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論家與政治家（一）

政論家與政治家（一）
作者：李大釗
1917年2月25日

　　語云：「天生我才必有用」。此所謂用，非徒供用於人，亦重自用其我。立憲國民之唯一天職，即在應其相當之本分，而覓自用之途，俾得儘量以發揮其所長，而與福益於其群。信念既篤，則依之以努進，而盡其能以造其極，不以外物遷其志，不以歧路紛其心。斯其所造，必能至於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境，而其人之生乃為不虛生，其人之用乃為不誤用，而優良之效果乃於是乎得矣，而人生之價值乃於是乎顯矣。夫人非盡哲學家，故人不能盡喻人生之為何意義。人非盡豫言者，故亦不能盡測人生之將成何狀。但人固皆有其我，而各人之我，固皆有其靈魂、肉體、血液活動於一生命之下，而為崇嚴無妄之事實。人即不宜對此崇嚴無妄之事實，有所自欺以欺人，無論誰某，均宜以純正之精神，真誠之性態，以為其所當為，所可為，所能為。蓋人生之有價值與無價值，有意義與無意義，皆在其人之應其本分而發揮其天能與否，努力與否，精進與否。此即人生自用之道也，此即立憲國民之天職也。

　　發育人文助進群化之事業，固自多端。簡而舉之，不外兩途：即精神的方面與實際的方面而已。關於精神的方面之事業，如政論家、哲學家、文學家、批評家、宗教家等之所為皆是也；關於實際的方面之事業，如政治家、實業家、醫士、軍人等之所為皆是也。此二種事業，其於人類社會，皆所要需，或相張弛，或相錯綜，或相遞嬗，或相併行，固不可有所輕重軒輊於其間也。希臘以文化之優美顯，羅馬以武力之雄強稱，皆足為一國之榮華也。法蘭西有約翰、賈克、盧騷、福祿特兒之徒出，以其思想之力，奮激法蘭西國民之精神，即有拿翁之怪傑出，以鐵血之力，統一歐洲大陸之紛紊。德意志有康德、圭得別、特文於思想界為歐洲之宮殿，而青年德意志彈奏者之海聶輒以「法國有大陸之霸權、英國有海上之霸權，而德國則有空中之帝國」之言諷之，後遂出斯泰因、維廉老帝、俾士麥、摩爾特克，以及今日攪翻世界平和之維廉二世，其功業所震耀，固不僅陸以製法、海以脅英已也。英之國民，雖以保守著聞，而有時亦生路特兒、克林威兒，雖沉溺於功利主義，而優美之精神，一旦如逢春之花燦爛以發其華麗，則如沙士比亞、米爾頓、俄士佛斯、考德、拜倫、加羅爾、馬克雷等，且輩出矣。當拿翁揮其拔山蓋世之手腕蹂躪歐陸時，風馳電掣，以窺英倫，則盎格魯撒遜民族之血，亦為之躍動，而生惠靈吞、鼐利遜矣。威多利亞女皇朝承平之世，士夫則以文相粉飾，江山文藻，歌舞相聞。而至耶德互德七世立，內政外交，日益棘手，則政治家、外交家，如古萊顛頓、張伯倫、奇士雷里、苦羅馬、加宗、約翰、莫烈、塞西兒、羅慈等，又復代生於其間。乃至現代政家之中堅，如愛士葵、古雷、雷德喬治，皆於世為有數之人物焉。由是以觀，精神的事業與實際的事業，其有功於國族者，固皆甚偉。平情論之，二者均不可闕，惟因時勢之遷移，一時頗有畸輕畸重之感。而征之歷史，二者功能，殊無等差，不並行於同時，則遞嬗於異代。彼拿翁以一世之雄，平生東征西戰，企遂其世界帝國之壯懷，而卒以陷於楚歌四面之中，竟至一敗不可收拾，淒涼落日，幽於穹島，則復仰天長嘆曰：「嗚呼！吾之一生，乃不及那札雷一木工之子乎！」似政治之偉業不逮宗教之宏功者。然此特英雄末路悲憤之語，未遽可以成敗論英雄，即未可以成敗論政治與宗教二種事業之孰優而孰劣也。法國文豪阿那特法蘭士，普法戰後歷十餘年，嘗游割讓於德之亞爾薩士、羅倫士之地，見士多拉士堡大學之規模壯麗，夕陽憑弔，感慨唏噓，則喟然曰：「是實德意志精神最強烈之創造也。」又似教育之力優於政治之力者。然此特騷人逸士過傷心之地，興愛國之思，一時感奮之言，未遽可以斷政治與教育二種事業之孰重而孰輕也。然則吾人苟欲盡其為我者，從事於政治也可，從事於文學也可，從事於實業也可，從事於教育也亦無不可。即從事於政治者之為政治家，與為政論家，均當聽其自擇，而無所於優劣。惟必用其所長，率其所信，以終始其事，而後其成功乃有可觀。若夫誘於功名，遷其信念，而棄其所適以試其所短，將一生之事業付之東流，斯其所失，不僅繫於其人一身之窮達成敗，而國群中有魁奇特偉之才，不得自中其用，以致不能惠澤於其群者，是則尤堪痛惜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