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汉铁路股款类别和统计
| 川汉铁路股款类别和统计 |
川汉铁路股款根据公司“总纂实收数目简明表”所载（1911年公布），自开办起至1910年（清宣统二年）止。“官本之股”共收银236 730两，“认购之股”为2 458 147两，“抽租之股”为9 288 128两，总数共为11 983 005两。其中“抽租之股”系由官府所掌握，各县大都委之于地方团保。虽明文规定一律填发股票，按年付息，但岁入租谷十担二十担之家为数最多，按值百抽三折合现银不过数钱至一二两而已（当时每担谷价约值银二两五钱），累积十数年亦难符合五十两一股之定额，即无从换取正式股票，亦无从领取股息。因此，征收之后，或握款不交，或征而不报，或移作别用，辗转侵蚀中饱，多入私囊。按租股抽收六年（自1905年开征起至1910年止）应有1 200余万两，而实收仅900余万两，足见其弊端之大。1908年公司派员分赴各县调查浮收勒息、借端苛派等积弊，仅据其宣称，如营山、仁寿、大竹、中江、垫江、蓬溪、广安等县，均经查明法办，其他情节较轻者亦不下二十余案。
“官本之股”一项，藩库拨银原为28万两，连同各府、厅、州、县各年派认之股款，总计应有60万两以上，但实收尚不足原划拨之数……
1905年锡良札委蔡乃煌督办铜元局，其名义以铜元局之赢利作为路用，实际则利用路款为其安插私人、渔利自肥大开方便之门。盖铜元局筹办经费150万两系以铁路公司名义向当商、盐商及其他商号代借（100万两为藩库存入当商、盐商生息银，50万两向其他商号代借），故铜元局可以不断向公司活支，而公司又不得不代付息款，总计耗用路款达200余万两。锡良鉴于上下交相责难，乃以作为公司股款的土药厘金60余万两及地方征收之烟灯捐等为抵还铜元局欠款之用。是无异以路款抵还路款，以人民的血汗填塞中饱私肥之漏洞。
施典章之受任为公司驻沪招股及办理路款存放事宜，亦系锡良于1905年所札委。施经手沪款共300余万两，分别存入私人钱庄及外商银行，暗中互相勾结，进行投机的股票经营，获利归私人所得，亏损则委之公司。总计钱庄倒账及亏损达200余万两，约合300余万元之巨。
1911年川汉铁路收归国有，股款停止征收，1912年11月公司代表与当时的北洋政府交通部签订赎路合约，正式移交。计川路用款本息共29 253 414元[1]，分别以有价证券按年摊还。上海钱庄倒账300余万元，则归公司自行清理。至于公司内部路款之核算，则以情况复杂，一直无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