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氏聞見記/卷六
飲茶
茶，早採者為茶，晚採者為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飲之，北人初不多飲。開元中，泰山靈巖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一本無“學禪”二字。）務於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倣效，逐成風俗。起自鄒、齊、滄、棣，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舖，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其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類甚多。
楚人陸鴻漸為《茶論》，說茶之功效並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鴻漸之論廣潤色之。於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
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臨淮縣館，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請為之。伯熊著黃被衫、烏紗帽，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公為歠兩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鴻漸能茶者，李公復請為之。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入。既坐，教攤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畢，命奴子取錢三十（“十”一作“七”。）文酬煎茶博士。鴻漸遊江介，通狎勝流，及此羞愧，復著《毀茶論》。伯熊飲茶過度，遂患風氣，晚節亦不勸人多飲也。
吳主孫皓每宴羣臣，皆令盡醉。韋昭飲酒不多，皓密使以茶茗自代。晉時謝安詣陸納，納無所供辦，設茶果而已。按，此古人亦飲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窮日盡夜，殆成風俗。始自中地，流於塞外。往年回鶻入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亦足怪焉。
《續搜神記》云：“有人因病能飲茗一斛二斗，有客勸飲過五升，遂吐一物，形如牛胰，（一作“肺”。）置柈中，以茗澆之，（一本“澆之”下有“盡”字。）容一斛二斗。客云：‘此名茗瘕。’”
打毬
打毬，古之蹵也。《漢書·藝文誌》：“《蹵》二十五篇。”顏《註》云：“，以韋為之，實以物，蹵蹋為戲。蹵，陳力之事，故附於兵法。蹵音子六反，音鉅六反。”近俗聲訛，謂“踘”為“毬”，字亦從而變焉，非古也。
太宗常御（一本無“御”字。）安福門，謂侍臣曰：“聞西蕃人好為打毬，比亦令習，曾一度觀之。昨昇仙樓有羣胡街裏打毬，欲令朕見。此胡疑朕愛此，騁為之。以此思量，帝王舉動，豈宜容易，朕已焚此毬以自誡。”
景龍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於梨園亭子賜觀打毬。吐蕃贊咄奏言：“臣部曲有善毬者，請與漢敵。”上令仗內試之，決數都，吐蕃皆勝。時玄宗為臨淄王，中宗又令與嗣虢王邕、駙馬楊慎交、武延秀等四人，敵吐蕃十人。玄宗東西驅突，風回電激，所向無前。吐蕃功不獲施，其都滿贊咄猶此僕射也。中宗甚悅，賜強明絹數百段，學士沈佺期、武平一等皆獻詩。
開元、天寶中，玄宗數御樓觀打毬為事。能者左縈右拂，盤旋宛轉，殊可觀。然馬或奔逸，時致傷斃。
永泰中，蘇門山人劉鋼，於鄴下上書於刑部尚書薛公云：“打毬一則損人，二則損馬。為樂之方甚眾，何必乘茲至危，以邀晷刻之懽邪！”薛公悅其言，圖鋼之形置於座右，命掌記陸長源為贊美之。
然打毬乃軍中常戲，雖不能廢，時復為耳。今樂人又有躡毬之戲，作綵畫木毬，高一二尺，妓女登蹋，毬轉而行，縈回去來，無不如意，蓋古蹵之遺事也。
拔河
拔河，古謂之牽鉤，襄、漢風俗，常以正月（一作“旦”。）望日為之。相傳楚將伐吳，以為教戰。梁簡文臨雍部，禁之而不能絕。古用篾纜，今民則以大麻絙，長四五十丈，兩頭分繫小索數百條，掛於胸前。分二朋，兩向齊挽，當大絙之中立大旗為界，震鼓叫噪，使相牽引。以卻者為勝，就者為輸，名曰“拔河”。
中宗曾以清明日御梨（一作“黎”。）園毬場，命侍臣為拔河之戲。時七宰相、二駙馬為東朋，三宰相、五將軍為西朋。東朋貴人多，西朋奏輸勝不平，請重定。不為改，西朋竟輸。僕射韋巨源、少師康休璟年老，隨絙而踣，久不能興。上大笑，令左右扶起。
玄宗數御樓設此戲，挽者至千餘人，喧呼動地。蕃客士庶觀者，莫不震駭。進士河東薛勝為《拔河賦》，其辭甚美，時人競傳之。
繩妓
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御樓設繩妓。（妓一本多“妓”字。）者先引長繩，兩端屬地，埋鹿盧以繫之。鹿盧內數丈立柱以起繩，繩之直如絃。然後妓女自繩端躡足而上，往來倏忽之間，望之如仙。有中路相遇，側身而過者，有著屐而行，從容俯仰者；或以畫竿接脛，高五六尺；或蹋肩蹈頂至三四重，既而翻身擲倒，至繩還住，曾無蹉跌。皆應嚴鼓之節，真奇觀者。（一作“也”。）衛士胡嘉隱作《繩妓賦》獻之，辭甚宏暢。玄宗覽之大悅，擢拜金吾衛倉曹參軍。自胡寇覆蕩，伶倫分散，外方始有此妓，軍州（一本改“軍中”。）宴會，時或為之。
石誌
古葬無石誌，近代貴賤通用之。齊太子穆妃將葬，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元嘉中顏延之為王球石誌。素族（一本作“施”。）無名策，故以紀行跡耳，遂相祖習。儲妃之重，禮絕常例，既有哀策，不煩石銘。”儉所著《喪禮》云：“施石誌於壙裏，《禮》無此制。魏侍中繆襲改葬父母，制墓下題版文。原此旨，將以千載之後，陵谷遷變，欲後人有所聞知。其人若無殊才異德者，但紀姓名、歷官、祖父、姻媾而已。若有德業，則為銘文。”按儉此說，石誌宋、齊以來有之矣。齊時有發古冢得銘云：“青州世子，（一作“二十子”）。東海女郎。”河東賈淵以為司馬越女，嫁為茍晞子婦，檢之果然。東都殖業坊十字街有王戎墓，隋代釀家穿旁作窖，得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銘。”有數百字。然（一本云“乃知”。）古人葬者亦有石誌，但不如今代貴賤通為之耳。
碑碣
墓前碑碣，未詳所起。按，《儀禮》：“廟中有碑，所以繫牲，並視日景。”《禮記》：“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豐碑桓楹，天子諸侯葬時下棺之柱，其上有孔，以貫繂索，懸棺而下，取其安審，事畢因閉壙中。臣子或書君父勳伐於碑上，後又立之於隧口，故謂之“神道碑”，言神靈之道也。今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貫繂索之遺像。前漢碑甚少，後漢蔡邕、崔瑗之徒，多為人立碑。魏、晉之後，其流寢盛。
碣，亦碑之類也。《周禮》：“凡金玉錫石，楬而璽之。”《註》云：“楬，如今題署物。”《漢書》云：“瘞寺前，楬著其姓名。”《註》云：“楬，杙也。椓杙於瘞處而書死者之姓名，楬音揭。”然則物有標榜，皆謂之“楬”。郭景純《江賦》云“峨嵋為泉陽之楬，玉壘作東別之標”是也。其字本從木，後人以石為墓楬，因變為“碣”。《說文》云：“碣，特立石也。”據此，則從木從石，兩體皆通。
隋氏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趺上不得過四尺，載在《喪葬令》。近代碑碣稍眾，有力之家，多輦金帛以祈作者之諛，雖人子罔極之心，順情虛飾，遂成風俗。蔡邕云：“吾為人作碑多矣，惟郭有道無愧辭。”隋文帝子齊王攸薨，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若不能，徒為後人作鎮石耳。”誠哉是言也！
羊虎
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馬之屬；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屬；皆所以表飾墳壟，如生前之儀衛耳。國朝因山為陵，太宗葬九嵕山，門前亦立石馬。陵後司馬門內，又有蕃酋曾侍軒禁者一十四人石象，皆刻其官名。後漢太尉楊震葬日，有大鳥之祥，因立石鳥像於墓。
《風俗通》云：“《周禮》：‘方相氏，葬日入壙，驅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腦。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於墓側，而罔象畏虎與柏，故墓前立虎與柏。或說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將獻之，道逢二童子，謂曰：‘此名謂蝹，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殺之，以柏東南枝捶其首。’由是墓側皆樹柏。”此上兩說各異，未詳孰是。
按，《禮經》云：“天子墳高三雉，諸侯半之，大夫八尺，士四尺。天子樹松，諸侯樹柏，大夫樹楊，士樹榆。”《說文》云：“天子樹松，諸侯柏，大夫榆，士楊。”按，《禮經》：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後代封墓而又樹之。《左傳》云：“爾墓之木拱矣。”又曰：“樹吾墓檟。”仲尼卒，弟子各自他方持其異木，樹之於墓。蓋殷、周以（一作“已”。）來，墓樹有尊卑之制，不必專以罔象之故也。
《風俗通》又云：“汝南彭氏，墓頭立石人石獸，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一本“斤”，下同，疑誤。）餌，暑熱行疲，息石人下，遺一斤餌。客來，見道行人，因調之云：‘石人能愈病，人來謝者。’轉相告語，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其腹，亦還自摩，病者多自愈。因言得其福力，號曰‘石賢士’。輜駢轂擊，帳帷障天，絲竹之音，聞數十里。數年稍自休歇。”
《譙子》云：“‘石門於墓，古之道耶？’答曰：‘古不崇墓，況損人功而為觀乎！非古也。’”盧思道《西征記》云：“新鄉城西有漢桂陽太守趙越墓，墓北有碑，碑有石柱，東南有亭，以‘石柱’為名。”然則（一本無“則”字。）墓前石人、石獸、石柱之屬，自漢代而有之矣。
紙錢
今代送葬為鑿紙錢，積錢為山，盛加雕飾，舁以引柩。按，古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幣帛，事畢則埋之。後代既寶錢貨，遂以錢送死。《漢書》稱“盜發孝文園瘞錢”是也。率易從簡，更用紙錢。紙乃後漢蔡倫所造，其紙錢魏、晉以來始有其事。今自王公逮於匹庶，通行之矣。凡鬼神之物，取其象似，亦猶塗車芻靈之類。古埋帛，（一本“埋帛”下有“金錢”二字。）今紙錢則皆燒之，所以示不知神之所為也。
道祭
玄宗朝，海內殷贍，送葬者或當衢設祭，張施帷幙，有假花、假果、粉人、麪粻（一本作“獸”。）之屬；然大不過方丈，室高不踰數尺，議者猶或非之。喪亂以來，此風大扇，祭盤帳幙，高至八九十尺，用牀三四百張。雕鐫飾畫，窮極技巧。饌具牲牢，復居其外。
大曆中，太原節度辛雲京葬日，諸道節度使使人脩祭，范陽祭盤最為高大。刻木為（一本無“為”字。）尉遲鄂公與突厥鬭將之戲，機關動作，不異於生。祭訖，靈車欲過，使者請曰：“對數未盡。”又停車設項羽與漢高祖會鴻門之象，良久乃畢。縗絰者皆手擘布幕，收哭觀戲。事畢，孝子陳語與使人：“祭盤大好，賞馬兩匹。”
滑州節度令狐母亡，鄰境致祭。昭義節度初於淇門載船桅以充幕柱，至時嫌短，特於衛州大河中河船上取長桅代之。及昭義節度薛公薨，絳、忻（一本作“沂”。）諸方並管內，滏陽城南設祭，每半里一祭，南至漳河，二十餘里，連延相次。大者費千餘貫，小者猶三四百貫，互相窺覘，競為新奇，柩車暫過，皆為棄物矣。蓋自開闢至今，奠祭鬼神，未有如斯之盛者也！
忌日
忌日請假，非古也。《世說》云：“忌日惟不飲酒作樂。會稽王世子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欲作樂，王便起去，持彈往衛洗馬墓下彈鳥。”《晉書》又載：“桓玄忌日與賓客遊宴，惟至時一哭而已。”前代忌日無假之證也。
沈約《答庾光祿書》云：“忌日制假，應是晉、宋之間，其事未久。未制假前，止是不為宴樂，本不自封閉，如今世自處者也。居喪再周之內，每至忌日，哭臨受弔，（一本作“帛”。）無不見人之義。而除服之後，乃不見人；實由世人以忌日不樂，而不能竟日興惑，以對賓客，或弛懈，故（一本“放”。）過自晦匿，不與外接。設假之由，寔在於此。”顏之推亦云：“忌日感慕，故不接外賓，不理庶務。不能悲愴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奧室，不妨言笑。卒有急迫，密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其不知禮意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