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学史/第五章 汉末魏晋的文学

第四章 汉朝的散文 白话文学史
第五章 汉末魏晋的文学
作者:胡适
第六章 故事诗的起来

  汉朝的韵文有两条来路:一条路是模仿古人的辞赋,一条路是自然流露的民歌。前一条路是死的,僵化了的,无可救药的。那富于革命思想的王充也只能说:

    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领耳。

  这条路不属于我们现在讨论的范围,表过不提。如今且说那些自然产生的民歌,流传在民间,采集在“乐府”,他们的魔力是无法抵抗的,他们的影响是无法躲避的。所以这无数的民歌在几百年的时期内竟规定了中古诗歌的形式体裁。无论是五言诗,七言诗,或长短不定的诗,都可以说是从那些民间歌辞里出来的。

  旧说相传汉武帝时的枚乘、李陵、苏武等做了一些五言诗。这种传说,大概不可靠。李陵、苏武的故事流传在民间,引起了许多传说,近年敦煌发现的古写本中也有李陵答苏武书(现藏巴黎国立图书馆),文字鄙陋可笑,其中竟用了孙权的典故!大概现存的苏、李赠答诗文同出于这一类的传说故事,虽雅俗有不同,都是不可靠的。枚乘的诗也不可靠。枚乘的诗九首,见于徐陵的《玉台新咏》;其中八首收入萧统的《文选》,都在“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之中。萧统还不敢说是谁人作的;徐陵生于萧统之后,却敢武断是枚乘的诗,这不是很可疑的吗?

  大概西汉只有民歌;那时的文人也许有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而作诗歌的,但风气未开,这种作品只是“俗文学”,《汉书·礼乐志》哀帝废乐府诏所谓“郑声”,《王褒传》宣帝所谓“郑卫”,是也。

  到了东汉中叶以后,民间文学的影响已深入了,已普遍了,方才有上流文人出来公然仿效乐府歌辞,造作歌诗。文学史上遂开一个新局面。

  这个新局面起于二世纪的晚年,汉灵帝(168—189年)与献帝(190—220年)的时代。灵帝时有个名士赵壹,恃才倨傲,受人的排挤,屡次得罪,几乎丧了生命。他作了一篇《疾邪赋》,赋中有歌两首,其一云: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肮脏倚门边。

  这虽不是好诗,但古赋中夹著这种白话歌辞,很可以看时代风气的转移了。

  这个时代(灵帝、献帝时代)是个大乱的时代。政治的昏乱到了极端。清流的士大夫都被那“党锢”之祸一网打尽。(党锢起于166年,至184年始解。)外边是鲜卑连年寇边,里面是黄巾的大乱。中央的权力渐渐瓦解,成了一个州牧割据的局面。许多的小割据区域渐渐被并吞征服,后来只剩下中部的曹操,西南的刘备,东南的孙权,遂成了三国分立的局面。直到晋武帝平了孙吴(280年),方才暂时有近二十年的统一。

  这个纷乱时代,却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很灿烂的时代。这时代的领袖人物是曹操。曹操在政治上的雄才大略,当时无人比得上他。他却又是一个天才很高的文学家。他在那“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自己又爱才如命,故能招集许多文人,造成一个提倡文学的中心。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也都是天才的文学家,故曹操死后这个文学运动还能继续下去。这个时期在文学史上叫做“建安(196—220年)正始(240—249年)时期”。

  这个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文学运动,他的主要事业在于制作乐府歌辞,在于文人用古乐府的旧曲改作新词。《晋书·乐志》说:

    汉自东京大乱,绝无金石之乐;乐章亡绝,不可复知。及魏武(曹操)平荆州,获汉雅乐郎河南杜夔能识旧法,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

又说:

    巴渝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总四篇,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魏初,乃使军谋祭酒王粲改创其辞。粲问巴渝帅李管和玉歌曲意,试使歌,听之,以考校歌曲而为之改为《矛渝新福曲歌》,《弩渝新福曲歌》,《安台新福曲歌》,《行辞新福曲歌》,以述魏德。

  又引曹植《鼙舞诗·序》云:

    故汉灵帝西园鼓吹有李坚者能鼙舞。遭世荒乱,坚播越关西,随将军段煨。先帝(曹操)闻其旧伎,下书召坚。坚年逾七十,中问废而不为,又古曲甚多谬误,异代之文未必相袭,故依前曲作新声五篇。

  “依前曲,作新声”即是后世的依谱填词。《乐志》又说:

    汉时有短箫铙歌之乐。其曲有《朱鹭》,《思悲翁》,《艾如张》,《上之回》,《雍离》,《战城南》……等曲,列于鼓吹,多序战阵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缪袭为词,述以功德代汉。改《朱鹭》为《楚之平》言魏也,改《艾如张》为《获吕布》,言曹公东围临淮,擒吕布也。

  这都是“依前曲,作新声”的事业。这种事业并不限于当时的音乐专家;王粲、缪袭、曹植都只是文人。曹操自己也做了许多乐府歌辞。我们看曹操,曹丕,曹植,阮瑀,王粲诸人做的许多乐府歌辞,不能不承认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代。以前的文人把做辞赋看作主要事业,从此以后的诗人把做诗看作主要事业了。以前的文人从仿做古赋颂里得著文学的训练,从此以后的诗人要从仿做乐府歌辞里得著文学的训练了。

  曹操做的乐府歌辞,最著名的自然是那篇《短歌行》。我们摘抄几节: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传说杜康作酒)。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存是探问)。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鸟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他的《步出东西门行》,我们也选第四章的两段: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这种四言诗,用来作乐府歌辞,颇含有复古的意味。后来晋初荀勖造晋歌全用四言(见《晋书·乐志》),大概也是这个意思。但《三百篇》以后,四言诗的时期已过去了。汉朝的四言诗没有一篇可读的。建安时期内,曹操的大才也不能使四言诗复活。与曹操同时的有个哲学家仲长统(死于220年),有两篇《述志诗》,可算是汉朝一代的四言杰作:

    飞鸟遗迹,蝉蜕亡壳,腾蛇弃鳞,神龙丧角。至人能变,达士拔俗。乘云无辔,骋风无足。垂露成帏,张霄成幄(霄是日傍之气)。沆瀣(音亢械,露气也)当餐,九阳代烛。恒星艳珠,朝霞润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

    大道虽夷,见几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古来缭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柁,翱翔太清,纵意容冶。

  但四言诗终久是过去的了。以后便都是五言诗与七言诗的时代。

  曹丕(死于226年)的乐府歌辞比曹操的更接近民歌的精神了,如《上留田行》: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

    富人食稻与粱,——上留田。

    贫子食糟与糠,——上留田。

    贫贱亦何伤?——上留田。

    禄命悬在苍天,——上留田。

    今尔叹息,将欲谁怨?——上留田。

  这竟是纯粹的民歌。又如《临高台》:

    临台行高高以轩,下有水清且寒,中有黄鹄往且翻。……鹄欲南游,雌不能随。我欲躬衔汝,口噤不能开。欲负之,毛衣摧颓。五里一顾,六里徘徊。

  这也是绝好的民歌。他又有《燕歌行》两篇,我们选一篇: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可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这虽是依旧曲作的新辞,这里面已显出文人阶级的气味了。文人仿作民歌,一定免不了两种结果:一方面是文学的民众化,一方面是民歌的文人化。试看曹丕自己作的《杂诗》:

    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吴会非家乡,安得久留滞?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

  前面的一首可以表示民歌的文人化,这一首可以表示文人作品的民众化。

  曹丕的兄弟曹植(字子建,死于232年)是当日最伟大的诗人。现今所存他的诗集里,他作的乐府歌辞要占全集的一半以上。大概他同曹丕俱负盛名,曹丕做了皇帝,他颇受猜忌,经过不少的忧患,故他的诗歌往往依托乐府旧曲,借题发泄他的忧思。从此以后,乐府遂更成了高等文人的文学体裁,地位更抬高了。

  曹植的诗,我们也举几首作例。先引他的《野田黄雀行》: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见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这种爱自由,思解放的心理,是曹植的诗的一个中心意境。这种心理有时表现为歌颂功名的思想。如《白马篇》云: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又如《名都篇》: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驰骋未及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臇胎虾,炮鳖炙熊蹯。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云散还城邑,清展复来还。

  同样爱自由的意境有时又表现为羡慕神仙的思想,故曹植有许多游仙诗,如《苦思行》、《远游篇》,都是好例。他的晚年更不得意,很受他哥哥的政府的压迫。名为封藩而王,其实是远徙软禁。(看《三国志》卷十九)他后来在愁苦之中,发病而死,只有四十一岁。他有《瑟调歌辞》,用飞蓬自喻,哀楚动人:

    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长去本根逝,夙夜无休闲。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间。自谓终天路,忽然下沉泉。惊飙接我出,故归彼中田。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宕宕当何依,忽亡而复存。飘摇风八泽,连翩历五山,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糜灭岂不痛?愿与根荄连。

  与曹氏父子同时的文人:如陈琳、王粲、阮瑀、繁钦等,都受了这个乐府运动的影响。陈琳有《饮马长城窟行》,写边祸之惨: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勿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

    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与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王粲(死于217年)《七哀诗》的第一首也是这种社会问题诗: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泉下人,喟然伤心肝。

  同时的阮瑀(死于212年)作的《驾出北郭门行》,也是一篇社会问题的诗:

    驾至北郭门,马樊不肯驰。下车步踟蹰,仰折枯杨枝,顾闻丘林中,噭噭有悲啼。借问啼者谁,何为乃如斯?亲母舍我没,后母憎孤儿。饥寒无衣食,举动鞭捶施。骨消肌肉尽,体若枯树皮。藏我空屋中,父还不能知。上冢察故处,存亡永别离。亲母何可见?泪下声正嘶。弃我于此间,穷厄岂有赀?传告后代人,以此为明规。

  这虽是笨拙的白话诗,却很可表示《孤儿行》一类的古歌辞的影响。

  繁钦(死于218年)有《定情诗》,中有一段:

    我既媚君姿,君亦悦我颜。何以致拳拳?绾臂双金环。何以致殷勤?约指一双银。何以致区区?耳中双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何以致契阔?绕腕双条脱。

  这虽然也是笨拙浅薄的铺叙,然而古乐府《有所思》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一百年前,当汉顺帝阳嘉年间(132—135年),张衡作了一篇《四愁诗》,也很像是《有所思》的影响。《四愁诗》共四章,我们选二章作例: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甫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一)

    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二)

  《有所思》已引在第三章,今再抄于此,以供比较: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匆复相思!

  我们把这诗与张衡、繁钦的诗比较著看,再用晋朝傅玄的《拟四愁诗》(丁福保编的《全晋诗》,卷二,页十六)来合看,便可以明白文学的民众化与民歌的文人化的两种趋势的意义了。


  当时确有一种民众化的文学趋势,那是无可疑的。当时的文人如应璩兄弟几乎可以叫作白话诗人。《文心雕龙》说应玚有《文论》,此篇现已失传了,我们不知他对于文学有什么主张。但他的《斗鸡诗》(丁福保《全三国诗》卷三,页十四)却是很近白话的。应璩(死于252年)作《百一诗》,大概取扬雄“劝百而讽一”的话的意思。史家说他的诗“虽颇谐,然多切时要”。旧说又说,他作《百一诗》,讥切时事,“遍以示在事者,皆怪愕,以为应焚弃之”。今世所传《百一诗》已非全文,故不见当日应焚弃的话,但见一些道德常识的箴言,文辞甚浅近通俗,颇似后世的《太公家教》和《治家格言》一类的作品。所谓“其言颇谐”,当是说他的诗体浅俚,近于俳谐。例如今存他的诗有云:

    细微可不慎?堤溃自蚁穴。腠理早从事,安复劳针石?

  又有云:

    子弟可不慎?慎在选师友。师友必长德,中才可进诱。

  这都是通俗格言的体裁,不能算作诗。其中勉强像诗的,如:

    前者堕官去,有人适我间。田家无所有,酌醴焚枯鱼。问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庐。……避席跪自陈,贱子实空虚。宋人遇周客,惭愧靡所如。

  只有一首《三叟》,可算是一首白话的说理诗:

    古有行道人,陌上见三叟,年各百馀岁,相与锄禾莠。住车问三叟:何以得此寿?上叟前致辞:内中妪貌丑。中叟前致辞:量腹节所受。下叟前致辞:夜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长久。

  但这种“通俗化”的趋势终久抵不住那“文人化”的趋势;乐府民歌的影响固然存在,但辞赋的旧势力也还不小,当时文人初作乐府歌辞,工具未曾用熟,只能用诗体来达一种简单的情感与简单的思想。稍稍复杂的意境,这种新体裁还不够应用。所以曹魏的文人遇有较深沉的意境,仍不能不用旧辞赋体。如曹植的《洛神赋》,便是好例。这有点像后世文人学作教坊舞女的歌词,五代宋初的词只能说儿女缠绵的话,直到苏轼以后,方才能用词体来谈禅说理,论史论人,无所不可。这其间的时间先后,确是个工具生熟的问题:这个解释虽是很浅,却近于事实。

  五言诗体,起于汉代的无名诗人,经过建安时代许多诗人的提倡,到了阮籍方才正式成立。阮籍(死于263年)是第一个用全力做五言诗的人;诗的体裁到他方才正式成立,诗的范围到他方才扩充到无所不包的地位。

  阮籍是崇信自然主义的一个思想家。生在那个魏晋交替的时代,他眼见司马氏祖孙三代专擅政权,欺凌曹氏,压迫名流,他不能救济,只好纵酒放恣。史家说司马昭想替他的儿子司马炎(即晋武帝)娶阮籍的女儿,他没有法子,只得天天喝酒,接连烂醉了六十日,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他崇拜自由,而时势不许他自由;他鄙弃那虚伪的礼法,而“礼法之士,疾之若仇”。所以他把一腔的心事都发泄在酒和诗两件事上。他有《咏怀》诗八十馀首。他是一个文人,当时说话又不便太明显,故他的诗虽然抬高了五言诗的身分,虽然明白建立了五言诗的地位,同时却也增加了五言诗“文人化”的程度。

  我们选录《咏怀》诗中的几首:

    鸿鹄相随飞,飞飞适荒裔。双翮临长风,须臾万里逝。朝餐琅玕实,夕宿丹山际。抗身青云中,网罗孰能制?岂与乡曲士,携手共言誓?

    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秦时东陵侯邵平在秦亡后沦落为平民,在长安青门外种瓜,瓜美,人称为东陵瓜)。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五色耀朝日,嘉宾四面会。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子,噭噭令自嗤(羡门是古传说的仙人)。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寤言用自写。

    人言愿延年,延年欲焉之?黄鹄呼子安,千秋未可期。独坐山岩中,恻怆怀所思。王子一何好,猗靡相携持。悦怿犹今辰,计校在一时。置此明朝事,日夕将见欺。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士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