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是义和团吗？
一
自从红卫兵在中国大陆横流以来，有不少人士说他们是义和团的复活，好像历史在重演。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换句话来问，现在中国大陆到处闹事的红卫兵，是否一九○○年义和团精神的复活呢？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解答的。本文预备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提供若干基础。
二
为着要确定红卫兵是否义和团的新版，首先我们必须知道义和团运动是本土运动的一种。为着要了解义和团运动是本土运动的一种，我们必须明了这种本土运动的性质及若干实例。
当着一个主位文化同一个客位文化发生接触时，往往可能引起主位文化的再组合程序。在文化的再组合程序里，文化动理的反应之一种是本土运动（nativistic movement）。依照性质来观察，本文运动可分两种。一种是同化式的本土运动（assimilative nativstic movement）；另一种是存续式的本土运动（perpetuative nativivistic movement）。
同化式的本土运动主张吸收外来文化，并把主位文化之有价值的要素和所需的新要素合并起来，创建一新的文化整合。这种本土运动是开敞的。它所涉及的级距颇广：从文化的基本前题到政治制度，从政治制度到经济生活，无不在想要更新之列。更新的程序从极不切实的或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到政治性的民族主义，从政治性的民族主义到文艺复兴，都在要从事“文化维新”者的脑海荡漾。中国的五四运动及其余波是这一种本土运动的典型例样。这种木土运动，至少在起初的阶段，有反偶像的趋向，并且富于冲力和扫荡性。
存续式的本土运动，常有类似宗教崇拜的仪式和行为模式。这种本土运动，在一方面是为着保存传统符征。制度，以及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是为了反濡化（contraaculturation）。当着主位文化受到外来客位文化的高压或冲击时，主位文化可能衍出许多保存传统符征，制度，以及生活方式的机制作用。这样的制作用是同反适应（reactive adaptation）。回反作用中含有向古旧回顾的退反作用（regression）。所以，一个文化遇到优势的外力侵凌或别的困难时，便常发生复古念旧的现象。于是，复古的哲学，念旧的文化理论，以及夸耀过去光荣事迹的词诅，都会大为畅销。这种氛围里的群众情绪是最易和恐外症（xenophobia）合流的。在这样的际会，可能出现意志坚强的领导人物，民族救主，奇理斯玛（charisma），和类似宗教并夹杂着魔术的群众运动。
华勒斯（Anthony F.C.Wallace，Revitalization Movement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ume 58，Number 2，April 1956）认为本土运动有许多不同的名称：“货物崇拜”（Cargo Cult），“教派形成”（sect formation），“弥赛亚运动”（Messianic movements），“乌托邦群结”（utopian community），“群众运动”（mass movement），“奇理斯玛运动”（charismatic movement），等等。细分起来，这些名词所指谓的内容多少有所不同。
本土运动的实例很多。在十九世纪，北美有美丽湖事件（Handsome Lake Seneca，1799-1815），有跳鬼舞（Ghost Dance ，1888-1896）；在非洲，有伊喀纳顿的新宗教（Ikhnation’s new religion），这是埃及古代的一种宗教；有南非的苏莎复兴（Xosa Revival，1856-1857）；在亚洲，有规模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当然还有义和团运动。
华勒斯说本土运动的共同起因是“紧张”（Stress）。在这些运动中，文化分子感觉到他们置身其中的文化体系不舒服。由不舒服就引起紧张。文化的一个层面紧张，会引起文化的全面紧张。比方说，一个人饥饿时，身体中细胞里的糖分会下降。如果全体社会的分子如此，那么全体社会就会在紧张状态之中。
就功能来说，在一个社会里，每一个分子必须维持他的社会文化之心灵影像（mental image）作为崇拜对象，以及群式行为方面的规律性。耶稣、孔仲尼、释迦牟尼等人各为不同文化理不同的心灵影像。心灵影像是社会文化的价值核心，向往对象，以及规范模式。当着一个人经常在心理的紧张压力之下时，他会发现他原来怀抱的心灵影像不足以用来减轻紧张。在这种关头，他就面临一种选择：他要么继续采用原有的心灵影像而又忍受紧张；要么更换心灵影像来减轻紧张。但是，要一个社会文化更换心灵影像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必须改变行为方式的全部罗聚形态（configuration）；并且也得把既有的社会文化体系予以改变，以便使心灵影像和“真实的”世界调和起来。
三
为了帮助大家了解存续式的本土运动，我们现在列举几个实例。
第一个例子是威廉斯（Thomas Rhys Williams）所叙述的北博尔尼俄的本土运动（The Form of a North Borneo Nativistic Behavior，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ume 65，Number 3，Part I，June 1963）。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北博尔尼俄居留官接获报告，说是在一个村庄里有一名叫玛达理斯（Madalis）的人，声称他和一个有神力的人作朋友。这个有神力的人给他食物，治病，叫他不要多饮，戒淫，不可服从政府官员。这位有神力的人自称盖林（Garing）。他在作战时曾取人头，所以得到这个名称。地方官又说盖林住在河边一大石中，石后有一个洞，洞中有七千七百个精灵。这些精灵只能被盖林看见，并且只和他打交道。盖林致穆拉村民的信说：“献上鸡蛋和白公鸡；献上所有米饭和母鸭。勿忘吾等乃同族人也。”村民咸信盖林的生活与众不同。当他需要吃饭时，只需以手指口中念念有词：“我生出米来”，地上便立刻长出米稻。同样，藉盖林之一言一行，年老的人可变得年轻，有病的人得以痊愈，大家可以长生不死，人人成神成圣。一般来来，这个地方的文化传统发生了毛病。无论是青年或儿童，都“缺乏品格”，行为都失去规范。
另两个例子是奇森所举的（Felix M．Keesing，Cultural Anthropology，New York，P. 119.）。一八六九年，首次被称为跳鬼的仪式在尼法达印第安派乌特部族（Nevada Paiute）里出现，并且蔓延到西印第安部族。这些部族的人当时系在重大的外来文化压力之下。这可见于以下的事实：他们的食物来源遭到破坏，白种人开始把他们的土地占用，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产生军事压力，并且把他们的传统文化【小编推荐:探寻复兴中华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华文明史》】予以破坏。派乌特部族的“先知”瓦德奇瓦布（Wodziwob）具有宗教的眼光。他预言世界末日降临，驱逐白人出境，死亡的亲属会归来，印第安的失土会恢复，印第安人会归于完整。……更后一次发生皮约特（Peyote）教。这个教派从美国西南部展开，经过与前者很相同的地区。这个教派提供一个信仰的新基础。这个信仰在传播的过程中变得极其适合各该地方的特殊情形。这一教派的主要特征是教徒吃从一种有麻醉性的植物上割下来的树片。这种植物吃下去会产生碱性的药物效应，说是可以产生宗教的灵感。……
我们再列举中国方面所曾发生的本土运动。一八四一年五月广东的乡勇与英军冲突，于是爆发“三元里事件”。这个事件固然是英军纪律欠佳激起的，可是背后确合文化冲突的因素。我们且看粤民在六月六日所张“誓灭英逆”的说帖便可明白（引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㈡，第四章，页三六○-三六一）：
三元里西村南岸九十余乡聚衿耆等，为不共戴天，誓灭英逆事。
照得向来英夷素不安分，屡犯天朝。昔攻沙角炮台，侵害兵卒。我皇上深仁，不忍加诛，旦不怀柔。彼尚不知感恩，犹复包藏祸心，深入重地，乱施火箭，烧害民房，攻及城池，目无各宪。钦差大臣见城厢内外百姓遭殃，方议息兵安民。该逆夷理亦得些好意，即当俯首速退。胡乃贪得无厌，得寸入尺，纵容兵卒，扰害村庄，抢我耕牛，伤我田禾，淫欲妇女，锄我祖坟，鬼神共愤，天地难容。我等所以奋不顾身，将义律围困于北门，伯麦断首于南岸（按伯麦时尚未自印度回粤）。尔等逆党试思，此时此际，若非我府尊为尔解此危，则各逆党何能得首领以下船乎？
今闻尔出示尚敢辱骂我众，是以奋急成云，定诛妖孽。饱德之义士，襄助口粮。荷锄之农夫，操戈御敌。纠壮士数十万，何英逆之不可剪除？水战陆战之兼能，岂惧夷船坚厚？务必使尔丑类片甲无存，逆船片帆无归而后已。
示到，议期卜日交战。特示。
四月十七日（西六月六日）特示英逆知悉。 ——《史料旬刊》，第三九期，页四三八。
这篇文告可说饶有气概。文中所说“抢我耕牛，伤我田禾”是反映经济方面的受害；可是“淫欲妇女，锄我祖坟，鬼神共愤，天地难容”，这些一话所表现的则是文化意识的冲突。
至于义和团运动，它的规模则遍及河北及山东两省。这条大规模的骚乱之形成，原因是不简单的。第一、山东等地本来就有存在于民间的白莲教，八卦教，大刀会等迷信组织。第二、山东等处流行尚武精神。第三、外国势力的压迫。尤其是教会的作风和传教士吐出的观念，既和中国民间原有的风俗习惯格格不入，又常刺伤中国人的自尊心。第四、华北一带当时民间的生活一般说来颇为困苦。第五、慈禧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立端郡王戴漪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准备随时将他扶出来代替光绪作皇帝。为了这件心事，她着荣禄等人探询各国的意向，想要他们来恭贺。岂知各国公使不仅不入贺，并且不以废掉光绪为然。这一下使她和戴漪等朝贵大为怏怏不乐，但是对于“船坚炮利”的洋人又无可如何。正在这一关头，义和团打起“扶清灭洋”的口号，自称有法术破掉洋人枪炮。这正好打中了戴漪等人的心。双方一拍即合，义和团以下流社会的组合，居然堂堂入京，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主角。
四
我们现在要问，红卫兵与义和团是否相同？
根据上面的指陈，我们可以知道，义和团运动跟前面所列举的几个例子一样，也是本土运动。那么红卫兵运动是否也是本土运动呢？红卫兵运动确有本土运动的色彩，但不完全是。
从衍发之心理的、生态的，经济的因素来看，红卫兵跟义和团有相似的地方。从行为模式来观察，二者也有相似的地方。中国大陆赤色分子，尤其是赤色分子里的高级醒觉分子，似乎整个地被“幻灭”的阴影所笼罩着，他们普遍地焦虑和彷徨。这些人众原来的心灵影像是毛泽东，也是马列史毛主义．可是，这个影像濒临破碎的边缘了。在这一关头，赤色集体面临一个选择：究竟是无视现实世界而继续硬着头皮抱紧原有的心灵影像呢？还是正视现实，抛东原有的心灵影像，而另找新的心灵影像？自由民主的制度是能比较轻松而又多元主动地修正自己的一种制度。因此，在这种制度之中，更改心灵影像的问题并不严重。自由民主的制度永远在那儿渐变和演进（evoling and evolution）它自己。如果它发现有什么不对，那么就可以和平方式改掉。心灵影像的修正或更改在原则上也可如此。但是，在全体主义的极权制度之下，一切都带有不可侵犯的政治色彩，因而一切都带有权威性，一切都是严峻而僵硬的。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如果要改变心灵影像的话，那么就是一件基本严重的事，往往得诉诸“斗争”。红卫兵现在就是这一“斗争”的工具。这一“斗争”的作用，就是强力维护形将坠失的毛泽东与马列史毛主义织成的心灵影像，而无视现实世界。这跟满人不管外面的世界怎样变，一心只想藉义和团来维持已经破碎的大清帝国的心灵影像有异曲同工之妙。
自从中国大陆的赤色势力涌现以来。民主世界所采取的对策在事实上是“围困”这一政策收效很慢。行之十有七年。可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出它的效果了。赤色神经中枢已经感到困难，烦燥，彷徨，和不安了。一般青年知识分子也是心怀积郁。积郁既久，一触即发。他们个人感到前路茫茫，加以生活艰苦，所以，发展而为行动，就有些像野火似的，到处燎原。这跟义和团的行动颇为类似。
中国大陆赤色集体有否“大阿哥”问题？如果我们拿一个历史型模来看现今的事变的话，我们可以说：有！这话怎讲？如前所说，慈禧立溥儁为大阿哥以便乘机取代光绪尽帝。这个举动不为各国赞同，所以她的美梦没有实现。这一事例涵蕴着一个底子，就是她的权力受到无形的限制，使她不得大行其志。在这一方面中国大陆赤色集体的遭遇相似。这十几年来，民主世界对他们实行围困政策，结果不仅他们的“世界革命”到处碰壁，而且他们认为本来应该坐上的席位没有坐上，他们认为本来应该垂手可得的地方还没有得到。处处挫折，于是藉排外来泄愤，红卫兵或为泄愤的打手。这和满清朝贵因大阿哥受制于外人不能称帝，因而藉义和团泄愤有共同的政治心理根源。当然，就“事件”而论，二者是不同的事件。
不过，同样是受核心人物操纵和利用，义和团及红卫兵被操纵和利用的重点不同。义和团被操纵和利用的重点在排外，而红卫兵被操纵和利用的重点在对内。义和团有破坏的行动，红卫兵也有。可是，义和团的破坏是出于无意的。他们不曾有意的要扫荡中国传统的文物。红卫兵的破坏则是出于有意的。他们是有意要扫荡中国传统的文物。他们二者同是文化变迁中适应不良的产品。然而，义和团盲动的成分更大。红卫兵是“反濡化”（contraacculturation）的但却又不复古。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观察，红卫兵和义和团颇不相同。我们只好说他们是赤色人物在中国大陆制造出来的一种“特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