》云『普(遍也)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循也)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字也)害辭(語也),不以辭害誌,以意逆(迎也)誌,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獨立之貌)(脫也)』,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程頤曰:「舉一字是文,成句是辭。」張載曰:「知《詩》莫如孟子。以意逆誌,讀《詩》之法也。」

朱熹曰:「《詩》,《小雅·北山》之篇也。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雲漢》,《大雅》篇名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又曰:「意謂己意,誌謂詩人之志。逆,迎之也,其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

史記》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

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

朱熹曰:「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之禮義者,但存其實以為鑒戒耳。」

程頤曰:「古之人幼而聞歌頌之聲,長而識美刺之意,故人之學田《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後學豈能興起乎?」又曰:「《周南》《召南》如乾坤,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為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家鄉人皆得歌詠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故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人有能修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文王之詩。」又曰:「學者不可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

張載曰:「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泳從容則忽不自知而自解頤矣。」又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蓋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其志,平易故無艱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則愈淺近矣。」

謝良佐曰:「學《詩》者須先識得六義,體麵而諷詠以得之。」

又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徒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並得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又曰:「《詩》須諷詠以得之,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卻不然,祇為泥章句故也。」

歐陽修曰:「《詩》述商周,自玄鳥生民,上陳稷契,下訖陳靈,千五百年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蟲魚之名,與其風俗、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

遊酢曰:「學詩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如觀《天保》之詩則君臣之義修矣,觀《唐棣》之詩則兄弟之愛篤矣,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關雎》《鵲巢》之風則夫婦之經正矣。昔王裒有至性,而子弟至於廢講《蓼莪》,則《詩》之興發善心,於此可見矣。」

朱熹曰:「《詩經》全體,大而天道精微,細而人事曲折,無不在其中。」又曰:「《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

劉瑾曰:「通三百篇而論其大義,則其喜不至瀆、怒不至絕、怨不至亂、諫不至訐,天時日星之大,蟲魚草木之微,人倫綱常之道,風氣土地之宜,神祇祖考之祀,禮樂刑政之施,凡天人相與之理,莫不畢備於一經之中也。」

又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

問《詩》何以興,朱熹曰:「讀《詩》見其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

又曰:「讀《詩》之法,祇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布置,務自立說也。」

臣按:真德秀有言:「三百篇雖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覆涵泳,真可以感發其性情,則所謂興於《詩》者,未嘗不存也。」臣竊以謂,古人教胄子率以樂,今世古樂不存,而所謂《詩》者固三代之遺音也,學校之中、閑居遊息之時,俾其歌詠三百篇《詩》,雖其節奏無傳,然即今鄉飲所歌《鹿鳴》之音調稍諧協之,縱不能皆如古人之全,然亦可以仿佛其萬一也,其於興起感發、懲創之道不為無助。(以上論《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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