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呂部總論四

明朱載堉律呂精義三

《辨陳暘之失》

《序》曰：「陳暘知聲而不知音，故辨之。」

陳暘《樂書》曰：「先王制十有二律，倡和清濁，迭相為經，而清濁之聲，未嘗偏勝也。」孰謂十二律之外，復有四清聲乎？為是說者，非古也。其隋唐諸儒傅會之說歟？彼其所據者，唐之《正史》《通禮》《會要》《令式》《通典》《義纂》《義羅》之類，特一人之私說，非有本於聖人之經，天下之公論也。世之廣其說者，不過謂臣民相避以為尊卑也。鐘磬之虡，以無射為宮，則黃鐘為商，太蔟為角。無射，君也，管長四寸九分；黃鐘，臣也，乃長九寸；太蔟，民也，亦長八寸。若用正聲，則民與臣聲皆尊，而君聲獨卑。必須用黃鐘四寸五分、太蔟四寸之清，以答無射之律，則君尊於上，臣卑於下，民役其令矣。是不知十二律以黃鐘為君，非所以為臣也。今夫黃鐘之律，冠十二律之首，正位於北而面南，所以寓人君向明而治之意，而十有一律莫敢與之抗矣。是君聲常尊，而臣民之聲常卑，天地自然之道也。安有君臣與民相避以為尊卑之理乎？彼謂黃鐘至夾鐘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其四者之意，蓋為夷則至應鐘四宮而設。既謂黃鐘至夾鐘為清，又謂為夷則至應鐘而設，是兩四清也。至於論琴瑟笙竽，又益四清而為十二清聲，是十六律之說，果不足以勝十二月矣。況既有黃鐘矣，又有黃鐘清焉，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臣竊觀聖朝嘗命有司考正鐘律，遍問大樂諸工，僉言每朝饗祭祀，唯傳舊法，用正聲十二，其四清聲多不能考擊，是太常之樂，名用四清，實用十二律也。李照據《周禮典同》而論之，謂十二鐘之外，其餘四鐘皆是清聲，非中聲，乃鄭、衛之樂也。若去四清之鐘，則哀思邪辟之聲，無由而起，何知樂之深耶？

又曰：「五聲者，樂之指拇也；二變者，五聲之駢枝也。駢拇枝指出乎形而侈於形，存之無益也，去之可也；二變出乎五聲而淫於五聲，存之亦無益也，削之可也。蓋五聲之於樂，猶五星之在天，五行之在地，五常之在人也。五聲可益為七音」，然則五星、五行、五常亦可益而七之乎？其說必不行矣。先儒必為是說者，蓋有原焉。《左氏傳》曰：「為之七音，以奉五聲。」《周語》載武王伐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自鶉及駟，七列南北之揆七同。《楚語》述先王之祀有七事，而以天地民四時之務當之；《書大傳》述聖王巡十有二州，論十有二俗，以定七始，而以七統當之。漢焦延壽、京房、鄭康成之徒謂黃鐘為宮，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是謂七始。班固又從而傅會之，謂「舜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汝聽。」是其說始於《夏書》，而蔓衍於《左傳》《國語》《書傳》《漢志》，是不知書之在治，忽有五聲而無七始；《國語》之七同有四宮而無徵也。《左氏》為七音之說，蓋八音耳。八音以土為主，而七音非土不和，故《書》之《益稷》，《禮》之《樂記》。其言八音皆虛其土，猶大衍之數虛其一也。大衍之數虛其一，無害為五十；七音之數虛其土，無害為八音也。若以七音為二變在焉，是以五聲奉五聲，豈其理歟？臣嘗讀《後周史》，武帝時，有龜茲人白籍入國，最善為胡琵琶，聽其所奏之調有七音：一曰婆陁力，二曰雞識，三曰沙識，四曰沙侯，五曰加濫，六曰般瞻，七曰俟利箑，以應七律之音，合為八十四調。又知二變之聲，出於裔音，非華音也。蘇夔素號知音，嘗援《韓詩外傳》樂聲所感，及《月令》五音所中，並皆有五，不聞更加變宮、變徵，是欲以夏變裔，不欲以裔音變夏樂也。若夔者，可謂知五聲之本矣。今夫天無二日，土無二君，宮既為君，而又有變宮，是二君也，害教莫甚焉，豈先王制樂之意哉！

又曰：「人感物以形聲，聲本無而為有。故五聲之別，宮為上平聲，商為下平聲，角為入聲，徵為上聲，羽為去聲，知此可與言聲律矣。」先儒一宮、二商、三角、四變徵、五徵、六羽、七變宮之說，一何妄耶？

臣謹按《樂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謂之樂。」唐楊收謂「二變亦曰比。」蓋變與比名義皆出《樂記》，非始於近代也。夫樂有所謂聲者，有所謂音者，何也？單出曰聲，宮、商、角、徵、羽是也。

「雜比，曰音，變宮變徵」是也。聲音二義相兼，所謂樂也。然聲之為義，淺而易解，音之為義，深而難解，故曰「惟君子為能知樂。」誠哉言也！古者旋宮之法，必用二變四清，而後成均。宋李照之為樂，既黜四清，而陳暘之著書，復擠二變，此古所謂知聲而不知音者也。暘著《樂書》，凡若干萬言，而無絲毫裨補於樂，紛紛饒舌，徒欲沮壞旋宮之法而已，此所謂「不知音而不可與言樂」者也。先儒唯朱熹最知樂，其次則蔡元定，所論皆有理。今載二家成說，以破陳暘之謬。

《朱熹文集》曰：「建樂立均之法，諸律相距，間皆一律，而獨宮、羽、徵、角之間各間二律，相距既遠，則其聲勢隔關而有不能相通之患。然猶幸其隔八之序，五聲既備，即有二律介於宮、羽、徵、角之間，於是作樂者因而取之，謂之二變，然後彼四聲者乃得連續無間，而七均備焉。是亦律呂性情自然之變有如此者，而非人」力所能為也。然非古之哲人機神明鑒，有以盡其曲折之微，則亦孰能發其精蘊，著為《明法》，以幸後世之人哉？深究其端，殆未易以常理論也。

熹《語錄》曰：「宮商角徵羽與變宮變徵，皆是數之相生，自然如此，非人力所加損，此其所以為妙。」問：「既有宮商角徵羽，又有變宮變徵，何也？」曰：「二者是樂之和相連接處。」

蔡元定《律呂新書》曰：「按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也。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為調也。

又曰：「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此亦出於自然。《左氏》所謂「七音」，《漢前志》所謂「七始」是也。然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畢曲為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比於正音，但可以濟五聲之所不及而已。然有五音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也。

臣謹按：《四清》二變，古今樂家為之說者眾矣，然惟馮元、楊傑、朱熹、蔡元定四人之說得之。元之議《四清》曰：「原其四清之意，蓋為夷則至應鐘四宮而設也。夫五音，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不相陵謂之正，迭相陵謂之慢，百王之不易也。聲重大者為尊，輕清者為卑，卑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為君治，物為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謂臣民相避以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鐘旋相考擊，至《夷則》已下四管為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陵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傑之議二變曰：「律各有均，均有七聲，更相為用。協本均則樂調，非本均則樂悖。今黃鐘為宮，則太蔟、姑洗、林鐘、南呂、應鐘、蕤賓七聲相應，謂之黃鐘之均。餘律為宮，同之。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君者，法度號令之所出，故宮生徵；法度號令，所以授臣而承行之，故徵生商；君臣一德，以康庶事，則萬物得所，民遂其生，故商生羽，羽生角。然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而遷則失常，故商、角、羽無變聲。君總萬化，不可執以一方；事通萬務，不可滯於一隅，故宮、徵有變聲。」熹及元定所議亦然。陳暘獨不然，謂：「雅樂只用五聲十二律，不用二變及四清。譬如天之五星，人之五常，豈可七哉！殊不知五星之與日月為七政，與炁孛羅計為九曜。五常之名，有禮無樂，有智無勇，有仁無孝，有義無忠，有信無恕」，豈可便謂忠恕之類？皆如駢拇枝指，而非五常之正耶？又如青龍白虎朱雀各一，而元武龜蛇為二；肝心脾肺各一，而腎與命門為二。龜與腎屬水，而蛇與命門屬火，皆自然之理，而不可去也。二變之不可去亦如此。然暘之謬說，今人多惑之，是所謂「不知音，不可與言樂」者也。吁！旋宮之說尚矣，《大司樂》及《禮運》皆有明文，大儒若朱熹輩，皆不敢非之。而近代為律呂之學者，乃舍周、孔、朱、蔡之成法而不遵惟暘腐儒之是信，非惑之甚者乎？故不可以不辨。

陳其愫經濟文輯

《劉鳳論律呂》

「夫律之候氣，長則凌而先至，短則泄而不至。十有一月當冬至時，陽氣距地九寸，故黃鐘以九寸之管候之；十二月大寒，距地八寸三分七釐六毫，故大呂律與之等；正月雨水，距地八寸，故太蔟律與之等；二月春分，距地七寸四分三釐有奇，故夾鐘長與之等；三月穀雨，距地七寸一分，故姑洗長與之等；四月小滿」，距地六寸五分八釐有奇，故仲呂長與之等。五月夏至，距地六寸二分八釐，故蕤賓長與之等。六月大暑距地六寸，故林鐘長與之等。七月處暑，距地五寸五分五釐一毫，故夷則長與之等。八月秋分，距地五寸三分，故南呂長與之等。九月霜降，距地四寸八分八釐有奇，故無射長與之等。十月小雪，「距地四寸六分六釐，故應鐘長與之等。」此一歲陽氣所升之數，而律管應之者也。是雖聖人之精測，然亦何以及此也？曰：數盡之矣。夫三而降，一而復，雖陰陽之升降，氣朔之進退，十二律之長短，有不由之者乎？故不齊之中有大齊焉。以一乘三為九律，起於九畫，止於六律，聲也；畫，象也，自然而然者也。聖人以數而範圍天地，天地之度可參而知者，三一之謂也。故徑而寡失，細分之極於無窮，而皆得其紀焉者，舉其要也。李文利不得於測候，由《寘管》之誤也。然因陽氣所升之度，而古今用尺之長短，是亦可驗之一端。

十二律以調五聲，然有不足者，應鐘之宮，則徵濁而宮清；夷則為宮，則商、角、羽無其調；中呂為宮，則十二律皆無所取，故謂旅宮至於三而止。若旋以十二，則有衍之六十以至三百六十者，律何以諧也？曰：此小分之說，誤之也。《淮南子》所謂「銖積寸累，至丈石而謬徑而寡失」，不在舉其要乎？故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何以鑿為也？若鄭康成之說，本之《呂覽》《淮南》，蕤賓重上生至於仲呂，而所生分等皆倍。劉向之說，隔七為上生，隔八為下生，至仲呂而孤，蕤賓而踰次矣。京氏以隔九相生，若准之長九尺，析之一寸之內，乘為分二干又為小分，以辨強弱。極離朱之明，且不能及，又須柱以拘弦，移動之間彌不能定。而欲以辨《六十律》，豈聰耳之所及哉。

朱健古今治平略

《明律呂》

我朝以土德王聲尚宮，初制樂時，冷謙議用四清聲，故編鐘編磬皆為十六成。一代完樂，豈非洞達音律者哉？嗣是探討解悟，代不乏人。成化中，丘學士濬言：「樂無古今，宜用今世所奏之樂。」今日所歌之辭，度其腔調，按其節拍，先求世之所謂正宮、越調之類，以究古人清宮、清商之調，循俗法之所依換，尋古調之所「抑揚，然後被之於絲，吹之以竹，宣之以金，收之以石。必俗器之調，而後古器合作於一堂之上，而有和應之美，不徒協奏者之心，而且諧聽者之耳。然後按古人鐘律之法，講究其當然之則，與其所以然之故，築室布灰如其法，截竹為筒，以求黃鐘之聲，繇是以制律均音而造器焉。」先試以歌聲齊簫「聲，以簫聲定十六聲，又以十六聲而齊八器，使一器之中，聲律自然均調，無有參錯；合器而協之，使其眾器之間自然翕合，無相奪倫，庶幾得古人之彷彿矣。」是其意一本於蔡元定、朱晦庵之意而推廣之。至嘉靖中，李教授文利實始祖《呂氏春秋》，三寸九分為黃鐘，曰含少之文，辨黃鐘九寸之誤，以太極陰陽五行，由一生二，由少及多，見黃鐘數少為極清，辨宮聲極濁之誤；以左右對待各得百二十九分，辨三分損益，上生、下生，至仲呂而窮之誤。其法由十一月黃鐘三寸九分，至十二月大呂則增六分；由大呂至太蔟、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皆各增九分；由五月蕤賓至六月林鐘亦減六分；由林鐘至夷則、南呂、無射、應鐘以復於黃鐘，皆各減九分，而適合三寸九分之數。由此而如環無端焉以相生。其說曰：陽數始於一，成於三，終於九，故律之為數，三九盡之矣。黃鐘一陽初升，氣微數少，故其管三寸九分。三寸乃陽數之少，九分乃陽數之成，以三函九，故黃鐘之宮，命之曰「函少」，此其證也。十一律皆從以生，而增減亦皆以九分。惟黃鐘之於大呂，蕤賓之於林鐘，其增減視他律特異者，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陽雖進而尚弱；林鐘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陽雖退而尚強。其增減宜僅得三分之二也。律管長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曆同道者也。作《律呂元聲書》二篇。范副使輅等信其說，從受學。楊學士廉愛其書，以為天授。而王尚書廷相、韓尚書邦奇皆大儒，通解音律，謂其不然，以為樂律音調之承傳在中原，依古往而來，非他方及知，非可以臆見卜度決也。廷相駁之。書言：「古人制為五音，非徒然無所本者，宮本喉，商本齒，角本牙，徵本舌，羽本脣。故凡人呼而出聲，不論歌唱言說，必自宮而徵、而角、而商、而羽。角者氣之平，聲音之中也。故宮音始而濁，羽音極而清，落而收於角，清濁平焉。」此聲氣自然之妙，非人力強而能者。今曰黃鐘宮為清越之音，不知其音出於喉乎？出於脣乎？惟以宮為清，則黃鐘之管九寸，重濁而不合，故有黃鐘三寸九分之說。嗚呼！大謬矣！夫上古鐘律之調簡矣，而不求備也。故《周禮》三鐘十二律，皆足考擊。若必欲盡五音之調，非加以十二子聲不可。何也？清之分數少也。故古之編鐘、編磬，有一架二十四枚之設，蓋通正聲、子聲並擊之也。晉宋以來，十二律之外，止加四清聲，以補其不及，故作徵調，終不能成。何也？清之分數少也。聲之道，順而易，逆而難者也。故濁之役清也常有餘，清之役濁也常不足。故備清濁之調，非子律不可。今曰取聲不用半律，是不用子律矣。即徵羽之調，終不可成。令平公欲聽清商，雖師曠何自而擊之？謂子律可廢乎哉？夫正變二十四律，則五音各五之調略備，必如京房六十調之說，則清律極短，其聲焦殺而不成調，雖有其名，初無實用。蔡氏不深致思，亦信其說而衍之，況後學哉？曰：「然則十二律還相為宮」，果何謂乎？曰：「此非六十調之謂也。凡調以一律為主，其餘律皆比而和之，始終出入，不離首律，故曰『旋相為宮』」，言各律旋，各自為首也。如黃鐘為主律，則必以林鐘為徵，太蔟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其音以次而平。若以他律雜之，元非相次之管，必至清濁凌犯而後已。」由是言之，一律主一調，合正與子，而二十四調生焉。雖缺其一音，而調亦足考矣。故自周至漢，至唐至宋，雅俗樂流傳於世者，大抵宮調獨多，而商、角次之，其徵、羽二調止三之一。此足以見聲音之道，濁者常有餘，清者常「不足，而京房氏所謂六十調者，論說雖美，而實無所用也。後學不察，而傳衍之，謬矣。」且以為李氏之說，既不達五音之清濁，又不及作樂之節度。其論律呂、樂職、樂器、聲容之考證，皆長樂陳氏之緒餘。豈閩人無喉中之音，故遂以脣舌不正之音而杜撰定之與？又著《論》曰：「夫人有性情則有歌詠，有歌」詠則有音樂，有音樂必有律呂。《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之謂也。古之聖人本人聲清濁之感，吹律以定其中，累黍以存其法。鐘既正，則琴瑟笙竽依類而正，合而奏之。黃鐘作而林鐘應，大呂作而夷則應，所謂同聲相應也。故曰：「元聲定則諸律正，諸律正則八音諧。」夫樂者，中和之道也。極清不足以成調，極濁不足以為元。律呂之始終，要諸此而已。故有律本，有律度。何謂律本？黃鐘是也。《漢志》以黃鐘九三之法，起十二律之周徑，其長九寸，圍九分，徑三分。十二律雖有長短，其徑三圍九，以空其中皆然也。且寸九而三分之，皆參亭無餘，故三分損益，皆得全數。制律之法，莫要於此，所謂本也。何謂律度？中聲是也。古人制律之妙不可傳，所傳者器耳。其法以上生下者皆三，其本律損一而得二，以下生上者皆三，其本律益一而得四。黃鐘、太蔟、姑洗，損陽以生陰；大呂、夾鐘、中呂，損陰以生陽；蕤賓、夷則、無射，益陽以生陰；林鐘、南呂、應鐘，益陰以生陽。律呂之義盡矣。論樂者皆以黃鐘、大呂為大音，而不知大呂之設，四寸有奇，安得與黃鐘同論？故為上下以減清濁，期於中聲而止，所謂度也。如是而五音可以辨矣。聲出於脾謂之宮，宮主喉；出於肺謂之商，商主齒；出於肝謂之角，角主牙；出於心謂之徵，徵主舌；出於腎謂之羽，羽主脣。此五聲之內外象也。辨其大節，即知其相生，故必自宮而徵，自徵而商，自商而羽而角。角者，氣平之聲，音之終事也。此聲氣自然之機理，人力一毫不可強造也。其正聲之外，復有子聲，何也？聲者，以漸而清者也。如黃鐘為聲元，其管最長，諸聲俱不能越黃鐘之上，故以順而役，其音自諧。若以應鐘為宮，蕤賓為徵，大呂為商，夾鐘為角，夷則為羽，則四聲俱濁而宮獨清，雖有韻亦不成音，必須子聲湊合，乃始成調，此亦必然之理也。其曰「旋相為宮」何也？人聲之發，必起於喉而達於舌齒，再呼而換氣，必反於舌本及齶而極於脣與舌中。是七律旋轉，皆可以為聲始也。由是觀之，不惟黃鐘發聲自喉，或自林鐘而及黃鐘，或自太蔟而及黃鐘，或自黃鐘而及林鐘，其發聲之處，宮之分也。故曰「旋相為宮」，非宮調十二，而商、角、徵、羽皆十二也。旋宮之外，復有二變，何也？初發之聲，或抑或揚，其氣皆平，一二句之後，聲氣必有極揚者，揚則宮徵俱清。然非初發之宮、徵，安得不謂之變宮、變徵乎？要非十二律外別制此二聲，無此二變，則無抑揚高下之節，而均調不成。故曰：「律非五聲不能辨，非十二律不能和，五音非二變不能盡。左氏謂之七音」，書傳謂之「七始。」蓋聲有二變，則不可廢四清，非如後代以子聲為四清也。斯亦鉤深致遠，得其衷者矣。至韓公邦奇博極群書，研律呂之學，於是作《志樂》，以為古今諸儒之論律呂，何其紛紛耶？謂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以九寸為法」者，班氏之說也。下生倍實，上生四實，皆三其法，而管又不專以九寸者，馬遷氏之說也。得相生之法，以陽下生陰，陰上生陽，起黃鐘，終仲呂，而為十二律。仲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呂，為六十律。蓋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者，京房氏之說也。建蕤賓重上生之議，至大呂、夾鐘、仲呂之律，所生分等，又皆倍焉者，鄭康成之說也。隔七為上生，隔八為下生，至仲呂則孤而不偶，蕤賓則踰次無準者，劉向氏之說也。演京氏之餘，而伸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各以次從者，宋錢樂之之說也。斥京氏而以新舊法分參之者，何承天、沈約之說也。諸家之論，角立蜂起，雖班氏較為精密，要皆揣測乎影響之際，棼綸乎簡冊之間已矣。故馬遷知「律生聲，鐘生律」，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焉。班固知九分之圍，八百一十分之積，而旋宮環、轉乘除、規圓之圖則未之及焉。蔡元定知六十律八十四聲，而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之互見，則未之及焉。隋氏之樂，獨奏黃鐘；王朴之樂，不考金石。以至荀勗與阮咸，互相詆也，何妥與鄭譯，交相詘也，范鎮與劉几，迭相誹也。即溫公之於蜀公，考亭之於蔡氏，亦未能相一也。甚者，李照定景祐之樂，歌工病其太濁，私減銅劑，聲乃稍清，而照弗之知。楊傑定元豐之樂，欲毀舊鐘而不得，乃陳其已敝者為樂工，一夕易之，而傑勿之知。魏漢津定崇寧之樂，制器不成，劑量工人皆隨律調之，大率非其本說，而漢津亦弗之知。又惡用是呶呶者為也？遂使近世輕於變古。若莆田李文利氏獨有黃鐘三寸九分之說，以太極、陰陽、五行從一生二，從少及多，故言黃鐘數少為極清，以辨宮聲極濁之誤。其所著《律呂元聲》二篇，雖一時有驚為天授者，要本之《呂氏春秋》，而長孫無忌、劉恕亦嘗主之。然黃鐘沖氣，無所不在，而十二律之損益，皆從出其中，如君之無不統，如天之無不覆也。儻執含少以為清管，此律一差，大呂以下十一律皆無由取正矣。是故君子重變古也。自李氏刱異同之議，又有作《樂律管見》者，金谿黃積慶氏也；有作《律呂正聲》者，即墨王邦直氏也。大抵皆彷彿李氏，而小有參差。若吳中黃省曾則直著辨排之，其言本之《漢書》，較有明據。而楚中瞿九思測律創圖，以為「質諸理而理合，乃質《河圖》，質《洛書》，質《大衍》，質於《易》，質於疇，質諸曆，質」諸數，莫不脗合。質諸造化，而造化合猶未敢自信，復多創為千百其法，以求至當。若大呂而下，自三寸以上至於八寸七分，毫釐纖忽，如珠連櫛比，無不巧為輳泊以求合。合而為宮、商、角、徵、羽一百二十調，而經緯錯綜，縱橫反覆，無不合於圖書造化。如必欲多為聲調，即剖而為京房之六十，析而為「歐陽秀之百四十有四釐而為錢，樂之之三百有六十，此亦無難也，天下理而已矣。倘稟諸《河圖》《洛書》，參諸《周易》，質諸造化而後論樂，即不中，宜不遠。」今不必窮理，而使區區或求之於古律，或求之於古尺，或求之於古斛龠，或求之於古泉布，而大要多稟承於河東之黑黍。輕於千二百則易以大，多「於千二百則易以小。此以黍為《方分》，彼以黍為《圓徑》，此以為《律生尺》，彼以為尺生律。一圭一撮之間，一芒一釐之際，至聚訟於累歲窮年，而獄猶不解」，是何其放飯流歠而虛為此紛紛也？余持論一歸本於理，即以之而試於絲，試於竹而絲竹或不葉，恐亦當移絲竹以就理，慎不當舍理而姑為遷就「以徇絲竹。況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寧有執理持論，冥合造化，而不可奏之於郊廟邦國者哉？」此亦超解創見矣。獨其盡疑古法，謂七音、二變、四清聲之皆不足信，欲捐去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說，以為《淮南》之誤用《管子》，而漢史之誤用《淮南》，則毋亦好為持異，厭粱肉而耽珍錯之故與？究而論之，聖人「因聲氣以制樂，故天無所不通於人，而占天者以氣；人無所不通於天，而格天者以聲。」聲「氣」之為同，《易知》也。「叫嘯啼呻」，偕聞於天，而為「八音六律」之制以寫之；「氤氳噏欱」，均觸乎物，而為「密室緹縠」之法以候之；「絲竹灰琯」之為同，《易知》也。古之聖人，後天以徵聲而得其感，先天以候氣而得其應。感若呼，應若響，用其顯，以明天下。而不知者因以謂樂之用神，而聲氣為微妙。噫！亦謬矣。《語》曰：「東風至而酒湛溢，蠶咡絲而商絃絕，冬至而麋角解，月虛而魚腦減。」故草知歲，蓂紀日，燕識社，此以物候者也。度景而占豐凶，登高而察氛祲，此以象候者也。人之於氣，喻若魚水，春女思，秋士悲，神以序易，意以時變，奚非候哉？葭琯之制，取徵於顯，託驗於祕，非有他謬巧也。然琯承於氣，自長自短；聲出於琯，自清自濁。陽萌於復，故子月為天統；音尚其中，故黃鐘為君。聲因天，因地，能鬼能人。道生數，數生律，自然為綱，故足貴。已而鄙生小拘，務新臆見，傅會義理。自司馬遷以來，去古甚近，皆云黃鐘八寸七分，或「云九寸，要不甚遠。」而李氏信《呂覽》「浮浪」之說，執以為三寸九分。夫歷世以降，諳解非乏，沿襲未舛，猶可無論。至於子月符候，正由九寸之琯，應時飛動，未聞其乖，因氣辨聲，可為左驗。至於「次第益之，則高亢而不倫；次第損之，則纖伏而無聲。」季通之辨，斯為確矣。大抵聲之應律，如氣應琯空，穴竅水風，觸為聲，中於宮商，莫知其然，又況於八音之為器哉！凡謂古樂未亡者，非求盡合而不能不合也。但歌之而無淫哇，奏之而無繁亂，於以宣八風而平六氣不難矣。論樂者，幸無神說而深言之。

春明夢餘錄

《樂旨》

宋建陽蔡元定著《律呂新書》二卷，其上卷以《漢志》斛銘文，定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為「黃鐘第一，以《淮南子》《漢前志》本黃鐘之律，以三歷十二辰積之，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黃鐘之實。第二，以黃鐘三分為損益，定生十二律第三」，次十二律之實四次變律五，次《律生五聲圖》六，次變聲七，次八十四聲圖八，次六十調圖九，於是候氣、審度、嘉量、權衡次焉，為十三篇。其下卷述前史書志經傳疏註，《呂氏春秋》《淮南子》，下至歷代龠尺款識，用以明造律和聲、均調、候氣制器之事。朱文公稱其書「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鑿鑿可見之行也。」其後文公考定《禮書》，定《鐘律》《詩樂》至《樂舞》等篇，而《鐘律篇》大率本元定所著，而互演之，稱明邃矣。

《樂書》云：「昔太史公為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以為天下富庶，百姓嬉遊，此和樂之本也。」蓋亦深達制律之意者哉！樂之用，不外乎聲音律呂。《通典》云：「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為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為半。」如仲呂之管，長六寸五分有奇，上生黃鐘，三分益一，不及正律九寸之數，但得八寸七分有奇，以為黃鐘之變律。半之，得四寸三分有奇，為子聲。此聲有倍半之略也。《淮南子》云：「姑洗生應鐘，比於正音，故為和。應鐘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為謬。」蓋五音相生，至於角位，則其數六十有四，隔八下生，當得宮前一位，以為變宮。又自變宮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其數五十有六，以為變「徵。變者與正比則為和，變者與正不比則為謬。」此音有和謬之略也。《漢書·律歷志》：「天地人及四時為七始」，此合而言之也。又以黃鐘為天始，林鐘為地始，太蔟為人始，此分而言之也。蓋黃鐘居子為天統，林鐘居丑為地統，太蔟居寅為人統，故為三始。姑洗為春，蕤賓為夏，南呂為秋，應鐘為冬，以三合「四，是謂七始。」此三始、七始之略也。以七音因十二律為八十四調，除二變聲不得為調，以五因十二則為六十調。然二變不調，則冬夏聲闕，四時不備。蔡子之說非，而鄭譯之議是也。此六十調與八十四調之略也。以徑象言之，黃鐘長九寸為乾，林鐘長六寸為坤，乃邵子《皇極經世》「聲起於多乾之甲也；音起於古，乾之子也。」此理之可通於《易》者也。以娶妻生子言之，黃鐘為陽，大呂為陰，猶甲子之娶乙丑，皆同位者也。黃鐘之生林鐘，林鐘之生太蔟，猶甲子金之生庚辰金，皆隔八者也。乃沈重鐘律，議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當一期之日，隨日建律，依次運行，當日者以次為宮，而商徵依次從焉。此義之有符於曆者也。樂必用五音，然《周禮》三大祭皆無商音，說者謂周德木也，故祭鬼神之樂去金。開元諸臣言唐土德王，請加商調，去角調，是即《周禮》之意云爾。我朝以土德王，初作《洪武正韻》，聲起於東，從角也。後見《禮部韻會》而遵用之，不起於東，而起於公，此則從宮矣，豈非深達造化者哉？律止於十二是矣。然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為君為父；應聲輕清，為臣為子。故四聲曰清聲，即夾鐘、大呂、黃鐘、太蔟之應也。苟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矣。冷謙建議用鐘聲四，故編鐘、編磬皆為十六，豈非洞達音律者哉？《詩》稱「定之方中」，謂測日景以辨方也。土圭之法，祖沖之之論備矣。然候氣者使按日景之子午以布律，則氣必不應。何也？天氣微偏於左，地氣微偏於右，所謂不參差則不能生物者也。故土圭測日景，常在子午之中，此天之正位也；以鍼定南北，常在丙午、壬子之中，此地之正位也。故冬至置黃鐘之律於壬子之中，夏至置林鐘之律於丙午之中，然「後飛灰應律。」今元定乃欲一室之中多截管以候黃鐘，豈非臆說哉！黃鐘起於子之一，以三倍之，歷十二辰，而終於亥之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漢志》蓋借十二辰以列三因之算位耳。蔡子乃批以為真張皇鋪衍，謬矣。自黃鐘之管，陽皆下生，陰皆上生。自蕤賓之管，陽反上生，陰反下生，此非空言也。從子至巳，陽生陰退，故律生呂言下生，呂生律言上生。從午至亥，陰生陽退，故律生呂言上生，呂生律言下生。蓋《班志》隔八相生，一下一上，則終於仲呂，其長止三寸三分有奇。京房之法，至蕤賓重上生，凡五下六上，終於仲呂，其長六寸六分有奇。若仲呂止三寸三分有奇，雖三分益一，不能復生黃鐘之律。故用六寸六分，則三分益一可以復生黃鐘耳。蔡子乃譏其陰陽錯亂，亦未之思乎？近世儒者乃曰黃鐘非九寸之管，而引《外紀》《呂氏春秋》所載含少之說為証曰：「黃鐘，音始也，象則君也，其律宜短，其氣宜微，其聲宜清者也。」夫黃鐘以八十一分為管，而吹三十九分以為聲，故謂之含少，乃遂以三寸九分為黃鐘之律，而執含少以為清管焉。自此律一差，大呂而下十一律者，皆無由取正矣。蓋太史公之言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神而明之，雖妙必效。」今聖主當陽，能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是樂之本也。區區之器與數，何足論哉？

黃太史道周《樂律論衡》曰：「樂律，《史記》所載，極為詳悉。揚子雲《太元》只是說曆耳。天地之體，四方各百二十八，周而圍之，五百一十二，因而圓之四百八十。凡方圓相割，十有八變而歸於極。體四則用三，體三則用四，以四為實，以三損益，割方即為損，割圓即為益。考其纖微，皆方不止於徑一周四，圓不止於徑一圍三」，約長餘分，是日月差法之所由生也。曆律之妙，皆於此徑一圍三上察其微差，以為相生之律。如黃鐘全曆百二十餘一分七釐有強，因而裁之，八十有一，為黃鐘之上宮。其下宮三十有九，餘分不盡，以起下生。而《淮南子》呂不韋俱稱黃鐘三寸九分，此是訛黃鐘之下宮以為上宮。我朝李文利、鄭世子之流又祖其說，以「三寸九分」起黃鐘，則黃鐘之聲宜極短而清，毋復牛鳴。中者矣。《管子》亦稱「黃鐘有大灑之音」，此皆於變宮上說黃鐘，非就黃鐘本位起實數也。如就本位起實數，則六律六呂皆百有二十分，如大呂七十有二，則其餘宮四十有九，又有餘分，不與仲呂相亂。今以子、未、寅、酉、辰、亥、午、丑、申卯、戌巳分為娶妻生子之序，上下損益，終於南呂之六寸，而百二十分之律分中，所謂律之一終也。京房六十律亦從此始。如用三寸九分之律，則管分極短，吹不成聲，應不動氣，又益五寸二分以為大呂，顛倒極矣。某自少時常用文利之律，以比於《淮南呂覽》之說，久而知其不然。乃復求之《史記》，知太史所藏，去古未遠，置一而十一之，以三為實，以四為積，不可易也。伶州鳩所論六閒「六正，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從來已舊，安得指短極之律，以起至大之宮，使鐘量衡度皆無所從始乎？凡樂，「亥為應鐘，卯為夾鐘，未為林鐘，此三鐘者，三甲所治，《易》之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謂是物也。巳為南呂，丑為大呂，酉為仲呂，此三呂者，為三庚所治，《易》之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謂是物也。「黃鐘為子，子」與亥而從陽，治陽者為主。治陽而主鐘。蕤賓為午，午與巳從陰，治陰者為客。故言「賓而治呂。」主客之分，出入之序，六府三事之所為治也。《禮》，祀天神則用圜鐘為宮，以相次為序；祀地祇則用函鐘為宮，以相生為序；祀人鬼則用黃鐘為宮，以相合為序。其以黃鐘代應鐘，亦猶之尊子而絀亥也。凡道之本於禮樂者，皆與天行之度一一相追。禮退而絀，樂進而盈，樂動而升，禮讓而反。日之讓天，月之讓日，進而稱順，退而數逆，藏往知來，其致一也。日月律度之差，各十三有餘，為日月交食之會，折之為六分有半，為律法之所從極。蔡元定子丑寅卯辰巳上得全分，午未申酉戌亥下得全秒，猶未有定論。惟以十二差之，自三分九釐損益上下，以至於一分而極，而半聲閒起之法亦於是而出矣。然則太師吹銅聽律，以知師之善敗如何？某云：「予非瞽史，安知吹律？然《詩》稱其軍三單大國，一軍萬二千五百人，三軍之數，與天道參。六師之義，倍而用之，用眾之律而過於天道，未有不敗者也。然則曆數十有七萬八千餘強，何也？」曰：「置一而十一三之，是大《易》之偶數也。因而三之，五十三萬餘強，而與天俱周。律之與禮、樂、天道、兵師，其概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