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農村教育必須堅持多種形式辦學

普及農村教育必須堅持多種形式辦學
遵化縣文教局
1972年2月15日

本作品收錄於《人民日報》

在普及農村教育的工作中，始終存在着尖銳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毛主席在一九四四年就提出：「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規的小學、中學，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規的村學、讀報組和識字組。」普及農村教育，必須採取多種形式辦學，使廣大貧下中農子女上學方便。而劉少奇一類騙子，瘋狂地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他們揮動資產階級「正規化」的大棒，破壞農村社會主義教育事業，許多貧下中農子女被堵在學校大門之外。我們認為，資產階級的「正規化」，是普及農村教育的大敵，必須徹底批判，肅清流毒。

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篇光輝著作中說：「中國歷來只是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解放前，我縣西鋪大隊九戶地主、富農中，就有六個大學畢業生，而一百四十五戶貧下中農和中農，連一名高小畢業生都沒有，直到「窮棒子」社成立時，還找不到一名會計。這就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教育制度造成的惡果。廣大貧下中農吃盡了沒有文化的苦頭。解放初期，舊學校有了一些改革，新辦了一些學校，並向工農子女開門。一九五八年，我縣廣大貧下中農反覆學習了毛主席對「窮棒子」社的光輝批示，增添了無窮的力量，發揚當年西鋪二十三戶貧農辦「窮棒子社」的革命精神，決心在文化上徹底翻身，辦起了各種類型的學校。既有正規的小學、中學，也有比較分散的不正規的小學、中學，還有業餘學校、巡迴學校、半日班、午班、晚班、識字組、讀報組等。他們堅持自力更生、勤儉辦學的方針，不要國家花錢。沒有教室，自己騰出幾間草棚、副業加工房做教室；沒有教師，自己選拔；沒有桌凳，用土坯、石塊搭；沒有課本，自己編鄉土教材。按照老解放區的辦學經驗，全縣辦起了許多「抗大」式的學校。學生一面學習，一面勞動，既學政治，又學文化；師生還協助村裡的工作，深受廣大貧下中農歡迎。當時農村教育事業曾呈現出一派興旺景象。

可是，就在這時，劉少奇一夥極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瘋狂地進行誣衊和破壞。他們唯恐貧下中農辦學要奪回剝削階級的「世襲領地」，千方百計地扼殺貧下中農辦學的積極性。他們叫嚷什麼：民辦學校「不正規」、「不象樣」，謾罵這是「亂、糟、偏」，是「混亂現象」，並強令解散了一些學校。到一九六一年，剛剛興起的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被他們連砍帶並，只剩下七所民辦學校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受到了嚴重的干擾，廣大貧下中農的辦學積極性被壓了下去，許多貧下中農子女重新被排斥在學校大門之外。

劉少奇一類騙子，大搞資產階級的「正規化」，玩弄了許多花樣。例如，以克服「混亂現象」為藉口，設了重重關卡，規定什麼超過十五歲的不能上高小，即使上了學的，也被趕出去；交不起學費的不能入學，不足三十名學生的村不能辦學校，等等。在他們的迫害下，偏僻的山村不能辦學校，辦了的也被砍掉，大部分學校都集中在城鎮、平原、富村和大村。一些貧下中農子女能勉強上學的，要走十幾里路，還得翻山越嶺，趟河過溝。他們還以「提高教學質量」為名，卡貧下中農子女升學，規定什麼不是正規學校畢業的學生不能升學，把考卷分數作為招收學生的唯一標準，不論什麼人，只要達到「分數線」，就能錄取。西鋪「窮棒子社」的王生老大爺說：「解放了，毛主席共產黨救了我們，可不能再讓孩子們當『睜眼瞎』了。我高高興興地把孩子送到學校，可是沒到『分數線』，還是給關在學校外邊了。這『分數線』就是對咱貧下中農子女入學的『封鎖線』哪！」王生老大爺的話，是貧下中農對資產階級「正規化」的有力批判！

由於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干擾，到文化大革命前，全縣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學齡兒童不能入學。我縣東梁子河大隊第一生產隊共三十三戶，有高小以上文化水平的只有二十七人。有的村因為識字的人少，文化水平低，學習毛主席著作有困難，黨的文件看不懂，農業技術很難推廣。這些情況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十分不利。

劉少奇一類騙子鼓吹的所謂「正規化」，實質上就是「封、資、修」化，就是讓農村學校追求「大、洋、全」，脫離三大革命運動的實踐。

一九六八年，毛主席發出「貧下中農管理學校」的光輝指示，廣大貧下中農無不歡欣鼓舞。全縣廣大貧下中農、革命師生以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為武器，大破資產階級「正規化」，使普及教育有了一個新的發展。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我們繼續發揚「窮棒子」精神，發揮兩個積極性，按照合理布點、多種形式、就近入學的原則，把一些集中的學校分散到偏僻山區和文化比較落後的社隊，辦到群眾「家門口」。很多村隊還辦了耕讀班，允許帶弟妹上學，允許上半日學，允許學習部分功課，允許晚來早走等。這樣，全縣基本上實現了上小學不出大隊，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百分之九十七。廣大貧下中農高興地說：「這樣辦學校合我們的心意了，『窮棒子』精神得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