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编辑
前几回讲演的是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性质范围和用处，后来提出几个评判制度的标准，这都是普通的空泛的讲法。今天以后要提出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应该讨论的具设问题。
现在为方便起见，把我们所讲的问题分为三组
（1）关于政治的问题
这组的问题是说明政治的性质和法律政府的范围。比如说政府是什么？作用是什么样？哪种政体是最适宜的？独裁政治贵族政治那个好些？那个坏些？政府的范围应该有多大？哪件是应该做的，哪件是不应该做的？哪种是做得到的，哪种是做不到的？
再举几个例说：独裁政治专于注重功效，究竟有什么限度？为什么要有法律？法律的性质是什么样？为什么要用刑法？刑法的目的在什么地方？无政府主义究竟有那几种主张有存在的理由 —— 这都是属于政治一组的问题。
（2）关于知识界、思想界生活的问题
比方讲到社会哲学一方面，政治的重要还在第二位：真正的重要的问题却是文化，如宗教、美术、思想学术之类。现在且把宗教、美术、思想学术等比较更重要的列为第二组。
且举几个例说：比方究竞在个人信仰上的权威、遗传、自由占什么地位？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究竟在社会上占什么地位？诸君是读过历史的，可以回想古来争自由的历史在人类生活上占了多重要的地位。
（3）关于经济生活的问题
比方资本劳动在社会上究竟占什么地位？究竟财产应该私有应该公有？经济的生活究竟应该竞争的，应该互助的—这都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提出来作为第三组。
现在且把这三组问题 —— 政治问题、知识问题、经济问题，分开一组一组的讲演，先讲最后这一组。为什么先讲这一组呢？因为社会生活的基础建筑在经济生活之上。如同个人一样，个人要滋养才能生活，没有滋养料便死，社会也有这种欲望，如果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便不能保持他的生活。所以简直可说经济生活便是社会生活的基础
经济生活范围很广，包括：
（1）满足人生欲望的努力。比如渴了想喝，饿了想吃，为满足各种欲望才出力劳动达到这个目的。
（2）达到目的的工具。用种种方法达到满足欲望的地步。
（3）为达到目的而出产的货物商品。
这三部分都包括在经济生活之内。
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最危险的莫过于看不起经济的生活。有许多哲学家以为这是日用平常的事，不值得哲学家研究的。不知社会生活文明程度完全和经济生活程度作正比例，文明和野蛮的分别就在这一点。野蛮人欲望少，需要少，所以满足欲望需要的方法也少，文明人欲望多，需要多，所以要想出种种方法来满足他们的欲望需要。因为这样，所以宗教、美术、文学……各方面都发展，这就是不能藐视经济生活的原因。
从前哲学家下“人”的定义，有的说：“人是能说话的动物”。有的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有的说：“人是会笑的动物。”最近法国哲学家柏格森（H. Bergson）说：“人是能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个定义和从前不同，很有特别的见解。他说的“制造工具”便含著把天然界的材料，变为应付需要的器具而说的，下等动物便不能拿天然界的材料来应付他们的需要，所以能制造工具便是人的特别性质。
以上讲的是经济生活的重要，以下再讲经济生活和人类生活的关系和在社会上的影响。经济生活可使人类社会发生两种影响：（1）分工，（2）互助。
假如我们社会各靠自己去制造器具来应付自己的需要，那么这种社会立刻便可以回到野蛮时代去了。各人做各人的事不但是办不到，便是办得到，但是社会上没有互助的生活，除了家庭还有血统的关系外，其余的人便没有彼此帮助生活的需要，所以便要回到野蛮时代去了。
分工做事的最大的利益便是能使人专心向一件事上去做，可以养成专门的技术。譬如农夫，专门让他去务农，别的需要让别人来供给他，使他可以专心致志的研究农事，自然可以发达他特殊的技能。至于工业更能看出分工的益处。譬如铁匠、银匠、画师、工程师等个个都有专门的本事，如果不分工，便有天生的才能也埋没了，断不能使它发展到特殊的地位。
分工的利益固然可使专门的技术发展，同时也可以使社会生活互相赞助。因为越分工则社会生活越复杂，越向不同的方向去发展，社会生活既然复杂，便不能不靠彼此互相帮助。且举几个具体的例：譬如农出产，工制造，商运输贩卖，你靠我做这样，我靠你供给那样，结果便把各部分的界限打通了，成个互助的社会。如果社会事业不分工，必是个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惟有分工才可使社会变成有机体的性质，一部分不出力他部分必定受损了。
以上所说的分工互助的道理都是平常的知识，用不这再三的申说。所以要提出来说，就是因为有人把经济生活看作物质的下等的生活，先抱定了藐视的成见，说他和人类精神的生活无关，便在欧洲也还有人说物质文明太发展容易使精神的文明堕落。我所以提出来讲的意思，是要大家知道物质的生活是很可以影响于精神生活的，如刚才所说的互助的关系，这并不单是物质的生活，实在是精神的生活基础。
这种藐视经济生活的成见我们是已经不承认的了，但是还有一种相反的学说，我们也得要拿来批评批评。当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初年，英法学者都承认分工互助的好处，但是看得太重了，便趋到极端，以为政洽问题、思想问题都不重要，都可以归到经济问题中去解决。例如斯宾塞尔的政治哲学便完全在这种观念上建设的。他以为工业发展可生出种种利益，一方面可使个人的天才自然会发展，一方面又可使货物交通发达，自然会养成互助的观念，那种不好的、仇视的行为自然会没有了。进化是从无工业的世界进到工业世界，这是经济生活自然发展的。
这派叫做自由贸易派。他们希望从自由交易上把战争根本打消，以为经济发展人家都明白战争是不经济的，只要自由交通、自由贸易，凡是由国际外交和政治所养成的仇敌的势力都可打消。所以他们主张藉经济的交通来解决国际的敌视。
不但他们拿自由竞争来打消国际的仇敌，就是国内的互助也主张借经济的交易来养成的。他们以为如果让他们自由竞争，买卖两方面都有利益，不要定法律去干涉他，自然会生出互助的结果。这派学说都以为人人皆有利已心，利已心本是一切罪恶的原因，但是有意识的利己思想不但无害而且有利。大家都觉得损人利己结果必定不利已，便会养成有意识的利己心，既然养成有意识的利己心，自然会养成互助的习惯。这种学说在世界上还没有完全实行过，因为全世界的贸易没有那一国是完全自由毫无干涉的，所以我们不能过于指摘他，不过照这派学说本身说来，还有几种大缺点。
这派学说的根本错误便是他们假定的根据在事实上不能实现。照他们的假设必定个人国家都有平等竞争的能力，但是事实上绝没有平等的竞争能力，无论是国家是团体，竞争的能力断乎不能平等的。如果各国个人竞争的能力如才能、工具、财产、资本…都相等，那么这种学说是很有道理的。不要道德指导，他们自然会发生有意识的利己心，社会中绝没有这种事实。个人同个人竞争，有才能工具财产资本的人一定要大占便宜的。国家也是这样。既有这种情形，可见得利己心越发达，越利己，结果必定生出很不平等、很不公道的现象。
这派学说在十九世纪中叶最占势力，从一八八〇年到一九一四年，他们的错处越发发现出来了。从前的武力帝国主义便是大国强国利用经济的势力来侵夺小国弱国的利益，这就是这派学说的错处最显明的时代。
不但大国同小国、强国同弱国有冲突，便是大国强国自己也起了冲突。各国自由竞争，各想占便宜，欧洲北部各国生产不能应付需要，不能不找出小国弱国来做他们的牺牲，结果大国强国之间便起了冲突。不但十八、十九世纪学者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和平世界不能实现，并且酿成一九一四年以来的大战争。
不但国际间不能实现这种学说，便是国内行了这种学说也发生许多毛病。现在当然承认工商业的国家社会分子有彼此互助的事实，但是因为各分子的才能资力不平等，所以往往一部分占便宜，一部分吃大亏，结果便生出不平等、不公道的状况。
现在生产的方法和从前不同，资本家只要有权力工具、财力便可以制劳动者的死命。世界上金钱势力很大，比方制造货物自成功到卖出的时候，必定要经过很多的日子，多钱的可以居奇，无钱的便不得不贱卖，所以钱多的人与钱少的人竞争力便不能平等。结果还是有钱的人占便宜，可以利用金钱势力来迫压无钱无势的人，侵占他们的利益了。
简单说来，劳动问题从学理上观察劳动资本是互助的，从事实上观察却一个占胜，一个吃亏，结果总是一方面享福，一方面吃苦。现在所设劳动问题就是在弥补救济从前不平等不公道的坏处。
现在所设劳动问题，在劳动者方面以为非人道，要求改良，主张根本解决，在资本家方面以为这是自然的趋势，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这些问题原不能批评他们，说那个对，那个不对，姑且表明我们两个意见：
1、经济的互助关系也可以好，也可以坏。在从前孤立生活时代，彼此毫无往来，自然不会冲突，现在有了交互的关系，一方面固然有好处，但是其他方面也是有坏处。
现在的问题，不但要有交互的关系便算了事，还要想怎样支配这种关系，使它有利不要有害！
2、要知道自由平等并不是平行的。十八世纪法国革命，宣告自由、平等、博爱三大主义，以为有最大多数的自由，自然会使多数平等。前一百年来可算是自由的时代，结果格外现出不平等的状况，这都是自由太多的结果。现在的问题，是应该怎样补救自由太过的毛病？怎样使可能自由，可能平等，好让各个人都有平均的发展的机会？
（八） 编辑
上回讲过经济生活可以发生两个结果：（1）分工，（2）互助。又讲到欧洲实业革命的结果，生出一种新政治哲学，大意是承认经济生活的重要，希望以经济生活的组织做基础，把国内外的问题一齐解决。国内去了无意识的利己心，国外免掉无意识的战争，达到大同和平的世界。这种理想在历史上不能实现，并且和事实却都相反。因为自由竞争必以能力平等为条件，能力不平等，结果便生不平不公的现象，所以国内造成资本家迫压劳动家，国外养成这回的大战。现在我们所当研究的，便是一方面怎样公道？一方面怎样自由？这便是跟实业革命而来的困难问题。
今天要讲的是实业革命的结果。前回讲过：实业革命之后，生产和制造都用机器，利用大规模、大生产的制度、用蒸汽、机器、煤、电、来代替人力，因此便发生一种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注重个人自由选择，爱做什么便做什么。这派哲学最注重契约（ Contract）的观念，打破从前分位（ Status）的观念。契约是根据于个人自由意志，得双方同意缔结的。英国有名的历史家梅因（SirHenry Maine）说：“人类社会进化的趋势是由分位时代，趋到契约时代。”分位是包括地位名分说的，最明显的例，便是埃及、印度的阶级制度，各阶级隔绝不相交通。欧洲封建时代也是这样，都有天生的分定的阶级。现在的社会虽然打破分位观念，但仍有分位的遗迹，如妇女的地位仍然不及男子，便是一个例。再回想几十年前，不但君主皇室的权力是分定的，便是地主对于佃户也都有分定的地位。可见得分位的观念范围很广，实行分位观念的国家也很多。
分位的社会最重要的性质，便是把社会分作许多阶级，每阶级之中，子子孙孙都做那一样的事体。从历史上看来，欧洲改革分位社会并不靠政治革命把它打破，是全靠经济生活变迁才把它打破的。比方上回所讲的妇女分位解放并不是政治上解放的，全是经济上解放的，因为家庭生计逼迫他们，使他们要到社会上去做事，所以才因而把他们的分位改变了。
我们看英法两国的革命可以看出特殊的区别：英国一六八八年的革命是政治革命，法国一七八九年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因为法国的革命不但把朝代换了，并且把从封建制度传下来的阶级职业名分一齐打破。梅因说“由分位时代趋到契约时代”的意思是说到了一定的时期，自然会把旧制度打破，用个人自由商定的契约来代替他，这便是社会进化的必然的趋势。
这种社会变迁的结果，便发生一种新政治哲学 —— 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中心观念，便是根据个人自由意志商定契约，不要政府用法律的或政治的势力去干涉他们，只听他们自由去做。政权越小越好，个人同个人定了合同之后如果有违背合同的，政府才可以出来干涉。这派想把经济哲学变成政治哲学把政治的改革都看作不大重要的。
这派的哲学把经济问题，经济组织，看得比政治生活更重，以为政治问题都可拿经济生活来解决的。我们如果把两千多年前柏拉图（ Plato）的哲学拿来比较，却和这派相反。他说分位的社会是最高理想的社会，社会中最重要的便是分位，安宁秩序全靠分位维持的，社会各方面能各得其所，全靠各阶级各司其事，各阶级做各阶级本分以内的事体，便是理想的最高的社会。
但是柏拉图并不是顽固守旧的人，他对于希腊的分位区别，并不满意觉得那时的分位不但不能维持安宁秩序，并且扰乱安宁秩序。他想找出理性做分位的标准，看社会上需要是什么，看那种阶级是不可少的，乃设下来那种阶级。依柏拉图的研究，社会上有三种阶级是最需要的：（1）指挥的人。社会上事业不能让个人去办，必定有个指挥的人才可以做出有意识的事体。他把这种人看得最需要的，他主张只有哲学家可以做君主，做统治的人，他的理想的共和国便以这种人为第一需要的。（2）执行和保卫的人。既已有圣贤立法便要有人执行，不但执行法律，并且要防人攻击。这种有勇的人便是市民，他们的责任是保护国家，所以占第二级地位。（3）生产的人。社会有物质的需要，这阶级的人是个无产的阶级，专用劳力供给社会生活的。如果各阶级各尽各的事，便是太平世界。
柏拉图理想的计划和别人不用，他的特别贡献是想出教育的方法。他以为生是偶然的，应该有教育制度来启发它。《共和国》中讲教育事体很详细，教育如果办得好，使最聪明的人升到统治者的地位；次懂得法律的人，有勇气的人升到第二层级阶，至于那些没有知识只有情欲的人，只好让他去做小百姓罢。这都是凭教育解决的，不是他们生成的。
柏拉图这种理想完全是个乌托邦，但是我们也很可以拿来做讨论的基础。因为他是哲学史中有完全计划的人，他的议论很可以代表分位派的观念。他所主张的是国家社会主义，想用少数人的能力来定各部分的需要。他的根本观念是看不起经济的生活，看不起欲望需要。最不相信经济的需要，要想把它压将下去，说它不佩在社会上占一个重要的地位。
这派哲学却和英法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上半期的经济学说相反。这时候的经济学说以为社会最重要的需要是经济，能使经济自由发展，个人自由竞争，那么一切都平安了。他们相信个人用不著圣贤来指挥他们，他们有利己心自然会懂得他们所要的是什么，别人都不配去指导他们，指导的并不如他们自由发展、自由契约的好。他们以为个人只有自己最知道自己的需要，如果人都照他自己的利益去做，总计起来便是社会的利益。因为经济并不是个人的，不能孤立的，必定有彼此交互的关系。比方定个契约必定要彼此协商，彼此交有利益，结果不但是个人的幸福，并且是全社会的幸福。如果达到这个目的，全社会都可以安宁和睦。
个人自由契约虽然有不平等的，但是他们以为不平等不打紧，优胜劣败是天然的结果。人类正可以利用天然淘汰来鼓励社会，使他们努力。归总一句话：便是拿契约的关系、个人自由做根据，主张国家放任，工商各业均不要干涉。万一社会上发生冲突，他的发展侵犯我的自由，或是契约有弊，一方履行，一方不履行，国家才可以出来干涉。这派学说平常叫做放任主义，又叫做警察式的政治哲学，把国家看作警察厅，只要他管一部分警察的职务罢了。
这派学说不但以为自由放任于经济上有好处，便是道德上也有好处。让个人自由发展，可以鼓励个人冒险、竞争、奋斗的精神，可以减少懒惰、不进取的脾气。照他们说经济的发展很可以帮助社会精神的进步的。
如果把这派学说应用到中国来，拿他们所攻击的国家干涉，来攻击家庭的干涉，把家长的权力一切停止了，让家人各去自由独立做事，那么就很可以看出这派学说的好处。
再这派学说不但有帮助天才道德发展的好处，并且可以养成社会上彼此互相信用的态度。因为自由协商必定要两方面都彼此相信才可以成立，所以这派学说在共同事业、共同生活的社会中最占重要的分量。从历史上看来，自从商业发展自由契约而后，的确养成许多很好的信用态度，欧人的信用未始不是这派学说养成的。
以上是说这派学说的好处，现在再说一说它的缺点：
这派学说第一个缺点便是忘记了平等是契约最重要的条件。如果两方面势力平等，那么还可以说得上自由，如果两方面势力不平等，那么所谓自由协商便是笑话了。譬如大资本家什么都有，只是缺少工人，但是工人很多，要多少便多少，要给多少工资便给多少工资，你不干自然有别人去干。这种佣雇的契约表面上好像是自由协定的。其实工人一方面是无可如何的，只好忍气吞声去干罢了。这都是因为没有平等的势力，所以虽有契约，好像没有契约一样。
这种势力不平等的契约便生出两种结果：（1）劳动时间，每天做工十六七小时，工人那有愿意的呢？但是雇主说这是他们自由意志，是他们情做愿做的，其实只是生计的逼迫罢了。（2）工人待遇，如运用危险的机器，使用有毒的材料，或断手足，或压死炸死，或闷死害死，工人如果要求赔偿，雇主必说这是他愿意做的，特为冒险来的，我是不能赔偿的。这种契约名为自由，实则都是势力逼迫的，这便是两方面势力不平等的结果。
十九世纪之初，欧洲各商业国都把干涉自由的法律渐渐废了，到十九世纪下半期又立许多工厂法，干涉做工的间时和工人待遇。如果做工过乎法定的点钟以上，或是工厂设备不安全，和使危险的机器，妇人小孩所能做的工作—都要受法律限制。大概十九世纪的下半期不但不用放任政策，并且用和从前相反的干涉政策。
这派学说第二个缺点便是他们以为契约的利害只是当事的两方面的关系。这一层是他们的大错，因为没有一种契约是个人的关系，不是社会的关系。比方如果有五十人百人愿意卖身做工，情愿做那不卫生的苦工，这便不是这几个人的关系，全社会都要受影响的。自已不卫生，不洁净，生下来的孩子便弱了，便于种族有害了。所以简直可说没有个人的利害不和社会有关系的。
我且举一个例，美国有一邦定一种新法律限制妇女的工作点钟，后来反对的人说，妇女都愿意多做几点钟，多得几文钱，法律禁止他们，岂不是侵犯个人的自由权吗？立法的人辨道，便是愿意国家也可以干涉的，因为过于劳动生子便弱，结果必使人口减少，种族衰败，这都是公共的问题，并不是妇女个人的问题。照这个例看起来，可见得个人的利害总与社会的利害有关。欧洲大陆都承认劳动保险制度，不但保险，就是失业者年老者都要保护。德国行这种制度最早，这回大战所以团结力狠耐久未始不是行保护制度的报酬。
以上所说的多是关于欧美经济状况，中国如果工厂发达，工业制度也不能不有的，刚才所说的放任政策、保护政策未始不可以供参考。劳动时间、工人待遇、妇女小孩做工等等不卫生的状况最好是预先防止，不要待到生出流弊再说，等到那时社会上已经受害了。
以上所说的都是学理上的问题，现在的争论，大家都说是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争胜，今天已把个人主义讲完了，下次再讲社会主义对于种种问题的态度来比较比较。
（九） 编辑
上一次讲演曾指出个人主义注重自由放任，在历史上发生许多困难的问题，和显而见易的流弊。后来便生出反动，有一派学说和个人主议的经济学说相反对。这派学说自己虽然还没有一贯的主张，但他们有共同的趋向，就是都不赞成经济的活动一概放任，要想设法限制，并由公共势力管理，使经济事业朝一个方向走去，使这种事业为社会公共的利益，不为个人自己的私利。
今天要讲反对个人主义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这一派都是抗议的论调都是攻击现行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工业制度、资本制度和私有财产制度。他们所攻击的大概都能一致，但是他们所主张的各有不同，现在要讲究竟社会主义一派所主张的是什么，那就很难说了。
我们所以主张不同的原因：（1）是道德的见解不同。他们之中，有的重视道德，有的不重视道德，这是他们一个区别。最初的社会主义在英国、法国的，大概多注重道德观念，攻击那些不道德的工业资本财产等制度，后来马克思出来，唱科学的社会主义，找出一种因果律，说某种制度的自然趋势是怎样，便丢开道德的观念，只讲自然的趋势。（2）是对于国家的态度不同。有的主张公众的组织动作，利用公共机关来干预经济的活动，有的还带点个人主义的遗风，不信仰国家政府，说他们靠不住，只注重社会全体个个人愿意的组织，便成了无政府共产主义一派。前派信仰国家，这派反对国家，这便是两派不同的地方。
这些派别虽然主张不同，但都可称为社会主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趋向，便是经济活动应该以社会共同的利益为前提，不应该以个人私自发财做前提。他们所以攻击从前种种经济学说，因为他们说得太抽象，把社会的方面看轻了，现在经济制度、工业组织所以发生许多缺点，都因为他们重个人轻社会的原故。古代的经济学说只注重抽象的概念，不注重具体的问题，把劳动资本当作抽象的名词，不把它当作有血气有肉体的人的团体。现在都变到注重社会共同利益方面去了，这便是他们共同一致的趋向。
现在对于道德派、伦理派的社会主义不能详细解说，但简单解说几句。这派最盛的时期便是十九世纪的上半期，到一八四八年欧洲各国都起了革命，便是这派学说的影响。十九世纪下半期，是马克思的学说最盛行的时代，直到欧战为止，现在好像人心对于马克思的学说有点厌恶的样子，又回复到十九世纪上半期道德的伦理的社会主义去了似的。
马克思攻击道德派的社会主义，以为他们是感情用事。他说工业制度坏，并不是道德不道德的问题，他要证明那种经济组织，归到自杀的一路，自然会趋到灭亡的时代，自然会有新的制度来代替他。他的意思就是说个人主义的经济制度，自然会趋到灭亡的地步，自然会有社会主义来代替它。
马克思以为私产制度当初还有存在的理由，工业尚未发达，自耕自食，自制自卖，生产货物都是他自做的，所以得到的财产应该归他自己私有。后来行工厂制度，用不著自己去做自己去卖，分工的结果一件东西经过许多手才制造成功，自己制造的东西不知道卖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他说工厂发达以后，所有制造和分配已成为社会化了，生产分配已变成社会化，经济的组织制度还是非社会的，所以没有存在的理由，应该也变到以社会利益做标准才对。
机器发达之后便有大工厂制度，有大工厂制度便使实业扩大，后来彼此自由竞争，小工厂站不住，非要联合不可，越联越大，便成了很大的公司，美国的Trust便是一个例。马氏那时已能预料到这种自然的趋势，说竞争的结果必把竞争取消，经济活动都归大公司独占去了。
总而言之，马克思的学说有这几点很重要：（1）认私有财产是古代的制度，现在没有存在的理由。（2）经济竞争的制度是自杀的制度，结果便把实业都归到少数人的手中去了。（3）资本越大，利益越多，资本家一方面赚钱，工人一方面吃亏，结果社会上只有极贪极富的阶级，便把中等社会消灭了，如到这个地步自然会越生阶级竞争的。有许多人骂马克思，说他提倡阶级竞争，实在是冤枉他，其实他只说这是天然的趋势，贫富两阶级自然免不掉竞争的。（4）他承认经济的价值是由劳动而生的，劳动便是一切经济价值的来源；至于资本家的利益只是克扣劳动者的工钱。譬如资本家把工人应得的一块钱之中扣去一角，以为他得了九角钱便可以养家活口，资本家既已发财，结果便拼命的生产，生产过多，便起了商业上的大恐慌。结果必定弄出大乱子，发生阶级战争，使经济组织完全失其作用，国家没有法子，才把经济拿过去归国家掌管。以上所说的是马克思学说的大概。不过到欧战以后，大家对于他的学说很有一点怀疑，很有一点厌倦的样子。这却有两个原因：
（1）他所说的话多与事实不合。他说经济资本集中，这句话固然是验了，但是他说穷的越穷，富的越富，这一层却与事实相反。自欧战以来，劳动社会生活的程度高了，不但不受恶影响，且因工价益增，工人的生活反渐渐宽裕起来了。
2）他的推算很有一点错误。他说社会主义的国家必定在经济组织很完备的国家之中才可以实现，但是照历史看来却却相反。他想到德国、美国应该最先实现社会主义，却没有想到俄国最先实现社会主义。俄国尚在家庭经济时代，没有到社会经济时代，照他的推算断不会有这回社会主义发生，谁知事实上竞然实现社会主义起来了 —— 因为有这两层原因，所以大家对于马氏的学说不大信用，趋到从前的道德派伦理派的社会主义一方面去了。
现在不能详细说明反对马氏这派社会主义的学说，且说个大概。美国的虎福尔（Hoover）是个很会办事的人，这回战争被协约国公推他支配粮食，办理事件很满人意。他在欧洲很久，回到美国他有一次演说说欧洲的社会可算是社会主义破产，凡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方，出产的程度都减少，不能供给需要。因为社会主义把个人的竞争兴趣灭杀了，人人都没有竞争的心，所以出产也减少，经济的进行很困难。东欧一带尤其显然。照这种看来，可算是社会主义的失败。
他这些话也未免讲得太过，以几个月的经验来批评人家的经济，未免有些靠不住。且遇这回大乱，经济衰落也许有别的原因，拿来归过于社会主义似乎有点过当。但是他的议论也很有价值。从前信仰社会主义的人都攻击马克思的国家社会主义，反对经济由国家管理。不但局外人反对，便是信徒自己也怀疑。这都有种种的理由：（1）把私人自由竞争的经济完全收归国家管理，把个人自由活动的兴趣取消，结果便恢复从前的封建制度，打消许多自动的活动，阻止许多向前的兴趣。（2）这种新组织中一切公有，有才干的资本家以他多年的经验，也必定在这种国家中独占大权。他们既已得到大权，还是为自己谋利发财，大多数没有才干的人仍然是没有法子进取—这都是不可防止的流弊。
讲到这里又引我们研究另外一派社会主义的兴趣。这一派有的是“公所的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有的是“工团主义”（Syndicalism）。俄国新宪法的精彩，就藉这两个制度表现出来的。这派社会主义的根本观念：都反对国家的组织和政府的能力。他们对于国家政府有点怀疑。比如美国的工会，欧洲的工团，都是倚靠自己有共同的趋向和利害关系，由自己出力去办，不信赖国家政府的能力，这便是工团主义。近来新的公所社会主义是以行业为主体，每种团体当中分子有公同的利害关系，一切经济的活动由这有公同利害关系的人自己去办。他们的社会，是每业有一个组织的联合社会，使各业办理各业的事件，不靠政府，单拿个人的行业做组织团体的标准。
从欧洲中古到机器发明的时代，各业都有公所，管理营业的生活，组织很完备，对于徒弟行规定钱等管理也很利害。在工业未发展的时代，这种公所很居重要的地位，到了个人主义发达的时候，以为这种制度妨碍个人自由，到法国革命而后便一齐废了。现在主张社会主义的人以为公所制度很好，与其叫国家替公众做事，不如以各业为单位组织一个适合民治主义精神的团体来做事好。所以现在的公所制度可叫做“工业的民治主义”（ Intustrial Democracy）。中国现在还有商业公所，当这个由家庭经济生活到工厂经济生活的过渡时代，这种制度似乎很可利用。现在应该研究那一部分应该保存，怎样提倡社交养成对于本行业自尊自重的观念？因余本业所需要的技能和有关系的利害，只有公所可以完全知道。中国学者应该研究这种公所，应该保存公所的好处。
初开讲的时候，我们曾再三说明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正当的职务，不再笼统的攻击，不尚武断的主张，只贵具体的研究，没有包医百病的药方。我们主张是提出具体的问题，偶然说一点下手的方法。今天要按这个意思提出两个问题:
（1）中国现在应该怎样保留经济的重要利源——路矿、森林、航路—一使不致落到私人手里去，为私人营私发财的地步？因为这几件东西都每和公共利害有关系的，中国现在是从简单的经济生活进到复杂的经济生活的时代，所以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是很要研究的。
（2）中国现在应该怎样利用各业的公所会馆制度的好处，使他们发展，并使以职业为根据的团体得进为政治组织的中心！将来的选举不但由个人选举，并且由各业公选，或者成绩比较好一些。现在有许多公所应该解决，如果解决了，不但是为中国私刑，并且可以把这个解决法贡献到世界上去。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虽然主张不同，但是有个共同的观念，便是一切经济事业最大的目的是谋社会利益的，不是为个人发财赚钱的，我们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应该拿这种观念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