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制部总论三

大学衍义补二

《屯营之田》

汉文帝从晁错言，募民徙塞下。错复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甚大惠也。”

臣按：此后世言屯耕边塞之始。盖中国所以不得其安者，以外有边防之扰，而边防所以无扰者，以守御得人，有其人而食不给与无人同，然边防之食未易给也，道路之远、轮将之难，率数十倍而致其一，错谓守边、备塞、劝农力本为当世之急务者，此也。

武帝时，自敦煌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昭帝始元二年，发习战射士，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宣帝神爵元年，后将军赵充国将兵击先零羌，充国言：“击虏以殄灭为期，愿罢骑兵屯田。”计度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者，可二千顷以上。田事出赋，人二十亩，至四月草生，发骑就草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积蓄，省大费。且条上《留田便宜》十二事。

臣按：充国谓“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 ，古今守边备塞之良法莫有过焉者也。盖地以生物为功，凡有土地斯有人民，有人之处天皆生物以食之，但地有宜不宜耳，因其地之所宜而种、人之所食，随在而有，有所不足而补助之，取给于他所可也。是故善为国计者必因天时、尽地力，不以其边塞之地、沍寒之天，而辍其人为之功，此晁错、赵充国辈所以有塞下屯田之议也。虽然，守边之议固当尽屯田之利，亦不可不知扰田之害。宣帝问充国曰：“将军独不计虏闻兵罢，丁壮相聚，攻扰田者，及道上屯兵，复杀掠人民，将何以止之？” 充国复奏：“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不能害。今留步士万人屯田，地埶平易，多高山远望之便，部曲相保，壍垒木樵，校联不绝。便兵努饬斗具，烽火幸通，埶及并力，以逸待劳，兵之利者也。” 臣愚以为必先无扰田之害，然后收耕田之利。今边塞可耕之地，近城堡者固易为力。若夫远外之地，地远而势孤，必如充国所谓“乘塞列隧，虏大攻不能为害。而又有山阜可以望远，有沟堑可以限隔，有营垒可以休息，架木以为谯望，联木以为排栅，时出游兵，以防寇钞。如是则屯耕之卒，身有所蔽而无外虞，心有所恃而无内恐，得以尽力于畎亩之中而享收获之利矣。请当边境无事之时，遣官循行边境，相视土宜，一如充国所言者，处置” 防护，分兵屯种，且耕且守，则充国之言，不徒利于当时，而且利于今日矣。充国上议时有云：“惟明诏博详公卿，议臣采择。” 臣于是亦云。

汉末，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无终岁之计，饿则寇掠，饱则弃馀，民多相食，州里萧条。曹操从枣祗请，建置屯田，以祗为屯田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仓廪皆满。故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

臣按：曹操从枣祗言，募民屯田许下，当乱离之馀尚能致仓廪皆满，苟“于太平无事之时，遣官遍踏州县以求闲田，添置官田募民耕种，于各方最要害处积谷以助国计，少宽民租，是亦足国用之一端也。”

诸葛亮由斜谷伐魏，以前者数出，皆以运粮不继，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为久驻之计。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按堵，军无私焉。

臣按：兵无食则不成兵，善谋国者用兵以耕，其所食者即其所耕者也，自食其力而不仰给于人，因粮于敌，是以所至成功。赵充国、诸葛亮二人者，所处之地虽异而所见之智则同。

魏正始四年，司马懿督军伐吴，欲广田蓄谷，为灭贼资。乃使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艾以为“昔破黄巾，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且田且守，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得十万之众，五年之食。以此乘吴，无往不克。”懿从艾计，遂北临淮水，自种离西南，横石以西，尽泚水，四百馀里，置一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理诸陂，于颍南北穿渠三百馀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农官兵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资食有储，而无水害。

“臣按：今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天下田价比诸国初加数十倍，水四惟扬州最贱，陆田惟颍、寿为轻，且地在两京之间，相距略等，今天下一家，虽无魏人南征之役，然用其法以行于今日，亦可赖以少宽民力、省岁漕，其于国用不为无助。臣请于淮南一带湖荡之间沮洳之地、芦苇之场，尽数以为屯田，遣官循行其地，度地势高下，测泥涂浅深，召江南无田之民，先度地势，因宜制便，先开为大河阔二三丈者以通于海，又各开中河八九尺者以达于大河，又随处各开小河四五尺者以达于中河，使水有所泄。然后于其低洼不可耕作之处，浚深以为湖荡，及于原近旧湖之处，疏通其水，使有所潴。或为堤以限水，或为堰以蓄水，或为斗门以放水，俱如江南之制。民之无力者给以食，田成之后，依官田以起科，民之有力者计其庸。田成之后，依民田以出税。六七年间，其所得者恐不减于魏人也。夫魏人以偏安之国，有外敌之患，犹能兼淮、颍而尽田之，其后果赖其用而有以成其功矧！今尽四海以为疆，而此” 地介两京间，而又为运道经行之路，有鱼盐之利，有莞蒲之用，古人所谓“扬一之地” 者也。且去大江仅百里许，大江之南，民多而田少，居者佃富家之田为之奴隶，出者逐什一之利轻去田里。夫若此者，岂其所欲哉？无可以为仰事俯育之资，不得已也。然民性愚而安，故常心多而无定见。傥朝廷颁方尺之诏，遣一介之臣，鼓舞而招徕之，无不成者。既成之后，又于颍、寿之间召民开垦陆田，亦随地势以分田，因民力而定税，其功又易于水田者。考之《唐史》，“上元中于楚州古射阳湖置洪泽屯，于寿州置芍陂屯” ，厥田沃壤，大获其利，俱在此地，遗迹可考也。

晋羊祜镇襄阳，垦田八百馀顷。祜之始至也，军无百日之储；及其季年，有十年之积。平吴之后，杜预修《召信臣遗迹》，激用滍淯诸水，以浸原田万馀顷。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众庶赖之。

臣按羊、杜二人所垦之田，其遗迹在今湖广之荆、襄、河南之唐、邓，古称洛阳为天下之中，臣以今日疆域观之，则此三郡实为我朝天下之中也。天下之田，南方多水、北方多陆，今此三郡盖兼水陆而有之也。南人利于水耕、北人利于陆种，而南北流民侨寓于此者比他郡为多。臣请于两藩交界之中立一官司，遴择廷臣知稼穑者循行其地，可水耕之地，则引水立堰，募南人耕之；可陆种之地，则分疆定界，募北人种之。成熟之后，按亩分租，随地储积，遇有急用，由汉入江，由江而达于金陵，稍省岁漕之数，多留郡县之储，或遇河、洛、关、陕荒歉，亦可用以救济。又于暇日讲求武关入秦之路，商于陆挽之故，万一三边有缺，亦或赖以济焉。

唐开军府以捍要冲，因隙地置营田。“天下屯总九百九十二，司农寺每屯三顷，州镇诸军每屯五十顷。水陆腴瘠，播植地宜，与其功庸烦省收”，率之多少，皆决于尚书省。

臣按：自古屯营之田，或用兵、或用民，皆是于军伍之外各分兵置司，惟我朝之制，就于卫所所在有闲旷之土，分军以立屯堡，俾其且耕且守，盖以十分为率，七分守城、三分屯耕，遇有儆急，朝发夕至，是于守御之中而收耕获之利，其法视古为良。近世又于各道专设风宪官一员以提督之，其牛具、农器则总于屯“曹；细粮子粒，则司于户部；有卫所之处则有屯营之田，非若唐人专设农寺以领之也。每军受田二十亩，纳租六石，而馀丁所受所纳，比之正军，则又降杀焉。” 臣窃以为《民田则例》最轻者须收三石，其田率多膏腴。军所屯种者，多其所弃不耕之田，而所收之租乃十倍焉。请如唐人，较其水陆腴瘠、播植地宜，与其功庸烦省，收率多少，各因其地利土宜，定为《征收则例》，使凡屯种之军，乐于趋赴，既得以足军国之储而无欠负，又得以遂室家之乐而有盖藏，公私两便，上下俱足矣。

元和中，振武军饥，宰相李绛请“开营田，可省度支漕运。乃命韩重华为营田使，起代北，垦田三百顷，出赃罪吏九百馀人，给以耒耜、耕牛，假种粮，使偿所负粟。一岁大熟，因募人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亩，就高为堡，东起振武，西逾云州，极于中受降城，凡六百馀里，列栅二十，垦田三千八百馀里，岁收粟二” 十万石，省度支钱二千馀万缗。

臣按：韩重华于代北开营田三千八百馀里，得粟二十万石，省度支钱二千馀万缗。自有屯田以来，

“未有得利如此者也。” 彼时沿边之地皆为藩镇所专，而行之犹得其利若此。今国家烟火万里，卫所列峙，又值戎虏衰弱之时，虽时或有侵轶，未尝举大众入深地。诚于无事之时，寻古人之故迹，按前人之行事，东起辽东，西尽甘凉，于凡边塞无碱卤而宜栽种之地，因其地势，相其土宜，立为营堡，开垦田畴，分军耕种。当夫耕耘收获之时，除老幼守城外，凡有丁壮尽室而行，仍于所耕百十里之外，设立亭障，开凿沟堑，为烽堠以瞭望之，出游骑以巡哨之，遇有寇盗入境，未至之先，豫知儆备，“势可敌则拒之，不可敌则避之。如此则处处皆有屯种之所，年年皆有收获之入” ，边储自然给足，可以省内挽之劳，可以严外侮之备。

宋太宗端拱中，以陈恕为河北东路招置营田使，大兴河北营田。先是，雄州东际于海，多积水，戎人患之，不敢由此路入寇。顺安军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广无隔阂，每岁胡骑多由此而入。议者谓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陆之便，建阡陌，浚沟洫，益树五谷，所以实边廪而限戎马。故遣恕等经营之。恕密奏：“戍卒皆惰游，仰” 食县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执耒耜，则恐变生不测，乃止。

臣按：天下之事，非兴作之难而处置得宜之为难也。自汉赵充国于边地建屯田之议，魏、晋至唐皆行之，未尝不用兵也，且其所行皆在穷边绝塞之所、沍寒硗卤之地，未闻虑其有不测之变而不为也。今宋之所谓边者乃在中国，非边徼也，而陈恕乃恐其变生不测而密奏止之。呜呼，使为天下者凡有兴作不顾“事体之可否，一惟徇人情之从违，何以立国哉？古不云乎：‘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臣请于凡边塞置立屯田，分军耕种，不必征其租入。士卒能于本田之外多耕者，立为赏赉则例。但使人人奋耕，家家有积，边城自然充足’。” 于是令内地该运边粮州郡，俾其赍价来籴，家积有馀，市价自平。不独边用不亏，边军皆赡，而内郡之民亦省矣。

宋淳化中，临津令黄懋上书，请于河北诸州作水利田，自言：“闽人闽地种水田，缘小导泉，倍费功力。今河北州军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乃以何承矩为屯田使，懋充判官，于凡河北诸州水所积处大垦田，发诸州兵万八千人给其役，于雄、莫、霸等州兴堰六百里，置斗门，引定水灌溉。初年种稻，值霜早不成，《次年方熟》。初，承矩建议，沮之者众，武臣耻于营葺，群议益甚，几于罢役。至是议者乃息莞蒲蜃蛤之饶，民赖其利。

臣按：宋都汴梁，去雄、霸等州几三千里，而又与契丹为界，今此地乃在畿甸近地，当四方无事之时、人民繁庶之际，按承矩之故迹而举其废坠，诚无难者，万一此言见取于九重，是亦足国用、省漕运之一助也。

神宗熙宁元年，诏以坊监牧马馀地立田官，令专稼政，以资牧养之用。

臣按：今京畿之地，在国初设行太仆寺，辖六监二十四苑以牧马，今其寺虽废而其监苑之地固在，多为亲幸陈乞以为私庄，伏乞英断一切勒归，亦如宋人设田官，专稼政，非但可以资牧马之用，亦因之补助军粮以省馈饷。

孝宗隆兴元年，张阐言：“荆、襄屯田之害，非田之不可耕也，无耕田之民也。官司虑其功之不就，不免课之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百姓，舍己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赋税犹在。占百姓之田以为官田，夺民种之谷以为官谷，老稚无养，一方骚然。有司知其不便，申言于朝，罢之。臣以为与其弃之，孰若使两淮归正之民就耕，非惟可免流离，异日垦辟既广，田畴既成，然后取其馀者而输之官，实为两便。”

臣按：凡前所陈屯营之策，非田不可耕，实恐耕田无其人，专用乎军则军伍有限，专用乎民则民各有田，其弊诚有如张阐所云云者。臣窃以为宋朝偏安一隅，以荆襄为边境，岁有军旅之兴、防御之备，戎马蹂践，地多荒田，非若我今日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地力不足以给其人之食，是以南北之民随处游食而江“右尤众。国家诚择任有风力大臣，付以招徕之任，借以官帑银数万两以为籴本，俾自择其属，遍行天下有闲田处，相地度势，立屯堡以聚游食，辟污莱以为畎亩，开渠堰以资灌溉。异时成效，补助非少。” 虽然，辟土之功，固为不易，而料事之智，尤人所难。方其举事之初，量度或未必当，及其施为之际，弊病或不能无自觉失宜，许其陈首饰非、要功者，然后加以责罚。如是，则无宋人“抑勒百姓舍熟耕生” 之弊矣。然此非独《屯田》一事为然，凡天下事无不然者。

元泰定中，虞集为翰林直学士，进言曰：“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北极辽海，南滨青、齐，萑苇之场也，海潮日至，淤为沃壤。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合其众分受以地，官定其畔以为限。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之长，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三年后视其成，以地之高下定” 额，以次渐征之。五年有积蓄，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不废，得以世袭，如军官之法。

臣按：“虞集此策，在当时不曾行，及其末世也，海运不至而国用不给，谋国者思集之言于是乎有海口万户之设，大略宗之，每年亦得数十万石以助国用。吁，亦已晚矣。今国家都于燕，京师之东皆濒大海，烟火数千里而居民稠密，当此全安极盛之时，正是居安思危之日。乞将虞集此策敕下廷臣计议，特委有心计大臣，循行沿海一带，专任其事。仍令先行闽、浙滨海州郡筑堤捍海去处，起取士民之知田事者前来从行，相视可否，讲究利害。处置既定，然后召募丁夫，随宜相势，分疆定畔，因其多少，授以官职，一如虞集之策。” 虽然，天下之事，建议者思之非不周，而执事者行之未必力。方集议此时，说者固已谓一有此制，则执事者必以贿成而不可为，其事遂寝。及至于不得已之际，方用其策；然几会已失，事势已去，不可为矣。呜呼！岂非后世永鉴哉！臣尝闻闽、浙人言：“大凡濒海之地多咸卤，必得河水以荡涤之，然后可以成田。” 故为海田者，必筑堤岸以阑咸水之入，疏沟渠以导淡水之来，然后田可耕也。臣于京东一带海涯，虽未及行，而尝泛漳、御而下，由白河以至潞渚。观其入海之水，最大之处，无如直沽，然其直泻入海，灌溉不多。请于将尽之地，依《禹贡》“逆河法，截断河流，横开长河一带，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后于沮洳尽处筑为长堤，随处各为水门，以司启闭。外以截咸水，俾其不得人；内以泄” 淡水，俾其不至漫；如此，则田可成矣。于凡有淡水入海所在，皆依此法行之，则沿海数千里无非良田；非独民资其食，而官亦赖其用。如此，则国家坐享富盛，远近皆有所资。譬则富民之家，东南之运，其别业所出也；滨海之收，其负郭所获也。其为国家利益，夫岂细哉！由是而可以宽东南之民，由是而可以壮西北之势。虞集之言，不见用于当时，而得行于今日，集虽死不死矣。

至正十二年，丞相脱脱言：“京畿近水地，召募江南人耕种，岁可收粟麦百万馀石，不烦海运，京师足食。”从之。于是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抵檀、顺，东至迁民镇，凡系官地及原管各处屯田，悉从分司农司立法佃种，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给钞五百万锭。命悟良哈台、乌古孙良祯并为大司农卿。又于江南召 “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围堰之人各一千名为农师，降空名添设职事。敕牒十二道，募农民一百名者授正九品，二百名正八品，三百名从七品，就令管领所募之人。所募农夫，每名给钞十锭”，由是岁乃大稔。

臣按：今京畿之地可为稻田者甚多，官民之家固有耕获之者矣。诚能因其所耕而推及其所未耕，使其皆尽人力、广地利，而又因而为之召募劝相，斟酌元人之制而略仿以行之，其于国计不无少助。

以上屯营之田。臣按：“自三代以来，未有建都于幽、燕者，都于此者皆割据夷落之君。惟我朝承上天之新命，立向明之洪基，体宸极之尊居，受四方之环拱，始于此建极图治焉。六宫、百官、六军、万姓毕聚于斯，所费有不赀焉者，岁计何啻亿万矧？又幅员之广，有汉、唐所无者，沿边建阃，屯兵列戍，率资远以给近，取外以足内，调乎中以实之，边聚积固难，而输将亦有不易” 焉者。民之租赋有限，国之用度无穷，苟非于岁计常赋之外，别有所经营，而欲其优裕丰赡难矣。是以自古善计国者，恒取足于有馀之地力，而不敢伤易失之民心，此屯营之田所由起也。今天下无田不税，而吾求无税之地而耕之；无农不耕，而吾借不耕之人而役之；无兵不战，而吾乘不战之时而用之。内以实京师于常数之外，外以实边储于常用之馀。臣故于治国平天下之要，制国用之下，首举贡赋之常，而以屯营之田终焉。以见国用所出，虽非一途，而田为之本，用人之力，尽地之利，因天之时，治国平天下之要道不出此矣。或人问于朱熹曰：“《大学》论治国平天下而言财利，何也？” 熹答曰：“天下所以不平者皆因此。伏惟九重清闲之燕，留心于天下之大本义，以制天下之利，则天下不足平矣。” 臣不胜惓惓。

荆川稗编

《郑樵沟洫辨》

《遂人》云：“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万夫有川。”若按文读，则一同之地有九万夫当得九川，而川、浍、沟、洫，不几太多欤？《匠人》云：“井间有沟，成间有洫，同间有浍。”若按文读，则一同之地惟有一浍，不几太少欤？郑氏求其说而不得，注《遂人》则曰：“此乡、遂法，以千夫万夫为制。”注《匠人》则曰：“此畿内之采地，制井田，异于乡、遂及公邑。”寻考郑意，以二处不同，故谓乡、遂制田，不用并画，惟以夫地为沟洫法。采地制田，则以田画而为井田法，是以《遂人》《匠人》制田之法分而为二矣。求之于经，则无明文。详考《匠人》《遂人》所载沟洫制度，无不相合，何用立为异说，分制田而为二？但讲求《周礼》者未精耳。今画为图以示之。匠人之制，举大概而言，《遂人》之制，举一端而言，无不合者。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中有一沟，直一列九九井计九个沟，横通一洫，直是十夫之地有一沟，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为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万夫，一孔为一成，中有九洫。〈直〉横一列，九有十成，计九十洫，直通一大浍。〈横〉“横九浍而两川周其外”，是谓九万夫之地。合而言之，“成间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间有浍”，是一同有九浍。《匠人》《遂人》之制，无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于天下，未尝有乡遂采地之异。但《遂人》以一直言之，故曰“以达于畿”；《匠人》以四方言之，故止一同耳。而沟洫井田之制未尝有异也。

《周礼》得此段，打破“采地制井田异于乡遂” 及“公邑” 之疑，然后《周礼》得为全书，至出赋法，又当以“贡助彻” 为正。

《陈祥道论都鄙沟洫》

《书》曰：“濬畎浍距川。”《诗》曰：“惟禹甸之。”《语》曰：“禹尽力乎沟洫。”《春秋传》曰：“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则井田沟洫之制尚矣。《周官》：小司徒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以令贡赋。《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途；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考工记》：“匠人为沟，洫广尺、深尺，谓之甽；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司马法》：“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成，成十为通，通十为终，终十为同盖三屋为井，井方一里。九夫。四井为邑，一方二里三十六夫。十六井为丘，丘方四里，百四十四夫。六十四井为甸，甸方八里，五百七十六夫。二百五十六井为县，县方十六里，二千三百四夫。一千二十四井为都，都方三十二里，九千二百一”十六夫。郑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县、都之别，而其名与采邑同。《匠人》有甽、遂、沟、洫、浍之制，而多寡与《遂人》异，故言“采地制井田，乡、遂、公邑制沟洫。”又谓：“乡、遂、公邑之吏，或促民以公，使不得恤其私；诸侯专国之政，或恣为贪暴，税民无艺，故畿内用夏贡，邦国用商助。贾公彦之徒，遂以载师，自国中园、廛”以至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是乡、遂及四等公邑，皆用贡而无助，以明乡、遂特为沟洫而已。然先王之为井田也，使所饮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廛，所服同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乡、遂六军之所寓庸，岂各授之田而不为井法乎？《大田》之诗言“曾孙来止”而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诗，言春夏祈谷于上帝，而歌“骏发尔私，十千维耦。”《周官·遂人》言 “兴锄，旅师有锄粟”，此乡、遂井田之事也。郑氏以乡、遂无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释《诗》，以一井之法释《旅师》，是自戾也。孟子曰：“乡田同共请野，九一而助。”则乡、遂之为井田可知矣。载师之所征赋，非一夫受田之法，而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则采地有不为井田可知矣。井田之制，“方里而井八家，皆私百亩，其中为公田，而庐舍在焉。公田八十亩，而家治十亩，庐舍二十亩，而家二亩半。”庐舍在内，贵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贱私也。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而任之也有期，强者有所加予，罢者有所罚辱，而劝之也有法，此民所以乐事劝功，而无憾于养生送死也。先王之时，上以仁抚下，下以义事上。以仁抚下，故先民而后公，则“骏发尔私”是也。以义事上，故先公而后己，则“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也。又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庸有乡、遂公邑之吏，促民以公，使不恤其私者乎？《小司徒》九夫为井，《匠人》亦九夫为“井，井间有沟”，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沟”，兼沟涂言之也。然《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为成，成间有洫”，则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浍”，而《匠人》“百里为同，同间有浍”，则九万夫之地。其不同何也？“成间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谓其间有洫也。“同间有浍”，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浍而已，谓其间有浍也。成与同，地之广者也；洫与浍，沟之大者也。于“成”举洫，于同举浍，亦其大略云尔。春秋之时，楚𫇭掩为政，井衍沃，牧隰皋，而《小司徒》井其田野，则取名于县都而已。观二百一十国谓之州，五党亦谓之州，万二千五百家谓之遂，一夫之间亦谓之遂；王畿谓之县，五鄙亦谓之县。县都之名，岂特施于采邑哉？时则乡之井地，谓之“县都可也。

《罗大经论经界》

朱文公守漳，将行经界，王子合疑其扰。公答书曰：“经界一事，固知不能无小扰，但以为不若此则贫民受害无有了时，故忍而为之，庶几一劳永逸耳。若一一顾恤，必待人人情愿而后行之，则无时可行矣。绍兴间，正施行时，人人嗟怨，如在汤火中。但讫事后，田税均齐，田里安静，公私皆享其利，凡事亦要其久远如” 何耳。少时见所在所立土封，皆为人题作“李椿年墓”，岂不知人之常情，恶劳喜逸，顾以为利害之实，有不得而避者耳。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驱猛兽，岂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见当时亦须有不乐者，但有见识人，须自见得利害之实，知其劳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议汉事甚熟。曾看高祖初定天下，萧何大治宫室，又从娄敬策徙齐楚大姓十数万于长安，不知当时是几个土封底工夫，不闻天下之不安，何也？文公此论，可谓明确。盖自商鞅有“成大事者不和于众”之说，卒以灭宗，故后之为政者，每畏拂人情。不知人情固不可拂，亦不可徇，唯当论理之是非，事之当否尔。商之迁亳，周之迁洛，何尝不拂人情？及其事久论定，然后知拂之者乃所以爱之也。司马相如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 ‘非常之元，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亦见得此理。东坡嘉祐间作《思治论》曰：“所谓从众者，非从众多之口，从其不言而同然者耳。”其说最好。然厥后荆公行新法，公上书争之，乃曰：“为国者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其说却有病。天下岂有悖理伤道之事，可以众心之所向而姑为之乎？宜其不足以服荆公，而指为战国纵横之学也。

《胡翰论并牧》

“天地养万物，圣人养万民。”故天下之利，圣人不私诸己，亦不以私于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复，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其后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汉始有名田之议，犹古之遗意也。又其后六百又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犹古之遗制也。先王之遗制遗意，由秦以来仅一二见，又皆行之不远，天下之民益敝敝矣。“为政者南面以子万姓。一夫之饥，由己饥之；一夫之寒，由己寒之。”孰无是心也？而讫莫之拯焉。方汉承秦苛虐之后，民新脱去汤火，未遑苏息，高帝因而抚之。逮及文、景之世，国家晏安无事，宗戚大臣，凭借贵高之势，争取美田宅以为子孙，利益郡邑，富商大贾，周流天下，赀累钜万，治生产，蓄牧膏壤，十倍上拟封君编户之氓，无立锥之地，则卑下之为役为仆，不暇顾其身，贫富不均，埶所驯致也。故董仲舒言于孝武，以“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并。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过制也。”其后师丹、孔光之徒因之，令民名田无过三十“顷，期尽三年而犯者没入之。”议者以三十顷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过矣。晋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亩，丁男女有差。有国食禄者有差，或十顷，或五十顷，兼以品荫其亲属，自启计端矣。民无恒产，不能制之，专事要束之间，不劳民骇众，坐获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过为兼并之闲耳，非有资于畎亩细民，能无不足之患乎？故名田虽有古之遗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君，非中夏之主也；其得民，非归马放牛之时也。以魏国之大，独均其土地，审其经术，差露田别世业，魏人赖之，力业相称。北齐、后周因而不变，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为“口分、永业”之制，而取以《租庸调》之法。口分即露田也。露田，夫四十亩，妇人二十亩，而率倍之。口分，八十亩而不倍，惟岁易之田倍之。永业即世业也，夫家受而不还，皆二十亩，所以课莳桑麻也。民有多寡，乡有宽狭，田有盈缩。狭乡之民，受田半之，为工商者不给，而在宽乡者给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给之三十亩，四十“亩，虽不耕，不可无养也；当户者益之二十亩，虽已有田，不可不优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贫不得鬻，富不得兼，犹惧不能守吾法，而乃听民鬻永业以葬，鬻口分以迁，是以小不足而大乱法也，何救于敝？振穷恤贫，民获保息”，周典也，何惜而不为之鬻而加罚？永徽之禁，抑末耳。议者如宋刘敞，又以魏、齐、“周、隋享国日浅，兵革不息，土旷人稀，其田足以给其众，民获其实。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无闲田给受，民不复获其实，徒为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耳。开皇十二年，发使均天下之田，狭乡一夫仅二十亩，隋之给受，何加于唐也？唐虽承平日久，贞观、开元之盛，其人户犹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无实也？”敞言过矣。但狭乡之民多而田不盈，永业之田鬻而民不固，如陆贽所谓时弊者，埶驯致也，时弊则法亦弊。故均田虽有古之遗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 “九夫为井，井有沟；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有洫；四甸为县，四县为都，都有浍。”地方百里，是为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间有遂，遂“有径；十夫有沟，沟有畛；百夫有洫，洫有涂；千夫有浍，浍有道；万夫有川，川有路。万夫之地三十二里，治乡遂者以之。”孟轲氏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盖二法并行，《遂人》《匠人》多寡异数，而内外相经纬焉。“王畿之内五十里为近郊，百里为远郊，六乡六遂居之，六遂之馀地为甸地，距国中二百里，即公邑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为稍地，距国中三百里，即夫所食之采地也。稍地之外为县地，即小都之田，距国中四百里，卿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县地之外为畺地，即大都之田，距国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亲者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为” 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为屋，屋三为井”，则出地贡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树艺，一夫税入于公，孟轲氏所谓皆什一者是也。乡遂之地，菜五十亩，或百亩、二百亩，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异而实同也。地有肥硗，为之井者必有牧以济之，所谓菜与易者，则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变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牧以均之也。由是达于天下，虽有山林川泽不可以开方制者，以井牧授之，以贡助取之，诸侯之国可按而定也。楚人，东南之要服也，𫇭掩为司马，度山林，鸠泽薮，辨京陵，表淳卤，数畺潦，规堰潴，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九土之入，修千乘之赋。况九国之地，无山林泽薮之阻，无淳卤畺潦之患，原隰衍沃，举目千里，夏后氏用之以为贡，商人用之以为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经邦国。其法可考者，往往存于《周官》之书，其不合者，以孟轲氏为之权衡，岂不较然也哉！故尝以为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恒产，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并耕，劳逸巧拙，不相负，齐民力，二也；奉生送死，有无相赡，通货财，三也；货财不匮，富者无以取赢，绝兼并，四也；取以十一，天下之中正，吏无横敛，五也；比其丘甸，革车长毂，于是乎出，有事以足军实，六也；一同之间，万沟百洫，又有川浍，戎马不得驰突，无边患，七也；畎浍之水，涝则疏之，旱干则引以溉注，少凶荒，八也。少壮皆土著，奸伪不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习《诗》《书》，俎豆养老，息物成礼俗，九也。远近共贯，各安其居，乐其业，尊君亲上，长子孙，其中不烦刑罚而成政教，十也。一举而十者具矣，何惮而不为乎？”其谓不可为者，盖亦有二焉：丘甸县都，其间万井为沟洫者又万计，包原隰而为之，穷天下之力，倾天下之财，非数十年之久，不克责其成也，非大有为之君不能致其决也。此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淳厚之俗薄，浇伪之风炽，恭俭之化衰，功利之习胜，经久之虑少，侥幸之弊多。以限田抑富强，犹有挠之者，况使尽弃其私家之产乎？以均田授农民犹有不能周之者，又况生齿滋众之时乎？怨归于上，奸兴于下，此不可为者二也。以余论之，二者何足尼吾事乎？” 古者步百为亩，汉人益以二百四十为亩。北齐又益之，以三百六十为亩。今所用者，汉亩步也。今之五十亩，古之百亩也。汉提封田万万顷，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泽不可垦，馀三千二百二十九万顷皆可垦。“元始初，遣司农劝课，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顷。” 是时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户，以田均之，计户得田六十七亩，古之百四十亩也，家获百四十亩，耕之未为不给也。加之简稽，则工商禄食之可损者，又不知其几也。虽唐盛时，永徽民户不过三百八十万，至开元七百八十六万，亦不汉过也。以天下之田给天下之民，征之汉、唐，则后世宁有不足之患乎？田无不足之患，则取诸民以与天下，皆知吾君之不私也。天下有如卜式者，且将先吾民而为之，孰不响应于下也？秦长城之役，袤延万里，堑山堙谷，暴兵三十万，而阿房之作，督用徒刑者又七十馀万；郡邑之民，发谪徙边者，又岁不休，不德甚矣。天下怨诽，未闻有一人违者。况下令如流水之源，固民心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今先取一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悦，然后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悦，然后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便而民悦也，亦何异于乡郡乎？是天下之田可井也，事 “不劳者不永逸。欲长治久安而不于此图之，亦苟矣。” 唐太宗尝读《周官》之书，至“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慨然叹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负有为之才，操可致之权，埶其时又非难也。封建议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复，君子盖深为唐惜之。吾闻春气至则草木生，秋气至则草木落。”产与落必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无不为；使之者不至，物无可为。上之人审其所以使，故物莫不为用管商之法，孰与先王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齐、秦举国听之，其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

管、商者为之，以纪人事，经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