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文學史/第五章 漢末魏晉的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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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故事詩的起來 |
漢朝的韻文有兩條來路：一條路是模仿古人的辭賦，一條路是自然流露的民歌。前一條路是死的，僵化了的，無可救藥的。那富於革命思想的王充也只能說：
深覆典雅，指意難睹，唯賦領耳。
這條路不屬於我們現在討論的範圍，表過不提。如今且說那些自然產生的民歌，流傳在民間，採集在“樂府”，他們的魔力是無法抵抗的，他們的影響是無法躲避的。所以這無數的民歌在幾百年的時期內竟規定了中古詩歌的形式體裁。無論是五言詩，七言詩，或長短不定的詩，都可以說是從那些民間歌辭裡出來的。
舊說相傳漢武帝時的枚乘、李陵、蘇武等做了一些五言詩。這種傳說，大概不可靠。李陵、蘇武的故事流傳在民間，引起了許多傳說，近年敦煌發現的古寫本中也有李陵答蘇武書（現藏巴黎國立圖書館），文字鄙陋可笑，其中竟用了孫權的典故！大概現存的蘇、李贈答詩文同出於這一類的傳說故事，雖雅俗有不同，都是不可靠的。枚乘的詩也不可靠。枚乘的詩九首，見於徐陵的《玉台新詠》；其中八首收入蕭統的《文選》，都在“無名氏”的古詩十九首之中。蕭統還不敢說是誰人作的；徐陵生於蕭統之後，卻敢武斷是枚乘的詩，這不是很可疑的嗎？
大概西漢只有民歌；那時的文人也許有受了民間文學的影響而作詩歌的，但風氣未開，這種作品只是“俗文學”，《漢書·禮樂志》哀帝廢樂府詔所謂“鄭聲”，《王褒傳》宣帝所謂“鄭衛”，是也。
到了東漢中葉以後，民間文學的影響已深入了，已普遍了，方才有上流文人出來公然仿效樂府歌辭，造作歌詩。文學史上遂開一個新局面。
這個新局面起於二世紀的晚年，漢靈帝（168—189年）與獻帝（190—220年）的時代。靈帝時有個名士趙壹，恃才倨傲，受人的排擠，屢次得罪，幾乎喪了生命。他作了一篇《疾邪賦》，賦中有歌兩首，其一云：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骯髒倚門邊。
這雖不是好詩，但古賦中夾著這種白話歌辭，很可以看時代風氣的轉移了。
這個時代（靈帝、獻帝時代）是個大亂的時代。政治的昏亂到了極端。清流的士大夫都被那“黨錮”之禍一網打盡。（黨錮起於166年，至184年始解。）外邊是鮮卑連年寇邊，裡面是黃巾的大亂。中央的權力漸漸瓦解，成了一個州牧割據的局面。許多的小割據區域漸漸被併吞征服，後來只剩下中部的曹操，西南的劉備，東南的孫權，遂成了三國分立的局面。直到晉武帝平了孫吳（280年），方才暫時有近二十年的統一。
這個紛亂時代，卻是文學史上的一個很燦爛的時代。這時代的領袖人物是曹操。曹操在政治上的雄才大略，當時無人比得上他。他卻又是一個天才很高的文學家。他在那“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地位，自己又愛才如命，故能招集許多文人，造成一個提倡文學的中心。他的兒子曹丕、曹植也都是天才的文學家，故曹操死後這個文學運動還能繼續下去。這個時期在文學史上叫做“建安（196—220年）正始（240—249年）時期”。
這個以曹氏父子為中心的文學運動，他的主要事業在於製作樂府歌辭，在於文人用古樂府的舊曲改作新詞。《晉書·樂志》說：
漢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絕，不可復知。及魏武（曹操）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以為軍謀祭酒，使創定雅樂。
又說：
巴渝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本歌曲》，《安臺本歌曲》，《行辭本歌曲》，總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乃使軍謀祭酒王粲改創其辭。粲問巴渝帥李管和玉歌曲意，試使歌，聽之，以考校歌曲而為之改為《矛渝新福曲歌》，《弩渝新福曲歌》，《安台新福曲歌》，《行辭新福曲歌》，以述魏德。
又引曹植《鼙舞詩·序》云：
故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鼙舞。遭世荒亂，堅播越關西，隨將軍段煨。先帝（曹操）聞其舊伎，下書召堅。堅年逾七十，中問廢而不為，又古曲甚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作新聲五篇。
“依前曲，作新聲”即是後世的依譜填詞。《樂志》又說：
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等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為詞，述以功德代漢。改《朱鷺》為《楚之平》言魏也，改《艾如張》為《獲呂布》，言曹公東圍臨淮，擒呂布也。
這都是“依前曲，作新聲”的事業。這種事業並不限於當時的音樂專家；王粲、繆襲、曹植都只是文人。曹操自己也做了許多樂府歌辭。我們看曹操，曹丕，曹植，阮瑀，王粲諸人做的許多樂府歌辭，不能不承認這是文學史上的一個新時代。以前的文人把做辭賦看作主要事業，從此以後的詩人把做詩看作主要事業了。以前的文人從仿做古賦頌裡得著文學的訓練，從此以後的詩人要從仿做樂府歌辭裡得著文學的訓練了。
曹操做的樂府歌辭，最著名的自然是那篇《短歌行》。我們摘抄幾節：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傳說杜康作酒）。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存是探問）。契闊談宴，心念舊恩。
月明星稀，鳥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他的《步出東西門行》，我們也選第四章的兩段：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這種四言詩，用來作樂府歌辭，頗含有復古的意味。後來晉初荀勖造晉歌全用四言（見《晉書·樂志》），大概也是這個意思。但《三百篇》以後，四言詩的時期已過去了。漢朝的四言詩沒有一篇可讀的。建安時期內，曹操的大才也不能使四言詩復活。與曹操同時的有個哲學家仲長統（死於220年），有兩篇《述志詩》，可算是漢朝一代的四言傑作：
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霄是日傍之氣）。沆瀣（音亢械，露氣也）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為局促？
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繚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棲，游心海左。元氣為舟，微風為柁，翱翔太清，縱意容冶。
但四言詩終久是過去的了。以後便都是五言詩與七言詩的時代。
曹丕（死於226年）的樂府歌辭比曹操的更接近民歌的精神了，如《上留田行》：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
富人食稻與粱，——上留田。
貧子食糟與糠，——上留田。
貧賤亦何傷？——上留田。
祿命懸在蒼天，——上留田。
今爾歎息，將欲誰怨？——上留田。
這竟是純粹的民歌。又如《臨高臺》：
臨臺行高高以軒，下有水清且寒，中有黃鵠往且翻。……鵠欲南遊，雌不能隨。我欲躬銜汝，口噤不能開。欲負之，毛衣摧頹。五里一顧，六里徘徊。
這也是絕好的民歌。他又有《燕歌行》兩篇，我們選一篇：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遊多思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可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這雖是依舊曲作的新辭，這裡面已顯出文人階級的氣味了。文人仿作民歌，一定免不了兩種結果：一方面是文學的民眾化，一方面是民歌的文人化。試看曹丕自己作的《雜詩》：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家鄉，安得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前面的一首可以表示民歌的文人化，這一首可以表示文人作品的民眾化。
曹丕的兄弟曹植（字子建，死於232年）是當日最偉大的詩人。現今所存他的詩集裡，他作的樂府歌辭要占全集的一半以上。大概他同曹丕俱負盛名，曹丕做了皇帝，他頗受猜忌，經過不少的憂患，故他的詩歌往往依託樂府舊曲，借題發洩他的憂思。從此以後，樂府遂更成了高等文人的文學體裁，地位更抬高了。
曹植的詩，我們也舉幾首作例。先引他的《野田黃雀行》：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利劍不在掌，結友何須多？不見籬間雀，見鷂自投羅？羅家見雀喜，少年見雀悲。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
這種愛自由，思解放的心理，是曹植的詩的一個中心意境。這種心理有時表現為歌頌功名的思想。如《白馬篇》云：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並遊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又如《名都篇》：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且鮮。鬥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馳騁未及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觀者咸稱善，眾工歸我妍。歸來宴平樂，美酒鬥十千。膾鯉臇胎蝦，炮鱉炙熊蹯。鳴儔嘯匹侶，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雲散還城邑，清展復來還。
同樣愛自由的意境有時又表現為羡慕神仙的思想，故曹植有許多遊仙詩，如《苦思行》、《遠遊篇》，都是好例。他的晚年更不得意，很受他哥哥的政府的壓迫。名為封藩而王，其實是遠徙軟禁。（看《三國志》卷十九）他後來在愁苦之中，發病而死，只有四十一歲。他有《瑟調歌辭》，用飛蓬自喻，哀楚動人：
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夙夜無休閒。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忽然下沉泉。驚飆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宕當何依，忽亡而復存。飄搖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苦艱？願為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根荄連。
與曹氏父子同時的文人：如陳琳、王粲、阮瑀、繁欽等，都受了這個樂府運動的影響。陳琳有《飲馬長城窟行》，寫邊禍之慘：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勿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男兒寧當格鬥死，何能怫郁築長城？
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與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結髮行事君，慊慊心意關。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王粲（死於217年）《七哀詩》的第一首也是這種社會問題詩：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泉下人，喟然傷心肝。
同時的阮瑀（死於212年）作的《駕出北郭門行》，也是一篇社會問題的詩：
駕至北郭門，馬樊不肯馳。下車步踟躕，仰折枯楊枝，顧聞丘林中，噭噭有悲啼。借問啼者誰，何為乃如斯？親母舍我沒，後母憎孤兒。饑寒無衣食，舉動鞭捶施。骨消肌肉盡，體若枯樹皮。藏我空屋中，父還不能知。上冢察故處，存亡永別離。親母何可見？淚下聲正嘶。棄我於此間，窮厄豈有貲？傳告後代人，以此為明規。
這雖是笨拙的白話詩，卻很可表示《孤兒行》一類的古歌辭的影響。
繁欽（死於218年）有《定情詩》，中有一段：
我既媚君姿，君亦悅我顏。何以致拳拳？綰臂雙金環。何以致殷勤？約指一雙銀。何以致區區？耳中雙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後。何以致契闊？繞腕雙條脫。
這雖然也是笨拙淺薄的鋪敘，然而古樂府《有所思》的影響也是很明顯的。一百年前，當漢順帝陽嘉年間（132—135年），張衡作了一篇《四愁詩》，也很像是《有所思》的影響。《四愁詩》共四章，我們選二章作例：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甫艱，側身東望涕沾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為懷憂心煩勞？（一）
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為懷憂心煩紆？（二）
《有所思》已引在第三章，今再抄於此，以供比較：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繚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匆復相思！
我們把這詩與張衡、繁欽的詩比較著看，再用晉朝傅玄的《擬四愁詩》（丁福保編的《全晉詩》，卷二，頁十六）來合看，便可以明白文學的民眾化與民歌的文人化的兩種趨勢的意義了。
當時確有一種民眾化的文學趨勢，那是無可疑的。當時的文人如應璩兄弟幾乎可以叫作白話詩人。《文心雕龍》說應玚有《文論》，此篇現已失傳了，我們不知他對於文學有什麼主張。但他的《鬥雞詩》（丁福保《全三國詩》卷三，頁十四）卻是很近白話的。應璩（死於252年）作《百一詩》，大概取揚雄“勸百而諷一”的話的意思。史家說他的詩“雖頗諧，然多切時要”。舊說又說，他作《百一詩》，譏切時事，“遍以示在事者，皆怪愕，以為應焚棄之”。今世所傳《百一詩》已非全文，故不見當日應焚棄的話，但見一些道德常識的箴言，文辭甚淺近通俗，頗似後世的《太公家教》和《治家格言》一類的作品。所謂“其言頗諧”，當是說他的詩體淺俚，近於俳諧。例如今存他的詩有云：
細微可不慎？堤潰自蟻穴。腠理早從事，安復勞針石？
又有云：
子弟可不慎？慎在選師友。師友必長德，中才可進誘。
這都是通俗格言的體裁，不能算作詩。其中勉強像詩的，如：
前者墮官去，有人適我間。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宋人遇周客，慚愧靡所如。
只有一首《三叟》，可算是一首白話的說理詩：
古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辭：內中嫗貌醜。中叟前致辭：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辭：夜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但這種“通俗化”的趨勢終久抵不住那“文人化”的趨勢；樂府民歌的影響固然存在，但辭賦的舊勢力也還不小，當時文人初作樂府歌辭，工具未曾用熟，只能用詩體來達一種簡單的情感與簡單的思想。稍稍複雜的意境，這種新體裁還不夠應用。所以曹魏的文人遇有較深沉的意境，仍不能不用舊辭賦體。如曹植的《洛神賦》，便是好例。這有點像後世文人學作教坊舞女的歌詞，五代宋初的詞只能說兒女纏綿的話，直到蘇軾以後，方才能用詞體來談禪說理，論史論人，無所不可。這其間的時間先後，確是個工具生熟的問題：這個解釋雖是很淺，卻近於事實。
五言詩體，起於漢代的無名詩人，經過建安時代許多詩人的提倡，到了阮籍方才正式成立。阮籍（死於263年）是第一個用全力做五言詩的人；詩的體裁到他方才正式成立，詩的範圍到他方才擴充到無所不包的地位。
阮籍是崇信自然主義的一個思想家。生在那個魏晉交替的時代，他眼見司馬氏祖孫三代專擅政權，欺淩曹氏，壓迫名流，他不能救濟，只好縱酒放恣。史家說司馬昭想替他的兒子司馬炎（即晉武帝）娶阮籍的女兒，他沒有法子，只得天天喝酒，接連爛醉了六十日，使司馬昭沒有機會開口。他崇拜自由，而時勢不許他自由；他鄙棄那虛偽的禮法，而“禮法之士，疾之若仇”。所以他把一腔的心事都發洩在酒和詩兩件事上。他有《詠懷》詩八十餘首。他是一個文人，當時說話又不便太明顯，故他的詩雖然抬高了五言詩的身分，雖然明白建立了五言詩的地位，同時卻也增加了五言詩“文人化”的程度。
我們選錄《詠懷》詩中的幾首：
鴻鵠相隨飛，飛飛適荒裔。雙翮臨長風，須臾萬里逝。朝餐琅玕實，夕宿丹山際。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制？豈與鄉曲士，攜手共言誓？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秦時東陵侯邵平在秦亡後淪落為平民，在長安青門外種瓜，瓜美，人稱為東陵瓜）。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耀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噭噭令自嗤（羨門是古傳說的仙人）。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思親友，寤言用自寫。
人言願延年，延年欲焉之？黃鵠呼子安，千秋未可期。獨坐山岩中，惻愴懷所思。王子一何好，猗靡相攜持。悅懌猶今辰，計校在一時。置此明朝事，日夕將見欺。
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台。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戰士食糟糠，賢士處蒿萊。歌舞曲未終，秦兵已復來。夾林非吾有，朱宮生塵埃。軍敗華陽下，身竟為土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