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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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向等措置陝西折二錢
编辑慶曆中，陝西、河東皆用鐵錢，後用張奎議，小鐵錢獨行於河東，而陝西許用銅錢及大鐵錢，以一折二，然小錢積在同、華二州者凡四十萬緡，熙寧初，詔賜河東以鐵償之。
熙寧二年三月，詔令提點鑄錢、制置解鹽等臣僚，各具財用利害奏聞。
三年七月辛丑，遣發運司管勾運鹽、屯田郎中劉忱，同陜西轉運司相度本路興置鑄錢監利害以聞。以發運使薛向等請出上供錢帛二十萬貫匹，買岑水場銅鈆四百餘萬斤，運至陜西，増鑄錢百萬緡以備邊計也。其後忱等奏至，多與向議恊，乃詔行之。【本志係此事於元年七月，誤也。向二年六月乃除發運】
四年三月己亥，皮公弼在陝西嘗建言：「陝西見行當二大銅錢，因頃嵗西邊用兵，始鑄當十錢，後兵罷，多盜鑄者，乃以當三，猶私鑄，乃減當二，行之至今，銅費相當，民無冒利，盜鑄衰息，請以舊銅鉛盡鑄當二錢。」從之。其後折二錢遂行天下。
七年六月癸未，秦鳯等路轉運司請於鳯翔府斜谷置監，鑄折五、折十錢，乞降御書字様，詔惟鑄折二錢。
八月戊辰，詔罷鳳翔府郿縣鑄夾錫青銅折二錢，以錢成，擲之輙碎也。
九月壬戌，是時闗中錢法敝，永興軍路安撫使吳中復請以錢四十，買缺薄惡錢一斤，則民間專行省撫大錢，而大錢少不足用，請以所買惡錢悉改鑄大錢，而民間所行私大錢一，以一小銅錢買而更鑄之。永興軍等路轉運使皮公弼請盡買惡錢，且毋行鑄鐡錢相易事，有司盡納偽錢，請先於本路五銅錢監改鑄，一年可竟，又請改鑄所買惡錢。秦鳯路都轉運使熊本言：「買惡錢及禁舊通行大錢、銅錢相易，皆非便，請降錢式下所屬，而禁用惡錢，犯者論如法，勿廢舊通行錢，選官庫惡錢，同所買改鑄之，小變其撫為熈寧重寳，今本路官錢，受私錢已多，省撫錢久廢，公私百無一二，今雖以錢四十得偽錢一斤，及銅錢千易當二鐡錢千，其實鐡錢一斤，才當斤鐡耳，千錢為鐡六斤，鑄為錢二千，而以銅錢千易之，官失多矣。又錢多，一年改鑄，未得竟也，且民賣千錢得二百五十折二大錢，才易其半，又禁其通行大錢，則方災傷，民所有錢，四亡其三，何以救災？」衆議不同，於是詔逐司相度利害以聞。【此據《食貨志》第六巻，比《實録》所書頗詳，當用之】
八年正月丁已，權永興軍等路轉運使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紙，飛錢致逺，然不積錢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商、虢、鄜、耀、紅崖、清逺鐡冶所收極廣，茍即冶更鑄折二錢，嵗除工費外，可得百萬緡為交子本。」并上可行十二事，上批可，如所乞，委公弼總制營辦。
二月甲子，永興軍等路轉運使皮公弼言：「見管私鑄錢：轉運司，九萬餘緡；常平司，十一萬餘緡。并買民間私鐵錢數十萬斤，并當改鑄省様錢，欲除永興、華、河中、陜西銅錢監添匠鼓鑄外，更於商、虢、洛南増置三監，耀、鄜權置兩監，共九監改鑄。永興、鄜、耀、河中、陜去鐵冶逺，第改鑄偽錢，一年可畢；商州、洛南、華、虢最近鐵冶，可以乆行；鄜州等五處，候改鑄，罷工匠，併入商州等四監，然後專鑄大錢。」從之，仍委皮公弼總制營辦。先是安撫轉運司出牓收買四等私錢，一切禁斷舊通用錢，而以銅錢易之，以官庫見管并換到通用私小鐵錢，重行鼓鑄，而熊本以為如此則公私未便，乃下逐司申明前後條約，惟揀闕薄漏貫、字様不明等私錢，犯者依法施行，入官銷毁，應自來通用錢，並令行使如故，其官庫不堪用鐵錢等，即别置錢監，増 物料，比省樣微加别異，鑄熈寧重寳，詔逐司具官私合改造錢數，各計若干及如何措置以聞，至是轉運司條具來上，故有是詔。
三月丁酉，詔秦鳯等路都轉運司，相度所鑄大鐵錢，約補足所廢監錢數及充交子本錢外，不須廣鑄。
九月庚午，岷州置鑄錢監，令知熈州髙遵裕、轉運副使張穆之提舉。以遵裕言：「威逺監所鑄折二錢用工少而得利多，今岷州鐡冶暴發，若増置一監，歳可得緡錢四十萬。」故命置監焉，後賜監名曰滔山。
九年六月壬辰，三司言：「奉詔折二錢可且未得支用，别聽指揮。前已詔諸路通行，今未審止禁在京，或令諸路並罷？」上批：「都下錢法，自祖宗以來未嘗有改，其新行折二錢，不須取索，比較利害，宜直指揮京師并畿内並罷。」先是薛向鑄折二錢於陝西，其後許彦先又鑄於廣南，以償銅價，既而有言折二錢民或不肯折用，又諸路繼有如此者，故始詔令府界不用，後章惇乞并府界用之，上曰：「府界既用，即當令京師亦用之。」至是有言民以用折二錢不售，訴於開封而復被决者，又言有訴於三司者，以故上批欲罷之，及中書訪問開封、三司，皆言無是事，乃再以進呈，上又云：「但恐經久富民藏小錢莫出爾！」王安石曰：「大錢亦無多，富民豈肯藏小錢不出？藏小錢不出，於富民亦有何利？」上又曰：「恐四夷聞中國行兩等錢，以為貧窘，乃傷國體，如何？」安石曰：「錢有二品，自周已然，何繫貧富？且自古興王，如唐太宗、周世宗時極貧，然何足為耻？臣初不欲鑄折二錢，今乃極論者，葢朝廷舉動，為四方所瞻，稍有罅隙，即為姦人窺伺愚弄，將不能立國，是又何能安天下國家也？」上乃令復行之，然兩宫訖不欲用折二錢，故折二錢未嘗進入禁中，安石争不能得，退，遂移疾不出，上使人諭之曰：「朕無間於卿，天日可鑒，何遽如此？」安石乃出。己酉，侍御史周尹言：「臣聞錢幣之用，古者或謂之泉，欲其流而無滯，或謂之布，取其周遍而平均。臣去冬奉使，經由永興、秦鳳路，伏見盗鑄鐵錢不少，問其本末，葢是錢法用一當二鐵賤易得，而民間盗鑄者費少利倍。又訪問得所在官中積聚者約有數百萬貫，民間收藏者猶不在其數，緣上件錢貨，起初元以一當十，後來减為折三，近歲又作折二，已於國家重貨十損其八[1]，若更作一文行用，即又損一分，所以不敢輒有奏請，昨來朝廷差汪輔之往逐路揀選鐵錢，數不多，令三司指揮，更不行用，仍行改鑄。就令改鑄，務監每一日鑄及三千貫，即一年之内，除節假、旬假，實有三百日課程，約只得九十萬貫以來，計三二年間，未滿數百萬貫，况日課未必及三千貫之數也。若改鑄之法或只仍舊作折二錢，即民間盗鑄，定亦不可止絶。臣欲望將折二鐵錢更不别行改鑄，亦不須揀選，起自今後只作一文行用，則盗鑄者所獲之利不充所費，自然無復冒禁作過，歲省重辟，而農商交易，獲泉貨通流之利，且約官中所有，止就四百萬貫言之，若以二為一，即猶得二百萬貫之數，致力簡省，便可行用。」
十年六月壬寅，三司言：「鑄大錢欲乞且依舊額，今後如有添鑄，乞除陝西、河北、河東外，諸路並鑄小錢。」又言：「河北西路轉運司請於邢、磁州置監，鼓鑄折二鐵錢十萬貫，今相度欲於永興軍路鑄折二鐵錢十萬貫，却於河北西路添鑄大銅錢。」並從之。
十二月甲辰，詔鑄錢司並以「元豐通寳」為文。
元豐元年八月乙丑，利州路轉運司言：「興州濟衆監，毎嵗舊鑄錢四萬一千緡，計支本錢二萬四千緡，得息萬七千緡，應副茶場司，今依蒲宗閔奏，請増鑄常使錢三萬六千餘緡[2]，通舊鑄及額錢總七萬二千餘緡，共支本錢四萬二千三百餘緡，可得息錢三萬緡，其宗閔所乞鑄一半大錢，欲並鑄折二大錢，不惟便於行用，兼省工費，得收息入茶場司足用，及乞限一年撥還本錢。」從之，仍令止鑄本路見使錢。
七年六月丙子，詔陝西三銅錢監所増鑄折二錢，每監以五萬緡為額，息錢賜轉運司。
薛向等措置陝西鹽鈔
编辑熙寧初，薛向爲江淮等路發運使，請即永興軍置賣鹽場，以邊費錢十萬緡儲永興為鹽鈔本，繼又增二十萬。七年，中書議：「陝西鹽鈔大出，多虛鈔，而鹽益輕，以鈔折兌糧草，有虛擡邊糴之患，請用交子法，使其數與錢相當，可濟緩急。」詔以皮公弼、熊本、宋迪分領其事，仍命趙瞻制置，又以内藏錢二百萬緡假三司，遣市易吏行四路請買鹽引，又令秦鳯、永興鹽鈔，嵗以百八十萬為額。
八年，中書奏陝西鹽鈔利害及立法八事，大抵謂買鈔本錢有限，而出鈔過多，買不盡則鈔賤而糴貴，故出鈔不可無限，然商人欲變易見錢，而官不為買，即為兼並所抑，則鈔價益賤，而邊境有急，鈔未免多出，故當置場，以市價平之，今當定買兩路實賣鹽二百二十萬緡，以當用鈔數立額：永興路，八十一萬五千；秦鳳路，一百三十八萬五千，内熈河路五十三萬七千。永興軍遣官買鈔，嵗支轉運司錢十萬緡買西鹽鈔。又用市易務賒請法，募人賒鈔變易，即民間鈔多而滯，則送解池毀之。詔從其請，然有司給鈔溢額，猶視其故。
九年，乃詔三司講畫利害以聞。
十年，三司言：「鹽法之弊，由熈河鈔溢額，故價賤而芻糧貴，又東西南三路通商郡縣，𣙜買官鹽，故商旅不行，今鹽法當改，官賣當罷，請先收舊鈔印識之舊鹽，行加納之法，官盡買舊鈔，其已出鹽，約期聽商人自言，準新價增之，印鹽席，給符驗，東南舊法鹽鈔席才三千五百，西鹽鈔席減一千，官盡買，先令解州場院驗商人鈔，乃許賣，已請鹽，立限告賞，聽商人自陳，東南鹽席加錢二千五百，西鹽席加三千，爲易舊符，立期令買，其全席鹽，限十日自言，乃令加納錢爲印識，給新印，聽以舊鈔當加納錢皆行之，而別定官賣鹽池。」}-舊制：河南、北，曹濮以西，秦鳳以東皆食解鹽。自仁宗時，解鹽通商，官不復榷，熙寧中，市易司始榷開封、曹、濮等州，是歲，乃詔三司言：「相度及再體問商人，自來生產小鹽及隣接京東、河北末鹽地分，澶、濮、濟、單、曹、懷州、南京及開封府界 —— 陽武、酸棗、封邱、考城、東明、白馬、長垣、胙城、韋城九縣，令通商及為外來小鹽侵奪，販賣不行，合依舊官自出賣，仍召客人入中外，其河陽、同、華、解州、河中、陜府及開封府界 —— 陳留、雍邱、㐮邑、中牟、管城、尉氏、鄢陵、扶溝、太原、咸平、新鄭十一縣，欲且令通商，候逐月繳到客人交引，對比官賣，課利不相逺，即立為定法，若相逺，或趂辦年額，不敷，即依舊官賣。」從之。先是張景溫提舉賣鹽，頗增鹽價，民不肯買，則課民日買之，隨其貧富作業為多少之差，有買賣私鹽者，重賞募人告，以犯人家財充，民買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民間騷怨，鹽鈔每席舊直六千，至是才二千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朝廷疑之，召陜西轉運使皮公弼入議其事，公弼極陳官賣鹽為不便，詔與三司議之，沈括在三司，雖不能奪公弼議，然王安石方主景溫，括希安石意，乃言：「若通商，則嵗失官賣緡錢二十餘萬，惟乞將管城等十一縣并南京、孟、陜、同、華、衞六州府通商。」而中書訖不行，安石既去位，括始與公弼共言官賣鹽不可不罷，於是詔許孟、陜、同、華、解、河中六州府、陳留等十一縣通商，餘官賣猶如故云。
元豐二年二月丙申，上謂輔臣曰：「向以陜西用度不足，出鈔稍多，而鈔加賤，遂建京師買鹽鈔之法，本欲收鹽價飛錢於塞下，而出鈔付陜西無止法，都内凡出錢五百萬緡，卒不能救鈔法之弊，盖新進之人輕議更法，其後見法不可行，猶遂非憚改。」王珪曰：「利不 不變法。」上曰：「大抵均輸之法，如齊之管仲、漢之桑弘羊、唐之劉晏，其才智僅能推行，况其下者乎！朝廷措置經始所當重謹，雖少年所不快意，然於國計甚便，姑静以待之。」
蹇周輔措置南鹽
编辑元豐四年三月，先是章惇察訪湖南日，嘗牒本路提㸃刑獄朱初平[3]措置般運廣鹽，添額出賣之法，然未及行。元豐三年，惇既参政，有郟亶者，邪險急進，素為惇所喜，迎合惇意，推倣湖南之法，率爾論奏，乞運廣鹽於江西出賣，即詔權發遣度支副使蹇周輔詣江西相度，蹇周輔承望惇意，至是奏言：「䖍州運路險逺，淮鹽至者有常數，人苦淡食，而廣東所産不得輒通，無頼姦民冒利犯禁，習以盗販為業，已與两路監司㑹議，謂宜立法，請罷運淮鹽，通般廣鹽於䖍州，以七百萬觔為年額，百萬觔為凖備，南安軍以百二十萬觔為年額，三十萬觔為凖備。均、䖍州舊賣淮鹽六百一十六萬餘觔，於洪、吉、筠、袁、撫、臨江、建昌、興國等州軍闕鹽出賣處，不害淮鹽舊法，而可通廣鹽。」詔令周輔，限一月具立成法，已而周輔具江西、廣東路鹽法并總目條上，從之。
五年三月乙酉，提舉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劉誼言：「聞道塗洶洶，以賣鹽為患，望宻遣中使體訪情實，稍變法以便民。」詔江東路提㸃刑獄范峋體量，仍下見提舉鹽事官曾伉，分析百姓不便所以及州縣違法因依以聞。誼又言：「廵歴洪、筠等州，據百姓陳狀，論訴州縣抑令置鋪置鹽，已牒所屬施行。臣竊詳蹇周輔元立鹽法，以救淡食之民，於今民間積鹽不售，以致怨嗟，賣既不行，月錢欠負，追呼刑責，將滿江西，其勢若此，則安居之民轉為盗賊，其將奈何？」
七年[4]九月戊申，提舉荆湖南路常平等事張士澄、轉運判官陳偲等，上本路八州鹽舊賣及今來相度合増賣鹽數，修為《湖南廣東西鹽法條約總目》，戶部言：「欲依此推行，侯就緒，令本路轉運提舉官同立法。」從之。初，寋周輔言韶、連、郴、道州可以通廣鹽數百萬，代淮鹽食湖南，故奉議郎郏亶亦乞運廣東鹽徃湖南路郴、全、道三州，詔送士澄、偲相度，至是奏上，乃下監司行之。
周尹措置蜀鹽
编辑熙寧中，患井鹽不可禁，欲實私井而運解鹽以足之，朝議未決，帝以問修起居注沈括，對曰：「私井既容其撲買，則不得無私易，一切實之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此亦省刑罰、籠遺利之一端。然忠、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止之實難，若列候加警，恐所得不酬所費。」帝悅其議，遂寢，然劉佐入蜀經度茶事，嘗歲運解鹽十萬席[5]。
九年十一月己卯[6]，侍御史周尹言：「成都路州縣戸口蕃息，所産鹽食常不足，梓、䕫等路産鹽多，而人食有餘，自來不禁販易。昨成都府路轉運司以相度賣陵井鹽場，遂止絶東川路鹽，不入本路，及閉本路卓筒井……自陜西至成都二千里，道險不能續運，致成都路鹽踊貴，斤為錢二百五六十，米二斗才得鹽一斤，而東川路鹽，斤止七十……嗜利茍活之人，至以兵仗裹送販易……欲乞放東川路鹽，依舊入成都府路，轉運司不得止絶；勿閉卓筒井，但禁此後毋得剏開；罷官運解鹽，商販入川，聽如舊。」其後詔官般解鹽，依客人例出賣，不得抑配商販，聽如舊。
元豐七年七月辛丑[7]，䕫州路轉運使王宗望乞就成都府置𣙜鹽司。
李稷等措置川茶
编辑熙寧四年二月戊辰，上對輔臣言向來茶法之弊，文彦博曰：「非茶法弊，蓋昔年用兵西北，調邊食急，用茶償之，其數既多，茶不售則所在委積，故虚錢多而壊法也。」王安石曰：「𣙜茶所獲利無多。」吳充曰：「仁宗朝茶法極弊時，歲猶得九十餘萬緡，亦不為少。茶法因用兵而壊，彦博所言是矣，然立法之初，許商人入芻粟邊郡，執交鈔至京師，或使錢銀紬絹，或香藥象牙惟所欲，商人便之，故法大行，至祥符初，限以三稅之法，定立分數，不許從便，客旅拘制，又茶官多買茶之下者，茍足課額，商人得之，往往折閱，又法數變而民不信，此其所以大壊。如邊鄙無事，法令不為小利輕變易，自無不行之法。」【《食貨志》云：茶法自天聖以來屢易，嘉祐初行通商，雖議者或以爲不便更法之意，則主於擾民，熙寧四年，帝與大臣論昔茶法之弊，文彥博、吳充、王安石各論其故，然於茶法未有所變也。及王韶建開湟之策，委以經略，七年，始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與成都路漕司議合，事方有端，而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惟茶，乏茶與市，即詔趣杞據見茶計水陸運致，又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餘錢，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民賣茶資衣食，與農夫業田無異，而稅額總三十萬。杞被命經度，又詔得調舉官屬，乃即蜀諸州創設官場，歲增息為四十萬，而重禁榷之令。其輸受之際，往往壓其斤重，侵其價直，法既加急矣，猶未甚害也。八年，杞以疾去，先是杞等歲增十萬之息，既而運茶積滯，歲課不給，即建畫於彭、漢二州歲買布各十萬匹，以折腳費，實以布息助茶利，然亦未免滯積，都官郎中劉佐復議歲易解鹽十萬席，顧運回車船載入蜀，而禁商販，既以佐代杞之任，未幾，鹽法復難行，罷佐。宗閔乃議川峽路民茶息收什之三，盡賣於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沒緣身所有物以待賞給。於是蜀茶盡榷，民始病矣】
元豐二年四月癸卯，權發遣鹽鐵判官、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國子博士李稷言：「自熈寜十年冬推行茶法，至元豐元年秋，凡一年，通計課利及舊界息稅并已支見在錢七十六萬七千六十六緡。」辛酉，鹽鐵判官、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國子博士李稷，權陜西轉運使兼制置解鹽使、都大提舉茶場。
六年四月戊申，同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陸師閔言：「李稷殁於王事，按稷領治茶事，於五年間，除百費外，収獲淨利四百二十八萬餘貫，伏望以稷成就茶法之功，賜之土田。」又言：「文州與階州接界，而兩路茶法不同 —— 階州係禁地，見有博馬及賣茶場；文州係通商地分。兼龍州界亦係相連，乞以文、龍二州並為禁地。」又言：「永興等路惟是金州所出，及影帯透漏山南私茶，或南方偽造末茶，其價髙貴，陜西之民良以為苦，乞計置川路餘羨茶貨，編入陜西路諸州軍出賣，並依秦鳯等路禁茶地分條貫施行。」又言：「成都府據川陸之㑹，茶商為多，常患物貨留滯，不免賤入居停之家，乞於成都府置博賣茶都場，許隨宜増價出賣及博易諸般物貨，却行變轉，其所増利息，並依川路賣食茶及陜西博易條施行。」詔並依師閔所奏，李稷賜潁川官田十頃。初，蜀茶額嵗三十萬，至稷加為五十萬，及師閔代稷，為百萬云。【《食貨志》：自熈寧七年至元豐八年，増廣茶法，蜀道茶場四十一、京西路金州為場六、陜西賣茶為場三百三十二。熈寧七年，税息錢四十萬緡；元豐五年，五十萬；七年，増羡至一百六十萬緡，詔定以百萬緡為嵗額，除充他官經費外，並儲陜西以待詔用】
六月乙丑，兼同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郭茂恂言：「昨準詔專提舉買馬兼領茶事，而茶場司不兼買馬，既不任責，遂立法以害馬茶價，每䭾有增十餘千者，恐蕃馬嵗不入，上誤國事，乞併茶場買馬為一司，庶幾茶司同任買馬之責。」
十月癸巳[8]，提舉茶場陸師閔言：「毎嵗所收息稅以百萬緡為額，除應副别司年額外，並於陜西等路封樁，以待詔用。」從之。師閔又言：「運鹽入蜀，見計置萬三千席，約賣盡得二分五釐之息。」又言：「凖朝㫖，増廣茶法，自措置以來，以所起茶數及見賣價，約息稅錢，無慮四十萬緡，而金州所置三場，收息亦當不下六七千萬緡。」詔候及一年，奏取指揮。
十一月乙丑，通直郎、都大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陸師閔言：「比者賈種民重立茶場法，並用年終額外増剩，依江湖淮浙六路賣鹽條支賞，其立額并其餘増虧，比較賞罰，並依課利場務法茶場司專條，更不用管勾官，賞罰減監官之半，而不給賞之法。竊詳本司與天下課利場務不同，如鹽酒之類，皆以本息通立額，而本司但以净利為額。今賈種民之法，須當用本息别立祖額，如用本多，収息薄，通比祖額，增則受賞，用本少，収息多，以息填本，通比不及祖額則受罰，深害茶法，不可施行。」詔茶場司並用舊條，其戸部議法不當，尚書李承之、侍郎蹇周輔各罰銅六斤；金部郎中晁端彦、員外郎井亮采，各罰銅八斤；戸部及都省吏各罰銅有差。【師閔云賈種民立法，而種民獨免罰，當考】
七年八月乙未，都提舉𣙜茶陸師閔言：「川茶之法，肇於熈寧甲寅，行之陜西既有明效，以河北、河東生聚之衆，惟茶不可一日而闕，若視陜右成法而歸利於公上，度兩路歲費之數，置官場於荆楚間和市，歲計運至兩路，率用陜右禁地之法，本路俱積以助邉費。」詔師閔條具以聞，尋下兩路具到合用茶數，及進呈，詔寢之。【朱本刪去，云：「不行，合刪。」按此乃神宗盛德，安可沒也，仍具存之】
十一月丁巳，中書省言：「元豐二年，提舉茶場李稷以息税五十萬緡為額，後陸師閔奏自立額後，連歳增羡，乞自七年，以百萬緡為額，未知虛實？」詔𣙜茶司具自二年立額後，至六年所収息税有無増剰，及支費數以聞。
周直孺等措置在京酒麴 〈京東路 附〉
编辑熈寜四年六月丁巳，詳定編修三司令式所刪定官周直孺[9]言：「在京麴院自來酒戸沽賣不常，難及初額，累經更張，未究利害，推究其原，在於麴數過多，酒數亦因而多，則價賤，賤則人戸折其利。為今之法，宜減其數，増其價，使酒有限而必售，則人無耗折之苦，而官額不虧矣。請以一百八十萬斤為定額，遇閏年則添額十五萬斤。舊價每斤一百六十八文，請増作二百文，省舊法以八十五為陌，請並紐計省錢，便於出入。舊額二百二十二萬斤，約計錢三十七萬貫，今額一百八十萬斤，計錢三十六萬，三年一閏，十五萬斤，計三萬貫。又減小麥萬餘石及人功，並不虧元額錢數，况免賖麴酒戸納小官錢借賃契書及公私費用，不過每斤添支十文，令用麴無餘，官物無積，况國初麴價二百文八十五陌，太平興國六年，始減五十，并具到酒戸情願事件。」從之。
元豐元年正月辛未，三司乞量増在京酒行麴錢，於年額減麴三十萬觔，遇閏年増造萬觔均給，從之。
二年八月戊申，詔在京賣麴，以百二十萬斤為歲額，斤錢二百五十，𠉀賣及舊額，復舊價。京師麴法自熈寧四年定以一百八十萬為歲額，斤錢二百，後多不能償償，及減歲額為百五十萬斤，斤增錢至二百四十，猶不免逋欠，至是命户房檢正官畢仲衍、太常博士周直孺，同三司講究利害，廼請減麴額為百二十萬斤，斤為錢三百，均給七十店，令月輸錢，周歲而足。
六年九月戊申，權發遣京東路轉運副使吳居厚為天章閣待制、京東都轉運使。先是居厚言：「本路元豐三年季秋至今上半年終，酒稅課利比元豐二年前官任内祖額[10]，増百七十九萬五千餘緡，其前官任内二年酒稅，比祖額虧二十一萬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