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编辑前幾回講演的是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的性質範圍和用處，後來提出幾個評判制度的標準，這都是普通的空泛的講法。今天以後要提出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應該討論的具設問題。
現在為方便起見，把我們所講的問題分為三組
（1）關於政治的問題
這組的問題是說明政治的性質和法律政府的範圍。比如說政府是什麽？作用是什麽樣？哪種政體是最適宜的？獨裁政治貴族政治那個好些？那個壞些？政府的範圍應該有多大？哪件是應該做的，哪件是不應該做的？哪種是做得到的，哪種是做不到的？
再舉幾個例說：獨裁政治專於註重功效，究竟有什麽限度？為什麽要有法律？法律的性質是什麽樣？為什麽要用刑法？刑法的目的在什麽地方？無政府主義究竟有那幾種主張有存在的理由 —— 這都是屬於政治一組的問題。
（2）關於知識界、思想界生活的問題
比方講到社會哲學一方面，政治的重要還在第二位：真正的重要的問題卻是文化，如宗教、美術、思想學術之類。現在且把宗教、美術、思想學術等比較更重要的列為第二組。
且舉幾個例說：比方究競在個人信仰上的權威、遺傳、自由占什麽地位？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究竟在社會上占什麽地位？諸君是讀過歷史的，可以回想古來爭自由的歷史在人類生活上占了多重要的地位。
（3）關於經濟生活的問題
比方資本勞動在社會上究竟占什麽地位？究竟財產應該私有應該公有？經濟的生活究竟應該競爭的，應該互助的—這都很重要的問題，所以提出來作為第三組。
現在且把這三組問題 —— 政治問題、知識問題、經濟問題，分開一組一組的講演，先講最後這一組。為什麽先講這一組呢？因為社會生活的基礎建築在經濟生活之上。如同個人一樣，個人要滋養才能生活，沒有滋養料便死，社會也有這種欲望，如果不能滿足他的需要，便不能保持他的生活。所以簡直可說經濟生活便是社會生活的基礎
經濟生活範圍很廣，包括：
（1）滿足人生欲望的努力。比如渴了想喝，餓了想吃，為滿足各種欲望才出力勞動達到這個目的。
（2）達到目的的工具。用種種方法達到滿足欲望的地步。
（3）為達到目的而出產的貨物商品。
這三部分都包括在經濟生活之內。
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最危險的莫過於看不起經濟的生活。有許多哲學家以為這是日用平常的事，不值得哲學家研究的。不知社會生活文明程度完全和經濟生活程度作正比例，文明和野蠻的分別就在這一點。野蠻人欲望少，需要少，所以滿足欲望需要的方法也少，文明人欲望多，需要多，所以要想出種種方法來滿足他們的欲望需要。因為這樣，所以宗教、美術、文學……各方面都發展，這就是不能藐視經濟生活的原因。
從前哲學家下“人”的定義，有的說：“人是能說話的動物”。有的說：“人是有理性的動物。”有的說：“人是會笑的動物。”最近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 Bergson）說：“人是能制造工具的動物。”這個定義和從前不同，很有特別的見解。他說的“制造工具”便含著把天然界的材料，變為應付需要的器具而說的，下等動物便不能拿天然界的材料來應付他們的需要，所以能制造工具便是人的特別性質。
以上講的是經濟生活的重要，以下再講經濟生活和人類生活的關系和在社會上的影響。經濟生活可使人類社會發生兩種影響：（1）分工，（2）互助。
假如我們社會各靠自己去制造器具來應付自己的需要，那麽這種社會立刻便可以回到野蠻時代去了。各人做各人的事不但是辦不到，便是辦得到，但是社會上沒有互助的生活，除了家庭還有血統的關系外，其余的人便沒有彼此幫助生活的需要，所以便要回到野蠻時代去了。
分工做事的最大的利益便是能使人專心向一件事上去做，可以養成專門的技術。譬如農夫，專門讓他去務農，別的需要讓別人來供給他，使他可以專心致誌的研究農事，自然可以發達他特殊的技能。至於工業更能看出分工的益處。譬如鐵匠、銀匠、畫師、工程師等個個都有專門的本事，如果不分工，便有天生的才能也埋沒了，斷不能使它發展到特殊的地位。
分工的利益固然可使專門的技術發展，同時也可以使社會生活互相贊助。因為越分工則社會生活越復雜，越向不同的方向去發展，社會生活既然復雜，便不能不靠彼此互相幫助。且舉幾個具體的例：譬如農出產，工制造，商運輸販賣，你靠我做這樣，我靠你供給那樣，結果便把各部分的界限打通了，成個互助的社會。如果社會事業不分工，必是個老死不相往來的社會，惟有分工才可使社會變成有機體的性質，一部分不出力他部分必定受損了。
以上所說的分工互助的道理都是平常的知識，用不這再三的申說。所以要提出來說，就是因為有人把經濟生活看作物質的下等的生活，先抱定了藐視的成見，說他和人類精神的生活無關，便在歐洲也還有人說物質文明太發展容易使精神的文明墮落。我所以提出來講的意思，是要大家知道物質的生活是很可以影響於精神生活的，如剛才所說的互助的關系，這並不單是物質的生活，實在是精神的生活基礎。
這種藐視經濟生活的成見我們是已經不承認的了，但是還有一種相反的學說，我們也得要拿來批評批評。當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初年，英法學者都承認分工互助的好處，但是看得太重了，便趨到極端，以為政洽問題、思想問題都不重要，都可以歸到經濟問題中去解決。例如斯賓塞爾的政治哲學便完全在這種觀念上建設的。他以為工業發展可生出種種利益，一方面可使個人的天才自然會發展，一方面又可使貨物交通發達，自然會養成互助的觀念，那種不好的、仇視的行為自然會沒有了。進化是從無工業的世界進到工業世界，這是經濟生活自然發展的。
這派叫做自由貿易派。他們希望從自由交易上把戰爭根本打消，以為經濟發展人家都明白戰爭是不經濟的，只要自由交通、自由貿易，凡是由國際外交和政治所養成的仇敵的勢力都可打消。所以他們主張藉經濟的交通來解決國際的敵視。
不但他們拿自由競爭來打消國際的仇敵，就是國內的互助也主張借經濟的交易來養成的。他們以為如果讓他們自由競爭，買賣兩方面都有利益，不要定法律去幹涉他，自然會生出互助的結果。這派學說都以為人人皆有利已心，利已心本是一切罪惡的原因，但是有意識的利己思想不但無害而且有利。大家都覺得損人利己結果必定不利已，便會養成有意識的利己心，既然養成有意識的利己心，自然會養成互助的習慣。這種學說在世界上還沒有完全實行過，因為全世界的貿易沒有那一國是完全自由毫無幹涉的，所以我們不能過於指摘他，不過照這派學說本身說來，還有幾種大缺點。
這派學說的根本錯誤便是他們假定的根據在事實上不能實現。照他們的假設必定個人國家都有平等競爭的能力，但是事實上絕沒有平等的競爭能力，無論是國家是團體，競爭的能力斷乎不能平等的。如果各國個人競爭的能力如才能、工具、財產、資本…都相等，那麽這種學說是很有道理的。不要道德指導，他們自然會發生有意識的利己心，社會中絕沒有這種事實。個人同個人競爭，有才能工具財產資本的人一定要大占便宜的。國家也是這樣。既有這種情形，可見得利己心越發達，越利己，結果必定生出很不平等、很不公道的現象。
這派學說在十九世紀中葉最占勢力，從一八八〇年到一九一四年，他們的錯處越發發現出來了。從前的武力帝國主義便是大國強國利用經濟的勢力來侵奪小國弱國的利益，這就是這派學說的錯處最顯明的時代。
不但大國同小國、強國同弱國有沖突，便是大國強國自己也起了沖突。各國自由競爭，各想占便宜，歐洲北部各國生產不能應付需要，不能不找出小國弱國來做他們的犧牲，結果大國強國之間便起了沖突。不但十八、十九世紀學者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和平世界不能實現，並且釀成一九一四年以來的大戰爭。
不但國際間不能實現這種學說，便是國內行了這種學說也發生許多毛病。現在當然承認工商業的國家社會分子有彼此互助的事實，但是因為各分子的才能資力不平等，所以往往一部分占便宜，一部分吃大虧，結果便生出不平等、不公道的狀況。
現在生產的方法和從前不同，資本家只要有權力工具、財力便可以制勞動者的死命。世界上金錢勢力很大，比方制造貨物自成功到賣出的時候，必定要經過很多的日子，多錢的可以居奇，無錢的便不得不賤賣，所以錢多的人與錢少的人競爭力便不能平等。結果還是有錢的人占便宜，可以利用金錢勢力來迫壓無錢無勢的人，侵占他們的利益了。
簡單說來，勞動問題從學理上觀察勞動資本是互助的，從事實上觀察卻一個占勝，一個吃虧，結果總是一方面享福，一方面吃苦。現在所設勞動問題就是在彌補救濟從前不平等不公道的壞處。
現在所設勞動問題，在勞動者方面以為非人道，要求改良，主張根本解決，在資本家方面以為這是自然的趨勢，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這些問題原不能批評他們，說那個對，那個不對，姑且表明我們兩個意見：
1、經濟的互助關系也可以好，也可以壞。在從前孤立生活時代，彼此毫無往來，自然不會沖突，現在有了交互的關系，一方面固然有好處，但是其他方面也是有壞處。
現在的問題，不但要有交互的關系便算了事，還要想怎樣支配這種關系，使它有利不要有害！
2、要知道自由平等並不是平行的。十八世紀法國革命，宣告自由、平等、博愛三大主義，以為有最大多數的自由，自然會使多數平等。前一百年來可算是自由的時代，結果格外現出不平等的狀況，這都是自由太多的結果。現在的問題，是應該怎樣補救自由太過的毛病？怎樣使可能自由，可能平等，好讓各個人都有平均的發展的機會？
（八）
编辑上回講過經濟生活可以發生兩個結果：（1）分工，（2）互助。又講到歐洲實業革命的結果，生出一種新政治哲學，大意是承認經濟生活的重要，希望以經濟生活的組織做基礎，把國內外的問題一齊解決。國內去了無意識的利己心，國外免掉無意識的戰爭，達到大同和平的世界。這種理想在歷史上不能實現，並且和事實卻都相反。因為自由競爭必以能力平等為條件，能力不平等，結果便生不平不公的現象，所以國內造成資本家迫壓勞動家，國外養成這回的大戰。現在我們所當研究的，便是一方面怎樣公道？一方面怎樣自由？這便是跟實業革命而來的困難問題。
今天要講的是實業革命的結果。前回講過：實業革命之後，生產和制造都用機器，利用大規模、大生產的制度、用蒸汽、機器、煤、電、來代替人力，因此便發生一種個人主義。個人主義是註重個人自由選擇，愛做什麽便做什麽。這派哲學最註重契約（ Contract）的觀念，打破從前分位（ Status）的觀念。契約是根據於個人自由意誌，得雙方同意締結的。英國有名的歷史家梅因（SirHenry Maine）說：“人類社會進化的趨勢是由分位時代，趨到契約時代。”分位是包括地位名分說的，最明顯的例，便是埃及、印度的階級制度，各階級隔絕不相交通。歐洲封建時代也是這樣，都有天生的分定的階級。現在的社會雖然打破分位觀念，但仍有分位的遺跡，如婦女的地位仍然不及男子，便是一個例。再回想幾十年前，不但君主皇室的權力是分定的，便是地主對於佃戶也都有分定的地位。可見得分位的觀念範圍很廣，實行分位觀念的國家也很多。
分位的社會最重要的性質，便是把社會分作許多階級，每階級之中，子子孫孫都做那一樣的事體。從歷史上看來，歐洲改革分位社會並不靠政治革命把它打破，是全靠經濟生活變遷才把它打破的。比方上回所講的婦女分位解放並不是政治上解放的，全是經濟上解放的，因為家庭生計逼迫他們，使他們要到社會上去做事，所以才因而把他們的分位改變了。
我們看英法兩國的革命可以看出特殊的區別：英國一六八八年的革命是政治革命，法國一七八九年的革命是社會革命。因為法國的革命不但把朝代換了，並且把從封建制度傳下來的階級職業名分一齊打破。梅因說“由分位時代趨到契約時代”的意思是說到了一定的時期，自然會把舊制度打破，用個人自由商定的契約來代替他，這便是社會進化的必然的趨勢。
這種社會變遷的結果，便發生一種新政治哲學 —— 個人主義。個人主義的中心觀念，便是根據個人自由意誌商定契約，不要政府用法律的或政治的勢力去幹涉他們，只聽他們自由去做。政權越小越好，個人同個人定了合同之後如果有違背合同的，政府才可以出來幹涉。這派想把經濟哲學變成政治哲學把政治的改革都看作不大重要的。
這派的哲學把經濟問題，經濟組織，看得比政治生活更重，以為政治問題都可拿經濟生活來解決的。我們如果把兩千多年前柏拉圖（ Plato）的哲學拿來比較，卻和這派相反。他說分位的社會是最高理想的社會，社會中最重要的便是分位，安寧秩序全靠分位維持的，社會各方面能各得其所，全靠各階級各司其事，各階級做各階級本分以內的事體，便是理想的最高的社會。
但是柏拉圖並不是頑固守舊的人，他對於希臘的分位區別，並不滿意覺得那時的分位不但不能維持安寧秩序，並且擾亂安寧秩序。他想找出理性做分位的標準，看社會上需要是什麽，看那種階級是不可少的，乃設下來那種階級。依柏拉圖的研究，社會上有三種階級是最需要的：（1）指揮的人。社會上事業不能讓個人去辦，必定有個指揮的人才可以做出有意識的事體。他把這種人看得最需要的，他主張只有哲學家可以做君主，做統治的人，他的理想的共和國便以這種人為第一需要的。（2）執行和保衛的人。既已有聖賢立法便要有人執行，不但執行法律，並且要防人攻擊。這種有勇的人便是市民，他們的責任是保護國家，所以占第二級地位。（3）生產的人。社會有物質的需要，這階級的人是個無產的階級，專用勞力供給社會生活的。如果各階級各盡各的事，便是太平世界。
柏拉圖理想的計劃和別人不用，他的特別貢獻是想出教育的方法。他以為生是偶然的，應該有教育制度來啟發它。《共和國》中講教育事體很詳細，教育如果辦得好，使最聰明的人升到統治者的地位；次懂得法律的人，有勇氣的人升到第二層級階，至於那些沒有知識只有情欲的人，只好讓他去做小百姓罷。這都是憑教育解決的，不是他們生成的。
柏拉圖這種理想完全是個烏托邦，但是我們也很可以拿來做討論的基礎。因為他是哲學史中有完全計劃的人，他的議論很可以代表分位派的觀念。他所主張的是國家社會主義，想用少數人的能力來定各部分的需要。他的根本觀念是看不起經濟的生活，看不起欲望需要。最不相信經濟的需要，要想把它壓將下去，說它不佩在社會上占一個重要的地位。
這派哲學卻和英法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上半期的經濟學說相反。這時候的經濟學說以為社會最重要的需要是經濟，能使經濟自由發展，個人自由競爭，那麽一切都平安了。他們相信個人用不著聖賢來指揮他們，他們有利己心自然會懂得他們所要的是什麽，別人都不配去指導他們，指導的並不如他們自由發展、自由契約的好。他們以為個人只有自己最知道自己的需要，如果人都照他自己的利益去做，總計起來便是社會的利益。因為經濟並不是個人的，不能孤立的，必定有彼此交互的關系。比方定個契約必定要彼此協商，彼此交有利益，結果不但是個人的幸福，並且是全社會的幸福。如果達到這個目的，全社會都可以安寧和睦。
個人自由契約雖然有不平等的，但是他們以為不平等不打緊，優勝劣敗是天然的結果。人類正可以利用天然淘汰來鼓勵社會，使他們努力。歸總一句話：便是拿契約的關系、個人自由做根據，主張國家放任，工商各業均不要幹涉。萬一社會上發生沖突，他的發展侵犯我的自由，或是契約有弊，一方履行，一方不履行，國家才可以出來幹涉。這派學說平常叫做放任主義，又叫做警察式的政治哲學，把國家看作警察廳，只要他管一部分警察的職務罷了。
這派學說不但以為自由放任於經濟上有好處，便是道德上也有好處。讓個人自由發展，可以鼓勵個人冒險、競爭、奮鬥的精神，可以減少懶惰、不進取的脾氣。照他們說經濟的發展很可以幫助社會精神的進步的。
如果把這派學說應用到中國來，拿他們所攻擊的國家幹涉，來攻擊家庭的幹涉，把家長的權力一切停止了，讓家人各去自由獨立做事，那麽就很可以看出這派學說的好處。
再這派學說不但有幫助天才道德發展的好處，並且可以養成社會上彼此互相信用的態度。因為自由協商必定要兩方面都彼此相信才可以成立，所以這派學說在共同事業、共同生活的社會中最占重要的分量。從歷史上看來，自從商業發展自由契約而後，的確養成許多很好的信用態度，歐人的信用未始不是這派學說養成的。
以上是說這派學說的好處，現在再說一說它的缺點：
這派學說第一個缺點便是忘記了平等是契約最重要的條件。如果兩方面勢力平等，那麽還可以說得上自由，如果兩方面勢力不平等，那麽所謂自由協商便是笑話了。譬如大資本家什麽都有，只是缺少工人，但是工人很多，要多少便多少，要給多少工資便給多少工資，你不幹自然有別人去幹。這種傭雇的契約表面上好像是自由協定的。其實工人一方面是無可如何的，只好忍氣吞聲去幹罷了。這都是因為沒有平等的勢力，所以雖有契約，好像沒有契約一樣。
這種勢力不平等的契約便生出兩種結果：（1）勞動時間，每天做工十六七小時，工人那有願意的呢？但是雇主說這是他們自由意誌，是他們情做願做的，其實只是生計的逼迫罷了。（2）工人待遇，如運用危險的機器，使用有毒的材料，或斷手足，或壓死炸死，或悶死害死，工人如果要求賠償，雇主必說這是他願意做的，特為冒險來的，我是不能賠償的。這種契約名為自由，實則都是勢力逼迫的，這便是兩方面勢力不平等的結果。
十九世紀之初，歐洲各商業國都把幹涉自由的法律漸漸廢了，到十九世紀下半期又立許多工廠法，幹涉做工的間時和工人待遇。如果做工過乎法定的點鐘以上，或是工廠設備不安全，和使危險的機器，婦人小孩所能做的工作—都要受法律限制。大概十九世紀的下半期不但不用放任政策，並且用和從前相反的幹涉政策。
這派學說第二個缺點便是他們以為契約的利害只是當事的兩方面的關系。這一層是他們的大錯，因為沒有一種契約是個人的關系，不是社會的關系。比方如果有五十人百人願意賣身做工，情願做那不衛生的苦工，這便不是這幾個人的關系，全社會都要受影響的。自已不衛生，不潔凈，生下來的孩子便弱了，便於種族有害了。所以簡直可說沒有個人的利害不和社會有關系的。
我且舉一個例，美國有一邦定一種新法律限制婦女的工作點鐘，後來反對的人說，婦女都願意多做幾點鐘，多得幾文錢，法律禁止他們，豈不是侵犯個人的自由權嗎？立法的人辨道，便是願意國家也可以幹涉的，因為過於勞動生子便弱，結果必使人口減少，種族衰敗，這都是公共的問題，並不是婦女個人的問題。照這個例看起來，可見得個人的利害總與社會的利害有關。歐洲大陸都承認勞動保險制度，不但保險，就是失業者年老者都要保護。德國行這種制度最早，這回大戰所以團結力狠耐久未始不是行保護制度的報酬。
以上所說的多是關於歐美經濟狀況，中國如果工廠發達，工業制度也不能不有的，剛才所說的放任政策、保護政策未始不可以供參考。勞動時間、工人待遇、婦女小孩做工等等不衛生的狀況最好是預先防止，不要待到生出流弊再說，等到那時社會上已經受害了。
以上所說的都是學理上的問題，現在的爭論，大家都說是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爭勝，今天已把個人主義講完了，下次再講社會主義對於種種問題的態度來比較比較。
（九）
编辑上一次講演曾指出個人主義註重自由放任，在歷史上發生許多困難的問題，和顯而見易的流弊。後來便生出反動，有一派學說和個人主議的經濟學說相反對。這派學說自己雖然還沒有一貫的主張，但他們有共同的趨向，就是都不贊成經濟的活動一概放任，要想設法限制，並由公共勢力管理，使經濟事業朝一個方向走去，使這種事業為社會公共的利益，不為個人自己的私利。
今天要講反對個人主義的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這一派都是抗議的論調都是攻擊現行的經濟組織、社會組織、工業制度、資本制度和私有財產制度。他們所攻擊的大概都能一致，但是他們所主張的各有不同，現在要講究竟社會主義一派所主張的是什麽，那就很難說了。
我們所以主張不同的原因：（1）是道德的見解不同。他們之中，有的重視道德，有的不重視道德，這是他們一個區別。最初的社會主義在英國、法國的，大概多註重道德觀念，攻擊那些不道德的工業資本財產等制度，後來馬克思出來，唱科學的社會主義，找出一種因果律，說某種制度的自然趨勢是怎樣，便丟開道德的觀念，只講自然的趨勢。（2）是對於國家的態度不同。有的主張公眾的組織動作，利用公共機關來幹預經濟的活動，有的還帶點個人主義的遺風，不信仰國家政府，說他們靠不住，只註重社會全體個個人願意的組織，便成了無政府共產主義一派。前派信仰國家，這派反對國家，這便是兩派不同的地方。
這些派別雖然主張不同，但都可稱為社會主義。為什麽呢？因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趨向，便是經濟活動應該以社會共同的利益為前提，不應該以個人私自發財做前提。他們所以攻擊從前種種經濟學說，因為他們說得太抽象，把社會的方面看輕了，現在經濟制度、工業組織所以發生許多缺點，都因為他們重個人輕社會的原故。古代的經濟學說只註重抽象的概念，不註重具體的問題，把勞動資本當作抽象的名詞，不把它當作有血氣有肉體的人的團體。現在都變到註重社會共同利益方面去了，這便是他們共同一致的趨向。
現在對於道德派、倫理派的社會主義不能詳細解說，但簡單解說幾句。這派最盛的時期便是十九世紀的上半期，到一八四八年歐洲各國都起了革命，便是這派學說的影響。十九世紀下半期，是馬克思的學說最盛行的時代，直到歐戰為止，現在好像人心對於馬克思的學說有點厭惡的樣子，又回復到十九世紀上半期道德的倫理的社會主義去了似的。
馬克思攻擊道德派的社會主義，以為他們是感情用事。他說工業制度壞，並不是道德不道德的問題，他要證明那種經濟組織，歸到自殺的一路，自然會趨到滅亡的時代，自然會有新的制度來代替他。他的意思就是說個人主義的經濟制度，自然會趨到滅亡的地步，自然會有社會主義來代替它。
馬克思以為私產制度當初還有存在的理由，工業尚未發達，自耕自食，自制自賣，生產貨物都是他自做的，所以得到的財產應該歸他自己私有。後來行工廠制度，用不著自己去做自己去賣，分工的結果一件東西經過許多手才制造成功，自己制造的東西不知道賣到什麽地方去了，所以他說工廠發達以後，所有制造和分配已成為社會化了，生產分配已變成社會化，經濟的組織制度還是非社會的，所以沒有存在的理由，應該也變到以社會利益做標準才對。
機器發達之後便有大工廠制度，有大工廠制度便使實業擴大，後來彼此自由競爭，小工廠站不住，非要聯合不可，越聯越大，便成了很大的公司，美國的Trust便是一個例。馬氏那時已能預料到這種自然的趨勢，說競爭的結果必把競爭取消，經濟活動都歸大公司獨占去了。
總而言之，馬克思的學說有這幾點很重要：（1）認私有財產是古代的制度，現在沒有存在的理由。（2）經濟競爭的制度是自殺的制度，結果便把實業都歸到少數人的手中去了。（3）資本越大，利益越多，資本家一方面賺錢，工人一方面吃虧，結果社會上只有極貪極富的階級，便把中等社會消滅了，如到這個地步自然會越生階級競爭的。有許多人罵馬克思，說他提倡階級競爭，實在是冤枉他，其實他只說這是天然的趨勢，貧富兩階級自然免不掉競爭的。（4）他承認經濟的價值是由勞動而生的，勞動便是一切經濟價值的來源；至於資本家的利益只是克扣勞動者的工錢。譬如資本家把工人應得的一塊錢之中扣去一角，以為他得了九角錢便可以養家活口，資本家既已發財，結果便拼命的生產，生產過多，便起了商業上的大恐慌。結果必定弄出大亂子，發生階級戰爭，使經濟組織完全失其作用，國家沒有法子，才把經濟拿過去歸國家掌管。以上所說的是馬克思學說的大概。不過到歐戰以後，大家對於他的學說很有一點懷疑，很有一點厭倦的樣子。這卻有兩個原因：
（1）他所說的話多與事實不合。他說經濟資本集中，這句話固然是驗了，但是他說窮的越窮，富的越富，這一層卻與事實相反。自歐戰以來，勞動社會生活的程度高了，不但不受惡影響，且因工價益增，工人的生活反漸漸寬裕起來了。
2）他的推算很有一點錯誤。他說社會主義的國家必定在經濟組織很完備的國家之中才可以實現，但是照歷史看來卻卻相反。他想到德國、美國應該最先實現社會主義，卻沒有想到俄國最先實現社會主義。俄國尚在家庭經濟時代，沒有到社會經濟時代，照他的推算斷不會有這回社會主義發生，誰知事實上競然實現社會主義起來了 —— 因為有這兩層原因，所以大家對於馬氏的學說不大信用，趨到從前的道德派倫理派的社會主義一方面去了。
現在不能詳細說明反對馬氏這派社會主義的學說，且說個大概。美國的虎福爾（Hoover）是個很會辦事的人，這回戰爭被協約國公推他支配糧食，辦理事件很滿人意。他在歐洲很久，回到美國他有一次演說說歐洲的社會可算是社會主義破產，凡是實行社會主義的地方，出產的程度都減少，不能供給需要。因為社會主義把個人的競爭興趣滅殺了，人人都沒有競爭的心，所以出產也減少，經濟的進行很困難。東歐一帶尤其顯然。照這種看來，可算是社會主義的失敗。
他這些話也未免講得太過，以幾個月的經驗來批評人家的經濟，未免有些靠不住。且遇這回大亂，經濟衰落也許有別的原因，拿來歸過於社會主義似乎有點過當。但是他的議論也很有價值。從前信仰社會主義的人都攻擊馬克思的國家社會主義，反對經濟由國家管理。不但局外人反對，便是信徒自己也懷疑。這都有種種的理由：（1）把私人自由競爭的經濟完全收歸國家管理，把個人自由活動的興趣取消，結果便恢復從前的封建制度，打消許多自動的活動，阻止許多向前的興趣。（2）這種新組織中一切公有，有才幹的資本家以他多年的經驗，也必定在這種國家中獨占大權。他們既已得到大權，還是為自己謀利發財，大多數沒有才幹的人仍然是沒有法子進取—這都是不可防止的流弊。
講到這裏又引我們研究另外一派社會主義的興趣。這一派有的是“公所的社會主義”（Guild Socialism）有的是“工團主義”（Syndicalism）。俄國新憲法的精彩，就藉這兩個制度表現出來的。這派社會主義的根本觀念：都反對國家的組織和政府的能力。他們對於國家政府有點懷疑。比如美國的工會，歐洲的工團，都是倚靠自己有共同的趨向和利害關系，由自己出力去辦，不信賴國家政府的能力，這便是工團主義。近來新的公所社會主義是以行業為主體，每種團體當中分子有公同的利害關系，一切經濟的活動由這有公同利害關系的人自己去辦。他們的社會，是每業有一個組織的聯合社會，使各業辦理各業的事件，不靠政府，單拿個人的行業做組織團體的標準。
從歐洲中古到機器發明的時代，各業都有公所，管理營業的生活，組織很完備，對於徒弟行規定錢等管理也很利害。在工業未發展的時代，這種公所很居重要的地位，到了個人主義發達的時候，以為這種制度妨礙個人自由，到法國革命而後便一齊廢了。現在主張社會主義的人以為公所制度很好，與其叫國家替公眾做事，不如以各業為單位組織一個適合民治主義精神的團體來做事好。所以現在的公所制度可叫做“工業的民治主義”（ Intustrial Democracy）。中國現在還有商業公所，當這個由家庭經濟生活到工廠經濟生活的過渡時代，這種制度似乎很可利用。現在應該研究那一部分應該保存，怎樣提倡社交養成對於本行業自尊自重的觀念？因余本業所需要的技能和有關系的利害，只有公所可以完全知道。中國學者應該研究這種公所，應該保存公所的好處。
初開講的時候，我們曾再三說明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的正當的職務，不再籠統的攻擊，不尚武斷的主張，只貴具體的研究，沒有包醫百病的藥方。我們主張是提出具體的問題，偶然說一點下手的方法。今天要按這個意思提出兩個問題:
（1）中國現在應該怎樣保留經濟的重要利源——路礦、森林、航路—一使不致落到私人手裏去，為私人營私發財的地步？因為這幾件東西都每和公共利害有關系的，中國現在是從簡單的經濟生活進到復雜的經濟生活的時代，所以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是很要研究的。
（2）中國現在應該怎樣利用各業的公所會館制度的好處，使他們發展，並使以職業為根據的團體得進為政治組織的中心！將來的選舉不但由個人選舉，並且由各業公選，或者成績比較好一些。現在有許多公所應該解決，如果解決了，不但是為中國私刑，並且可以把這個解決法貢獻到世界上去。
總而言之，社會主義雖然主張不同，但是有個共同的觀念，便是一切經濟事業最大的目的是謀社會利益的，不是為個人發財賺錢的，我們研究中國經濟問題應該拿這種觀念做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