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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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录(一)~(四)
作者：王白渊

万顷云涛立海滩，天风浩荡白鸥间。舟人那识伤心地，惟指前程是马关。

这篇伤心的诗，系吴保初先生过马关的时候，想起当年的国耻做成的，其无尽的伤感，无量的含恨使读者永远地不能忘去。我起初读过这篇的时候，感著满腹的辛酸，而不禁流泪。这民族的伤感，有带著难说的凄凉。

自马关条约以来，中国民族的命运真是有一落千仗之慨，这四万万民族的遭殃，当然很深刻地落在我们的身上来。俄国有一种传说，说：‘俄国有一个地方的山野，至秋深青叶落尽的时候，不知从何处漂来一种难说的花香，但这‘妖魔之花’的本体，是不容易看到的。一旦不幸见到，则那人就要发狂了！’这是俄国帝制时代的传说，我觉得很有带著人生的深义。文豪杜斯杜要扶斯基亦有一篇小说叫做‘著魔的人们’，描写莎皇专制下的俄国青年，好像发狂一样地向著革命前进。我想这般青年都是不幸看著这“妖魔之花”的人。

有人说‘历史的悲剧，是比任何底个人的悲剧，更加深刻的’--我们台湾虽是四面环海的小岛，但是由其历史看来，这三百年来的短短时间，不是带著满身血痕的情形吗？我记得童年的时候，我的父亲常常讲“林爽文”的故事给我听，林爽文是一位很漂亮的美男子，又是清朝治下的叛头。他的故乡离我的地方不远，所以关于他的传说亦特别的多，因为这样，所以他的一生很深刻地记在我的心上。在殖民地长大的人，都一样地带著民族底忧郁病，这样的病在日本治下是无药可医的，我时常在这病症将发的时候，就想起“林爽文”来和我作伴。他的风度，他的浪漫斯，他的革命之成败，就好像革命诗人拜伦一样，很使人家同情，很使年青的人怀念。

十六岁的时候，我进台北师范念书，那时我还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学生。这时代是第一次欧洲大战告终的时期，世界是充满著民族自决主义，自由主义的时代，所以台湾的社会亦受其影响，铁锁亦放长了一点，以前的武官总督亦换了一位文官的田总督，民政长官亦多少带著自由主义色彩的下村宏。地方又施行假自治，所以台湾好像受了一段解放的样子，民族资本亦抬头起来。林献堂先生等在这历史的间隙跳出来，开始民族主义运动，组织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要求六三问题的撤回，而引起台湾民众的注目。但是这无武力背景的合法运动，亦受日本帝国主义阴阳两种的压迫。

那时候我还在台北师范里，不管世事，又不懂社会，天天只有念书打网球。但是一年又一年，我亦快要毕业，不得不离开学堂进社会，这是我进人生苦海的头一步，又是慢慢地来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它死灭的原理。

台北师范从前叫做国语学校，是总督府创办的特殊学堂。日本的统治者因为须要他的手足，领台后马上就开设一个国语练习所，开始教授日语日文。这讲习所后来改做国语学校，专门养成师资和实业人材。那时候，就是二十数年前说起，教育机关只有这个国语学校和医学校而已，所以这两个学堂，就是当时青年的登龙门。因为这样的关系，这两个学堂真是不容易考进去。

我十六岁的时候，毕业于乡下的公学校，即小学，就马上考进去。那时候我碰到一位半生的盟友，他的名字叫做谢春木，就是后日的谢南光。他的乡里和我的地方不远，特别是学堂里的位置排在隔壁，所以我和他天天一同睡，一同吃，一同玩。他因为父亲早已逝世的关系，曾受旁边种种的冷遇，有一次他对我说：“我没有天真的童年时代啊！”所以他很早熟。在师范二年级的时候，就耽读哲学等的高级书籍。有一次他拿一本哥德的“浮士德”耽读著，但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浮士德”是什么东西。他一方面很怀疑著日本的政治，我的同学们，到了将毕业的时候，拍了一张假装的照片以为留念。那时候我装做一个西装的女人，一位同学装做卓别怜，还有一位装做算命先生，其他各色各样，老谢和另外的一位同学，装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场面。老谢穿著一副台湾服，双手拿著一轮脚踏车，做将要出发的姿势，车子的后方挂了一个招牌，写了“提高台湾的文化”的字样，前面有一个同学装做日人，站在那边不肯给他走，车子的前面亦一样，挂了一个招牌，写著“不，再等一些罢！”的字样。这张照片我时常带在身边，以为勉励之资。

我和老谢的交情，不单在台湾，有时在东京，有时在上海。在东京的时候，我们常常在一起，那时候他在东京高师念书，我在东京美专研究艺术。后来又在上海一同干华联通讯社等的工作，一直到八一三事变发生之前。但是历史的悲剧使我和他分开了，日本帝国主义底残暴和侵略，使大上海三百万市民一齐蹶起。向敌人怒吼的八一三事变发生的一个礼拜前，他说要到广西找李宗仁将军去，特来和我直辞，就此以后到现在，我竟没有见过他。我参加抗战，为祖国做了一点事情。但因种种的关系，大上海被敌人占领后，我还不能离开上海，暂留法租界。因此被日警捕获，押回台湾，被判定六年的徒刑，关在台北监狱，一直到去年才回复自由。

抗战中听说老谢在重庆，为台湾解放相当贡献。风说他在重庆的广播电台，明白地说他是谢春木，向台湾民众做激动的演讲，又风说他跟蒋委员长参加开罗会谈等，关于他的风说非常的多。直到八月十五号，日本无条件降伏后，关于他的风评更且厉害了。有人说他在上海被害，有人说要回来做民政处长。民政处长一发表，又风说他要做警务处长。因此许多的台胞来找我，好像我亦做了一位要人一样，弄到神经衰弱。但他竟没有回来，其中当然有种种的理由，但大概是因为他自己的事情，不能离开的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