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五 大學衍義補
卷七十六
卷七十七 

○本經術以為教(中)

程頤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言甚多,如《樂記》《學記》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坊記》之類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其書亦多傳古意。」又曰:「《禮記》除《中庸》《大學》,惟《樂記》為最近道,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朱熹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禮、喪禮、鄉飲酒禮之類皆載其事,《禮記》隻發明其理,讀《禮記》而不讀《儀禮》,則許多理俱無安著處。」

又曰:「或謂《禮記》乃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曾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安能到此?必是古來流傳得此文字如此。」

臣按:《禮記》一書雜出於漢儒,然非漢儒所能作,乃其所傳記者也。《大學》曾子作,《中庸》子思作,《緇衣》公孫尼子作,《月令》呂不韋作,《王制》文帝時博士刺經作。臣竊以為,《易》《書》《詩》《春秋》四經之外,帝王之良法、聖賢之格言雜出於四十九篇之中詳矣,是誠學者致知之要、人君為治之法也。《易》言陰陽,《書》言政事,《詩》言性情,《春秋》言名分,然皆主於一事,惟禮之為書無所不載,大而三才、五典,細而庶類萬事,與夫治道之常、禮節之變,無不曲備而旁通焉。臣於「治國平天下之要」采輯諸書,而於是書所取為多。

又曰:「若欲觀禮,須將《禮記》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看。」

臣按:《禮記》一書雖專以禮名,而禮之為禮不止於一,讀者當以禮為主而分四科以類考之,先儒謂四科禮也、儀也、樂也、制度也,以吉、凶、軍、賓、嘉節目之大者歸之禮,以應對、進退、坐立、趣行節目之大者歸之儀,聲律、歌舞、音容、節奏歸之樂,封井、宗學、宮室、器服歸之制度,以此四科讀此四十七篇,思過半矣。

周行己曰:「聖人制為冠、昏、喪、祭、朝聘、鄉射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見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眾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者,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又曰:「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考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博而約之,亦可以弗畔。蓋其說也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卒於聖人之歸。」

臣按:《禮記》之書,天下之事無所不載,而專以禮名者,其大要在禮也。雖然,天下之事何者而非禮哉?蓋儒者之事無一而非禮,學而非禮則為異端,治而非禮則為伯道,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國有禮則治,無禮則亂,事有禮則事為有紀,否則散,物有禮則物為成器,否則廢,人無一而可無禮,無禮則非仁矣,仁也者人也,人而無仁則非人矣。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由是觀之,則知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仁也。為仁由禮,為禮由敬,則此聖人傳心之要,治國平天下之基所由建立者也。

吳澂曰:「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為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為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為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為注,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製、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

臣按:《禮記》四十九篇,宋儒表章《大學》《中庸》,與《論語》《孟子》並為四書,今其所存者四十七篇,吳氏以其類相從以為《纂言》,然非古經之舊也。夫經文繁雜,雖若不一而吾之心則一焉,以吾純一之心而精擇夫不一之言,一權衡之以吾聖人之道,所謂大中至正焉者本之以正心修身,據之以循常應變,用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六經之道同歸矣。(以上《禮記》)

子所雅(常也)言,《詩》《書》、執(守也)禮皆雅言也。

朱熹曰:「《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

臣按:先儒謂此章即聖人言語之節,而見其立教之法,《詩》《書》、執禮是夫子所常言,曰利、曰命、曰仁是夫子所罕言,怪、力、亂、神是夫子所不言,夫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噫!生人之德莫大乎仁,天賦之理莫先乎性,仁乃聖人所罕言,性則大賢所不得聞者也。今世三尺童子讀書未識偏旁,開口便談性命,聖門之教豈若是哉?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朱熹曰:「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又曰:「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

程頤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裏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寇、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真德秀曰:「自周衰,禮樂崩環,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為尚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為禮者既不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雜以夷狄之聲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補乎?然禮樂之制雖亡,而禮樂之理則在,故《禮記》謂『致禮以治身,致樂以治心,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得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雲難曉,今諸儒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覆涵泳,其可以感發興起,所謂興於《詩》者,亦未嘗不存也。」

臣按:先儒謂無程氏之說,後世不知所以成材之難;無真氏之說,後世遂果以成材為難矣。然則人材之成,果難乎易乎?曰上之人立教以成之則易,下之人奮誌以為之則易,上無其教、下無其志而欲人材之成難矣。如此,則世乏良材、國無善治,後世所以不如古,其在此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朱熹曰:「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臣按:聖門之教以《詩》、禮為先,蓋口之所諷詠者溫柔敦厚之言,身之所檢束者恭儉莊敬之體,如此,則可以造於成德達材之地矣。聖人所以教其子與其門人,皆不外乎此也。

《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真德秀曰:「古者君臣上下共由六經之道,上之所以為教者此也,下之所以為學者此也,上因性以為教,下亦因學以為俗,故觀其國之俗即知其君之教。學《詩》則能感發其性情之正,故其為人溫和而柔順、敦篤而厚重;學《書》則通知古今治亂之理,故其為人疏明不滯而所見者遠;樂以道和,故學之者開廣而博大、平易而溫良;《易》道簡潔精深,禮主於恭儉莊敬,故學之者各得之而成其德;《春秋》連屬其辭,比次其義,以寓是非褒貶之旨,故凡能如是者,必有得於《春秋》者也。古之學者學一經必得一經之用,曰其為人則氣質俱化,習與性成,其視後世通經之士徒習章句訓義而無益於性情心術者何如哉?然人各有所偏,醇厚者於智或不足,故其失愚;疏達者於言或易發,故其失誣;博大者易以奢廣,峻潔者易以深刻,恭敬者或煩勞而不安樂,屬辭比事而不至者善惡或至繆亂,故必矯其失而後有以全其得,亦如古者教胄子之意也。曰《詩》之失、《書》之失雲者,蓋言學經者之失,非謂經之有失也。」

臣按:真氏又言:「學此經者當思有以得於經者何如,學《詩》矣,吾之德果溫柔敦厚矣乎?學《書》矣,吾之德果疏通知遠矣乎?必如是而深思焉,如是而自勉焉,庶乎為善於經者,不然則章句而已耳,訓義而已耳,其何益哉?」其言警切,讀經者當以自察,教經者當以示訓,觀人者當以為徵。

《荀子》曰:《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又曰: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

楊倞曰:「此說六經之意。《書》所以紀政事,《詩》謂樂章,所以節音主乎中而止,不使流淫,禮所以為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觸類而長者。」

真德秀曰:「法而不說,謂陳列其法,使人自悟而無待於論說;故而不切,謂但述已然之得失,使人知以為監而不待於迫切。」

《莊子》曰:《詩》以道誌,《書》以道事,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朱熹曰:「《莊子》此語,後來人如何可及。」

臣按:荀況學聖人之道未至者,其言五經似矣,莊周則非聖人之道而自為一家言者,而亦尊崇聖人之經如此,且其言簡而理盡,後之總論經者皆莫及焉。然言六經而不及禮,則彼學老聃者則固以禮為忠信之薄而放蕩於禮法之外者乎?荀之言則重乎禮,莊之言則遺乎禮,可見儒學所以異於老莊者,其辨在乎禮而已矣。

《揚子》曰: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乎禮,說誌者莫辨乎《詩》,說禮者莫辨乎《春秋》。

真德秀曰:「戰國以來,辯士之說勝而不根諸理,流俗惑之,至漢猶然,故揚子發此論,然於五經之旨未能有大發明也。」

班固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盡五常之道,相須而備,故《易》為之原。」

真德秀曰:「六經於五常之道無不包者,今以五常分屬於六藝,是樂有仁而無義、《詩》有義而無仁也可乎哉?大率漢儒論經鮮有得其指要者,反不若莊生之當於理也。」

程頤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聖人用意深處全在《係辭》,《詩》《書》乃格言。」

朱熹曰:「上古之書莫尊乎《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未始及《易》,夫子嘗以教人,祇是如此,今人便先為玄妙之說。」

臣按:古有六經,《易》《詩》《書》《春秋》、禮、樂也。《易》《詩》《書》《春秋》四者親經孔子所刪定者也,而禮與樂無全書,後世所謂禮經者,《儀禮》《周禮》《禮記》也,三書者皆出於漢世,《儀禮》《周禮》有成書而《禮記》則雜出於漢儒之所記,樂書無傳而《樂記》一篇雜於《禮記》中,其文雅馴,又多格言,非漢儒所及,蓋亦古經之遺也。自宋王安石棄《儀禮》不以取士,世遂因之,今所謂五經者,《易》《書》《詩》《春秋》《禮記》也。學者各專一經,能於本經之外旁及他經,方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然後得為全體大用之學,苟拘拘於章句訓義之末,以取一第以為進身之階,即束之高閣而所用者非所學,是固非聖賢教學之道,亦豈祖宗所以造士之意哉?(以上六經)

何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則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朱熹曰:「以何晏所敘篇數考之,則今之《論語》信為魯《論》矣。」

金履祥曰:「此段何晏進《論語集解》之疏文也,朱子節入,然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為之注,三論始合為今定本。」

柳宗元曰:「諸儒皆以《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不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又老乃死,而是書記其將死之言,則其去孔子之時甚遠,而當時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故是書之記諸弟子必以字而曾子不然,蓋其弟子號之雲耳,而有子亦稱子者,孔子之歿,諸弟子嘗以似夫子而師之,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

朱熹曰:「柳氏之言,其論曾子者得之,而有子叱避之說,則史氏之鄙陋無稽而柳氏惑焉,以《孟子》考之,當以曾子不可而寢其議,有子曷嘗據孔子之位而有其號哉?」

程頤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朱熹曰:「程子因柳氏之說斷而裁之,以為此說,楊氏又謂此書首記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蓋其尊之亞於夫子尤為明驗,至於閔損、冉求亦或稱子,則因其門人所記而失之不革也歟。」

又曰:「《論語》為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或問《論語》以何為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說仁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

臣按:仁之一字,先儒以心之德、愛之理為訓,臣竊以為仁之為仁,乃人心之全德、道理之總名,仁義禮智之仁如元亨利貞之元也,專以元言則元屬乎春,統以元言則亨利貞何者而非一元之氣乎?仁之於義禮智亦猶是也。是故顏子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仲弓問仁,子曰「主敬行恕為仁」;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為仁」;子張問仁,子曰「恭寬信敏惠為仁」;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璟」。凡若此者,皆因一人之問而告之以一理也,若夫樊遲一人則凡三問焉,首告之以恭敬忠,次告之以先難後獲,終告之以愛人,是仁之為仁,無往而不在,凡夫天下之理、人心之德,無一事之非仁也。夫其所謂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與夫其言也璟、先難後獲及愛人者,皆就事而言也,若夫所謂禮、所謂忠、所謂敬、所謂恭、所謂寬、所謂信、所謂敏與惠皆以為仁,可見仁之為仁不止於一德,蓋眾理之總名、諸德之要道。若專以為一德、指為一事,則仁之道小矣,故曰仁也者人也,以見人之所以為人,以其全盡此人之理也,但其發之最先者則以惻隱為之端耳。先儒解之曰仁者天理之至公、人心之全德,當以此言為中的。

又曰:「《論語》之書,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索之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

李侗曰:「人之持身當以孔子為法,孔子相去千餘載,既不可得而親之,所可見者獨《論語》耳。《論語》蓋當時門人所記孔子言行也,每讀而味之、玩而繹之、推而行之,雖未升堂入室,亦不失為士君子也。」

朱熹曰:「孔門答問,曾子聞的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的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卻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是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

又曰:「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合去,合成一個大事物。」

臣按:朱熹嘗言初入學即讀《論語》,其後讀盡天下書,不見有一書勝如《論語》者,蓋諸聖人一人是一聖人,孔子則合眾聖人以為大聖人,諸書一書是一書,《論語》是合眾書以為一書。孔子之言明白正大,皆就人倫日用上說,所謂大中至正之理、中庸之道也。孔子之說,譬如人在平地上行,從容自在,後人之說如人厭行平地,卻上高山、泛大海,雖是高深,然多崎嶇險阻,不若平地之可以常行無礙也。所謂高山大海,謂之非地不可,然非其平坦者,致遠恐泥,為學之道所當讀之書誠無有要於《論語》者,讀書者以《論語》為主,以權衡天下之書、以折衷諸儒之說,隨其資質之近似而因其一言之明處,以達聖人之全體,然後推之以用於天下。《大學》經之一章,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雖不記之《論語》書中,然真孔子之言也,學者所當世守之以為家傳之心法。(以上《論語》)

以上本經術以為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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