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的掌故（並徐勻來信）

文壇的掌故（並徐勻來信）
作者：魯迅
1928年8月20日

本作品收錄於《三閒集》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日《語絲》第四卷第三十四期，原題《通信·其一》，收入本書時改為現題。

　　編者先生：

　　由最近一個上海的朋友告訴我，「滬上的文藝界，近來為著革命文學的問題，鬧得十分囂。」有趣極了！這問題，在去年中秋前後，成都的文藝界，同樣也劇烈的爭論過。但鬧得並不「囂」，戰區也不見擴大，便結束。大約除了成都，別處是很少知道有這一回事的。

　　現在讓我來簡約地說一說。

　　這爭論的起原，已經過了長時期的醞釀。雙方的主體——贊成革命文學的，是國民日報社。——懷疑他們所謂革命文學的，是九五日報社。最先還僅是暗中的鼎峙；接著因了國民政府在長江一帶逐漸發展，成都的革命文學家，便投機似的成立了「革命文藝研究社」，來竭力鼓吹無產階級的文學。而湊巧有個署名張拾遺君的《談談革命文學》一篇論文在那時出現。於是挑起了一班革命文學家的怒，兩面的戰爭，便開始攻擊。

　　至於兩方面的戰略：革命文學者以為一切都應該革命，要革命才有進步，才順潮流。不革命便是封建社會的餘孽，帝國主義的爪牙。同樣和創造社是以唯物史觀為根據的。——可是又無他們的徹底，而把「文學革命」與「革命文學」並為一談。 ——反對者承認「革命文學」和「平民文學」「貴族文學」同為文學上一種名詞，與文學革命無關，而懷疑其像煞有介事的神聖不可侵犯。且文學不應如此狹義；何況革命的題材，未必多。即有，隔靴搔癢的寫來，也未必好。是近乎有些「為藝術而藝術」的說法。加入這戰團的，革命文學方面，多為「清一色」的會員；而反對系，則半屬不相識的朋友。

　　這一場混戰的結果，是由「革命文藝研究社」不欲延長戰線，自願休兵。但何故休兵，局外人是不能猜測的。關於那次的文件，因「文獻不足」，只好從略。

　　上海這次想必一定很可觀。據我的朋友抄來的目錄看，已頗有洋洋乎之概！可惜重慶方面，還沒有看這些刊物的眼福！

　　這信只算預備將來「文壇的掌故」起見，並無挑撥，擁護任何方面的意思。

　　廢話已說得不少，就此打住，敬祝撰安！

　　徐勻。十七年七月八日，於重慶。

　　回信

　　徐勻先生：

　　多謝你寫寄「文壇的掌故」的美意。

　　從年月推算起來，四川的「革命文學」，似乎還是去年出版的一本《革命文學論集》（書名大概如此，記不確切了，是丁丁編的）的餘波。上海今年的「革命文學」，不妨說是又一幕。至於「囂」與不「囂」，那是要憑耳聞者的聽覺的銳鈍而定了。

　　我在「革命文學」戰場上，是「落伍者」，所以中心和前面的情狀，不得而知。但向他們屁股那面望過去，則有成仿吾司令的《創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蔣光Ｘ（恕我還不知道現在已經改了那一字）拜帥的《太陽》，王獨清領頭的《我們》，青年革命藝術家葉靈鳳獨唱的《戈壁》；也是青年革命藝術家潘漢年編撰的《現代文學》和《戰線》；再加一個真是「跟在弟弟背後說漂亮話」的潘梓年的速成的《洪荒》。但前幾天看見Ｋ君對日本人的談話（見《戰旗》七月號），才知道潘葉之流的「革命文學」是不算在內的。

　　含混地只講「革命文學」，當然不能徹底，所以今年在上海所掛出來的招牌卻確是無產階級文學，至於是否以唯物史觀為根據，則因為我是外行，不得而知。但一講無產階級文學，便不免歸結到鬥爭文學，一講鬥爭，便只能說是最高的政治斗爭的一翼。這在俄國，是正當的，因為正是勞農專政；在日本也還不打緊，因為究竟還有一點微微的出版自由，居然也還說可以組織勞動政黨。中國則不然，所以兩月前就變了相，不但改名「新文藝」，並且根據了資產社會的法律，請律師大登其廣告，來嚇唬別人了。

　　向「革命的智識階級」叫打倒舊東西，又拉舊東西來保護自己，要有革命者的名聲，卻不肯吃一點革命者往往難免的辛苦，於是不但笑啼俱偽，並且左右不同，連葉靈鳳所抄襲來的「陰陽臉」，也還不足以淋漓盡致地為他們自己寫照，我以為這是很可惜，也覺得頗寂寞的。

　　但這是就大局而言，倘說個人，卻也有已經得到好結果的。例如成仿吾，做了一篇「開步走」和「打發他們去」，又改換姓名（石厚生）做了一點「玸魯迅」之後，據日本的無產文藝月刊《戰旗》七月號所載，他就又走在修善寺溫泉的近旁（可不知洗了澡沒有），並且在那邊被尊為「可尊敬的普羅塔利亞特作家」，「從支那的勞動者農民所選出的他們的藝術家」了。

　　魯迅。八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