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論家與政治家（一）

政论家与政治家（一）
作者：李大釗
1917年2月25日

　　语云：“天生我才必有用”。此所谓用，非徒供用于人，亦重自用其我。立宪国民之唯一天职，即在应其相当之本分，而觅自用之途，俾得尽量以发挥其所长，而与福益于其群。信念既笃，则依之以努进，而尽其能以造其极，不以外物迁其志，不以歧路纷其心。斯其所造，必能至于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之境，而其人之生乃为不虚生，其人之用乃为不误用，而优良之效果乃于是乎得矣，而人生之价值乃于是乎显矣。夫人非尽哲学家，故人不能尽喻人生之为何意义。人非尽豫言者，故亦不能尽测人生之将成何状。但人固皆有其我，而各人之我，固皆有其灵魂、肉体、血液活动于一生命之下，而为崇严无妄之事实。人即不宜对此崇严无妄之事实，有所自欺以欺人，无论谁某，均宜以纯正之精神，真诚之性态，以为其所当为，所可为，所能为。盖人生之有价值与无价值，有意义与无意义，皆在其人之应其本分而发挥其天能与否，努力与否，精进与否。此即人生自用之道也，此即立宪国民之天职也。

　　发育人文助进群化之事业，固自多端。简而举之，不外两途：即精神的方面与实际的方面而已。关于精神的方面之事业，如政论家、哲学家、文学家、批评家、宗教家等之所为皆是也；关于实际的方面之事业，如政治家、实业家、医士、军人等之所为皆是也。此二种事业，其于人类社会，皆所要需，或相张弛，或相错综，或相递嬗，或相并行，固不可有所轻重轩轾于其间也。希腊以文化之优美显，罗马以武力之雄强称，皆足为一国之荣华也。法兰西有约翰、贾克、卢骚、福禄特儿之徒出，以其思想之力，奋激法兰西国民之精神，即有拿翁之怪杰出，以铁血之力，统一欧洲大陆之纷紊。德意志有康德、圭得别、特文于思想界为欧洲之宫殿，而青年德意志弹奏者之海聂辄以“法国有大陆之霸权、英国有海上之霸权，而德国则有空中之帝国”之言讽之，后遂出斯泰因、维廉老帝、俾士麦、摩尔特克，以及今日搅翻世界平和之维廉二世，其功业所震耀，固不仅陆以制法、海以胁英已也。英之国民，虽以保守著闻，而有时亦生路特儿、克林威儿，虽沉溺于功利主义，而优美之精神，一旦如逢春之花灿烂以发其华丽，则如沙士比亚、米尔顿、俄士佛斯、考德、拜伦、加罗尔、马克雷等，且辈出矣。当拿翁挥其拔山盖世之手腕蹂躏欧陆时，风驰电掣，以窥英伦，则盎格鲁撒逊民族之血，亦为之跃动，而生惠灵吞、鼐利逊矣。威多利亚女皇朝承平之世，士夫则以文相粉饰，江山文藻，歌舞相闻。而至耶德互德七世立，内政外交，日益棘手，则政治家、外交家，如古莱颠顿、张伯伦、奇士雷里、苦罗马、加宗、约翰、莫烈、塞西儿、罗慈等，又复代生于其间。乃至现代政家之中坚，如爱士葵、古雷、雷德乔治，皆于世为有数之人物焉。由是以观，精神的事业与实际的事业，其有功于国族者，固皆甚伟。平情论之，二者均不可阙，惟因时势之迁移，一时颇有畸轻畸重之感。而征之历史，二者功能，殊无等差，不并行于同时，则递嬗于异代。彼拿翁以一世之雄，平生东征西战，企遂其世界帝国之壮怀，而卒以陷于楚歌四面之中，竟至一败不可收拾，凄凉落日，幽于穹岛，则复仰天长叹曰：“呜呼！吾之一生，乃不及那札雷一木工之子乎！”似政治之伟业不逮宗教之宏功者。然此特英雄末路悲愤之语，未遽可以成败论英雄，即未可以成败论政治与宗教二种事业之孰优而孰劣也。法国文豪阿那特法兰士，普法战后历十余年，尝游割让于德之亚尔萨士、罗伦士之地，见士多拉士堡大学之规模壮丽，夕阳凭吊，感慨唏嘘，则喟然曰：“是实德意志精神最强烈之创造也。”又似教育之力优于政治之力者。然此特骚人逸士过伤心之地，兴爱国之思，一时感奋之言，未遽可以断政治与教育二种事业之孰重而孰轻也。然则吾人苟欲尽其为我者，从事于政治也可，从事于文学也可，从事于实业也可，从事于教育也亦无不可。即从事于政治者之为政治家，与为政论家，均当听其自择，而无所于优劣。惟必用其所长，率其所信，以终始其事，而后其成功乃有可观。若夫诱于功名，迁其信念，而弃其所适以试其所短，将一生之事业付之东流，斯其所失，不仅系于其人一身之穷达成败，而国群中有魁奇特伟之才，不得自中其用，以致不能惠泽于其群者，是则尤堪痛惜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