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呂精義/外篇卷一
外篇卷一
○古今樂律雜說並附錄△辨蔡元定李照之失第一
序曰：蔡元定之律失之短，李照之律失之長，皆非中聲，故辨之。
蔡元定《律呂新書》引丁度之說曰：「古物之有分寸，明著史籍可以酬驗者，惟有法錢而已。周之圜法，歷代曠遠，莫得而詳。惟劉歆製銅斛之世所鑄錯刀並大泉五十，王莽天鳳元年改鑄貨布貨泉之類，不聞後世復有鑄者。檢詳《漢志》、《通典》、《唐六典》云：大泉五十，重十二銖，徑一寸二分。錯刀，環如大泉，身形如刀，長二寸。貨布，重二十五銖，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圓好徑二分半。貨泉，重五銖，徑一寸。今以大泉、錯刀、貨布、貨泉四物相參校，分寸正同。或有小大輕重與本《志》微差者，蓋當時盜鑄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當校其首足、肉好、長廣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則銅斛之尺從而可知也。」
其論周尺曰：「按此尺出於汲塚之律，與劉敵之斛最為近古，蓋漢去古未遠，古之律度量權衡猶在也。故班氏所誌，無諸家具同之論。王莽之制作雖不足據，然律度量衡當不敢變於古也。自董卓之亂，而樂律散亡，故杜夔之律圍徑差小，而尺因以長。苟勖雖定此尺，然其樂聲高急，不知當時律之圍徑又果何如也。意者，後世尺度之差，皆由律圍、徑之誤也。今司馬光所傳此尺者，出於王莽之法錢，蓋丁度所奏、高若訥所定者也。雖其年代久遠，輪郭不無消毀，然其大約當尚近之。後之君子，有能驗聲氣之元以求之古之律呂者，於此當有考而不可忽也。」
其論圍徑曰：「黃鍾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
又曰：「按：十二律圍徑，自先漢以前，傳記並無明文。惟《班志》云『黃鍾八百一十分』。由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然其說乃是以律之長自乘，而因之以十，蓋配合為說耳，未可以為據也。惟《審度》章雲『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嘉量》章則以『千二百黍實其龠』；《謹衡權》章則以『千二百黍為十二銖』；則是累九十黍以為長、積千二百黍以為廣可見也。夫長九十黍，容千二百黍，則空圍當有九方分，乃是屬十分三厘八毫，徑三分四厘六毫也，每一分容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以九十因之，則一千二百也。蓋十其廣之分以為長，十一其長之分以為廣，自然之數也。」
又曰：「夫律以空圍之同，故其長短之異可以定聲之高下。」「孟康不察，乃謂凡律圍徑不同，各以圍乘長而得此數者，蓋未之考也。」
其論九分為寸曰：「《淮南子》所謂『置一而十一三之』以為黃鍾之大數，即太史公所謂『置一而九三之以為寸法』者，其術一也。夫置一而九三之既為寸法，則七三之為分法，五三之為厘法，三三之為毫法，一三之為絲法，從可知矣。」「一寸九分，一分九厘，一厘九毫，一毫九絲，以之生十一律，以之生五聲二變。上下乘除，無所不通，蓋數之自然也。顧自淮南太史公之後，即無識其意者。如京房之六十律，雖亦用此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然乃謂不盈寸者十之，所得為分，又不盈分者十之，所得為小分，以其餘為強弱。不知黃鍾九寸，以三損益，數不出九，苟不盈分者十之，則其奇零無時而能盡，雖泛以強弱該之，而卒無以見強弱之為幾何。則其數之精微，固有不可得而紀者矣。」「蓋非有意於棄之，實其重分累析，至於無數之可紀，故有所不得而綠耳。夫自絲以下雖非目力之所能分，然既有其數，而或一算之差，則法於此而遂變，不以約十為九之法分之，則有終不可得而齊者。故惟南太史公之書，其論此也已詳，特房等有不察耳。司馬貞《史記》《索隱》注黃鍾八寸十分一云：『律九九八十一，故云八寸十分一。』《漢書》雲『長九寸』者，九分之寸也。此則古人論律，以九分為寸之明驗也。」【以上數條，元定書中最緊要者。】
謹按：黃鍾之長九寸者，縱黍九分之寸耳。太史公《律書》以為八寸十分一者是也。劉歆以為橫黍十分之寸，及《漢志》言九十分黃鍾之長者，皆非也。元定亦知以九約之為是，以十約之為非，乃於首章標雲「以《漢志》斛銘定」。何也？夫《漢志》本於劉歆所杜撰，漢斛出於王莽所偽造，奚足為百世師哉！元定之徒，固執九十黍之廣即黃鍾之長，而黃鍾之長實止縱黍八十一分耳。
蔡元定律法【籌以九為率，度用貨泉尺。】子：黃鍾長九寸。醜：林鍾長六寸。寅：太蔟長八寸。
卯：南呂長五寸三分。辰：姑洗長七寸一分。巳：應鍾長四寸六分六厘。午：蕤賓長六寸二分八厘。
未：大呂長八寸三分七厘六毫。申：夷則長五寸五分五厘一毫。酉：夾鍾長七寸四分三厘七毫三絲。戌：無射長四寸八分八厘四毫八絲。
亥：仲呂長六寸五分八厘三毫四絲六忽。△偽尺辨疑
舊說：晉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苟勖校大樂，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除。勖乃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製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呂，以調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塚，得古周時玉律及鍾磬，與新律聲韻闇同。於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鍾，吹律命之皆應。勖銘其尺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揆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日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強，西京望臬微弱，其餘與此尺同。』銘八十二字。此尺者，勖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苟勖造新鍾律，與古器諧韻，時人稱其精密。惟散騎侍郎陳留阮咸譏其聲高，聲高則悲，非興國之音，亡國之音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人困。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正至和之音，必古今尺有長短所致也。會咸病卒，武帝以勖律與周漢器合，故施用之。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不知所出何代，果長勖尺四分。時人服咸之妙，而莫能厝意焉。」【見《晉書》《律志》。】宋儒章如愚曰：「荀婦所製尺、銘，其制非不詳審，其銘非不周復，猶未免阮咸之誚。豈非極塚玉律乃魏襄王所製，未能盡合古制者耶？不然，春秋以來，權度已正，夫子不必發『謹權度』之語矣。」【見《山堂考索》。】
辨疑曰：偽周尺者，漢乎帝時劉歆所造，《隋志》謂之晉前尺，蓋以晉苟勖所定故也。至宋儒或謂之校漢錢尺，或謂之漢銅斛尺，名雖小異，理亦無錯，但不可直認為周尺耳。其謂之周尺者，不過因戰國時魏襄王塚中所獲玉律乃晚周之物，故云耳。夫晚周之物，豈可便謂成周之律度哉！魏自文侯已耽鄭衛而厭古樂，降至襄王，則其時世又可知也。梁武《鍾律緯》雲，古玉律八枚，惟夾鍾有題刻。然則餘無題刻明矣。而苟勖不知何故，舍有題之夾鍾，而求諸無題之姑洗、小呂。夫彼既無題，不能的知何律，但以勖之姑洗、小呂比較長短，與彼偶同，吹或應之，因謂相協耳。安知勖之此律，而非與彼他律應耶？何者？以其無題刻也。劉歆銅斛，王莽錢貨，固不足法，而西京望臬，建武銅尺，恐亦因仍莽歆之謬而為之，是亦不足法也。郡國所得漢時故鍾，尤不可信。按《漢》《禮樂志》云：「今漢郊廟詩樂，未著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於鍾律，而內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以此觀之，豈可信哉？故今從《隋志》，名此尺為晉前尺，未敢以為真周尺也。名為偽周尺，庶幾得之矣。
京房、劉歆、荀勖律尺，每寸十分。元定律尺，每寸九分。今於歆尺背麵除去一寸，止用九寸，每寸均作九分，每分九厘，是名蔡氏律尺。若造律管，以銅或竹，依蔡氏所算新分，及京氏所算舊分相校，始知二家長短無異，但所言分厘之數不同耳。其空圍內徑三分者，京氏、劉氏之法也；徑三分四厘六毫者，胡氏、蔡氏之法也。空徑之數，但依歆尺。蔡氏所謂徑圍之分，以十為法是也。按王莽本傳，偽天鳳六年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或聞其樂聲，曰：「清厲而哀，非興國之聲也。」此則劉歆所造之樂，其在當時已有是譏矣。荀勖復用其法，而阮咸譏之。王樸再用其法，而李照譏之。蓋劉歆荀勖王樸蔡元定四家之律，聲音高下相去不遠，為用貨泉之尺及《漢志》之法也。以縱黍尺古律較之，蔡氏黃鍾應古律之夾鍾，實高三律雲。
朱熹曰：「十二律皆在，隻起黃鍾之宮不得，所以起不得者，尺不定也。律管隻吹得中聲為定。若謂用周尺，或羊頭山黍，雖應準則，不得中聲，終不是。大抵聲太高，則焦殺；低，則盎緩。此不可容易杜撰。」又曰：「季通不能琴，他祇是思量得，不知彈出，便不可行。這便是無下學工夫，吾人皆坐此病。古人朝夕習於此，故以之上達不難。蓋下學中，上達之理皆具矣。」【並《見經世大訓》。】
謹按：世之言律者，多宗蔡元定，其法備載《性理書》中。朱熹因之著於《儀禮通解》，其說益詳明矣。然觀二子雖嘗著書，而實未嘗審定其音。蓋儒者所明，惟律之理耳；至於聽音，或未盡善，抑有其要而未之得也。夫審音乃樂律之本，豈徒空言已乎？故述其造律審音之要，並辨其可疑者焉。
以上辨蔡元定之律太短之失。【劉歆、荀勖、王樸、蔡元定律皆失之短。】
《文獻通考》曰：「宋仁宗景佑二年，時承平久，上留意禮樂之事。先是，判太常寺燕肅言，大樂製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王樸所造律準考按。乃命館職宋祁、李照同預。至是，肅等上所考定樂器。上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照：『樂何如？』照對：『樂音高。』命詳陳之。照言：『王樸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禁坊胡部樂高二律。擊黃鍾才應仲呂，擊夾鍾才應夷則，是冬興夏令，春召秋氣。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樸創意造律準，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鍾、鑄鍾無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相傳以為，唐舊鍾亦有樸所製者。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為律，復令神瞽協其中聲，然旁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復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鍾一篇，可使度量權衡協和。』詔許之。仍令就錫慶院鑄之。照請下潞州，求上黨縣羊頭山櫃黍，及下懷州河內縣取葭莩，製玉律以候氣。從之。照既鑄成編鍾一簷以奏禦，遂建議請改製大樂。取京縣櫃黍，累尺成律，鑄鍾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為法，乃下太常四律。照獨任所見，更造新器，而新聲極下。議者以為迂誕罷之。」又曰：「初，李照斥王樸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
臣嘗累黍考之，知宋尺與今營造尺大同小異。製管考之，知今太常寺所謂黃鍾者，與李照之黃鍾大同小異。【詳見尺圖條下。】
《玉海》曰：「李照所定黃鍾，律聲極下，樂工歌其韻，中無射倍聲。司諫韓琦言照樂不合古法，詔晏殊宋綬詳定。綬等言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無所考據，請復用和峴舊樂。詔悉仍舊制。」
李照律法。【筭以十為率，度用太府尺。】黃鍾長九寸。【凡律，空內皆經三分。】林鍾長六寸。太蔟長八寸。
南呂長五寸三分小分三強。【小分三者，謂三厘也。下文仿些。】姑洗長七寸一分小分一微強。應鍾長四寸七分小分四微強。蕤賓長六寸三分小分二微強。
大呂長八寸四分小分三弱。夷則長五寸六分小分二弱。夾鍾長七寸四分小分九微強。無射長四寸九分小分九強。
仲呂長六寸六分小分六弱。【以上見《後漢志》，即京氏所算也。】
謹按：《文獻通考》云：「李照改製大樂，取京縣櫃黍，累尺成律，鑄鍾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為法，乃下太常四律。」 是先有太府尺，而照欲求合耳，非照自造太府尺也。然則太府尺竟不知何人所製。範鎮以為黃帝之尺，雖未必然；蔡元定以為李照之尺，蓋亦誤矣。萬曆己卯歲，取羊頭山租黍縱累成尺，與漢錢尺互相較正，實與《宋志》所載分寸相同。夫自宋至今五百餘年，而黍與尺契合如故，豈非天地造化真理所寓者乎？律學之士，未可以忽之也。但李照範鎮之徒，惑於京房、劉歆之謬說，而不達淮南、太史公之妙論，遂使黃鍾之管縱長、周、徑及所容黍，俱不得其正，而致樂律之乖。此乃照等不善用尺，而非尺之弊也。誠依淮南太史公之法為之，則盡善盡美。而範鎮指此為黃帝之尺，亦不誣矣。蓋淮南太史公所謂黃鍾長九寸者，依古法以九分為寸，九寸乃八十一分也。照等所謂黃鍾長九寸者，依《漢志》以十分為寸，九寸乃九十分也，其相去遠矣。嘗以李照律與蔡元定所算之律吹而相較，果差五律。蔡之黃鍾，李之仲呂也；蔡之夾鍾，李之夷則也。大抵元定之律，即王樸之律耳。其算術雖不同，其音調實相類，蓋殊途而同歸者也。夫樸之樂，照已譏之矣，而照之樂亦不免於譏。何也？豈高者失之清，下者失之濁，皆非中正和平之樂歟？《山堂考索》謂：樸之樂比古樂高三律，其黃鍾應古之夾鍾。《玉海》謂：照之樂比古樂下二律，其黃鍾應古無射之倍聲。和峴、胡瑗之樂，比樸下一律，蓋以古之太蔟為其黃鍾，比真黃鍾猶高二律，其謬亦可見矣。或言：照律比太常下四律者，指和峴之樂而言也；或言：照樂比舊樂下三律者，指王樸之樂及私賂減銅者而言也。然則樸以夾鍾為黃鍾，若下樸三律，則得真黃鍾，而樂律皆正，其孰使然乎？是知樸照之聰而不如工師之聰，有以識夫中正和平之音矣。蓋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終不滅，樂亦竟不亡。患在律學諸儒不知而作，非理變亂之耳。若夫俗樂則不然也。初無繩準之拘，由人取便，求其所安，使歌聲雖高不至於氣竭，雖低不至於聲咽，自然而然，此正古人所謂中聲者也。禮失求諸野，其斯之謂乎！儒者於樂則異於是。蓋為律度所拘，不以人聲為恤。故《宋志》曰：「王樸編鍾聲律太高，歌者難逐，故四清聲置而弗用。李照新鍾，歌工病其太濁，私賂鑄工，使減銅齊，於歌乃協。」馬端臨謂：「學士大夫之說，卒不能勝工師之說。是樂雖曰變而實未嘗變。」蓋天理人心今古同然也。蔡元定謂：「萬寶常之樂，魏延陵之律，嘗以漢樂較之，漢樂音調至隋唐猶在也。」然則宋時古樂音調亦未嘗亡，是故李照之律雖以無射倍聲為律之首，其鍾磬則高二律，尚與古樂無殊。至魏漢津卒勝工師之說，始以無射倍聲命曰黃鍾矣。既經諸臣變更，而曲調名益乖舛。政和四年，詔改正而難遽革。故俗樂所稱黃鍾者，蓋宋人從時製以稱之耳，其實古無射也。無射為宮，則必以黃鍾為商，故俗樂謂商調為正宮，就黃鍾而言耳。黃鍾者，無射之商也。謂角調為商調，就太蔟而言耳。太蔟者，無射之角也。蓋俗人隻見音調落在黃鍾太蔟者，便謂宮商，而不知旋宮之法，宮商無定也。又，俗謂微調為中呂，中呂者無射之徵也。謂羽調為越調，越乃羽之訛也。俗名南呂調者，黃鍾之下羽也；仙呂調者，黃鍾之清宮也。欲觀諸調，以律定箏，彈之自見，非可以空言爭之也。苟能知律，則古今雅俗一以貫之矣。無射倍聲為均，蓋自周景王始。或問：「無射為之大林，何謂大林？」答曰：「黃鍾，律之首，管之最長、鍾之最大而濁者也。漸而短之小之，以生十一律，則無射應鍾為管之最短、鍾之最小而清者也。五聲次序論之，宮宜長大而濁，羽宜短小而清，此其常理。而旋宮之法，無射為宮則林鍾為之羽，宮短而羽長，羽濁而宮清，故律家相傳以林鍾子聲為無射之羽。景王則不然，使無射為宮者大於其羽，故曰『為之大林』，謂大於林鍾也。」若然，無射必用倍數，用倍數則反長大於黃鍾矣。夫律呂之用倍數，於理無妨也。但不可因無射大於黃鍾而遂改無射，強名曰黃鍾。故所係甚大，《左傳》《國語》言之最詳。有國家者，不可不慎。當時古律俱存，故單穆公伶州鳩可得而辨之。自李照之後，遂真以無射命為黃鍾矣，而古律又亡。世鮮知音者，孰能辨之哉！以上辨李照之律太長之失。【李照範鎮魏漢津冷謙律，皆失之長。】
《金史》《樂志》曰：「初，太宗取汴，得宋之儀章鍾磬樂簾，挈之以歸。皇統元年，熙宗加尊號，始就用宋樂。有司以鍾磬刻『晟』字者犯太宗諱，皆以黃紙封之。大定十四年，太常始議「歷代之樂各自為名，今郊廟社稷所用宋樂器犯廟諱，宜皆刮去，更為製名』。於是命禮部、學士院、太常寺撰名，乃取『太樂與天地同和』之義，名之曰太和。明昌五年，詔用唐宋故事，置所講議禮樂。有司謂：『雅樂自周漢以來止存大法，魏晉而後更造律度，訖無定論。至後周保定中，得古玉鬥於地中，以造尺律。其後牛弘以為不可，止用蘇綽鐵尺，至隋亦用之。唐興，因隋樂不改。及黃巢之亂，樂懸散失，太常博士殷盈孫以周法鑄鑄鍾、編鍾，處士蕭承訓等校石磬，合而奏之。至周顯德以黍定律，議者謂比唐樂高五律。宋初亦用王樸所製樂。時和峴以周顯德律音近哀思，乃依西京銅望臬、石尺重造十二管，取聲下王樸一律。景祐初，李照取黍累尺成律，以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遂下太常樂三律。皇祐中，阮逸胡瑗改造，止下一律。或謂其聲弇鬱不和，依舊用王樸樂。元豐間，楊傑參用李照鍾磬加四清聲，下王樸樂二律，以為新樂。元祐間，範鎮又造新律，下李照樂一律而未用。至崇寧間，魏漢津以範鎮知舊樂之高無法以下之，乃以時君指節為尺，其所造鍾磬即今所用樂是也。然以王樸所製聲高，屢命改作。李照以太府尺製律，人習舊聽，疑於太重。其後範鎮等論樂，復用李照所用太府尺，即周隋所用鐵尺，牛弘等以為近古合宜者也。今取見有樂，以唐初開元錢校其分寸亦同，則漢津所用指尺殆與周隋唐所用之尺同矣。漢津用李照範鎮之說而恥同之，故用時君指節為尺，使眾人不敢輕議。其尺雖為詭說，其制乃與古同，而清濁高下皆適中，非出於法數之外私意妄為者也。蓋今之鍾聲雖崇寧之所製，亦周隋唐之樂也。閱今所用樂律，聲調和平，無太高太下之失，可以久用』。上曰：『嘗觀宋人論樂，以為律主於人聲，不當泥於其器，要之在聲和而已。』於是命禮部符下南京，取宋舊工及鍾磬，擇其諧者用之。」
《元史》《樂志》曰：「太宗十年十一月，宣聖五十一代孫衍聖公元措來朝，言於帝曰：『今禮樂散失，燕京、南京等處，亡金太常故臣及禮冊樂器多存者，乞降旨收錄。』於是降旨，令各處管民官，如有亡金知禮樂舊人，可並其家屬徙赴東平，令元措領之。中統元年，召太常禮樂人至燕京，用新製雅樂享於祖宗。禮畢，命太常禮樂人復還東平。五年，太常寺言：『自古帝王功成作樂，樂各有名，盛德形容，於是乎在。伏都主上踐阼以來，留心至治，聲名文物，思復承平之舊。首敕有司，修完登歌宮懸、八佾樂舞，以備郊廟之用。若稽古典，宜有徽稱。謹按歷代樂名，黃帝曰《咸池》、《龍門大卷》，少昊《大淵》，顓頊《六莖》，高辛《五英》，唐堯《大鹹》、《大章》，虞舜《大韶》，夏禹《大夏》，商湯《大獲》，周武《大武》。降及近代，咸有厥名。宋總名曰《大晟》，金總名曰《大和》。今采輿議，權以數名，伏乞詳定。』中書省遂定名曰《大成之樂》。太常因言，亡金散失樂器若止於燕京拘括，似為未盡，合於各路各觀民家括之，庶省鑄造。於是奏檄各道宣慰司，括到鍾磬，送於太常。」
謹按：《金史》《元史》《樂志》所載歷代樂律制度，因革損益，來曆甚明。然則宋《大晟樂》，即方士魏漢津之所造，取徽宗指寸為律者也。朱熹所謂「崇宣之季，奸諛之會，黥涅之餘，不足以語天地之和」，指漢津而言也。其樂器等，汴京破，沒入金，改名《大和》；金亡入元，改名《大成》。元亡，樂歸於我。國初，斟酌元樂用之，雖更製章造器，而未嘗累黍驗律。見今太常雅樂及天下學宮所謂《大成樂》者，蓋漢津之律也。夫漢津之杜撰自不能服宋人之心，而金元以來返遵用之，無敢議其失者，理不可曉。近日建言之臣，科場之策，屢以為言，卒不見省，茲則好古知音之士尚抱歉焉。嘗讀山東鄉試程策，其議樂曰：「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即與陶凱諸臣親製九奏樂歌，詩章淮之古雅，聲調易諸胡靡，蓋洋洋盛矣。然累黍未明，七始未備，奉常講禮不講樂，博士習詩不習聲。論者猶然少之。」弘治初，儒臣丘濬撰《大學衍義補》，其論禮樂曰：「竊聞開國之初，太祖皇帝不遑他務，首以禮樂為急，開禮樂二局，徵天下耆儒宿學，分局以講究禮典樂律，將以成一代之制。然當草創之初，廢學之後，稽古禮文之事，諸儒容或有未足以當上意者。當時雖輯成《大明集禮》一書，然亦無所折衷，樂則未見有全書焉。古云：禮樂百年而後興。今承六聖太平之治，百有餘年於茲，所謂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制禮作樂者，茲其時歟！」濬又總論樂律之制，凡二千六百餘言，多可采者，文煩不載。夫濬為此論時，上距國初百二十年矣，下距今日又將百二十年。濬所望者，尚未之見。儻能得都如斯盛典，豈非莫大之幸也哉！是故倦倦編著此書，以俟知樂君子或有擇取者焉，則未必無小補云耳。
以上論歷代及勝國並我本朝見用之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