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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論编辑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弗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為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為哉?操以為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己,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於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刻忮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為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卻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夫孔子蓋始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

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為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己,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為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

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哀公,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偪,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與也,皋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子思論编辑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為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可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為聖人而已矣。

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為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為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為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為文,汲汲乎惟恐其汩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於荀卿、揚雄,皆務為相攻之說,其余不足數者紛紜於天下。

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眾,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

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揚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揚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為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為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

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為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為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射之。故夫二子之為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

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為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為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為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為論也。

孟軻論编辑

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吾為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天下苦其難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貫之也。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百氏之書,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乎胸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而不亂,深思而不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蓋嘗求之於六經,至於《詩》與《春秋》之際,而後知聖人之道,始終本末,各有條理。夫王化之本,始於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為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奪,而足以為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行者也。故《詩》之為教也,使人歌舞佚樂,無所不至,要在於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聖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臣之相攘,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於此道。是故《春秋》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然其有所必不可為也。不觀於《詩》,無以見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無以知王政之難。

自孔子沒,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不可察者[1],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

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其無欲為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唯其不為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唯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穿窬。故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為孟子歟!後之觀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諸此而已矣。

荀卿論编辑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

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眾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雲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能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

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仇。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

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眾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復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

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

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茍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韓非論编辑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遊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誌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余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

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泛泛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

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敢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

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核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揚雄論编辑

昔之為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於一。始孟子以為善,而荀子以為惡,揚子以為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為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遺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於愈之說為多焉。

嗟夫,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不啻若白黑之異也。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是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於堅者為轂,柔者為輪,大者為楹,小者為桷。桷之不可以為楹,輪之不可以為轂,是豈其性之罪耶?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

孔子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為情,而合才以為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彼以為性者,果泊然而無為耶?則不當復有善惡之說。茍性而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饑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饑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為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為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禦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禦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為哉!雖然,揚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此其所以為異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為善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

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為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為惡。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為聖人之私說,不已疏乎!而韓愈又欲以書傳之所聞昔人之事跡,而折夫三子之論,區區乎以後稷之岐嶷,文王之不勤,瞽、鯀、管、蔡之跡而明之!聖人之論性也,將以盡萬物之天理,與眾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為性之無與乎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也。

韓愈論编辑

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珠璣犀象,天下莫不好。奔走悉力,爭鬥奪取,其好之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至於粟米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於口,而知其所以為美,被之於身,而知其所以為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也。

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為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楊、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

昔者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為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為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之汙而已矣。若夫顏淵豈亦雲爾哉!蓋亦曰「夫子循循焉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其實者也。

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之所為異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不薄其禮而致其情,不責其去而厚其來,是待夷狄之仁也。殺之以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發。宜乎愈之以為一也。孔子曰:「泛愛眾而親仁。」仁者之為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為如其存焉,則是孔子不明鬼也。

儒者之患,患在於論性,以為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為仁義禮樂皆出於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嬰兒乎?」喜怒哀樂,茍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率而為老子之「嬰兒」也。

儒者或曰老、《易》,夫《易》,豈老子之徒歟?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說《易》,則是離性以為情者,其弊固至此也。嗟夫,君子之為學,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其蔽,豈可謂善學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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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坡文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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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作「至密而可樂者」,當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