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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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向等措置陕西折二钱
编辑庆历中，陕西、河东皆用铁钱，后用张奎议，小铁钱独行于河东，而陕西许用铜钱及大铁钱，以一折二，然小钱积在同、华二州者凡四十万缗，熙宁初，诏赐河东以铁偿之。
熙宁二年三月，诏令提点铸钱、制置解盐等臣僚，各具财用利害奏闻。
三年七月辛丑，遣发运司管勾运盐、屯田郎中刘忱，同陜西转运司相度本路兴置铸钱监利害以闻。以发运使薛向等请出上供钱帛二十万贯匹，买岑水场铜鈆四百馀万斤，运至陜西，増铸钱百万缗以备边计也。其后忱等奏至，多与向议恊，乃诏行之。【本志系此事于元年七月，误也。向二年六月乃除发运】
四年三月己亥，皮公弼在陕西尝建言：“陕西见行当二大铜钱，因顷岁西边用兵，始铸当十钱，后兵罢，多盗铸者，乃以当三，犹私铸，乃减当二，行之至今，铜费相当，民无冒利，盗铸衰息，请以旧铜铅尽铸当二钱。”从之。其后折二钱遂行天下。
七年六月癸未，秦凤等路转运司请于凤翔府斜谷置监，铸折五、折十钱，乞降御书字様，诏惟铸折二钱。
八月戊辰，诏罢凤翔府郿县铸夹锡青铜折二钱，以钱成，掷之辄碎也。
九月壬戌，是时关中钱法敝，永兴军路安抚使吴中复请以钱四十，买缺薄恶钱一斤，则民间专行省抚大钱，而大钱少不足用，请以所买恶钱悉改铸大钱，而民间所行私大钱一，以一小铜钱买而更铸之。永兴军等路转运使皮公弼请尽买恶钱，且毋行铸鐡钱相易事，有司尽纳伪钱，请先于本路五铜钱监改铸，一年可竟，又请改铸所买恶钱。秦凤路都转运使熊本言：“买恶钱及禁旧通行大钱、铜钱相易，皆非便，请降钱式下所属，而禁用恶钱，犯者论如法，勿废旧通行钱，选官库恶钱，同所买改铸之，小变其抚为熙宁重宝，今本路官钱，受私钱已多，省抚钱久废，公私百无一二，今虽以钱四十得伪钱一斤，及铜钱千易当二鐡钱千，其实鐡钱一斤，才当斤鐡耳，千钱为鐡六斤，铸为钱二千，而以铜钱千易之，官失多矣。又钱多，一年改铸，未得竟也，且民卖千钱得二百五十折二大钱，才易其半，又禁其通行大钱，则方灾伤，民所有钱，四亡其三，何以救灾？”众议不同，于是诏逐司相度利害以闻。【此据《食货志》第六卷，比《实录》所书颇详，当用之】
八年正月丁已，权永兴军等路转运使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纸，飞钱致远，然不积钱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商、虢、鄜、耀、红崖、清远鐡冶所收极广，茍即冶更铸折二钱，岁除工费外，可得百万缗为交子本。”并上可行十二事，上批可，如所乞，委公弼总制营办。
二月甲子，永兴军等路转运使皮公弼言：“见管私铸钱：转运司，九万馀缗；常平司，十一万馀缗。并买民间私铁钱数十万斤，并当改铸省様钱，欲除永兴、华、河中、陜西铜钱监添匠鼓铸外，更于商、虢、洛南増置三监，耀、鄜权置两监，共九监改铸。永兴、鄜、耀、河中、陜去铁冶远，第改铸伪钱，一年可毕；商州、洛南、华、虢最近铁冶，可以久行；鄜州等五处，候改铸，罢工匠，并入商州等四监，然后专铸大钱。”从之，仍委皮公弼总制营办。先是安抚转运司出榜收买四等私钱，一切禁断旧通用钱，而以铜钱易之，以官库见管并换到通用私小铁钱，重行鼓铸，而熊本以为如此则公私未便，乃下逐司申明前后条约，惟拣阙薄漏贯、字様不明等私钱，犯者依法施行，入官销毁，应自来通用钱，并令行使如故，其官库不堪用铁钱等，即别置钱监，増 物料，比省样微加别异，铸熙宁重宝，诏逐司具官私合改造钱数，各计若干及如何措置以闻，至是转运司条具来上，故有是诏。
三月丁酉，诏秦凤等路都转运司，相度所铸大铁钱，约补足所废监钱数及充交子本钱外，不须广铸。
九月庚午，岷州置铸钱监，令知熙州高遵裕、转运副使张穆之提举。以遵裕言：“威远监所铸折二钱用工少而得利多，今岷州鐡冶暴发，若増置一监，岁可得缗钱四十万。”故命置监焉，后赐监名曰滔山。
九年六月壬辰，三司言：“奉诏折二钱可且未得支用，别听指挥。前已诏诸路通行，今未审止禁在京，或令诸路并罢？”上批：“都下钱法，自祖宗以来未尝有改，其新行折二钱，不须取索，比较利害，宜直指挥京师并畿内并罢。”先是薛向铸折二钱于陕西，其后许彦先又铸于广南，以偿铜价，既而有言折二钱民或不肯折用，又诸路继有如此者，故始诏令府界不用，后章惇乞并府界用之，上曰：“府界既用，即当令京师亦用之。”至是有言民以用折二钱不售，诉于开封而复被决者，又言有诉于三司者，以故上批欲罢之，及中书访问开封、三司，皆言无是事，乃再以进呈，上又云：“但恐经久富民藏小钱莫出尔！”王安石曰：“大钱亦无多，富民岂肯藏小钱不出？藏小钱不出，于富民亦有何利？”上又曰：“恐四夷闻中国行两等钱，以为贫窘，乃伤国体，如何？”安石曰：“钱有二品，自周已然，何系贫富？且自古兴王，如唐太宗、周世宗时极贫，然何足为耻？臣初不欲铸折二钱，今乃极论者，盖朝廷举动，为四方所瞻，稍有罅隙，即为奸人窥伺愚弄，将不能立国，是又何能安天下国家也？”上乃令复行之，然两宫讫不欲用折二钱，故折二钱未尝进入禁中，安石争不能得，退，遂移疾不出，上使人谕之曰：“朕无间于卿，天日可鉴，何遽如此？”安石乃出。己酉，侍御史周尹言：“臣闻钱币之用，古者或谓之泉，欲其流而无滞，或谓之布，取其周遍而平均。臣去冬奉使，经由永兴、秦凤路，伏见盗铸铁钱不少，问其本末，盖是钱法用一当二铁贱易得，而民间盗铸者费少利倍。又访问得所在官中积聚者约有数百万贯，民间收藏者犹不在其数，缘上件钱货，起初元以一当十，后来减为折三，近岁又作折二，已于国家重货十损其八[1]，若更作一文行用，即又损一分，所以不敢辄有奏请，昨来朝廷差汪辅之往逐路拣选铁钱，数不多，令三司指挥，更不行用，仍行改铸。就令改铸，务监每一日铸及三千贯，即一年之内，除节假、旬假，实有三百日课程，约只得九十万贯以来，计三二年间，未满数百万贯，况日课未必及三千贯之数也。若改铸之法或只仍旧作折二钱，即民间盗铸，定亦不可止绝。臣欲望将折二铁钱更不别行改铸，亦不须拣选，起自今后只作一文行用，则盗铸者所获之利不充所费，自然无复冒禁作过，岁省重辟，而农商交易，获泉货通流之利，且约官中所有，止就四百万贯言之，若以二为一，即犹得二百万贯之数，致力简省，便可行用。”
十年六月壬寅，三司言：“铸大钱欲乞且依旧额，今后如有添铸，乞除陕西、河北、河东外，诸路并铸小钱。”又言：“河北西路转运司请于邢、磁州置监，鼓铸折二铁钱十万贯，今相度欲于永兴军路铸折二铁钱十万贯，却于河北西路添铸大铜钱。”并从之。
十二月甲辰，诏铸钱司并以“元丰通宝”为文。
元丰元年八月乙丑，利州路转运司言：“兴州济众监，毎岁旧铸钱四万一千缗，计支本钱二万四千缗，得息万七千缗，应副茶场司，今依蒲宗闵奏，请増铸常使钱三万六千馀缗[2]，通旧铸及额钱总七万二千馀缗，共支本钱四万二千三百馀缗，可得息钱三万缗，其宗闵所乞铸一半大钱，欲并铸折二大钱，不惟便于行用，兼省工费，得收息入茶场司足用，及乞限一年拨还本钱。”从之，仍令止铸本路见使钱。
七年六月丙子，诏陕西三铜钱监所増铸折二钱，每监以五万缗为额，息钱赐转运司。
薛向等措置陕西盐钞
编辑熙宁初，薛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请即永兴军置卖盐场，以边费钱十万缗储永兴为盐钞本，继又增二十万。七年，中书议：“陕西盐钞大出，多虚钞，而盐益轻，以钞折兑粮草，有虚抬边籴之患，请用交子法，使其数与钱相当，可济缓急。”诏以皮公弼、熊本、宋迪分领其事，仍命赵瞻制置，又以内藏钱二百万缗假三司，遣市易吏行四路请买盐引，又令秦凤、永兴盐钞，岁以百八十万为额。
八年，中书奏陕西盐钞利害及立法八事，大抵谓买钞本钱有限，而出钞过多，买不尽则钞贱而籴贵，故出钞不可无限，然商人欲变易见钱，而官不为买，即为兼并所抑，则钞价益贱，而边境有急，钞未免多出，故当置场，以市价平之，今当定买两路实卖盐二百二十万缗，以当用钞数立额：永兴路，八十一万五千；秦凤路，一百三十八万五千，内熙河路五十三万七千。永兴军遣官买钞，岁支转运司钱十万缗买西盐钞。又用市易务赊请法，募人赊钞变易，即民间钞多而滞，则送解池毁之。诏从其请，然有司给钞溢额，犹视其故。
九年，乃诏三司讲画利害以闻。
十年，三司言：“盐法之弊，由熙河钞溢额，故价贱而刍粮贵，又东西南三路通商郡县，榷买官盐，故商旅不行，今盐法当改，官卖当罢，请先收旧钞印识之旧盐，行加纳之法，官尽买旧钞，其已出盐，约期听商人自言，准新价增之，印盐席，给符验，东南旧法盐钞席才三千五百，西盐钞席减一千，官尽买，先令解州场院验商人钞，乃许卖，已请盐，立限告赏，听商人自陈，东南盐席加钱二千五百，西盐席加三千，为易旧符，立期令买，其全席盐，限十日自言，乃令加纳钱为印识，给新印，听以旧钞当加纳钱皆行之，而别定官卖盐池。”}-旧制：河南、北，曹濮以西，秦凤以东皆食解盐。自仁宗时，解盐通商，官不复榷，熙宁中，市易司始榷开封、曹、濮等州，是岁，乃诏三司言：“相度及再体问商人，自来生产小盐及邻接京东、河北末盐地分，澶、濮、济、单、曹、怀州、南京及开封府界 —— 阳武、酸枣、封邱、考城、东明、白马、长垣、胙城、韦城九县，令通商及为外来小盐侵夺，贩卖不行，合依旧官自出卖，仍召客人入中外，其河阳、同、华、解州、河中、陜府及开封府界 —— 陈留、雍邱、㐮邑、中牟、管城、尉氏、鄢陵、扶沟、太原、咸平、新郑十一县，欲且令通商，候逐月缴到客人交引，对比官卖，课利不相远，即立为定法，若相远，或趁办年额，不敷，即依旧官卖。”从之。先是张景温提举卖盐，颇增盐价，民不肯买，则课民日买之，随其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有买卖私盐者，重赏募人告，以犯人家财充，民买官盐食不尽留经宿者，同私盐法，民间骚怨，盐钞每席旧直六千，至是才二千有馀，商不入粟，边储失备，朝廷疑之，召陜西转运使皮公弼入议其事，公弼极陈官卖盐为不便，诏与三司议之，沈括在三司，虽不能夺公弼议，然王安石方主景温，括希安石意，乃言：“若通商，则岁失官卖缗钱二十馀万，惟乞将管城等十一县并南京、孟、陜、同、华、卫六州府通商。”而中书讫不行，安石既去位，括始与公弼共言官卖盐不可不罢，于是诏许孟、陜、同、华、解、河中六州府、陈留等十一县通商，馀官卖犹如故云。
元丰二年二月丙申，上谓辅臣曰：“向以陜西用度不足，出钞稍多，而钞加贱，遂建京师买盐钞之法，本欲收盐价飞钱于塞下，而出钞付陜西无止法，都内凡出钱五百万缗，卒不能救钞法之弊，盖新进之人轻议更法，其后见法不可行，犹遂非惮改。”王珪曰：“利不 不变法。”上曰：“大抵均输之法，如齐之管仲、汉之桑弘羊、唐之刘晏，其才智仅能推行，况其下者乎！朝廷措置经始所当重谨，虽少年所不快意，然于国计甚便，姑静以待之。”
蹇周辅措置南盐
编辑元丰四年三月，先是章惇察访湖南日，尝牒本路提点刑狱朱初平[3]措置般运广盐，添额出卖之法，然未及行。元丰三年，惇既参政，有郏亶者，邪险急进，素为惇所喜，迎合惇意，推仿湖南之法，率尔论奏，乞运广盐于江西出卖，即诏权发遣度支副使蹇周辅诣江西相度，蹇周辅承望惇意，至是奏言：“䖍州运路险远，淮盐至者有常数，人苦淡食，而广东所产不得辄通，无赖奸民冒利犯禁，习以盗贩为业，已与两路监司会议，谓宜立法，请罢运淮盐，通般广盐于䖍州，以七百万觔为年额，百万觔为凖备，南安军以百二十万觔为年额，三十万觔为凖备。均、䖍州旧卖淮盐六百一十六万馀觔，于洪、吉、筠、袁、抚、临江、建昌、兴国等州军阙盐出卖处，不害淮盐旧法，而可通广盐。”诏令周辅，限一月具立成法，已而周辅具江西、广东路盐法并总目条上，从之。
五年三月乙酉，提举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刘谊言：“闻道涂汹汹，以卖盐为患，望密遣中使体访情实，稍变法以便民。”诏江东路提点刑狱范峋体量，仍下见提举盐事官曾伉，分析百姓不便所以及州县违法因依以闻。谊又言：“巡历洪、筠等州，据百姓陈状，论诉州县抑令置铺置盐，已牒所属施行。臣窃详蹇周辅元立盐法，以救淡食之民，于今民间积盐不售，以致怨嗟，卖既不行，月钱欠负，追呼刑责，将满江西，其势若此，则安居之民转为盗贼，其将奈何？”
七年[4]九月戊申，提举荆湖南路常平等事张士澄、转运判官陈偲等，上本路八州盐旧卖及今来相度合増卖盐数，修为《湖南广东西盐法条约总目》，户部言：“欲依此推行，侯就绪，令本路转运提举官同立法。”从之。初，寋周辅言韶、连、郴、道州可以通广盐数百万，代淮盐食湖南，故奉议郎郏亶亦乞运广东盐往湖南路郴、全、道三州，诏送士澄、偲相度，至是奏上，乃下监司行之。
周尹措置蜀盐
编辑熙宁中，患井盐不可禁，欲实私井而运解盐以足之，朝议未决，帝以问修起居注沈括，对曰：“私井既容其扑买，则不得无私易，一切实之而运解盐，使一出于官售，此亦省刑罚、笼遗利之一端。然忠、万、戎、泸间夷界，小井尤多，止之实难，若列候加警，恐所得不酬所费。”帝悦其议，遂寝，然刘佐入蜀经度茶事，尝岁运解盐十万席[5]。
九年十一月己卯[6]，侍御史周尹言：“成都路州县戸口蕃息，所产盐食常不足，梓、䕫等路产盐多，而人食有馀，自来不禁贩易。昨成都府路转运司以相度卖陵井盐场，遂止绝东川路盐，不入本路，及闭本路卓筒井……自陜西至成都二千里，道险不能续运，致成都路盐踊贵，斤为钱二百五六十，米二斗才得盐一斤，而东川路盐，斤止七十……嗜利茍活之人，至以兵仗裹送贩易……欲乞放东川路盐，依旧入成都府路，转运司不得止绝；勿闭卓筒井，但禁此后毋得创开；罢官运解盐，商贩入川，听如旧。”其后诏官般解盐，依客人例出卖，不得抑配商贩，听如旧。
元丰七年七月辛丑[7]，䕫州路转运使王宗望乞就成都府置榷盐司。
李稷等措置川茶
编辑熙宁四年二月戊辰，上对辅臣言向来茶法之弊，文彦博曰：“非茶法弊，盖昔年用兵西北，调边食急，用茶偿之，其数既多，茶不售则所在委积，故虚钱多而坏法也。”王安石曰：“榷茶所获利无多。”吴充曰：“仁宗朝茶法极弊时，岁犹得九十馀万缗，亦不为少。茶法因用兵而坏，彦博所言是矣，然立法之初，许商人入刍粟边郡，执交钞至京师，或使钱银䌷绢，或香药象牙惟所欲，商人便之，故法大行，至祥符初，限以三税之法，定立分数，不许从便，客旅拘制，又茶官多买茶之下者，茍足课额，商人得之，往往折阅，又法数变而民不信，此其所以大坏。如边鄙无事，法令不为小利轻变易，自无不行之法。”【《食货志》云：茶法自天圣以来屡易，嘉祐初行通商，虽议者或以为不便更法之意，则主于扰民，熙宁四年，帝与大臣论昔茶法之弊，文彦博、吴充、王安石各论其故，然于茶法未有所变也。及王韶建开湟之策，委以经略，七年，始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入蜀经画买茶，于秦凤、熙河博马，与成都路漕司议合，事方有端，而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惟茶，乏茶与市，即诏趣杞据见茶计水陆运致，又以银十万两、帛二万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场馀钱，以著作佐郎蒲宗闵同领其事。初，蜀之茶园皆民两税地，不殖五谷，惟宜种茶，赋税一例折输，民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而税额总三十万。杞被命经度，又诏得调举官属，乃即蜀诸州创设官场，岁增息为四十万，而重禁榷之令。其输受之际，往往压其斤重，侵其价直，法既加急矣，犹未甚害也。八年，杞以疾去，先是杞等岁增十万之息，既而运茶积滞，岁课不给，即建画于彭、汉二州岁买布各十万匹，以折脚费，实以布息助茶利，然亦未免滞积，都官郎中刘佐复议岁易解盐十万席，顾运回车船载入蜀，而禁商贩，既以佐代杞之任，未几，盐法复难行，罢佐。宗闵乃议川峡路民茶息收什之三，尽卖于官场，更严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没缘身所有物以待赏给。于是蜀茶尽榷，民始病矣】
元丰二年四月癸卯，权发遣盐铁判官、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国子博士李稷言：“自熙宁十年冬推行茶法，至元丰元年秋，凡一年，通计课利及旧界息税并已支见在钱七十六万七千六十六缗。”辛酉，盐铁判官、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国子博士李稷，权陜西转运使兼制置解盐使、都大提举茶场。
六年四月戊申，同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陆师闵言：“李稷殁于王事，按稷领治茶事，于五年间，除百费外，収获净利四百二十八万馀贯，伏望以稷成就茶法之功，赐之土田。”又言：“文州与阶州接界，而两路茶法不同 —— 阶州系禁地，见有博马及卖茶场；文州系通商地分。兼龙州界亦系相连，乞以文、龙二州并为禁地。”又言：“永兴等路惟是金州所出，及影帯透漏山南私茶，或南方伪造末茶，其价高贵，陜西之民良以为苦，乞计置川路馀羡茶货，编入陜西路诸州军出卖，并依秦凤等路禁茶地分条贯施行。”又言：“成都府据川陆之会，茶商为多，常患物货留滞，不免贱入居停之家，乞于成都府置博卖茶都场，许随宜増价出卖及博易诸般物货，却行变转，其所増利息，并依川路卖食茶及陜西博易条施行。”诏并依师闵所奏，李稷赐颍川官田十顷。初，蜀茶额岁三十万，至稷加为五十万，及师闵代稷，为百万云。【《食货志》：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増广茶法，蜀道茶场四十一、京西路金州为场六、陜西卖茶为场三百三十二。熙宁七年，税息钱四十万缗；元丰五年，五十万；七年，増羡至一百六十万缗，诏定以百万缗为岁额，除充他官经费外，并储陜西以待诏用】
六月乙丑，兼同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郭茂恂言：“昨准诏专提举买马兼领茶事，而茶场司不兼买马，既不任责，遂立法以害马茶价，每驮有增十馀千者，恐蕃马岁不入，上误国事，乞并茶场买马为一司，庶几茶司同任买马之责。”
十月癸巳[8]，提举茶场陆师闵言：“毎岁所收息税以百万缗为额，除应副别司年额外，并于陜西等路封桩，以待诏用。”从之。师闵又言：“运盐入蜀，见计置万三千席，约卖尽得二分五釐之息。”又言：“凖朝旨，増广茶法，自措置以来，以所起茶数及见卖价，约息税钱，无虑四十万缗，而金州所置三场，收息亦当不下六七千万缗。”诏候及一年，奏取指挥。
十一月乙丑，通直郎、都大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陆师闵言：“比者贾种民重立茶场法，并用年终额外増剩，依江湖淮浙六路卖盐条支赏，其立额并其馀増亏，比较赏罚，并依课利场务法茶场司专条，更不用管勾官，赏罚减监官之半，而不给赏之法。窃详本司与天下课利场务不同，如盐酒之类，皆以本息通立额，而本司但以净利为额。今贾种民之法，须当用本息别立祖额，如用本多，収息薄，通比祖额，增则受赏，用本少，収息多，以息填本，通比不及祖额则受罚，深害茶法，不可施行。”诏茶场司并用旧条，其戸部议法不当，尚书李承之、侍郎蹇周辅各罚铜六斤；金部郎中晁端彦、员外郎井亮采，各罚铜八斤；戸部及都省吏各罚铜有差。【师闵云贾种民立法，而种民独免罚，当考】
七年八月乙未，都提举榷茶陆师闵言：“川茶之法，肇于熙宁甲寅，行之陜西既有明效，以河北、河东生聚之众，惟茶不可一日而阙，若视陜右成法而归利于公上，度两路岁费之数，置官场于荆楚间和市，岁计运至两路，率用陜右禁地之法，本路俱积以助边费。”诏师闵条具以闻，寻下两路具到合用茶数，及进呈，诏寝之。【朱本删去，云：“不行，合删。”按此乃神宗盛德，安可没也，仍具存之】
十一月丁巳，中书省言：“元丰二年，提举茶场李稷以息税五十万缗为额，后陆师闵奏自立额后，连岁增羡，乞自七年，以百万缗为额，未知虚实？”诏榷茶司具自二年立额后，至六年所収息税有无増剰，及支费数以闻。
周直孺等措置在京酒曲 〈京东路 附〉
编辑熙宁四年六月丁巳，详定编修三司令式所删定官周直孺[9]言：“在京麹院自来酒戸沽卖不常，难及初额，累经更张，未究利害，推究其原，在于麹数过多，酒数亦因而多，则价贱，贱则人戸折其利。为今之法，宜减其数，増其价，使酒有限而必售，则人无耗折之苦，而官额不亏矣。请以一百八十万斤为定额，遇闰年则添额十五万斤。旧价每斤一百六十八文，请増作二百文，省旧法以八十五为陌，请并纽计省钱，便于出入。旧额二百二十二万斤，约计钱三十七万贯，今额一百八十万斤，计钱三十六万，三年一闰，十五万斤，计三万贯。又减小麦万馀石及人功，并不亏元额钱数，况免賖麹酒戸纳小官钱借赁契书及公私费用，不过每斤添支十文，令用麹无馀，官物无积，况国初麹价二百文八十五陌，太平兴国六年，始减五十，并具到酒戸情愿事件。”从之。
元丰元年正月辛未，三司乞量増在京酒行麹钱，于年额减麹三十万觔，遇闰年増造万觔均给，从之。
二年八月戊申，诏在京卖麹，以百二十万斤为岁额，斤钱二百五十，候卖及旧额，复旧价。京师麹法自熙宁四年定以一百八十万为岁额，斤钱二百，后多不能偿偿，及减岁额为百五十万斤，斤增钱至二百四十，犹不免逋欠，至是命户房检正官毕仲衍、太常博士周直孺，同三司讲究利害，廼请减麹额为百二十万斤，斤为钱三百，均给七十店，令月输钱，周岁而足。
六年九月戊申，权发遣京东路转运副使吴居厚为天章阁待制、京东都转运使。先是居厚言：“本路元丰三年季秋至今上半年终，酒税课利比元丰二年前官任内祖额[10]，増百七十九万五千馀缗，其前官任内二年酒税，比祖额亏二十一万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