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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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乙集卷五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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寳璽

國朝南渡之後，御府所藏：玉寳凡十有一、金寳三。

玉寳：一曰鎮國神寳〈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二曰受命寳〈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此二寳，封禪則用之〉；三曰天子之寳〈答外夷書用之〉；四曰天子信寳〈舉大兵用之〉；五曰天子行寳〈封冊用之〉；六曰皇帝之寳〈答鄰國書用之〉；七曰皇帝信寳〈賜鄰國書及物用之〉；八曰皇帝行寳〈降御劄用之〉，此所謂八寳也〈皆高宗作〉；九曰大宋受命之寳〈太祖作〉；十曰定命寳〈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徽宗作〉；十一曰大宋受命中興之寳〈高宗作〉

金寳：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寳〈印香合詞表〉；二曰天下合同之寳〈印中書門下省文字〉；三曰詔書之寳〈印詔書〉。

自秦以前上下通稱璽〈《春秋傳》季武子取卞，璽書追而與之；《戰國䇿》欲璽者，段干子是也〉。秦有天下，始制天子皇帝六璽，自是惟諸侯王得稱之。唐武后長壽二年，改璽為寳〈以璽音近死，故易之〉，天寳十載又合受命傳國為八寳，八寳之稱，自此始矣。

唐末喪亂，八寳或亡或失，周廣順中，始造二寳，曰：皇帝承天受命之寳、皇帝神寳，太祖革命，傳其二寳。至太宗，别製承受天命之寳，寳廣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填以金盤龍紐〈高七寸，廣二寸四分〉，自是遂為定制。鎮國神寳者，仁宗皇祐五年七月所作也，篆如其名〈宰相龎籍書〉。受命寳者，哲宗元符元年五月所受也，其文相傳以為秦璽，是李斯之魚蟲篆也，其圍四寸〈衛宏曰：秦以前金玉銀為方寸璽，秦以來，天子獨用玉。按《玉璽圖》，以此璽為趙氏璧所刻，璧本卞和所獻之璞，藺相如詭奪者。余嘗以禮制考之，璧五寸而有餘，但不得復刻為璽，此説謬矣〉，至漢謂之傳國璽，自是迄於獻帝所寳用者，秦璽也〈子嬰所封，元后所投，王憲所得，赤眉所上，皆是物也。董卓之亂，失之，《吳書》謂孫堅得之洛陽甄官井中，後為袁術所奪，徐璆得而上之，殆不然也，若然，魏氏何不寳用，而又自刻璽乎〉，厥後歴世皆用其名。永嘉之亂，没于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也〈魏氏有國，刻傳國璽如秦之文，但秦璽讀自右，魏璽讀自左耳。晉有天下，自刻其璽，其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本書《輿服志》乃以為漢所傳秦璽，實誤矣，此璽更劉聰、石勒，逮石氏死，其臣蔣幹求援於謝尚，乃以璽送江南。王彪之辨之，亦不云秦璽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燕璽也〈晋孝武太元十九年，西燕主求救於郗恢，并獻玉璽一紐，方濶六寸，高四寸六分，文如秦璽，自是歴宋、齊、梁皆寳之，侯景既死，北齊辛術得之廣陵，獻之高氏，後歴周、隋，誤指為秦璽，後平江南，知其非是，乃是謂之神璽焉〉。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歴晉暨陳，復為隋有者，姚秦之璽也〈晉義熙十三年，劉裕入關，得傳國璽而上之，大四寸，文與秦璽同，然隱起而不深刻，隋滅陳得此，指為真璽，遂以宇文周所傳神璽為非是，識者謂古璽深刻，以印泥後人隱起以印紙，則此深刻者，非秦璽也，姚氏取其文作之耳〉。開運之亂，没於耶律，女真獲之，以為大寳者，石晉璽也〈唐太宗貞觀十六年，刻受命璽，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後歸朱全忠，及從珂自焚，璽亦隨失，德光入汴，重貴以璽上之云：「先帝所刻。」蓋指石敬塘也〉。蓋在當時皆誤以為秦璽，而秦璽之亡則已久矣。紹聖三年冬，咸陽民叚義者，斵地得璽，以獻學士承旨蔡京，言于朝曰：「此秦寳也。」遂以五月朔大朝會受之，受寳之禮，昉乎此矣。

徽宗崇寧五年，有獻玉印者，只有方寸，其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大觀元年，既得美玉良工，遂黜皇祐鎮國、元符受命二寳不用，命工更刻，而以九字為神寳之文，合天子、皇帝六寳為八寳，以二年正月元日受之。政和七年，復得美玉，大將九寸，作定命寳，命蔡京鐫十六字為文，謂之九寳，以八年正月元日受之。

又有皇帝恭膺天命之寳，至道三年真宗嗣位時所制也，後從葬定陵。乾興元年，仁宗即位，更制之〈㕘知政事王曾書〉，天聖元年，為火所燔，又制焉〈叅知政事陳堯佐書〉，後從葬昭陵，學士范鎮、禮官王珪言，宜為天子傳器，不當改作而弗聽也，嘉祐八年六月，英宗又制焉〈叅知政事歐陽修書〉，神宗、哲宗皆循此制〈哲宗寳，門下侍郎章惇書〉。靖康之難，金人取玉寳十四，蓋八寳之外，餘寳凡六，而皇帝恭膺天命之寳，居其二焉，其一則徽宗元符三年所制也，其一則欽宗靖康元年所制也。高宗渡江，庶事草創，逮紹興十六年再郊，始備八寳，不復作矣。

大宋受命之寳者，建隆開基所創也，史冊不載，圍城中，副留守邵博取而藏之，張邦昌遣使奉送大元帥於山東，因以為獻。

定命寳者，宣和内禪藏龍德宫，金人不知之，故弗取。

受命中興寳者，高宗紹興元年所作也，玉甚美，視定命寳猶大半分。

金寳三，皆建炎三年秋所作。

總論應天至統天十四歷

〈黄帝至周世宗三十六歷㳂革附〉

自黄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堯歷象日月星辰，舜在璿璣玊衡以齊七政，至於夏、商、周之世，咸正歷紀，迄三代之末，歷凡七變。漢興，襲秦正朔，以張蒼言，用顓帝歷，於六歷踈濶中最為微近，而晦朔弦望滿虧多非是。孝武元封間，乃命唐都、洛下閎之徒，造八十一分歷，名曰《太初》，其法以律起晦朔弦望皆密。至孝成時，劉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歷》，以十九歳為一章，二十七章為一會，三會為一統，三統為一元。逮後漢時，歷復疎濶，乃命日官造《四分歷》，以九道法候弦望，始無差忒。至孝靈時，劉洪考古今歷法，乃悟四分於天疎濶，皆斗分太多之故，遂又作《乾象歷》，方之前法，轉為精密，蓋漢四百年間，歷凡四變。

自魏晉迄隋，又十五變。唐高祖革命，始命傅仁均為《戊寅元歷》，太宗又命李淳風為《麟德甲子歷》，玄宗以推日食不效，又命一行為《開元大衍歷》，肅宗改《至德歷》，代宗改《寳應五紀歷》，德宗改《建中正元歷》，憲宗改《元和觀象歷》，穆宗改《長慶宣明歷》，昭宗改《景德崇元歷》。蓋唐三百年，歷凡八變。自漢以降，雖沿革不同，然其法大抵布算積分，上求諸千萬歳之前，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於子，謂之上元，以為歷始，識者謂《太初》歴法，號為最密，用攷今之氣朔，則已差數日矣。其間有所長者，如劉洪首著日行遲，月行疾，陰陽交錯於黃道表裏。晉虞喜始悟日行一歳之中，有不匝周天之數，自歳差積久，漸退失度。姜岌步月食之衝，日行之度遂正躔次紀。宋何承天攷正日晷，知南至之端，又用强弱率以配日法，以求朔䇿之餘分，乃合簡易之要。北齊張子正以圜儀揆天，測知五星有入氣盈縮之差。傅仁均以合朔定月之大小，不過連三，則日月之食常在朔望。李淳風謂前歷分度數参差不齊，立演撰法，使一術以齊之。一行立九服晷漏之術，隨所在而永合焉。徐昇創氣刻二差定日之分稍驗。各成一家法，後代述之者，互有損益，漸加精密。

自五代之《調元》，次及《欽天》，而歷法始弊。《調元》作於馬重績，施于晉代，其法則不復推古上元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寳十四載乙未為上元，用正月雨水為氣首，蓋倣曹士為小歷之舊，失之矣。《欽天》作於王朴，施於周世宗時，而朴昧乎前人簡易之要，求之不合，遂於朔分之下，横立小分，而謂之秒，説者謂前代諸歷，朔餘未有秒者，若朔餘可以用秒，則可隨意而加減，何待求日法以齊朔分也。是時，民間又有所謂《萬分歷》者，明歷之士，往往鄙之。

太祖皇帝建隆二年，始命王處訥造《應天歷》，處訥乃用一萬二分為日法〈蓋用萬分増二〉，得强率二百有一，得弱率九百二十六，以六乘强率，以九乘弱率，併二者，得五千三百七，為朔䇿之餘分，則强弱適中，合簡易之要，自然無秒。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初，以《應天歷》置閠有差，歷官吳昭素造歷，賜名《乾元》，朔餘太强，施用未久，朔望復差。眞宗皇帝命史序造歷，賜名《儀天》。仁宗皇帝天聖二年，命宋行古造歷，賜名《崇天》，及推嘉祐八年十月望，月食，歷乃後天二刻，遂命周琮更造新歷，琮測景驗氣，始知前歷氣，常後天半日，改而政之，英宗皇帝朝，歷成，賜名《朝天》，於朔望餘分特晩數刻，欲合嘉祐八年十月望月食，及推熙寧元年正旦日食，歷乃後天數刻，復與《崇天》合，遂再用《崇天》頒朔。神宗皇帝命衞朴造歷，賜命《奉天》，沈括存中時提舉司天監，以爲朴能正《崇天》之失，而不知周琮正之在前矣。哲宗皇帝元祐五年十一月癸未冬至，驗景長之日，乃在壬午，遂改造新歷，賜名《觀天》。徽宗皇帝朝，有司以觀天，推熙寧二年十一月朔為丙子，頒歷之後，始悟其朔當進而失進，遂造《占天歷》，改十一月朔丁丑，而再頒歷焉，既而歷官言《占天》成於私家，不經考騐，不可施用，乃命姚舜輔等復造新歷，視《崇天》減六十七刻半，始與天道相合，歷成，賜名《紀元》，自大觀元年頒用。以《紀元》推紹興五年正旦，日食九分半，虧在辰正，時常州布衣陳得一獨建言，定食八分半，虧在已初，是日，果如得一所定，高宗皇帝乃命得一造歷，祕書少監朱震子發監視，歷成，賜名《統元》，自紹興六年頒用，凡十五年，而後有司守之不專，暗用《紀元》之法推步，而用《統元》之名頒歷。

乾道二年夏，日官以《紀元》推丁亥十一月朔為甲子，欲為刊刻，間有武節郎裴伯壽者，詣禮部及都省，具陳《統元歷》法，推是朔當進作乙丑，於是依《統元歷》法，改而正之，會進士劉孝榮言：「見行歷交食先天六刻，火星差天二度，乞造新歷。」孝榮自謂已有歷，不半年而可脩進，伯壽獨以為凡造歷必先立表測景驗氣，然後作歷，庶可精密，不在于速成，而判太史局吳澤不達造歷立表之法，妄言銅表難成，木表易壞，蓋欲黨附孝榮，僥倖歷成，以覬一時之爵賞，固執以難成而沮抑之也，其年九月乙卯遂命禮部侍郎周執羔表卿提領，改造新歷，表卿亦謂立表驗氣之説，經涉歳月，由是不行，孝榮乃倣《萬分歷》，分作三萬分，以為日法，命之曰《御覽七曜細行歴》，上之，事且預定丁亥歳四月朔，日食一分，如不驗，甘俟朝典，太史局亦謂當食二分，伯壽皆以為不然，既而定之其日，晴明而日不食，孝榮又定是歳八月望，月食六分半，俟之止及五分，又定戊子歳二月望，月食九分以上，出地其光復滿，係大内二更五㸃，而伯壽以為是月之食，當既生光在戌初二刻，復滿在戌正三刻，係大内二更二㸃，後伯壽所言皆驗，孝榮始論見行歷交食先天六刻，及考驗孝榮所定月食光滿，乃後天四刻。單行可為侍御史，因請「取二歷所定日月五星躔度，其説異同者，俟其可驗之時，以渾象測之，察何歷為近，而取其屢中者，以定新歷」。十一月壬辰詔國子司業權禮部侍郎程大昌泰之、監察御史張敦寔，往太史局監視考驗，而《紀元》及孝榮二歷各有差者，行可又乞自同泰之考驗。四年三月庚申，許之，既而二人言以《統元》、《紀元》及新歷對測星度四事，新歷全密者三，稍密者一，舊歷皆疎，李仁父時為禮部郎官，繼復與行可往測驗七事，而新歷稍密者五，踈者二，其四月癸丑，先令太使局將舊歷叅照行使，五月庚辰，遂詔施用新歷，仍以《乾道》為名，時孝榮已為保章正、同知算造矣。而仁父復論：「歷久必差，自當改作。但近被㫖監視，適逢新歷太陰熒惑两事之差，恐將來成書，差者必多，乞益募能者，熟復討論，補治新歷。」六月己丑，詔諸路搜訪精通歷法之人，具名申省，未㡬，有福州阮興祖者，言新歷七卷篇篇差謬〈《唐志》開元十二年測景於天下，其安南測夏至午中，晷在表南三寸三分。劉孝榮新歷，算在表北七寸；其鐵勒測冬至午中，晷長一丈九尺二寸六分，劉孝榮新歷，算晷長一丈四尺九寸九分，其差謬類如此〉，同判太史局荆大聲不以白部，擅補興祖為局生，新歷之成也，大聲與孝榮共為之，至是乃言其法多差，遂命大聲别演一法，與孝榮比較。五年春正月，比較二法，各有疎繆，歷算官蓋堯臣等，乃自又演一法上之，四月己丑，遂命孝榮、大聲、伯壽各具五月以後至歳終月星躔度申御史臺，令見測驗官占考。六年九月戊戌，有成都府進士賈俊者，上歷法九議，詔給五人衙官劵館于臨安府學。九年五月甲寅，日官言來年十二月，《紀元》、《乾道歷》係小盡，則正月朔在癸未，《崇天》、《統元歷》係大盡，則正月朔在甲申，是謂疑朔，詔歷官詳看指定，而荆大聲者，謂：「《乾道歷》定今年五月日食在午初一刻，今測驗得在午時五刻半，以此推之，則己未年正月之朔，已過甲申日四百五十分，合作大盡。」從之。淳熙三年三月己巳，判局李繼宗等，又撰新歷七卷進呈，上謂輔臣曰：「自古以來，歷未有不差者，況今世此法不專，士大夫無習之者，求之草澤，又難得其人，新歷比舊所謂彼善於此，不須别命名，可以《淳熙歷》為名。」五年，歷官推九月庚寅晦，既頒歷矣，而北使來賀生辰者，乃以為己丑晦，實小盡也，于是會慶節差一日，樞密院檢詳文字丘宗卿〈崈〉接伴，調獲久之，使臣乃肯用正月節日上壽，荆大聲蓋妄改甲午年十二月為大盡，故後天一日矣。十二年九月辛卯，成忠郎楊忠輔言：「《淳熙歷》因陋就簡，茍且附會，天道不合，自戊戌以來，朔差者八年矣，今歳九月望，日食當在晝，而《淳熙歷》法，當在夜，以此辨之，是非可決。兼同臨安地形準之，月起虧時，日光已盛，必不見食。」而日官言所推在卯初三刻，係大内攢㸃九刻，後乃命禮部侍郎顔師魯視驗，會雲色遮蔽而止。十三年三月丁酉，右諫議大夫蔣繼周世修奏：「民間有知星歷者，乞特加試用，仍選差領提官以重其事，如祖宗之制。」上曰：「朝士知星歷者必少，不必差官專領。」乃詔諸路有通曉天文歷算之人，令所在州縣報明以聞，八月丁丑，布衣皇甫繼明等言：「今歳九月望，以《淳熙歷》推之，當在九月十七日，實歷弊也，太史乃注望于十六日之下，徇私遷就，以掩其過，乞以今年八月望日，太陰虧食，及晦日，月見東方，二事定驗疎密。」詔師魯、世修同視，既而歷官劉孝榮所定月食，差一㸃，繼明等，差二㸃，楊忠輔差三㸃，乃罷遣之。十四年四月癸酉，國學生會稽石萬又請考正歷法之差，且言去歳測驗太陰虧食之時，蓋大内更㸃乍疾乍徐，隨景走算以肆欺蔽，因上所著《五星再聚歷》，乞與日官比較，詔後省看詳開奏，繼明等言：「《淳熙歷》立法乖疎，必假遷就，《五星再聚歷》乃用一萬三千五百為日法，蓋竊取唐末《崇元》舊歷而婉其名耳，皆未可用，乞改造大歷。」詔後省同禮部、祕書省看詳，六月辛未朔，給事中王信誠之奏：「乞令劉孝榮、皇甫繼明、石萬各造來年一歲之歷，詳加測驗，取其無差者。」十二月丙子，繼明、萬新歷成，與《淳熙歷》差二朔，萬等乞以其年六月二日、十月晦，日月不應光而見為驗，上曰：「朔豈可差，朔差則所失多矣。」乃命禮部侍郎尤袤延之、祕書丞宋伯嘉之瑞監視。十五年六月二十日丁卯，尤袤以疾告，改命吏部侍郎章森德茂同往，是夜月光明盛，十月二十九日壬辰晦，延之往視，晨前月見東方，十一月七日庚午進呈，周丞相言萬等以為月體尚存一分，則不應小盡，上曰：「十一月朔在申時，所以二十九日早尚存月體耳。」十六年十一月壬午，承節郎趙渙復言：「新歷今歳冬至後天一辰」詔禮部侍郎李巘獻之、著作郎鄧驛千里、祕書丞黃艾伯耆、校書郎王叔簡恭父同驗視。紹熙元年八月庚戌，遂命同判局劉孝榮改造新歷，孝榮乞與吳澤、荆大聲同造，三年正月甲寅，歴成，詔以《會元》為名，十二月甲午朔，布衣王孝禮言：「今年冬至日影表當在十九日壬午，而《會元歷》乃在二十日癸未，係差一日，蓋陳得一、劉孝榮所造四歷，皆未嘗測影，止是揣擬分數，所以後天，乞將修内司所掌銅表圭面，降付太史局測驗。」從之，時雖朝廷多事，未睱治歷，而忠輔、渙則已為日官矣。慶元四年九月，太史言月食於晝，而吳澤言食於夜，驗視如吳澤言，有旨改作，仍命祕書省正字馮履叔常叅定。五年五月壬辰朔，歷成，賜名《統天》，至今用之。

蓋自建隆迄慶元二伯五十年之間，歷十四變，上距黃帝之歴凡五十變矣，而知歷者謂《統天》新歷尤復疎繆，昔洛下閎《太初歷》成，自言八百年當差一度，其後未及八十年，固已差一度矣。李淳風亦曰：「一氣差三度，九日差一刻。」又曰：「自《太初》下至麟德，差四日；自《太初》上及僖公差三日。」一行亦曰：「劉洪歷四十五年差一度。梁武帝歷百八十六年差一度。」以前人歷術之精，猶不免此，況賤工之草創者乎！大扺唐以後律歷之法不傳，士大夫無所從受，而星翁歷人，類多鄙淺，是以不足以推明其學也。近世蔡元定季通，號為知數，而亦未嘗見於用。余嘗考《易》之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革者，變也，治而明之，則非但因其已成而無所事乎損益也。故記其本末如此，以待能者攷焉。

炎興以來勅局廢置

律令者，自魏李悝、漢蕭何以來有之，歷代相傳，皆以律書為本，至周世宗始謂之《刑統》，國初因之，其刪修，但属大理寺，逮天聖編勅，始有詳定編勅所，别命官領之。熙寧以後，詔修一司勅令，則又以編修諸司勅式所為名。元祐改熙豐之法，則又以重修勅令所為名，自後迄政和不改。政和元年冬，始頒海行勅令〈十二月十一日〉。靖康元年，又更修焉，其後，議者乃乞用元豐、嘉祐之間，以俟新書之成〈九月十三日丙子〉，其冬，又詔「律令依嘉祐；斷刑依元豐。」〈十月十四日丁未〉

建炎元年夏，因滁州推官趙伯總有言，復詔「政和海行法非御筆修立者許引用」〈四月二十四日丁亥〉。三年夏，復辟，赦書修復仁宗故事，遵用嘉祐條法〈四月八日乙卯〉。刑部侍郎商守拙因乞「以嘉祐、政和二勅相照，賞典並從重，條約並從寛」，許之。四年夏，詔勅令所將嘉祐、政和條制對修成書，大理卿兼同詳定，一司勅令王依乃乞召人言編勅利害，仍以詳定重修勅令所為名，令寺官局官同共對修〈六月初七日丁丑〉，後三日，始命宰臣范宗尹提舉重修勅令，叅知政事張守同提舉，其秋，言者乞令省部、百司吏人，將所省記條攢類成册聞奏〈八月辛未朔〉，至紹興元年秋，守等始以紹興重修勅令格式及申明看詳等，總七百六卷上之〈八月四日戊戌〉，自是迄於三十年之秋，勅局所修之書又一千八百六十三卷〈紹興三年九月，朱勝非等上吏部勅令格式等一百八十四冊。　六年九月，張浚等上禄秩新書等二百四卷　八年六月，趙鼎等上諸班直諸軍轉員勅格式十三卷，又上親從親事官轉員勅令格七卷。　十月，秦檜等上禄秩勅令格三十二卷，又上三省令格二卷、樞密院令格二卷、六曹寺監通用令一卷、太常宗正大理寺通用令一卷，又治獄令一卷，以上目錄申明共十二卷。　十年十月，上在京通用勅令格式六十七卷。　十二年十二月，上六曹通用勅令格式十卷，又上寺監通用勅令格式十卷、庫務通用勅令格式八卷、六曹寺監通用勅令格式十卷、六曹寺監庫務通用勅令二卷、又申明四卷。　十三年十月，上國子監勅令格式十四卷，又上太學勅令格式十四卷、武學律學勅令格式各十卷、小學勅令格式二卷、監學申明等八卷。　十七年十一月，上常平免役勅令格式、申明等共五十四卷。　十九年六月，上吏部續降並别編，共四百三十五卷。　二十一年七月，上監法勅令格式、續降等共二百五十五卷，又上茶法一百四卷、寺監庫務通用勅令二卷。　二十三年十一月，上大宗正司勅令格式、申明等八十七卷。　二十五年九月，上紹興寛卹詔令二百卷。　二十六年十二月，万俟卨等上貢舉勅令格式十項，共四十五卷，又上釐正省曹寺監内外諸司等法四卷。　三十年八月，陳康伯等上參附吏部勅令格式、申明等共七十二卷，又上刑名疑難斷例二十一卷〉，通海行法為二千六百二十卷有奇。論者以為官吏猥多，賞費亦濫，三十一年遂罷之〈檢尋月日未獲〉。三十二年夏，有旨裒集上皇聖政，吏部侍郎徐度乞復置勅令所，從之〈六月二十九日甲午〉。乾道四年冬，祕書少監兼權刑部侍郎汪大猷言：「建炎後，續㫖凡二萬條，前後殊不合，請刪修為書，俾吏不得肆。」詔可之〈十一月八日乙酉〉，乃以重修勅令所為名。六年冬，又以詳定一司勅令所為名〈十二月十八日乙未〉，置提舉官二，以属宰相，同提舉一，以属執政，詳定一，從官為之，刪定官五，視曩時，官減三之一，吏胥徒減三之二。自乾道以後新修之書，又為三千一百二十五卷〈乾道二年六月，刑部侍郎方滋上特旨斷例七十卷。　六年八月，虞允文等上乾道勅令格式等二百四十六卷。　九年二月，梁克家等上三省樞密院勅令格式四項，共一百四十卷，看詳議義五百卷。　淳熙二年十二月，龔茂良等上吏部七司法三百卷。　三年三月，上吏部條法四十卷。　四年五月，上淳熙新編特旨斷例四百二十件。　十一月十一日，李彥穎上淳熙重修勅令格式等項二百四十六卷。　六年七月，趙雄等上一州一路酬賞法四項，共二百二十三卷、看詳六百三十八卷。　七年五月，上淳熙條法事類四百二十二卷。　十一年五月，本所上隆興以來寛卹詔令三百卷〉，而一路别法已修者，一千二百餘卷不預焉。

故例：刪定官多以選人為之，往往未嘗通練古今，明習法律，經歴州縣，一切受成吏手，書成牴牾，言者論駁，輒復更定，間有至局旬月，未嘗筆削一字，適遇進書，亦得改官者，遂為宰執周旋親故之地，失當時建局命官之意矣。

淳熙十五年夏，林黃中以兵部侍郎兼詳定官〈四月二十九日乙未〉，未踰月，即上言：「古今之方書有盡，而生民之疾證無窮，必欲某里某人某方某證為立準式，比其用之，則齟齬而不合矣。紹興所修一司勅令，多歴年所不曾頒降，今之所修，既已斷絶，亦無頒降之期；縱使頒降，而不免牴牾，重别申明，則不若無書之為愈也。望將已修浙江、福建、湖南、北路條法千二百卷，免行供進，六部各據所隸條件抄錄，從本所用印以憑照，用其京西、两淮未了條法，仍令日下刪修結局，捐不急之官，省無用之費，不為無補。」上從之，罷勅令所，限一月結局〈六月三日戊辰〉。紹熙二年夏，工部侍郎潘景珪言法令一書，久不刪潤，乃復置詳定勅令局，差詳定官一員、刪修官三員〈四月十三日庚寅差官，五月六日癸丑治立局名〉，然未有所進也。慶元二年春，復置提舉、同提舉，仍以編修勅令所為名〈二月六日庚辰〉，遂移牒六曹、大理寺及三衙、江浙近便州郡監司，抄錄乾道五年正月至慶元二年十二月終續降指揮，得數萬事，參酌淳熙舊法五千八百條，刪修為四百七十卷，送刑部詳審訖，共納提舉官，下三省合属房分及檢正都司審覆，為書總七百二冊〈勅令格式及目錄各一百二十二卷、隨勅申明十二卷、看詳四百三十五冊〉，四年九月丙申進呈，自是已修之書，次第修進，如撮要、總類之属，殆不一名，而編帙浸繁矣。

文鑑

《文鑑》者，吕伯恭被旨所編也。先是，臨安書坊有所謂《聖宋文海》者，近歳江鈿所編，孝宗得之，命本府校正刻版，時淳熙四年十一月也。其七日壬寅，周益公以學士輪當内直，召對清華閣，因奏：「陛下命臨安府開《文海》，有諸？」上曰：「然。」益公曰：「此編去取差謬，殊無理論，今降㫖刊刻，事體則重，恐難傳後，莫若委館閣官銓擇本朝文章，成一代之書。」上大以為然，曰：「卿可理會。」益公奏乞委官職，上曰：「特差一兩員。」後二日，伯恭以祕書郎轉對，上遂令伯恭校證，本府開刻，其日甲辰也。始，趙丞相以西府奏事，上問伯恭文采及為人何如，趙公力薦之，故有是命。伯恭言：「《文海》元係書坊一時刻行，名賢高文大冊尚多遺落，乞一就増損，仍斷自中興以前銓次，庶㡬可以行遠。」十五日庚戌，許之，後數日，又命知臨安府趙磻老并本府教官二員，同伯恭校正。二十日乙卯，磻老言：「臣府事繁委，若往來祕書同共校正，慮有妨礙本職，兼䇿府書籍，亦難令教官攜出，乞傳令祖謙校正。」從之。

於是伯恭取祕府及士大夫所藏本朝諸家文集，旁采傳記他書，悉行編類，凡六十一門，為百五十卷。既而伯恭再遷著作郎兼禮部郎官，五年十二月十四夜，得中風病，六年春正月，引疾求去，十一日庚午，有詔予郡，伯恭固辭，後十三日癸未，上對輔臣，因令王季海樞使問伯恭所編《文海》次第，伯恭乃以書進。二月四日壬辰，上又諭輔臣曰：「祖謙編類《文海》，採摭精詳，可與除直祕閣。」又遣中使李裕文宣諭，賜銀帛三百匹两。時方嚴非有功不除職之令，舍人陳叔進將繳之，先以白丞相趙公，公諭毋繳，叔進不從。七日乙未，輔臣奏事，上諭曰：「祖謙平日好名則有之。今此編次《文海》，采取精詳，具如奏議之精，有益於治道。」於是批旨曰：「館閣之職，文史為先。祖謙所進《文海》，采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叔進草制。」制曰：「館閣之職，文史為先。爾編類《文海》，用意甚深，采取精詳，有益治道。寓直中祕，酬寵良多。爾當知恩之有自，省行之不誣，用竭報焉，人斯無議。」時益公為禮部尚書兼學士，其月十八日丙午，得旨撰《文海》序。四月三日辛卯，進呈，乞賜名，上問：「何以為名？」益公乞名《皇朝文鑑》，上曰：「善。」時序既成，將刻板，會有近臣密啟云所載臣寮奏議，有詆及祖宗政事者，不可示後世，乃命直院崔大雅更定増損，去留凡數十篇，然迄不果刻也。張南軒時在江陵，移書晦翁曰：「伯恭好弊精神于閒文字中，徒自損何益。如編《文海》，何補於治道，何補於後學。徒使精力困於翻閲，亦可憐耳！且承當編此等文字，亦非所以承君德也。」

今《孝宗實錄》書此事頗詳，未知何人當筆，其詞云：「初祖謙得旨校正，蓋上意令校讎差誤而已。祖謙乃奏以為去取未當，欲乞一就増損，三省取旨，許之。甫數日，上仍命磻老與臨安教官二員同校正，則上意猶如初也。時祖謙已誦言，皆當大去取，其實欲自為一書，非復如上命，議者不以為可，磻老及教官畏之，不敢與共事，故辭不肯預，而祖謙方自謂得計，及書成，前輩名人之文，蒐羅殆盡，有通經而不能文詞者，亦以表奏厠其間，以自矜黨同伐異之功，薦紳公論皆疾之，及推恩除直祕閣，中書舍人陳騤繳還，比再下，騤雖奉命，然頗詆薄之，祖謙不敢辨也。故祖謙之書，上不復降出云。」史臣所謂通經不能文詞，蓋指伊川也，時侂胄方以道學為禁，故詆伯恭如此，而牽聯及於伊川。余謂伯恭既為詞臣醜詆，自當力遜職名，今受之，非矣！黃直卿亦以余言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