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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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錄(一)~(四)
作者：王白淵

萬頃雲濤立海灘，天風浩蕩白鷗間。舟人那識傷心地，惟指前程是馬關。

這篇傷心的詩，係吳保初先生過馬關的時候，想起當年的國恥做成的，其無盡的傷感，無量的含恨使讀者永遠地不能忘去。我起初讀過這篇的時候，感著滿腹的辛酸，而不禁流淚。這民族的傷感，有帶著難說的淒涼。

自馬關條約以來，中國民族的命運真是有一落千仗之慨，這四萬萬民族的遭殃，當然很深刻地落在我們的身上來。俄國有一種傳說，說：『俄國有一個地方的山野，至秋深青葉落盡的時候，不知從何處漂來一種難說的花香，但這『妖魔之花』的本體，是不容易看到的。一旦不幸見到，則那人就要發狂了！』這是俄國帝制時代的傳說，我覺得很有帶著人生的深義。文豪杜斯杜要扶斯基亦有一篇小說叫做『著魔的人們』，描寫莎皇專制下的俄國青年，好像發狂一樣地向著革命前進。我想這般青年都是不幸看著這「妖魔之花」的人。

有人說『歷史的悲劇，是比任何底個人的悲劇，更加深刻的』--我們臺灣雖是四面環海的小島，但是由其歷史看來，這三百年來的短短時間，不是帶著滿身血痕的情形嗎？我記得童年的時候，我的父親常常講「林爽文」的故事給我聽，林爽文是一位很漂亮的美男子，又是清朝治下的叛頭。他的故鄉離我的地方不遠，所以關於他的傳說亦特別的多，因為這樣，所以他的一生很深刻地記在我的心上。在殖民地長大的人，都一樣地帶著民族底憂鬱病，這樣的病在日本治下是無藥可醫的，我時常在這病症將發的時候，就想起「林爽文」來和我作伴。他的風度，他的浪漫斯，他的革命之成敗，就好像革命詩人拜倫一樣，很使人家同情，很使年青的人懷念。

十六歲的時候，我進臺北師範念書，那時我還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學生。這時代是第一次歐洲大戰告終的時期，世界是充滿著民族自決主義，自由主義的時代，所以臺灣的社會亦受其影響，鐵鎖亦放長了一點，以前的武官總督亦換了一位文官的田總督，民政長官亦多少帶著自由主義色彩的下村宏。地方又施行假自治，所以臺灣好像受了一段解放的樣子，民族資本亦抬頭起來。林獻堂先生等在這歷史的間隙跳出來，開始民族主義運動，組織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要求六三問題的撤回，而引起臺灣民眾的注目。但是這無武力背景的合法運動，亦受日本帝國主義陰陽兩種的壓迫。

那時候我還在臺北師範裡，不管世事，又不懂社會，天天只有念書打網球。但是一年又一年，我亦快要畢業，不得不離開學堂進社會，這是我進人生苦海的頭一步，又是慢慢地來了解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和它死滅的原理。

臺北師範從前叫做國語學校，是總督府創辦的特殊學堂。日本的統治者因為須要他的手足，領臺後馬上就開設一個國語練習所，開始教授日語日文。這講習所後來改做國語學校，專門養成師資和實業人材。那時候，就是二十數年前說起，教育機關只有這個國語學校和醫學校而已，所以這兩個學堂，就是當時青年的登龍門。因為這樣的關係，這兩個學堂真是不容易考進去。

我十六歲的時候，畢業於鄉下的公學校，即小學，就馬上考進去。那時候我碰到一位半生的盟友，他的名字叫做謝春木，就是後日的謝南光。他的鄉里和我的地方不遠，特別是學堂裡的位置排在隔壁，所以我和他天天一同睡，一同吃，一同玩。他因為父親早已逝世的關係，曾受旁邊種種的冷遇，有一次他對我說：「我沒有天真的童年時代啊！」所以他很早熟。在師範二年級的時候，就耽讀哲學等的高級書籍。有一次他拿一本哥德的「浮士德」耽讀著，但是那時候我還不知道「浮士德」是什麼東西。他一方面很懷疑著日本的政治，我的同學們，到了將畢業的時候，拍了一張假裝的照片以為留念。那時候我裝做一個西裝的女人，一位同學裝做卓別憐，還有一位裝做算命先生，其他各色各樣，老謝和另外的一位同學，裝做了一個很有趣的場面。老謝穿著一副臺灣服，雙手拿著一輪腳踏車，做將要出發的姿勢，車子的後方掛了一個招牌，寫了「提高臺灣的文化」的字樣，前面有一個同學裝做日人，站在那邊不肯給他走，車子的前面亦一樣，掛了一個招牌，寫著「不，再等一些罷！」的字樣。這張照片我時常帶在身邊，以為勉勵之資。

我和老謝的交情，不單在臺灣，有時在東京，有時在上海。在東京的時候，我們常常在一起，那時候他在東京高師念書，我在東京美專研究藝術。後來又在上海一同幹華聯通訊社等的工作，一直到八一三事變發生之前。但是歷史的悲劇使我和他分開了，日本帝國主義底殘暴和侵略，使大上海三百萬市民一齊蹶起。向敵人怒吼的八一三事變發生的一個禮拜前，他說要到廣西找李宗仁將軍去，特來和我直辭，就此以後到現在，我竟沒有見過他。我參加抗戰，為祖國做了一點事情。但因種種的關係，大上海被敵人占領後，我還不能離開上海，暫留法租界。因此被日警捕獲，押回臺灣，被判定六年的徒刑，關在臺北監獄，一直到去年才回復自由。

抗戰中聽說老謝在重慶，為臺灣解放相當貢獻。風說他在重慶的廣播電臺，明白地說他是謝春木，向臺灣民眾做激動的演講，又風說他跟蔣委員長參加開羅會談等，關於他的風說非常的多。直到八月十五號，日本無條件降伏後，關於他的風評更且厲害了。有人說他在上海被害，有人說要回來做民政處長。民政處長一發表，又風說他要做警務處長。因此許多的臺胞來找我，好像我亦做了一位要人一樣，弄到神經衰弱。但他竟沒有回來，其中當然有種種的理由，但大概是因為他自己的事情，不能離開的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