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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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乙集卷五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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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玺

国朝南渡之后，御府所藏：玉宝凡十有一、金宝三。

玉宝：一曰镇国神宝〈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二曰受命宝〈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此二宝，封禅则用之〉；三曰天子之宝〈答外夷书用之〉；四曰天子信宝〈举大兵用之〉；五曰天子行宝〈封册用之〉；六曰皇帝之宝〈答邻国书用之〉；七曰皇帝信宝〈赐邻国书及物用之〉；八曰皇帝行宝〈降御札用之〉，此所谓八宝也〈皆高宗作〉；九曰大宋受命之宝〈太祖作〉；十曰定命宝〈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徽宗作〉；十一曰大宋受命中兴之宝〈高宗作〉

金宝：一曰皇帝钦崇国祀之宝〈印香合词表〉；二曰天下合同之宝〈印中书门下省文字〉；三曰诏书之宝〈印诏书〉。

自秦以前上下通称玺〈《春秋传》季武子取卞，玺书追而与之；《战国䇿》欲玺者，段干子是也〉。秦有天下，始制天子皇帝六玺，自是惟诸侯王得称之。唐武后长寿二年，改玺为宝〈以玺音近死，故易之〉，天宝十载又合受命传国为八宝，八宝之称，自此始矣。

唐末丧乱，八宝或亡或失，周广顺中，始造二宝，曰：皇帝承天受命之宝、皇帝神宝，太祖革命，传其二宝。至太宗，别制承受天命之宝，宝广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填以金盘龙纽〈高七寸，广二寸四分〉，自是遂为定制。镇国神宝者，仁宗皇祐五年七月所作也，篆如其名〈宰相厐籍书〉。受命宝者，哲宗元符元年五月所受也，其文相传以为秦玺，是李斯之鱼虫篆也，其围四寸〈卫宏曰：秦以前金玉银为方寸玺，秦以来，天子独用玉。按《玉玺图》，以此玺为赵氏璧所刻，璧本卞和所献之璞，蔺相如诡夺者。余尝以礼制考之，璧五寸而有馀，但不得复刻为玺，此说谬矣〉，至汉谓之传国玺，自是迄于献帝所宝用者，秦玺也〈子婴所封，元后所投，王宪所得，赤眉所上，皆是物也。董卓之乱，失之，《吴书》谓孙坚得之洛阳甄官井中，后为袁术所夺，徐璆得而上之，殆不然也，若然，魏氏何不宝用，而又自刻玺乎〉，厥后历世皆用其名。永嘉之乱，没于刘石，永和之世，复归江左者，晋玺也〈魏氏有国，刻传国玺如秦之文，但秦玺读自右，魏玺读自左耳。晋有天下，自刻其玺，其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寿昌”本书《舆服志》乃以为汉所传秦玺，实误矣，此玺更刘聪、石勒，逮石氏死，其臣蒋干求援于谢尚，乃以玺送江南。王彪之辨之，亦不云秦玺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燕玺也〈晋孝武太元十九年，西燕主求救于郗恢，并献玉玺一纽，方阔六寸，高四寸六分，文如秦玺，自是历宋、齐、梁皆宝之，侯景既死，北齐辛术得之广陵，献之高氏，后历周、隋，误指为秦玺，后平江南，知其非是，乃是谓之神玺焉〉。刘裕北伐，得之关中，历晋暨陈，复为隋有者，姚秦之玺也〈晋义熙十三年，刘裕入关，得传国玺而上之，大四寸，文与秦玺同，然隐起而不深刻，隋灭陈得此，指为真玺，遂以宇文周所传神玺为非是，识者谓古玺深刻，以印泥后人隐起以印纸，则此深刻者，非秦玺也，姚氏取其文作之耳〉。开运之乱，没于耶律，女真获之，以为大宝者，石晋玺也〈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刻受命玺，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后归朱全忠，及从珂自焚，玺亦随失，德光入汴，重贵以玺上之云：“先帝所刻。”盖指石敬塘也〉。盖在当时皆误以为秦玺，而秦玺之亡则已久矣。绍圣三年冬，咸阳民叚义者，斵地得玺，以献学士承旨蔡京，言于朝曰：“此秦宝也。”遂以五月朔大朝会受之，受宝之礼，昉乎此矣。

徽宗崇宁五年，有献玉印者，只有方寸，其文曰：“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大观元年，既得美玉良工，遂黜皇祐镇国、元符受命二宝不用，命工更刻，而以九字为神宝之文，合天子、皇帝六宝为八宝，以二年正月元日受之。政和七年，复得美玉，大将九寸，作定命宝，命蔡京镌十六字为文，谓之九宝，以八年正月元日受之。

又有皇帝恭膺天命之宝，至道三年真宗嗣位时所制也，后从葬定陵。乾兴元年，仁宗即位，更制之〈参知政事王曾书〉，天圣元年，为火所燔，又制焉〈参知政事陈尧佐书〉，后从葬昭陵，学士范镇、礼官王珪言，宜为天子传器，不当改作而弗听也，嘉祐八年六月，英宗又制焉〈参知政事欧阳修书〉，神宗、哲宗皆循此制〈哲宗宝，门下侍郎章惇书〉。靖康之难，金人取玉宝十四，盖八宝之外，馀宝凡六，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居其二焉，其一则徽宗元符三年所制也，其一则钦宗靖康元年所制也。高宗渡江，庶事草创，逮绍兴十六年再郊，始备八宝，不复作矣。

大宋受命之宝者，建隆开基所创也，史册不载，围城中，副留守邵博取而藏之，张邦昌遣使奉送大元帅于山东，因以为献。

定命宝者，宣和内禅藏龙德宫，金人不知之，故弗取。

受命中兴宝者，高宗绍兴元年所作也，玉甚美，视定命宝犹大半分。

金宝三，皆建炎三年秋所作。

总论应天至统天十四历

〈黄帝至周世宗三十六历㳂革附〉

自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馀尧历象日月星辰，舜在璿玑玊衡以齐七政，至于夏、商、周之世，咸正历纪，迄三代之末，历凡七变。汉兴，袭秦正朔，以张苍言，用颛帝历，于六历踈阔中最为微近，而晦朔弦望满亏多非是。孝武元封间，乃命唐都、洛下闳之徒，造八十一分历，名曰《太初》，其法以律起晦朔弦望皆密。至孝成时，刘歆究其微眇，作《三统历》，以十九岁为一章，二十七章为一会，三会为一统，三统为一元。逮后汉时，历复疏阔，乃命日官造《四分历》，以九道法候弦望，始无差忒。至孝灵时，刘洪考古今历法，乃悟四分于天疏阔，皆斗分太多之故，遂又作《乾象历》，方之前法，转为精密，盖汉四百年间，历凡四变。

自魏晋迄隋，又十五变。唐高祖革命，始命傅仁均为《戊寅元历》，太宗又命李淳风为《麟德甲子历》，玄宗以推日食不效，又命一行为《开元大衍历》，肃宗改《至德历》，代宗改《宝应五纪历》，德宗改《建中正元历》，宪宗改《元和观象历》，穆宗改《长庆宣明历》，昭宗改《景德崇元历》。盖唐三百年，历凡八变。自汉以降，虽沿革不同，然其法大抵布算积分，上求诸千万岁之前，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会于子，谓之上元，以为历始，识者谓《太初》历法，号为最密，用考今之气朔，则已差数日矣。其间有所长者，如刘洪首著日行迟，月行疾，阴阳交错于黄道表里。晋虞喜始悟日行一岁之中，有不匝周天之数，自岁差积久，渐退失度。姜岌步月食之冲，日行之度遂正躔次纪。宋何承天考正日晷，知南至之端，又用强弱率以配日法，以求朔䇿之馀分，乃合简易之要。北齐张子正以圜仪揆天，测知五星有入气盈缩之差。傅仁均以合朔定月之大小，不过连三，则日月之食常在朔望。李淳风谓前历分度数参差不齐，立演撰法，使一术以齐之。一行立九服晷漏之术，随所在而永合焉。徐昇创气刻二差定日之分稍验。各成一家法，后代述之者，互有损益，渐加精密。

自五代之《调元》，次及《钦天》，而历法始弊。《调元》作于马重绩，施于晋代，其法则不复推古上元冬至七曜之会，而起唐天宝十四载乙未为上元，用正月雨水为气首，盖仿曹士为小历之旧，失之矣。《钦天》作于王朴，施于周世宗时，而朴昧乎前人简易之要，求之不合，遂于朔分之下，横立小分，而谓之秒，说者谓前代诸历，朔馀未有秒者，若朔馀可以用秒，则可随意而加减，何待求日法以齐朔分也。是时，民间又有所谓《万分历》者，明历之士，往往鄙之。

太祖皇帝建隆二年，始命王处讷造《应天历》，处讷乃用一万二分为日法〈盖用万分増二〉，得强率二百有一，得弱率九百二十六，以六乘强率，以九乘弱率，并二者，得五千三百七，为朔䇿之馀分，则强弱适中，合简易之要，自然无秒。太宗皇帝太平兴国初，以《应天历》置閠有差，历官吴昭素造历，赐名《乾元》，朔馀太强，施用未久，朔望复差。真宗皇帝命史序造历，赐名《仪天》。仁宗皇帝天圣二年，命宋行古造历，赐名《崇天》，及推嘉祐八年十月望，月食，历乃后天二刻，遂命周琮更造新历，琮测景验气，始知前历气，常后天半日，改而政之，英宗皇帝朝，历成，赐名《朝天》，于朔望馀分特晩数刻，欲合嘉祐八年十月望月食，及推熙宁元年正旦日食，历乃后天数刻，复与《崇天》合，遂再用《崇天》颁朔。神宗皇帝命卫朴造历，赐命《奉天》，沈括存中时提举司天监，以为朴能正《崇天》之失，而不知周琮正之在前矣。哲宗皇帝元祐五年十一月癸未冬至，验景长之日，乃在壬午，遂改造新历，赐名《观天》。徽宗皇帝朝，有司以观天，推熙宁二年十一月朔为丙子，颁历之后，始悟其朔当进而失进，遂造《占天历》，改十一月朔丁丑，而再颁历焉，既而历官言《占天》成于私家，不经考验，不可施用，乃命姚舜辅等复造新历，视《崇天》减六十七刻半，始与天道相合，历成，赐名《纪元》，自大观元年颁用。以《纪元》推绍兴五年正旦，日食九分半，亏在辰正，时常州布衣陈得一独建言，定食八分半，亏在已初，是日，果如得一所定，高宗皇帝乃命得一造历，秘书少监朱震子发监视，历成，赐名《统元》，自绍兴六年颁用，凡十五年，而后有司守之不专，暗用《纪元》之法推步，而用《统元》之名颁历。

乾道二年夏，日官以《纪元》推丁亥十一月朔为甲子，欲为刊刻，间有武节郎裴伯寿者，诣礼部及都省，具陈《统元历》法，推是朔当进作乙丑，于是依《统元历》法，改而正之，会进士刘孝荣言：“见行历交食先天六刻，火星差天二度，乞造新历。”孝荣自谓已有历，不半年而可修进，伯寿独以为凡造历必先立表测景验气，然后作历，庶可精密，不在于速成，而判太史局吴泽不达造历立表之法，妄言铜表难成，木表易坏，盖欲党附孝荣，侥幸历成，以觊一时之爵赏，固执以难成而沮抑之也，其年九月乙卯遂命礼部侍郎周执羔表卿提领，改造新历，表卿亦谓立表验气之说，经涉岁月，由是不行，孝荣乃仿《万分历》，分作三万分，以为日法，命之曰《御览七曜细行历》，上之，事且预定丁亥岁四月朔，日食一分，如不验，甘俟朝典，太史局亦谓当食二分，伯寿皆以为不然，既而定之其日，晴明而日不食，孝荣又定是岁八月望，月食六分半，俟之止及五分，又定戊子岁二月望，月食九分以上，出地其光复满，系大内二更五点，而伯寿以为是月之食，当既生光在戌初二刻，复满在戌正三刻，系大内二更二点，后伯寿所言皆验，孝荣始论见行历交食先天六刻，及考验孝荣所定月食光满，乃后天四刻。单行可为侍御史，因请“取二历所定日月五星躔度，其说异同者，俟其可验之时，以浑象测之，察何历为近，而取其屡中者，以定新历”。十一月壬辰诏国子司业权礼部侍郎程大昌泰之、监察御史张敦寔，往太史局监视考验，而《纪元》及孝荣二历各有差者，行可又乞自同泰之考验。四年三月庚申，许之，既而二人言以《统元》、《纪元》及新历对测星度四事，新历全密者三，稍密者一，旧历皆疏，李仁父时为礼部郎官，继复与行可往测验七事，而新历稍密者五，踈者二，其四月癸丑，先令太使局将旧历参照行使，五月庚辰，遂诏施用新历，仍以《乾道》为名，时孝荣已为保章正、同知算造矣。而仁父复论：“历久必差，自当改作。但近被旨监视，适逢新历太阴荧惑两事之差，恐将来成书，差者必多，乞益募能者，熟复讨论，补治新历。”六月己丑，诏诸路搜访精通历法之人，具名申省，未㡬，有福州阮兴祖者，言新历七卷篇篇差谬〈《唐志》开元十二年测景于天下，其安南测夏至午中，晷在表南三寸三分。刘孝荣新历，算在表北七寸；其铁勒测冬至午中，晷长一丈九尺二寸六分，刘孝荣新历，算晷长一丈四尺九寸九分，其差谬类如此〉，同判太史局荆大声不以白部，擅补兴祖为局生，新历之成也，大声与孝荣共为之，至是乃言其法多差，遂命大声别演一法，与孝荣比较。五年春正月，比较二法，各有疏缪，历算官盖尧臣等，乃自又演一法上之，四月己丑，遂命孝荣、大声、伯寿各具五月以后至岁终月星躔度申御史台，令见测验官占考。六年九月戊戌，有成都府进士贾俊者，上历法九议，诏给五人衙官劵馆于临安府学。九年五月甲寅，日官言来年十二月，《纪元》、《乾道历》系小尽，则正月朔在癸未，《崇天》、《统元历》系大尽，则正月朔在甲申，是谓疑朔，诏历官详看指定，而荆大声者，谓：“《乾道历》定今年五月日食在午初一刻，今测验得在午时五刻半，以此推之，则己未年正月之朔，已过甲申日四百五十分，合作大尽。”从之。淳熙三年三月己巳，判局李继宗等，又撰新历七卷进呈，上谓辅臣曰：“自古以来，历未有不差者，况今世此法不专，士大夫无习之者，求之草泽，又难得其人，新历比旧所谓彼善于此，不须别命名，可以《淳熙历》为名。”五年，历官推九月庚寅晦，既颁历矣，而北使来贺生辰者，乃以为己丑晦，实小尽也，于是会庆节差一日，枢密院检详文字丘宗卿〈崈〉接伴，调获久之，使臣乃肯用正月节日上寿，荆大声盖妄改甲午年十二月为大尽，故后天一日矣。十二年九月辛卯，成忠郎杨忠辅言：“《淳熙历》因陋就简，茍且附会，天道不合，自戊戌以来，朔差者八年矣，今岁九月望，日食当在昼，而《淳熙历》法，当在夜，以此辨之，是非可决。兼同临安地形准之，月起亏时，日光已盛，必不见食。”而日官言所推在卯初三刻，系大内攒点九刻，后乃命礼部侍郎颜师鲁视验，会云色遮蔽而止。十三年三月丁酉，右谏议大夫蒋继周世修奏：“民间有知星历者，乞特加试用，仍选差领提官以重其事，如祖宗之制。”上曰：“朝士知星历者必少，不必差官专领。”乃诏诸路有通晓天文历算之人，令所在州县报明以闻，八月丁丑，布衣皇甫继明等言：“今岁九月望，以《淳熙历》推之，当在九月十七日，实历弊也，太史乃注望于十六日之下，徇私迁就，以掩其过，乞以今年八月望日，太阴亏食，及晦日，月见东方，二事定验疏密。”诏师鲁、世修同视，既而历官刘孝荣所定月食，差一点，继明等，差二点，杨忠辅差三点，乃罢遣之。十四年四月癸酉，国学生会稽石万又请考正历法之差，且言去岁测验太阴亏食之时，盖大内更点乍疾乍徐，随景走算以肆欺蔽，因上所著《五星再聚历》，乞与日官比较，诏后省看详开奏，继明等言：“《淳熙历》立法乖疏，必假迁就，《五星再聚历》乃用一万三千五百为日法，盖窃取唐末《崇元》旧历而婉其名耳，皆未可用，乞改造大历。”诏后省同礼部、秘书省看详，六月辛未朔，给事中王信诚之奏：“乞令刘孝荣、皇甫继明、石万各造来年一岁之历，详加测验，取其无差者。”十二月丙子，继明、万新历成，与《淳熙历》差二朔，万等乞以其年六月二日、十月晦，日月不应光而见为验，上曰：“朔岂可差，朔差则所失多矣。”乃命礼部侍郎尤袤延之、秘书丞宋伯嘉之瑞监视。十五年六月二十日丁卯，尤袤以疾告，改命吏部侍郎章森德茂同往，是夜月光明盛，十月二十九日壬辰晦，延之往视，晨前月见东方，十一月七日庚午进呈，周丞相言万等以为月体尚存一分，则不应小尽，上曰：“十一月朔在申时，所以二十九日早尚存月体耳。”十六年十一月壬午，承节郎赵涣复言：“新历今岁冬至后天一辰”诏礼部侍郎李𪩘献之、著作郎邓驿千里、秘书丞黄艾伯耆、校书郎王叔简恭父同验视。绍熙元年八月庚戌，遂命同判局刘孝荣改造新历，孝荣乞与吴泽、荆大声同造，三年正月甲寅，历成，诏以《会元》为名，十二月甲午朔，布衣王孝礼言：“今年冬至日影表当在十九日壬午，而《会元历》乃在二十日癸未，系差一日，盖陈得一、刘孝荣所造四历，皆未尝测影，止是揣拟分数，所以后天，乞将修内司所掌铜表圭面，降付太史局测验。”从之，时虽朝廷多事，未睱治历，而忠辅、涣则已为日官矣。庆元四年九月，太史言月食于昼，而吴泽言食于夜，验视如吴泽言，有旨改作，仍命秘书省正字冯履叔常参定。五年五月壬辰朔，历成，赐名《统天》，至今用之。

盖自建隆迄庆元二伯五十年之间，历十四变，上距黄帝之历凡五十变矣，而知历者谓《统天》新历尤复疏缪，昔洛下闳《太初历》成，自言八百年当差一度，其后未及八十年，固已差一度矣。李淳风亦曰：“一气差三度，九日差一刻。”又曰：“自《太初》下至麟德，差四日；自《太初》上及僖公差三日。”一行亦曰：“刘洪历四十五年差一度。梁武帝历百八十六年差一度。”以前人历术之精，犹不免此，况贱工之草创者乎！大扺唐以后律历之法不传，士大夫无所从受，而星翁历人，类多鄙浅，是以不足以推明其学也。近世蔡元定季通，号为知数，而亦未尝见于用。余尝考《易》之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革者，变也，治而明之，则非但因其已成而无所事乎损益也。故记其本末如此，以待能者考焉。

炎兴以来敕局废置

律令者，自魏李悝、汉萧何以来有之，历代相传，皆以律书为本，至周世宗始谓之《刑统》，国初因之，其删修，但属大理寺，逮天圣编敕，始有详定编敕所，别命官领之。熙宁以后，诏修一司敕令，则又以编修诸司敕式所为名。元祐改熙丰之法，则又以重修敕令所为名，自后迄政和不改。政和元年冬，始颁海行敕令〈十二月十一日〉。靖康元年，又更修焉，其后，议者乃乞用元丰、嘉祐之间，以俟新书之成〈九月十三日丙子〉，其冬，又诏“律令依嘉祐；断刑依元丰。”〈十月十四日丁未〉

建炎元年夏，因滁州推官赵伯总有言，复诏“政和海行法非御笔修立者许引用”〈四月二十四日丁亥〉。三年夏，复辟，赦书修复仁宗故事，遵用嘉祐条法〈四月八日乙卯〉。刑部侍郎商守拙因乞“以嘉祐、政和二敕相照，赏典并从重，条约并从宽”，许之。四年夏，诏敕令所将嘉祐、政和条制对修成书，大理卿兼同详定，一司敕令王依乃乞召人言编敕利害，仍以详定重修敕令所为名，令寺官局官同共对修〈六月初七日丁丑〉，后三日，始命宰臣范宗尹提举重修敕令，参知政事张守同提举，其秋，言者乞令省部、百司吏人，将所省记条攒类成册闻奏〈八月辛未朔〉，至绍兴元年秋，守等始以绍兴重修敕令格式及申明看详等，总七百六卷上之〈八月四日戊戌〉，自是迄于三十年之秋，敕局所修之书又一千八百六十三卷〈绍兴三年九月，朱胜非等上吏部敕令格式等一百八十四册。　六年九月，张浚等上禄秩新书等二百四卷　八年六月，赵鼎等上诸班直诸军转员敕格式十三卷，又上亲从亲事官转员敕令格七卷。　十月，秦桧等上禄秩敕令格三十二卷，又上三省令格二卷、枢密院令格二卷、六曹寺监通用令一卷、太常宗正大理寺通用令一卷，又治狱令一卷，以上目录申明共十二卷。　十年十月，上在京通用敕令格式六十七卷。　十二年十二月，上六曹通用敕令格式十卷，又上寺监通用敕令格式十卷、库务通用敕令格式八卷、六曹寺监通用敕令格式十卷、六曹寺监库务通用敕令二卷、又申明四卷。　十三年十月，上国子监敕令格式十四卷，又上太学敕令格式十四卷、武学律学敕令格式各十卷、小学敕令格式二卷、监学申明等八卷。　十七年十一月，上常平免役敕令格式、申明等共五十四卷。　十九年六月，上吏部续降并别编，共四百三十五卷。　二十一年七月，上监法敕令格式、续降等共二百五十五卷，又上茶法一百四卷、寺监库务通用敕令二卷。　二十三年十一月，上大宗正司敕令格式、申明等八十七卷。　二十五年九月，上绍兴宽恤诏令二百卷。　二十六年十二月，万俟卨等上贡举敕令格式十项，共四十五卷，又上厘正省曹寺监内外诸司等法四卷。　三十年八月，陈康伯等上参附吏部敕令格式、申明等共七十二卷，又上刑名疑难断例二十一卷〉，通海行法为二千六百二十卷有奇。论者以为官吏猥多，赏费亦滥，三十一年遂罢之〈检寻月日未获〉。三十二年夏，有旨裒集上皇圣政，吏部侍郎徐度乞复置敕令所，从之〈六月二十九日甲午〉。乾道四年冬，秘书少监兼权刑部侍郎汪大猷言：“建炎后，续旨凡二万条，前后殊不合，请删修为书，俾吏不得肆。”诏可之〈十一月八日乙酉〉，乃以重修敕令所为名。六年冬，又以详定一司敕令所为名〈十二月十八日乙未〉，置提举官二，以属宰相，同提举一，以属执政，详定一，从官为之，删定官五，视曩时，官减三之一，吏胥徒减三之二。自乾道以后新修之书，又为三千一百二十五卷〈乾道二年六月，刑部侍郎方滋上特旨断例七十卷。　六年八月，虞允文等上乾道敕令格式等二百四十六卷。　九年二月，梁克家等上三省枢密院敕令格式四项，共一百四十卷，看详议义五百卷。　淳熙二年十二月，龚茂良等上吏部七司法三百卷。　三年三月，上吏部条法四十卷。　四年五月，上淳熙新编特旨断例四百二十件。　十一月十一日，李彦颖上淳熙重修敕令格式等项二百四十六卷。　六年七月，赵雄等上一州一路酬赏法四项，共二百二十三卷、看详六百三十八卷。　七年五月，上淳熙条法事类四百二十二卷。　十一年五月，本所上隆兴以来宽恤诏令三百卷〉，而一路别法已修者，一千二百馀卷不预焉。

故例：删定官多以选人为之，往往未尝通练古今，明习法律，经历州县，一切受成吏手，书成抵牾，言者论驳，辄复更定，间有至局旬月，未尝笔削一字，适遇进书，亦得改官者，遂为宰执周旋亲故之地，失当时建局命官之意矣。

淳熙十五年夏，林黄中以兵部侍郎兼详定官〈四月二十九日乙未〉，未逾月，即上言：“古今之方书有尽，而生民之疾证无穷，必欲某里某人某方某证为立准式，比其用之，则龃龉而不合矣。绍兴所修一司敕令，多历年所不曾颁降，今之所修，既已断绝，亦无颁降之期；纵使颁降，而不免抵牾，重别申明，则不若无书之为愈也。望将已修浙江、福建、湖南、北路条法千二百卷，免行供进，六部各据所隶条件抄录，从本所用印以凭照，用其京西、两淮未了条法，仍令日下删修结局，捐不急之官，省无用之费，不为无补。”上从之，罢敕令所，限一月结局〈六月三日戊辰〉。绍熙二年夏，工部侍郎潘景珪言法令一书，久不删润，乃复置详定敕令局，差详定官一员、删修官三员〈四月十三日庚寅差官，五月六日癸丑治立局名〉，然未有所进也。庆元二年春，复置提举、同提举，仍以编修敕令所为名〈二月六日庚辰〉，遂移牒六曹、大理寺及三衙、江浙近便州郡监司，抄录乾道五年正月至庆元二年十二月终续降指挥，得数万事，参酌淳熙旧法五千八百条，删修为四百七十卷，送刑部详审讫，共纳提举官，下三省合属房分及检正都司审覆，为书总七百二册〈敕令格式及目录各一百二十二卷、随敕申明十二卷、看详四百三十五册〉，四年九月丙申进呈，自是已修之书，次第修进，如撮要、总类之属，殆不一名，而编帙浸繁矣。

文鉴

《文鉴》者，吕伯恭被旨所编也。先是，临安书坊有所谓《圣宋文海》者，近岁江钿所编，孝宗得之，命本府校正刻版，时淳熙四年十一月也。其七日壬寅，周益公以学士轮当内直，召对清华阁，因奏：“陛下命临安府开《文海》，有诸？”上曰：“然。”益公曰：“此编去取差谬，殊无理论，今降旨刊刻，事体则重，恐难传后，莫若委馆阁官铨择本朝文章，成一代之书。”上大以为然，曰：“卿可理会。”益公奏乞委官职，上曰：“特差一两员。”后二日，伯恭以秘书郎转对，上遂令伯恭校证，本府开刻，其日甲辰也。始，赵丞相以西府奏事，上问伯恭文采及为人何如，赵公力荐之，故有是命。伯恭言：“《文海》元系书坊一时刻行，名贤高文大册尚多遗落，乞一就増损，仍断自中兴以前铨次，庶㡬可以行远。”十五日庚戌，许之，后数日，又命知临安府赵磻老并本府教官二员，同伯恭校正。二十日乙卯，磻老言：“臣府事繁委，若往来秘书同共校正，虑有妨碍本职，兼䇿府书籍，亦难令教官携出，乞传令祖谦校正。”从之。

于是伯恭取秘府及士大夫所藏本朝诸家文集，旁采传记他书，悉行编类，凡六十一门，为百五十卷。既而伯恭再迁著作郎兼礼部郎官，五年十二月十四夜，得中风病，六年春正月，引疾求去，十一日庚午，有诏予郡，伯恭固辞，后十三日癸未，上对辅臣，因令王季海枢使问伯恭所编《文海》次第，伯恭乃以书进。二月四日壬辰，上又谕辅臣曰：“祖谦编类《文海》，采摭精详，可与除直秘阁。”又遣中使李裕文宣谕，赐银帛三百匹两。时方严非有功不除职之令，舍人陈叔进将缴之，先以白丞相赵公，公谕毋缴，叔进不从。七日乙未，辅臣奏事，上谕曰：“祖谦平日好名则有之。今此编次《文海》，采取精详，具如奏议之精，有益于治道。”于是批旨曰：“馆阁之职，文史为先。祖谦所进《文海》，采取精详，有益治道，故以宠之。可即命叔进草制。”制曰：“馆阁之职，文史为先。尔编类《文海》，用意甚深，采取精详，有益治道。寓直中秘，酬宠良多。尔当知恩之有自，省行之不诬，用竭报焉，人斯无议。”时益公为礼部尚书兼学士，其月十八日丙午，得旨撰《文海》序。四月三日辛卯，进呈，乞赐名，上问：“何以为名？”益公乞名《皇朝文鉴》，上曰：“善。”时序既成，将刻板，会有近臣密启云所载臣寮奏议，有诋及祖宗政事者，不可示后世，乃命直院崔大雅更定増损，去留凡数十篇，然迄不果刻也。张南轩时在江陵，移书晦翁曰：“伯恭好弊精神于闲文字中，徒自损何益。如编《文海》，何补于治道，何补于后学。徒使精力困于翻阅，亦可怜耳！且承当编此等文字，亦非所以承君德也。”

今《孝宗实录》书此事颇详，未知何人当笔，其词云：“初祖谦得旨校正，盖上意令校雠差误而已。祖谦乃奏以为去取未当，欲乞一就増损，三省取旨，许之。甫数日，上仍命磻老与临安教官二员同校正，则上意犹如初也。时祖谦已诵言，皆当大去取，其实欲自为一书，非复如上命，议者不以为可，磻老及教官畏之，不敢与共事，故辞不肯预，而祖谦方自谓得计，及书成，前辈名人之文，搜罗殆尽，有通经而不能文词者，亦以表奏厕其间，以自矜党同伐异之功，荐绅公论皆疾之，及推恩除直秘阁，中书舍人陈骙缴还，比再下，骙虽奉命，然颇诋薄之，祖谦不敢辨也。故祖谦之书，上不复降出云。”史臣所谓通经不能文词，盖指伊川也，时侂胄方以道学为禁，故诋伯恭如此，而牵联及于伊川。余谓伯恭既为词臣丑诋，自当力逊职名，今受之，非矣！黄直卿亦以余言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