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制部總論三

大學衍義補二

《屯營之田》

漢文帝從晁錯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

臣按：此後世言屯耕邊塞之始。蓋中國所以不得其安者，以外有邊防之擾，而邊防所以無擾者，以守禦得人，有其人而食不給與無人同，然邊防之食未易給也，道路之遠、輪將之難，率數十倍而致其一，錯謂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為當世之急務者，此也。

武帝時，自敦煌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昭帝始元二年，發習戰射士，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宣帝神爵元年，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言：「擊虜以殄滅為期，願罷騎兵屯田。」計度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者，可二千頃以上。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騎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且條上《留田便宜》十二事。

臣按：充國謂「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古今守邊備塞之良法莫有過焉者也。蓋地以生物為功，凡有土地斯有人民，有人之處天皆生物以食之，但地有宜不宜耳，因其地之所宜而種、人之所食，隨在而有，有所不足而補助之，取給於他所可也。是故善為國計者必因天時、盡地力，不以其邊塞之地、沍寒之天，而輟其人為之功，此晁錯、趙充國輩所以有塞下屯田之議也。雖然，守邊之議固當盡屯田之利，亦不可不知擾田之害。宣帝問充國曰：「將軍獨不計虜聞兵罷，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掠人民，將何以止之？」充國復奏：「北邊自敦煌至遼東，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埶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壍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努飭鬥具，烽火幸通，埶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必先無擾田之害，然後收耕田之利。今邊塞可耕之地，近城堡者固易為力。若夫遠外之地，地遠而勢孤，必如充國所謂「乘塞列隧，虜大攻不能為害。而又有山阜可以望遠，有溝塹可以限隔，有營壘可以休息，架木以為譙望，聯木以為排柵，時出遊兵，以防寇鈔。如是則屯耕之卒，身有所蔽而無外虞，心有所恃而無內恐，得以盡力於畎畝之中而享收穫之利矣。請當邊境無事之時，遣官循行邊境，相視土宜，一如充國所言者，處置」防護，分兵屯種，且耕且守，則充國之言，不徒利於當時，而且利於今日矣。充國上議時有云：「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臣於是亦云。

漢末，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餓則寇掠，飽則棄餘，民多相食，州里蕭條。曹操從棗祗請，建置屯田，以祗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臣按：曹操從棗祗言，募民屯田許下，當亂離之餘尚能致倉廩皆滿，苟「於太平無事之時，遣官遍踏州縣以求閑田，添置官田募民耕種，於各方最要害處積穀以助國計，少寬民租，是亦足國用之一端也。」

諸葛亮由斜谷伐魏，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按堵，軍無私焉。

臣按：兵無食則不成兵，善謀國者用兵以耕，其所食者即其所耕者也，自食其力而不仰給於人，因糧於敵，是以所至成功。趙充國、諸葛亮二人者，所處之地雖異而所見之智則同。

魏正始四年，司馬懿督軍伐吳，欲廣田蓄穀，為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為「昔破黃巾，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且田且守，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得十萬之眾，五年之食。以此乘吳，無往不克。」懿從艾計，遂北臨淮水，自種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泚水，四百餘里，置一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農官兵田，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興，眾泛舟而下，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臣按：今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天下田價比諸國初加數十倍，水四惟揚州最賤，陸田惟潁、壽為輕，且地在兩京之間，相距略等，今天下一家，雖無魏人南征之役，然用其法以行於今日，亦可賴以少寬民力、省歲漕，其於國用不為無助。臣請於淮南一帶湖蕩之間沮洳之地、蘆葦之場，盡數以為屯田，遣官循行其地，度地勢高下，測泥塗淺深，召江南無田之民，先度地勢，因宜制便，先開為大河闊二三丈者以通於海，又各開中河八九尺者以達於大河，又隨處各開小河四五尺者以達於中河，使水有所洩。然後於其低窪不可耕作之處，浚深以為湖蕩，及於原近舊湖之處，疏通其水，使有所瀦。或為隄以限水，或為堰以蓄水，或為斗門以放水，俱如江南之制。民之無力者給以食，田成之後，依官田以起科，民之有力者計其庸。田成之後，依民田以出稅。六七年間，其所得者恐不減於魏人也。夫魏人以偏安之國，有外敵之患，猶能兼淮、潁而盡田之，其後果賴其用而有以成其功矧！今盡四海以為疆，而此」地介兩京間，而又為運道經行之路，有魚鹽之利，有莞蒲之用，古人所謂「揚一之地」者也。且去大江僅百里許，大江之南，民多而田少，居者佃富家之田為之奴隸，出者逐什一之利輕去田里。夫若此者，豈其所欲哉？無可以為仰事俯育之資，不得已也。然民性愚而安，故常心多而無定見。儻朝廷頒方尺之詔，遣一介之臣，鼓舞而招徠之，無不成者。既成之後，又於潁、壽之間召民開墾陸田，亦隨地勢以分田，因民力而定稅，其功又易於水田者。考之《唐史》，「上元中於楚州古射陽湖置洪澤屯，於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俱在此地，遺跡可考也。

晉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儲；及其季年，有十年之積。平吳之後，杜預修《召信臣遺跡》，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眾庶賴之。

臣按羊、杜二人所墾之田，其遺跡在今湖廣之荊、襄、河南之唐、鄧，古稱洛陽為天下之中，臣以今日疆域觀之，則此三郡實為我朝天下之中也。天下之田，南方多水、北方多陸，今此三郡蓋兼水陸而有之也。南人利於水耕、北人利於陸種，而南北流民僑寓於此者比他郡為多。臣請於兩藩交界之中立一官司，遴擇廷臣知稼穡者循行其地，可水耕之地，則引水立堰，募南人耕之；可陸種之地，則分疆定界，募北人種之。成熟之後，按畝分租，隨地儲積，遇有急用，由漢入江，由江而達於金陵，稍省歲漕之數，多留郡縣之儲，或遇河、洛、關、陝荒歉，亦可用以救濟。又於暇日講求武關入秦之路，商於陸輓之故，萬一三邊有缺，亦或賴以濟焉。

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

臣按：自古屯營之田，或用兵、或用民，皆是於軍伍之外各分兵置司，惟我朝之制，就於衛所所在有閒曠之土，分軍以立屯堡，俾其且耕且守，蓋以十分為率，七分守城、三分屯耕，遇有儆急，朝發夕至，是於守禦之中而收耕穫之利，其法視古為良。近世又於各道專設風憲官一員以提督之，其牛具、農器則總於屯「曹；細糧子粒，則司於戶部；有衛所之處則有屯營之田，非若唐人專設農寺以領之也。每軍受田二十畝，納租六石，而餘丁所受所納，比之正軍，則又降殺焉。」臣竊以為《民田則例》最輕者須收三石，其田率多膏腴。軍所屯種者，多其所棄不耕之田，而所收之租乃十倍焉。請如唐人，較其水陸腴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多少，各因其地利土宜，定為《徵收則例》，使凡屯種之軍，樂於趨赴，既得以足軍國之儲而無欠負，又得以遂室家之樂而有蓋藏，公私兩便，上下俱足矣。

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乃命韓重華為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粟。一歲大熟，因募人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

臣按：韓重華於代北開營田三千八百餘里，得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自有屯田以來，

「未有得利如此者也。」彼時沿邊之地皆為藩鎮所專，而行之猶得其利若此。今國家煙火萬里，衛所列峙，又值戎虜衰弱之時，雖時或有侵軼，未嘗舉大眾入深地。誠於無事之時，尋古人之故跡，按前人之行事，東起遼東，西盡甘涼，於凡邊塞無鹼鹵而宜栽種之地，因其地勢，相其土宜，立為營堡，開墾田疇，分軍耕種。當夫耕耘收穫之時，除老幼守城外，凡有丁壯盡室而行，仍於所耕百十里之外，設立亭障，開鑿溝塹，為烽堠以瞭望之，出遊騎以巡哨之，遇有寇盜入境，未至之先，豫知儆備，「勢可敵則拒之，不可敵則避之。如此則處處皆有屯種之所，年年皆有收穫之入」，邊儲自然給足，可以省內輓之勞，可以嚴外侮之備。

宋太宗端拱中，以陳恕為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大興河北營田。先是，雄州東際於海，多積水，戎人患之，不敢由此路入寇。順安軍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廣無隔閡，每歲胡騎多由此而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浚溝洫，益樹五穀，所以實邊廩而限戎馬。故遣恕等經營之。恕密奏：「戍卒皆惰游，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則恐變生不測，乃止。

臣按：天下之事，非興作之難而處置得宜之為難也。自漢趙充國於邊地建屯田之議，魏、晉至唐皆行之，未嘗不用兵也，且其所行皆在窮邊絕塞之所、沍寒磽鹵之地，未聞慮其有不測之變而不為也。今宋之所謂邊者乃在中國，非邊徼也，而陳恕乃恐其變生不測而密奏止之。嗚呼，使為天下者凡有興作不顧「事體之可否，一惟徇人情之從違，何以立國哉？古不云乎：『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臣請於凡邊塞置立屯田，分軍耕種，不必征其租入。士卒能於本田之外多耕者，立為賞賚則例。但使人人奮耕，家家有積，邊城自然充足』。」於是令內地該運邊糧州郡，俾其齎價來糴，家積有餘，市價自平。不獨邊用不虧，邊軍皆贍，而內郡之民亦省矣。

宋淳化中，臨津令黃懋上書，請於河北諸州作水利田，自言：「閩人閩地種水田，緣小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乃以何承矩為屯田使，懋充判官，於凡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發諸州兵萬八千人給其役，於雄、莫、霸等州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定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早不成，《次年方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眾，武臣恥於營葺，群議益甚，幾於罷役。至是議者乃息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

臣按：宋都汴梁，去雄、霸等州幾三千里，而又與契丹為界，今此地乃在畿甸近地，當四方無事之時、人民繁庶之際，按承矩之故跡而舉其廢墜，誠無難者，萬一此言見取於九重，是亦足國用、省漕運之一助也。

神宗熙寧元年，詔以坊監牧馬餘地立田官，令專稼政，以資牧養之用。

臣按：今京畿之地，在國初設行太僕寺，轄六監二十四苑以牧馬，今其寺雖廢而其監苑之地固在，多為親倖陳乞以為私莊，伏乞英斷一切勒歸，亦如宋人設田官，專稼政，非但可以資牧馬之用，亦因之補助軍糧以省饋餉。

孝宗隆興元年，張闡言：「荊、襄屯田之害，非田之不可耕也，無耕田之民也。官司慮其功之不就，不免課之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百姓，捨己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賦稅猶在。占百姓之田以為官田，奪民種之穀以為官穀，老稚無養，一方騷然。有司知其不便，申言於朝，罷之。臣以為與其棄之，孰若使兩淮歸正之民就耕，非惟可免流離，異日墾闢既廣，田疇既成，然後取其餘者而輸之官，實為兩便。」

臣按：凡前所陳屯營之策，非田不可耕，實恐耕田無其人，專用乎軍則軍伍有限，專用乎民則民各有田，其弊誠有如張闡所云云者。臣竊以為宋朝偏安一隅，以荊襄為邊境，歲有軍旅之興、防禦之備，戎馬蹂踐，地多荒田，非若我今日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地力不足以給其人之食，是以南北之民隨處游食而江「右尤眾。國家誠擇任有風力大臣，付以招徠之任，借以官帑銀數萬兩以為糴本，俾自擇其屬，遍行天下有閒田處，相地度勢，立屯堡以聚游食，闢汙萊以為畎畂，開渠堰以資灌溉。異時成效，補助非少。」雖然，闢土之功，固為不易，而料事之智，尤人所難。方其舉事之初，量度或未必當，及其施為之際，弊病或不能無自覺失宜，許其陳首飾非、要功者，然後加以責罰。如是，則無宋人「抑勒百姓捨熟耕生」之弊矣。然此非獨《屯田》一事為然，凡天下事無不然者。

元泰定中，虞集為翰林直學士，進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眾分受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三年後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

臣按：「虞集此策，在當時不曾行，及其末世也，海運不至而國用不給，謀國者思集之言於是乎有海口萬戶之設，大略宗之，每年亦得數十萬石以助國用。吁，亦已晚矣。今國家都於燕，京師之東皆瀕大海，煙火數千里而居民稠密，當此全安極盛之時，正是居安思危之日。乞將虞集此策敕下廷臣計議，特委有心計大臣，循行沿海一帶，專任其事。仍令先行閩、浙濱海州郡築隄捍海去處，起取士民之知田事者前來從行，相視可否，講究利害。處置既定，然後召募丁夫，隨宜相勢，分疆定畔，因其多少，授以官職，一如虞集之策。」雖然，天下之事，建議者思之非不周，而執事者行之未必力。方集議此時，說者固已謂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為，其事遂寢。及至於不得已之際，方用其策；然幾會已失，事勢已去，不可為矣。嗚呼！豈非後世永鑒哉！臣嘗聞閩、浙人言：「大凡瀕海之地多鹹鹵，必得河水以蕩滌之，然後可以成田。」故為海田者，必築隄岸以闌鹹水之入，疏溝渠以導淡水之來，然後田可耕也。臣於京東一帶海涯，雖未及行，而嘗泛漳、御而下，由白河以至潞渚。觀其入海之水，最大之處，無如直沽，然其直瀉入海，灌溉不多。請於將盡之地，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橫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後於沮洳盡處築為長隄，隨處各為水門，以司啟閉。外以截鹹水，俾其不得人；內以洩」淡水，俾其不至漫；如此，則田可成矣。於凡有淡水入海所在，皆依此法行之，則沿海數千里無非良田；非獨民資其食，而官亦賴其用。如此，則國家坐享富盛，遠近皆有所資。譬則富民之家，東南之運，其別業所出也；濱海之收，其負郭所獲也。其為國家利益，夫豈細哉！由是而可以寬東南之民，由是而可以壯西北之勢。虞集之言，不見用於當時，而得行於今日，集雖死不死矣。

至正十二年，丞相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從之。於是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至遷民鎮，凡係官地及原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穀種，給鈔五百萬錠。命悟良哈台、烏古孫良禎並為大司農卿。又於江南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為農師，降空名添設職事。敕牒十二道，募農民一百名者授正九品，二百名正八品，三百名從七品，就令管領所募之人。所募農夫，每名給鈔十錠」，由是歲乃大稔。

臣按：今京畿之地可為稻田者甚多，官民之家固有耕穫之者矣。誠能因其所耕而推及其所未耕，使其皆盡人力、廣地利，而又因而為之召募勸相，斟酌元人之制而略倣以行之，其於國計不無少助。

以上屯營之田。臣按：「自三代以來，未有建都於幽、燕者，都於此者皆割據夷落之君。惟我朝承上天之新命，立嚮明之洪基，體宸極之尊居，受四方之環拱，始於此建極圖治焉。六宮、百官、六軍、萬姓畢聚於斯，所費有不貲焉者，歲計何啻億萬矧？又幅員之廣，有漢、唐所無者，沿邊建閫，屯兵列戍，率資遠以給近，取外以足內，調乎中以實之，邊聚積固難，而輸將亦有不易」焉者。民之租賦有限，國之用度無窮，苟非於歲計常賦之外，別有所經營，而欲其優裕豐贍難矣。是以自古善計國者，恆取足於有餘之地力，而不敢傷易失之民心，此屯營之田所由起也。今天下無田不稅，而吾求無稅之地而耕之；無農不耕，而吾借不耕之人而役之；無兵不戰，而吾乘不戰之時而用之。內以實京師於常數之外，外以實邊儲於常用之餘。臣故於治國平天下之要，制國用之下，首舉貢賦之常，而以屯營之田終焉。以見國用所出，雖非一途，而田為之本，用人之力，盡地之利，因天之時，治國平天下之要道不出此矣。或人問於朱熹曰：「《大學》論治國平天下而言財利，何也？」熹答曰：「天下所以不平者皆因此。伏惟九重清閑之燕，留心於天下之大本義，以制天下之利，則天下不足平矣。」臣不勝惓惓。

荊川稗編

《鄭樵溝洫辨》

《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有九萬夫當得九川，而川、澮、溝、洫，不幾太多歟？《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惟有一澮，不幾太少歟？鄭氏求其說而不得，註《遂人》則曰：「此鄉、遂法，以千夫萬夫為制。」注《匠人》則曰：「此畿內之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尋考鄭意，以二處不同，故謂鄉、遂制田，不用并畫，惟以夫地為溝洫法。采地制田，則以田畫而為井田法，是以《遂人》《匠人》制田之法分而為二矣。求之於經，則無明文。詳考《匠人》《遂人》所載溝洫制度，無不相合，何用立為異說，分制田而為二？但講求《周禮》者未精耳。今畫為圖以示之。匠人之制，舉大概而言，《遂人》之制，舉一端而言，無不合者。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中有一溝，直一列九九井計九箇溝，橫通一洫，直是十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為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萬夫，一孔為一成，中有九洫。〈直〉橫一列，九有十成，計九十洫，直通一大澮。〈橫〉「橫九澮而兩川周其外」，是謂九萬夫之地。合而言之，「成間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間有澮」，是一同有九澮。《匠人》《遂人》之制，無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未嘗有鄉遂采地之異。但《遂人》以一直言之，故曰「以達于畿」；《匠人》以四方言之，故止一同耳。而溝洫井田之制未嘗有異也。

《周禮》得此段，打破「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之疑，然後《周禮》得為全書，至出賦法，又當以「貢助徹」為正。

《陳祥道論都鄙溝洫》

《書》曰：「濬畎澮距川。」《詩》曰：「惟禹甸之。」《語》曰：「禹盡力乎溝洫。」《春秋傳》曰：「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眾一旅。」則井田溝洫之制尚矣。《周官》：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以令貢賦。《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途；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考工記》：「匠人為溝，洫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成，成十為通，通十為終，終十為同蓋三屋為井，井方一里。九夫。四井為邑，一方二里三十六夫。十六井為丘，丘方四里，百四十四夫。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五百七十六夫。二百五十六井為縣，縣方十六里，二千三百四夫。一千二十四井為都，都方三十二里，九千二百一」十六夫。鄭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別，而其名與采邑同。《匠人》有甽、遂、溝、洫、澮之制，而多寡與《遂人》異，故言「采地制井田，鄉、遂、公邑制溝洫。」又謂：「鄉、遂、公邑之吏，或促民以公，使不得恤其私；諸侯專國之政，或恣為貪暴，稅民無藝，故畿內用夏貢，邦國用商助。賈公彥之徒，遂以載師，自國中園、廛」以至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用貢而無助，以明鄉、遂特為溝洫而已。然先王之為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廛，所服同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遂六軍之所寓庸，豈各授之田而不為井法乎？《大田》之詩言「曾孫來止」而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于上帝，而歌「駿發爾私，十千維耦。」《周官·遂人》言「興耡，旅師有鋤粟」，此鄉、遂井田之事也。鄭氏以鄉、遂無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井之法釋《旅師》，是自戾也。孟子曰：「鄉田同共請野，九一而助。」則鄉、遂之為井田可知矣。載師之所徵賦，非一夫受田之法，而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則采地有不為井田可知矣。井田之制，「方里而井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田，而廬舍在焉。公田八十畝，而家治十畝，廬舍二十畝，而家二畝半。」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而任之也有期，強者有所加予，罷者有所罰辱，而勸之也有法，此民所以樂事勸功，而無憾於養生送死也。先王之時，上以仁撫下，下以義事上。以仁撫下，故先民而後公，則「駿發爾私」是也。以義事上，故先公而後己，則「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也。又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庸有鄉、遂公邑之吏，促民以公，使不恤其私者乎？《小司徒》九夫為井，《匠人》亦九夫為「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兼溝涂言之也。然《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為同，同間有澮」，則九萬夫之地。其不同何也？「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間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其大略云爾。春秋之時，楚蒍掩為政，井衍沃，牧隰皋，而《小司徒》井其田野，則取名於縣都而已。觀二百一十國謂之州，五黨亦謂之州，萬二千五百家謂之遂，一夫之間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五鄙亦謂之縣。縣都之名，豈特施於采邑哉？時則鄉之井地，謂之「縣都可也。

《羅大經論經界》

朱文公守漳，將行經界，王子合疑其擾。公答書曰：「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但以為不若此則貧民受害無有了時，故忍而為之，庶幾一勞永逸耳。若一一顧恤，必待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可行矣。紹興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中。但訖事後，田稅均齊，田里安靜，公私皆享其利，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少時見所在所立土封，皆為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顧以為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議漢事甚熟。曾看高祖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策徙齊楚大姓十數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幾箇土封底工夫，不聞天下之不安，何也？文公此論，可謂明確。蓋自商鞅有「成大事者不和於眾」之說，卒以滅宗，故後之為政者，每畏拂人情。不知人情固不可拂，亦不可徇，唯當論理之是非，事之當否爾。商之遷亳，周之遷洛，何嘗不拂人情？及其事久論定，然後知拂之者乃所以愛之也。司馬相如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亦見得此理。東坡嘉祐間作《思治論》曰：「所謂從眾者，非從眾多之口，從其不言而同然者耳。」其說最好。然厥後荊公行新法，公上書爭之，乃曰：「為國者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眾心之向背。」其說卻有病。天下豈有悖理傷道之事，可以眾心之所向而姑為之乎？宜其不足以服荊公，而指為戰國縱橫之學也。

《胡翰論并牧》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私諸己，亦不以私於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其後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百又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之遺制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皆行之不遠，天下之民益敝敝矣。「為政者南面以子萬姓。一夫之饑，由己饑之；一夫之寒，由己寒之。」孰無是心也？而訖莫之拯焉。方漢承秦苛虐之後，民新脫去湯火，未遑蘇息，高帝因而撫之。逮及文、景之世，國家晏安無事，宗戚大臣，憑藉貴高之勢，爭取美田宅以為子孫，利益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下，貲累鉅萬，治生產，蓄牧膏壤，十倍上擬封君編戶之氓，無立錐之地，則卑下之為役為僕，不暇顧其身，貧富不均，埶所馴致也。故董仲舒言於孝武，以「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并。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議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矣。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國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品蔭其親屬，自啟計端矣。民無恆產，不能制之，專事要束之間，不勞民駭眾，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為兼并之閑耳，非有資於畎畝細民，能無不足之患乎？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君，非中夏之主也；其得民，非歸馬放牛之時也。以魏國之大，獨均其土地，審其經術，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為「口分、永業」之制，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口分即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惟歲易之田倍之。永業即世業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蒔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為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不可無養也；當戶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優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鬻，富不得兼，猶懼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鬻永業以葬，鬻口分以遷，是以小不足而大亂法也，何捄於敝？振窮恤貧，民獲保息」，周典也，何惜而不為之鬻而加罰？永徽之禁，抑末耳。議者如宋劉敞，又以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土曠人稀，其田足以給其眾，民獲其實。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閑田給受，民不復獲其實，徒為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一夫僅二十畝，隋之給受，何加於唐也？唐雖承平日久，貞觀、開元之盛，其人戶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無實也？」敞言過矣。但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田鬻而民不固，如陸贄所謂時弊者，埶馴致也，時弊則法亦弊。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為井，井有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有洫；四甸為縣，四縣為都，都有澮。」地方百里，是為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間有遂，遂「有徑；十夫有溝，溝有畛；百夫有洫，洫有涂；千夫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川有路。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鄉遂者以之。」孟軻氏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蓋二法並行，《遂人》《匠人》多寡異數，而內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內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遂之餘地為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即公邑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為稍地，距國中三百里，即夫所食之采地也。稍地之外為縣地，即小都之田，距國中四百里，卿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為畺地，即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為」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則出地貢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樹藝，一夫稅入於公，孟軻氏所謂皆什一者是也。鄉遂之地，菜五十畝，或百畝、二百畝，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異而實同也。地有肥磽，為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所謂菜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牧以均之也。由是達於天下，雖有山林川澤不可以開方制者，以井牧授之，以貢助取之，諸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人，東南之要服也，蒍掩為司馬，度山林，鳩澤藪，辨京陵，表淳鹵，數畺潦，規堰瀦，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九土之入，修千乘之賦。況九國之地，無山林澤藪之阻，無淳鹵畺潦之患，原隰衍沃，舉目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為貢，商人用之以為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經邦國。其法可考者，往往存於《周官》之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為之權衡，豈不較然也哉！故嘗以為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恆產，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並耕，勞逸巧拙，不相負，齊民力，二也；奉生送死，有無相贍，通貨財，三也；貨財不匱，富者無以取贏，絕兼并，四也；取以十一，天下之中正，吏無橫斂，五也；比其丘甸，革車長轂，於是乎出，有事以足軍實，六也；一同之間，萬溝百洫，又有川澮，戎馬不得馳突，無邊患，七也；畎澮之水，澇則疏之，旱乾則引以溉注，少凶荒，八也。少壯皆土著，姦偽不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習《詩》《書》，俎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也。遠近共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長子孫，其中不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十者具矣，何憚而不為乎？」其謂不可為者，蓋亦有二焉：丘甸縣都，其間萬井為溝洫者又萬計，包原隰而為之，窮天下之力，傾天下之財，非數十年之久，不克責其成也，非大有為之君不能致其決也。此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淳厚之俗薄，澆偽之風熾，恭儉之化衰，功利之習勝，經久之慮少，僥倖之弊多。以限田抑富強，猶有撓之者，況使盡棄其私家之產乎？以均田授農民猶有不能周之者，又況生齒滋眾之時乎？怨歸於上，奸興於下，此不可為者二也。以余論之，二者何足尼吾事乎？」古者步百為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為畝。北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為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得田六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畝，耕之未為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商祿食之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永徽民戶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漢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田無不足之患，則取諸民以與天下，皆知吾君之不私也。天下有如卜式者，且將先吾民而為之，孰不響應於下也？秦長城之役，袤延萬里，塹山堙谷，暴兵三十萬，而阿房之作，督用徒刑者又七十餘萬；郡邑之民，發謫徙邊者，又歲不休，不德甚矣。天下怨誹，未聞有一人違者。況下令如流水之源，固民心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今先取一鄉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便而民悅也，亦何異於鄉郡乎？是天下之田可井也，事「不勞者不永逸。欲長治久安而不於此圖之，亦苟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慨然嘆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負有為之才，操可致之權，埶其時又非難也。封建議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君子蓋深為唐惜之。吾聞春氣至則草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必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為。上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用管商之法，孰與先王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齊、秦舉國聽之，其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

管、商者為之，以紀人事，經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