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呂精義/外篇卷四

外篇卷四

○古今樂律雜說並附錄△辨何妥陳陽之失第四

序曰：何妥知音而不知樂，陳陽知聲而不知音，所議皆非。故辨之。

《隋書》《樂志》曰：「開皇二年，尚因周樂，命工人齊樹提檢校樂府，改換聲律，益不能通。俄而柱國沛公鄭譯奏上，請更修正。於是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國子博士何妥等議正樂。然淪謬既久，音律多乖，積年議不定。譯立議以為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仍以其聲考校太樂。時邳國公世子蘇夔，亦稱明樂，駁譯曰：『《韓詩外傳》所載樂聲感人，及《月令》所載五音所中，並皆有五，不言變宮、變徵。又《春秋左氏》所雲「七音六律，以奉五聲。」準此而言，每宮應立五調，不聞更加變宮、變徵二調為七調。七調之作，所出未詳。』」

臣謹按：七音者，譬吹橫笛，六孔皆閉為一音，從尾漸開為六音，共為七也。夫橫笛到手必六指按之，雖愚夫皆知笛是七音，不可增損，則此七音從來有之，乃自然之理，非難知之事也。譯及萬寶常皆托得於胡人所傳，何哉？彼徒知神其說，以欺愚夫，殊不知反使愚夫詆七音為胡樂。其疑至今不決，非譯輩之罪歟？既有七音，宜有七調，而蔡元定謂二變不為調，蓋蘇夔故智也。且《史記》《荊軻傳》明載變徵為調，而夔以為所出未詳。近時何瑭劉濂又指《易水歌》為商調，豈別有所考歟！

「譯答之曰：【周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曆志，「天地人及四時，謂之七始」。黃鍾為天始，林鍾為地始，太蔟為人始，是為三始。姑洗為春，蕤賓為夏，南呂為秋，應鍾為冬，是為四時。四時三始，是以為七。今若不以二變為調曲，則是冬夏聲闕，四時不備。是故每宮須立七調。』眾從譯議。」

會稽季本著《樂律纂要》曰：「夫五聲得變，而後成均，猶四時得閏，而後成歲。此乃自然之理，雖聖人亦不得而增損之也。《通典》注謂：『自殷以前，止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蓋本《國語》七列七同而為之說耳。殊不知《國語》此言因七律而附會，非聲律之自然也。況《漢志》稱舜欲聞七始，則唐虞時固已有之，安得雲至周始加乎？」

臣謹按：七始二字，伏生以為出於舜世，其名義最古雅。但《漢志》以天地人及四時解之，則惟黃鍾一調可通，而餘均皆不通，恐非命名初意。臣嘗思之，夫十二律各自為均，每均之內凡有七音，古人謂之七始，何也？蓋律呂相生有始必有終，故七始而五終。始者，本也；終者，末也。故用其本，不用其末。朱熹所謂「律呂有十二個，用時隻使七個」是也。假如黃鍾之均，則黃生林，林生太，太生南，南生姑，姑生應，應生蕤，此所謂七始也。蕤生大，大生夷，夷生夾，夾生無，無生仲，此所謂五終也。又如大呂之均，則大生夷，夷生夾，夾生無，無生仲，仲生黃，黃生林，此所謂七始也。林生太，太生南，南生姑，姑生應，應生蕤，此所謂五終也。餘均皆仿此。《孔子家語》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此之謂也。五終，古人謂之五降，有圖已見《內篇》。「譯又與夔俱云：『案今樂府黃鍾，乃以林鍾為調首，失君臣之義；清樂黃鍾宮，以小呂為變徵，乖相生之道。今請雅樂黃鍾宮，以黃鍾為調首，清樂去小呂，還用蕤賓為變徵。』眾皆從之。」

臣謹按：今太常笙，「尺」字簧長，「合」字簧短，此所謂林鍾為調首也。譜有「上」字而無「勾」字，此所謂小呂為變徵也。自隋以前如此，非始於近代也，蓋亦有說焉。林鍾為調首者，古稱下徵是也。今民間笛六孔全閉低吹為尺，即下徵也。徵下於宮，故曰下徵，即林鍾倍律聲也。從尾放開一孔低吹為工，即下羽也。羽下於宮，故曰下羽，即南呂倍律聲也。放開二孔低吹為凡，即應鍾倍律聲。放開三孔低吹為合，即黃鍾正律聲。放開四孔低吹為四，即太蔟正律聲。放開五孔低吹為一，即姑洗正律聲。六孔全開低吹為勾，即蕤賓正律聲。此黃鍾之均七聲也。其林鍾、南呂、應鍾正律之聲，及黃鍾、太蔟、姑洗半律之聲，開閉同前，但高吹耳。臣謂民間之笛，蓋古人遣法也。其宮商有清濁，而徵羽有上下。下徵二字見《晉書》《宋書》《志》及《文選》注。夫一調內下有倍律濁聲，上有半律清聲，則黃鍾為中聲明矣。管仲所謂徵數一百八，羽數九十六，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角數六十四，徵羽之數多，宮商角之數少，即此理也。近世律家不明此理，往往強作解事，指黃鍾為最濁，似是而實非也。今太常笛六孔全閉為合，擬黃鍾之正律；六孔全開為凡，擬應鍾之正律。譯等所改即此笛耳。彼徒能改笛而不能改笙。今笙所存者，古人遺法也。以理論之，黃鍾之均無仲呂，有蕤賓。譯等以為去仲呂用蕤賓，其議是也；去林鍾倍聲則非也。

「夔又與譯議，欲累黍立分，正定律呂。時以音律久不通，譯夔等一朝能為之，以為樂聲可定。而何妥舊以學聞，雅為高祖所信。高祖素不悅學，不知樂，妥又恥己宿儒，不逮譯等，欲沮壞其事。是時競為異議，各立朋黨，是非之理，紛然淆亂。或欲令各修造，待成，擇其善者而從之。妥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高祖張樂試之。遂光說曰：『黃鍾者，以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高祖曰：『滔滔和雅，甚與我心會。』妥因陳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高祖大悅，班賜妥等修樂者。自是譯等議寢。」「九年平陳，獲宋、齊舊樂，詔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陳太樂令蔡子元、於普明等，復居其職。牛弘遂又請依古五聲六律，旋相為宮。雅樂每宮但一調，唯迎氣奏五調，謂之五音。縵樂用七調，祭祀施用。各依聲律尊卑為次。高祖猶憶妥言，注弘奏下，不許作旋宮之樂，但作黃鍾一宮而已。故隋代雅樂，唯奏黃鍾一宮，郊廟饗用一調，迎氣用五調。舊工更盡，其餘聲律，皆不復通。」

《文獻通考》：「致堂胡氏曰：『音五爾，而律呂十有二。猶十二支而配十幹，所以變而不窮也。律呂，陰陽也，闕一則不和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今獨奏黃鍾而不用餘音，是有君而無臣、無民、無事、無物，其為君也，不亦亢乎？何妥，佞人也，逢迎周宣立五後者，隋文豈不知之，而命以典樂。妥能探其主猜防克忌之微，而尊隆君道，寓意於黃鍾。帝果悅而從之，遂使古樂盡廢。後世無所考焉，其害豈不甚哉！』」

《唐書》《樂志》曰：「自漢魏之亂，晉遷江南，中國遂沒於夷狄。至隋滅陳，始得其樂器，稍欲因而有作，而時君褊迫，不足以堪其事。故終隋之世，所用者黃鍾一宮而已。唐興即用隋樂。武德九年，始詔太常少卿祖孝孫、協律郎寶璉等定樂。初，隋用黃鍾一宮，惟擊七鍾，其五鍾設而不擊，謂之啞鍾。唐協律郎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為十二律，高祖命與孝孫吹調五鍾，叩之而應，由是十二鍾皆用。孝孫又以十二月旋相為六十調、八十四聲。其法，因五音生二變，因變徵為正徵，因變宮為清宮。七音起黃鍾，終南呂，迭為鋼紀。黃鍾之律，管長九寸，王於中宮土。半之，四寸五分，與清官合，五音之首也。加以二變，循環無間。故一宮、二商、三角、四變徵、五徵、六羽、七變宮，其聲繇濁至清為一均。凡十二宮調，皆正宮也。正宮聲之下，無復濁音，故五音以宮為尊。十二商調，調有下聲一，謂宮也。十二角調，調有下聲二，宮、商也。十二徵調，調有下聲三，宮、商、角也。十二羽調，調有下聲四，宮、商、角、徵也。十二變徵調，居角音之後，正征之前。十二變宮調，在羽音之後，清官之前。雅樂成調，無出七聲，本宮遞相用。唯樂章則隨律定均，合以笙、磬，節以鍾、鼓。樂既成，奏之。」

臣謹按：《唐志》謂：宮聲之下無復濁音，惟論黃鍾之均則可，餘均則不通矣。律家以清濁二字論宮商角徵羽者，蓋非知音者也。且如應鍾之均，夷則為羽，無射為變宮，皆濁於正宮，亦自然之理耳。惑者欲以夷則無射子聲代之，非也。

《文獻通考》曰：「周世宗顯德六年，樞密使王樸上疏曰：『臣聞樂作於人心，成聲於物，聲氣既和，反感於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數，九者成數也。是以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之聲，為樂之端也。半之，清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以損益之，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黃鍾，聲之總數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為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於八音，著之於歌頌，將以奉天地，事祖宗，和君臣，接賓旅，恢政教，厚風俗，以其功德之形容告於神明，俾百代之後知邦國之所由行者也。』」

臣謹按：世儒談樂者，往往譏王樸，然樸之失在於信用班固《漢志》，誤以莽尺為周制耳。除此之外，未可輕譏之也。蓋樸亦一代之奇才，且如此段議論，十二變而復黃鍾之一言，足以度越諸家矣。自漢京房至今，皆守往而不返之說，惟樸獨參透，遂不用舊說，此豈他人所能及哉！故特表而出之，庶使後世學者不可以其所短而廢其所長也。「『宗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宮聲廢。洎東漢雖有太常丞鮑鄴興之，亦人亡而音息，無嗣續之者。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黃鍾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唯用七聲，其餘五調謂之啞鍾，蓋不用故也。唐太宗有知人之明，善復古道，乃用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而旋宮八十四調復見於時，在懸之器方無啞者。所以知太宗之道與三五同功焉。安史之亂，京都為墟，器之與工，十不存一，所用歌奏，漸多紕繆。逮乎黃巢之餘，工器俱盡，購募不獲，文記亦亡，集官酌詳，終不知其制度。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案《周官》《考工記》之文，鑄鍾十二，編鍾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懸者是也。雖有樂器之狀，殊無相應之和。逮乎偽梁後唐，曆晉與漢，皆享國不遠，未暇及於禮樂。至於十二鑄鍾，不問聲律宮商，但循環而擊之，編鍾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七聲，作黃鍾之宮一調亦不和備，其餘八十三調於是乎泯滅。樂之缺壞，無甚於今。』」

臣謹按：歷代樂家得失，此段載之甚明，但觀此文，不必細考他書，亦知其大概矣。「『遂依周法，以櫃黍校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為黃鍾之管，與見在黃鍾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為眾管至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弦，宣聲長九尺，張弦各如黃鍾之聲。以第八弦六尺設柱如林鍾，第三弦八尺設柱為太蔟，第十弦五尺三寸四分設柱為南呂，第五弦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為姑洗，第十二弦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為應鍾，第七弦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為蕤賓，第二弦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為大呂，第九弦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為夷則，第四弦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為夾鍾，第十一弦五尺一分設柱為無射，第六弦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為仲呂，第十三弦四尺五寸設柱為黃鍾之清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為均，為均之主者惟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奉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歌奏之曲，由之出焉。旋宮之聲久絕，一日而補出，臣獨見恐未詳悉，望下中書門下，集百官及內外知音者，較其得失，然後依調製曲。』」【以上二段皆王樸疏）。】

臣謹按：《後漢志》載京房之說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又曰：「截管為律，吹以考聲，列以物氣，道之本也。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之聲，明暢易達，分寸又粗。然弦以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也。均其中弦，令與黃鍾相得，案畫以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者矣。」樸之準，蓋出於房也。二家之法頗煩瑣而難用。臣嘗自造一物，形如界尺，厚如半指，一頭寬者高如瑟柱，一頭窄者低如瑟嶽，長如瑟身之半，均作九段，命為九寸，寸內均作九分，分內均作九厘，擬軒轅氏古尺也。依新法或舊法各律之長，而刻如階級焉，置於瑟中弦之下，以代瑟柱。吹黃鍾正律之聲，以定中弦，按其刻處彈之，內外二十四弦由此定矣。比諸房樸之準，庶幾筒而易行，附載於此。

《宋史》《樂志》曰：「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與參議阮逸所上編鍾四清聲譜法。竊以律呂旋宮之法既定以管，又製十二鍾準為十二正聲，準正聲之半，以為十二子聲，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鍾。子聲即清聲也。其正管長者為均，自用正聲；正管短者為均，則通用子聲而成五音。然求聲之法，本之於鍾，故《國語》所謂「度律均鍾」者也。其編金石之法，則歷代不同，或以十六為一虞者，是謂「縣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為一虞，則清、正之聲備。故唐制以十六枚為小架，二十四為大架，天地、宗廟、朝會各有所施。今太常鍾縣十六者，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鍾至夾鍾四清聲，雖於圖典未明所出，然考之實有義趣。蓋自夷則至應鍾四律為均之時，若盡用正聲，則宮輕而商重，緣宮聲以下，不容更有濁聲。一均之中，宮弱商強，是謂陵僭，故須用子聲，乃得長短相敘。自角而下，亦循茲法。故夷則為宮，則黃鍾為角；南呂為宮，則大呂為角；無射為宮，則黃鍾為商、太蔟為角；應鍾為宮，則大呂為商、夾鍾為角。蓋黃鍾、大呂、太蔟、夾鍾正律俱長，並當用清聲，如此則音律相諧而無所抗，此四清鍾可用之驗也。至他律為宮，其長短、尊卑自序者，不當更以清聲間之。自唐末世，樂文墜缺，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即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五器本有清聲，填、篪、竽、築、瑟五器本無清聲，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黃鍾清聲。臣等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為宮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於絲、竹等諸器舊有清聲者，令隨鍾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創意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為律，明人皆可及。若強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別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衛，不可用。』詔可。」

《文獻通考》曰：「宋仁宗明道初，改製大樂，命集賢校理李照等預議，翰林學士馮元等同共討論。時太常鍾磬每十六枚為一簷，而四清聲相承不擊。照因上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鍾，則哀思邪辟之聲無由而起也。』元等駁之曰：『聖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鍾，又設黃鍾至夾鍾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其四清之意，蓋為夷則至應鍾四宮而設也。夫五音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不相淩，謂之正；迭相淩，謂之慢；百五之不易也。聲重大者為尊，輕清者為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為君治，物為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謂臣民相避以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鍾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為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淩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鍾磬十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法所載。欲損為十二，惟照獨見。臣以為且如售製便。』帝令權用十二枚為一格，且詔曰：『俟有知音者能考四鍾，協調清濁。有司別議以聞。』」

「神宗元豐三年，詔劉幾範鎮楊傑詳定大樂。初，傑言大樂七失，其二曰：『八音不諧，鍾磬缺四清聲。虞樂九成，以簫為主；商樂和平，以磬為依；周樂合奏，以金為首。鍾磬簫者，眾樂之所宗，則天子之樂用八；鍾磬簫，眾樂之本，乃倍之為十六。且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為君父，應聲輕清為臣子，故其四聲曰清聲，或曰子聲也。李照議樂，始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也，八音何從而諧哉？今巢笙和笙，其管十九，以十二管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為應聲，用之已久而聲至和，則編鍾磬簫宜用四子聲，以諧八音。』帝乃下鎮幾參定。鎮作律尺等，欲圖上之。而幾之議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其樂大抵即李照之舊而加四清聲。遂奏成，第加恩齎，而鎮謝曰：『此劉幾樂也，臣何預焉！』」

「哲宗元祐間，範鎮為《樂論》上之。其論鍾曰：『清聲者，不見於經，惟《小胥》《注》云：「鍾磬者，編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簾，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聲，其聲愈高，尤為非是。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用。至劉幾用之，與鄭衛無異。』楊傑著《元祐樂議》以破鎮說，曰：『按編鍾編磬十六，其來遠矣，豈獨見於《周禮》《小胥》之《注》哉！漢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濱得古鍾十六枚，帝因是陳禮樂雅頌之聲，以風化天下。其事載於《禮樂志》，不為不詳。豈因劉幾然後用哉？且漢承秦，秦未嘗製作禮樂，其稱古磬十六者，乃二帝三王之遺法也。其王樸樂內編鍾編磬，以其聲律太高，歌者難逐，故四清聲置而不用。及神宗朝下二律，則四清聲皆用而諧協矣。《周禮》曰：「鳧氏為鍾，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則清聲豈不見於經哉！今鎮簫、笛、填、篪、巢笙、和笙獻於朝廷，簫必十六管，是四清聲在其間矣。自古無十二管之簫，豈《簫韶》九成之樂已有鄭衛之聲乎？』禮部太常亦言鎮樂法自係一家之學，難以參用，而樂如舊制。」

陳陽《樂書》曰：「先王制十有二律，倡和清濁，迭相為經，而清濁之聲未嘗偏勝也。孰謂十二律之外復有四清聲乎？為是說者，非古也，其隋唐諸儒附會之說歟！彼其所據者，唐之正史、通禮、《會要》、令式、《通典》、義纂、義羅之類，特一人之私說，非有本於聖人之經、天下之公論也。世之廣其說者，不過謂臣民相避以為尊卑也。鍾磬之簏以無射為宮，則黃鍾為商，太蔟為角。無射，君也，管長四寸九分；黃鍾，臣也，乃長九寸；太蔟，民也，亦長八寸。若用正聲，則民與臣聲皆尊，而君聲獨卑。必須用黃鍾四寸五分、太蔟四十之清，以答無射之律，則君尊於上，臣卑於下，民役其令矣。是不知十二律以黃鍾為君，非所以為臣也。今夫黃鍾之律，冠十二律之首，正位於北而面南，所以寓人君向明而治之意，而十有一律莫敢與之抗矣。是君聲常尊而臣民之聲常卑，天地自然之道也。安有君臣與民相避以為尊卑之理乎？彼謂黃鍾至夾鍾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其四者之意，蓋為夷則至應鍾四宮而設。既謂黃鍾至夾鍾為清，又謂為夷則至應鍾而設，是兩四清也。至於論琴瑟笙竽，又益四清而為十二清聲，是十六律之說，果不足以勝十二月矣。又況既有黃鍾矣，又有黃鍾清焉，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臣竊觀聖朝嘗命有司考正鍾律，遍問大樂諸工，俞言每朝饗祭祀，唯傳舊法，用正聲十二，其四清聲多不能考擊，是太常之樂名用四清，實用十二律也。李照據《周禮》《典同》而論之，謂十二鍾之外，其餘四鍾皆足清聲，非中聲，乃鄭衛之樂也。若去四清之鍾，則哀思邪辟之聲無由而起，何知樂之深耶！」

又曰：「五聲者，樂之指拇也。二變者，五聲之駢枝也。駢拇枝指出乎形而侈於形，存之無益也，去之可也。二變出乎五聲而淫於五聲，存之亦無益也，削之可也。蓋五聲之於樂，猶五星之在天，五行之在地，五常之在人也。五聲可益為七音，然則五星、五行、五常亦可益而七之乎？其說必不行矣。先儒必為是說者，蓋有原焉。《左氏傳》曰：『為之七音以奉五聲。』周語載：『武王伐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自鶉及駟七列，南北之揆七同。』《楚語》述先王之祀有七事，而以天、地、民、四時之務當之。《書大傳》述聖王巡十有二州，論十有二俗，以定七始，而以七統當之。漢焦延壽、京房、鄭康成之徒，謂黃鍾為宮，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是謂七始。班固又從而附會之，謂舜『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汝聽。』是其說始於《夏書》，而蔓衍於《左傳》《國語》《書傳》《漢志》，是不知《書》之『在治忽』有五聲而無七始，《國語》之『七同』有四宮而無徵也。左氏為七音之說，蓋八音耳，八音以土為主，而七音非土不和。故《書曰》之《益稷》、《禮》之《樂記》，其言八音，皆虛其土，猶大衍之數，虛其一也。大衍之數虛其一，無害為五十，七音之數虛其上，無害為八音也。若以七音為二變在焉，是以五聲奉五聲，豈其理歟？臣嘗讀《後》《周史》，武帝時有龜茲人白籍入國。最善為胡琵琶。聽其所奏之調有七音，一曰婆陁力，二曰雞識，三曰沙識，四曰沙侯，五曰加濫，六曰般瞻，七曰俟利筆，以應七律之音，合為八十四調。又知二變之聲出於夷音，非華音也。蘇夔素號知音，嘗援《韓詩外傳》樂聲所感及《月令》五音所中，並皆有五，不聞更加變宮變徵，是欲以夏變夷，不欲以夷音變夏樂也。若夔者，可謂知五聲之本矣。今夫天無二日，土無二君，宮既為君而又有變宮，是二君也。害教莫甚焉，豈先王制樂之意哉！」

又曰：「人感物以形聲，聲本無而為有，故五聲之別，宮為上平聲，商為下平聲，角為入聲，徵為上聲，羽為去聲。知此可與言聲律矣。先儒一宮二商三角四變徵五徵六羽七變宮之說，一何妄邪！」

臣謹按：《樂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謂之樂。」唐楊收謂二變亦曰比，蓋變與比名義皆出《樂記》，非始於近代也。夫樂有所謂聲者，有所謂音者，何也？單出曰聲，宮商角徵羽是也；雜比曰音，變宮變徵是也。聲音二義相兼，所謂樂也。然聲之為義，淺而易解；音之為義，深而難解。故曰：「惟君子為能知樂。誠哉言也。古者旋宮之法，必用二變四清而後成均。宋李照之為樂，既黜四清，而陳陽之著書，復擠二變。此古所謂知聲而不知音者也。陽著《樂書》凡若干萬言，而無絲毫裨補於樂，紛紛饒舌，徒欲沮壞旋宮之法而已。此所謂不知音而不可與言樂者也。先儒惟朱熹最知樂，其次則蔡元定，所論皆有理。今載二家成說，以破陳陽之謬。

朱熹《文集》載其與門人論樂律，書曰：「凡十二律，各以本律為宮而生四律。如黃鍾為宮，則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是黃鍾一均之聲也。若林鍾為宮，則南呂為商，應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是林鍾一均之聲也。各就其宮以起四聲，而後六十律之聲備。非以黃鍾定為宮，太蔟定為商，姑洗定為角，林鍾定為徵，南呂定為羽也。但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為十二律長短之次；宮、商、角、徵、羽為五聲長短之次。黃鍾一均，上生下生長短皆順，故得各用其全律之正聲。其餘十一律則有半聲。孔《疏》蓋知此法，但言之不詳耳。半律，杜氏《通典》謂之子聲者是也。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而唯存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律。有四清聲，即此半聲是也。變宮、變徵始見於《國語》《注》中及《後漢》《樂志》，乃十二律之本聲，自宮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如黃鍾為宮，則第六變得應鍾為變宮，第七變得蕤賓為變徵。如林鍾為宮，則第六變得蕤賓為變宮，第七變得大呂為變徵是也。凡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內，通前五聲合為七聲。祖孝孫王樸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調者，蓋每律各添此二聲而得之也。但畫一圖，朝夕看誦，仍於指掌間輪之，久久自熟，乃見其妙。此又可驗，凡事皆然，別無奇巧，祇是久而習熟，便是妙處也。」

熹文集又曰：「蓋建樂立均之法，諸律相距間皆一律，而獨宮羽、徵角之間各間二律。相距既遠，則其聲勢隔闊而有不能相通之患。然猶幸其隔八之序，五聲既備，即有二律介於宮羽、徵角之間，於是作樂者因而取之，謂之二變。然後彼四聲者，乃得連續無間，而七均備焉。是亦律呂性情自然之變有如此者，而非人力所能為也。然非古之哲人機神明鑒，有以盡其曲折之微，則亦孰能發其精蘊著為明法，以幸後世之人哉！深究其端，殆未易以常理論也。」熹語錄曰：「宮、商、角、徵、羽與變宮變徵，皆是數之相生，自然如此，非人力所加損，此其所以為妙。問：『既有宮商角徵羽，又有變宮變徵，何也？』曰：『二者是樂之和，相連接處。』」

蔡元定《律呂新書》曰：「按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征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也。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為調也。」

又曰：「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征之間有變徵，此亦出於自然。左氏所謂七音，《漢前志》所謂七始是也。然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畢曲，為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比於正音，但可以濟五聲之所不及而已。然有五音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也。」

臣謹按：四清二變，古今樂家為之說者眾矣。然惟馮元楊傑朱熹蔡元定四人之說得之。元之議四清曰：「原其四清之意，蓋為夷則至應鍾四宮而設也。夫五音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不相淩，謂之正；迭相淩，謂之慢，百王之不易也。聲重大者為尊，輕清者為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為君治，物為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謂臣民相避以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鍾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為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淩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傑之議二變曰：「律各有均，均有七聲，更相為用。協本均則樂調，非本均則樂悖。今黃鍾為宮，則太蔟、姑洗、林鍾、南呂、應鍾、蕤賓七聲相應，謂之黃鍾之均。餘律為宮同之。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君者，法度號令之所出，故宮生徵；法度號令所以授臣而承行之，故徵生商；君臣一德以康庶事，則萬物得所，民遂其生，故商生羽，羽生角。然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而遷則失常，故商角羽無變聲。君總萬化，不可執以一方；事通萬務，不可滯於一隅：故宮微有變聲。」熹及元定所議亦然。陳陽獨不然，謂雅樂隻用五聲十二律，不用二變及四清，譬如天之五星，人之五常，豈可七哉！殊不知五星之與日月為七政，與孛、羅計為九曜。五常之名，有禮無樂，有智無勇，有仁無孝，有義無忠，有信無恕，豈可便謂忠恕之類皆如駢拇枝指而非五常之正耶？又如青龍、白虎、朱雀各一，而玄武龜、蛇為二；肝心脾肺各一，而腎與命門為二。龜與腎屬水，而蛇與命門屬火，皆自然之理而不可去也。二變之不可去亦如此。然陽之謬說，今人多惑之，是所謂不知音不可與言樂者也。籲！旋宮之說尚矣！《大司樂》及《禮運》皆有明文。大儒若朱熹輩皆不敢非之，而近代為律呂之學者，乃舍周孔朱蔡之成法而不遵，惟妥陽腐儒之是信，非惑之甚者乎？故不可以不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