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农村教育必须坚持多种形式办学

普及农村教育必须坚持多种形式办学
遵化县文教局
1972年2月15日

本作品收錄於《人民日报》

在普及农村教育的工作中，始终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毛主席在一九四四年就提出：“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普及农村教育，必须采取多种形式办学，使广大贫下中农子女上学方便。而刘少奇一类骗子，疯狂地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他们挥动资产阶级“正规化”的大棒，破坏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许多贫下中农子女被堵在学校大门之外。我们认为，资产阶级的“正规化”，是普及农村教育的大敌，必须彻底批判，肃清流毒。

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光辉著作中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解放前，我县西铺大队九户地主、富农中，就有六个大学毕业生，而一百四十五户贫下中农和中农，连一名高小毕业生都没有，直到“穷棒子”社成立时，还找不到一名会计。这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教育制度造成的恶果。广大贫下中农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解放初期，旧学校有了一些改革，新办了一些学校，并向工农子女开门。一九五八年，我县广大贫下中农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对“穷棒子”社的光辉批示，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发扬当年西铺二十三户贫农办“穷棒子社”的革命精神，决心在文化上彻底翻身，办起了各种类型的学校。既有正规的小学、中学，也有比较分散的不正规的小学、中学，还有业余学校、巡回学校、半日班、午班、晚班、识字组、读报组等。他们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办学的方针，不要国家花钱。没有教室，自己腾出几间草棚、副业加工房做教室；没有教师，自己选拔；没有桌凳，用土坯、石块搭；没有课本，自己编乡土教材。按照老解放区的办学经验，全县办起了许多“抗大”式的学校。学生一面学习，一面劳动，既学政治，又学文化；师生还协助村里的工作，深受广大贫下中农欢迎。当时农村教育事业曾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

可是，就在这时，刘少奇一伙极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疯狂地进行诬蔑和破坏。他们唯恐贫下中农办学要夺回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千方百计地扼杀贫下中农办学的积极性。他们叫嚷什么：民办学校“不正规”、“不象样”，谩骂这是“乱、糟、偏”，是“混乱现象”，并强令解散了一些学校。到一九六一年，刚刚兴起的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被他们连砍带并，只剩下七所民办学校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广大贫下中农的办学积极性被压了下去，许多贫下中农子女重新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

刘少奇一类骗子，大搞资产阶级的“正规化”，玩弄了许多花样。例如，以克服“混乱现象”为借口，设了重重关卡，规定什么超过十五岁的不能上高小，即使上了学的，也被赶出去；交不起学费的不能入学，不足三十名学生的村不能办学校，等等。在他们的迫害下，偏僻的山村不能办学校，办了的也被砍掉，大部分学校都集中在城镇、平原、富村和大村。一些贫下中农子女能勉强上学的，要走十几里路，还得翻山越岭，趟河过沟。他们还以“提高教学质量”为名，卡贫下中农子女升学，规定什么不是正规学校毕业的学生不能升学，把考卷分数作为招收学生的唯一标准，不论什么人，只要达到“分数线”，就能录取。西铺“穷棒子社”的王生老大爷说：“解放了，毛主席共产党救了我们，可不能再让孩子们当‘睁眼瞎’了。我高高兴兴地把孩子送到学校，可是没到‘分数线’，还是给关在学校外边了。这‘分数线’就是对咱贫下中农子女入学的‘封锁线’哪！”王生老大爷的话，是贫下中农对资产阶级“正规化”的有力批判！

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到文化大革命前，全县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学龄儿童不能入学。我县东梁子河大队第一生产队共三十三户，有高小以上文化水平的只有二十七人。有的村因为识字的人少，文化水平低，学习毛主席著作有困难，党的文件看不懂，农业技术很难推广。这些情况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十分不利。

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所谓“正规化”，实质上就是“封、资、修”化，就是让农村学校追求“大、洋、全”，脱离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

一九六八年，毛主席发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光辉指示，广大贫下中农无不欢欣鼓舞。全县广大贫下中农、革命师生以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为武器，大破资产阶级“正规化”，使普及教育有了一个新的发展。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我们继续发扬“穷棒子”精神，发挥两个积极性，按照合理布点、多种形式、就近入学的原则，把一些集中的学校分散到偏僻山区和文化比较落后的社队，办到群众“家门口”。很多村队还办了耕读班，允许带弟妹上学，允许上半日学，允许学习部分功课，允许晚来早走等。这样，全县基本上实现了上小学不出大队，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七。广大贫下中农高兴地说：“这样办学校合我们的心意了，‘穷棒子’精神得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