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是義和團嗎？
一
自從紅衛兵在中國大陸橫流以來，有不少人士說他們是義和團的復活，好像歷史在重演。這個說法對不對呢？換句話來問，現在中國大陸到處鬧事的紅衛兵，是否一九○○年義和團精神的復活呢？這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因此這個問題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解答的。本文預備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提供若干基礎。
二
為着要確定紅衛兵是否義和團的新版，首先我們必須知道義和團運動是本土運動的一種。為着要了解義和團運動是本土運動的一種，我們必須明了這種本土運動的性質及若干實例。
當着一個主位文化同一個客位文化發生接觸時，往往可能引起主位文化的再組合程序。在文化的再組合程序里，文化動理的反應之一種是本土運動（nativistic movement）。依照性質來觀察，本文運動可分兩種。一種是同化式的本土運動（assimilative nativstic movement）；另一種是存續式的本土運動（perpetuative nativivistic movement）。
同化式的本土運動主張吸收外來文化，並把主位文化之有價值的要素和所需的新要素合併起來，創建一新的文化整合。這種本土運動是開敞的。它所涉及的級距頗廣：從文化的基本前題到政治制度，從政治制度到經濟生活，無不在想要更新之列。更新的程序從極不切實的或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到政治性的民族主義，從政治性的民族主義到文藝復興，都在要從事「文化維新」者的腦海盪漾。中國的五四運動及其餘波是這一種本土運動的典型例樣。這種木土運動，至少在起初的階段，有反偶像的趨向，並且富於衝力和掃蕩性。
存續式的本土運動，常有類似宗教崇拜的儀式和行為模式。這種本土運動，在一方面是為着保存傳統符征。制度，以及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是為了反濡化（contraaculturation）。當着主位文化受到外來客位文化的高壓或衝擊時，主位文化可能衍出許多保存傳統符征，制度，以及生活方式的機製作用。這樣的製作用是同反適應（reactive adaptation）。回反作用中含有向古舊回顧的退反作用（regression）。所以，一個文化遇到優勢的外力侵凌或別的困難時，便常發生復古念舊的現象。於是，復古的哲學，念舊的文化理論，以及誇耀過去光榮事跡的詞詛，都會大為暢銷。這種氛圍里的群眾情緒是最易和恐外症（xenophobia）合流的。在這樣的際會，可能出現意志堅強的領導人物，民族救主，奇理斯瑪（charisma），和類似宗教並夾雜着魔術的群眾運動。
華勒斯（Anthony F.C.Wallace，Revitalization Movement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ume 58，Number 2，April 1956）認為本土運動有許多不同的名稱：「貨物崇拜」（Cargo Cult），「教派形成」（sect formation），「彌賽亞運動」（Messianic movements），「烏托邦群結」（utopian community），「群眾運動」（mass movement），「奇理斯瑪運動」（charismatic movement），等等。細分起來，這些名詞所指謂的內容多少有所不同。
本土運動的實例很多。在十九世紀，北美有美麗湖事件（Handsome Lake Seneca，1799-1815），有跳鬼舞（Ghost Dance ，1888-1896）；在非洲，有伊喀納頓的新宗教（Ikhnation’s new religion），這是埃及古代的一種宗教；有南非的蘇莎復興（Xosa Revival，1856-1857）；在亞洲，有規模浩大的太平天國運動；當然還有義和團運動。
華勒斯說本土運動的共同起因是「緊張」（Stress）。在這些運動中，文化分子感覺到他們置身其中的文化體系不舒服。由不舒服就引起緊張。文化的一個層面緊張，會引起文化的全面緊張。比方說，一個人飢餓時，身體中細胞里的糖分會下降。如果全體社會的分子如此，那麼全體社會就會在緊張狀態之中。
就功能來說，在一個社會裡，每一個分子必須維持他的社會文化之心靈影像（mental image）作為崇拜對象，以及群式行為方面的規律性。耶穌、孔仲尼、釋迦牟尼等人各為不同文化理不同的心靈影像。心靈影像是社會文化的價值核心，嚮往對象，以及規範模式。當着一個人經常在心理的緊張壓力之下時，他會發現他原來懷抱的心靈影像不足以用來減輕緊張。在這種關頭，他就面臨一種選擇：他要麼繼續採用原有的心靈影像而又忍受緊張；要麼更換心靈影像來減輕緊張。但是，要一個社會文化更換心靈影像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這必須改變行為方式的全部羅聚形態（configuration）；並且也得把既有的社會文化體系予以改變，以便使心靈影像和「真實的」世界調和起來。
三
為了幫助大家了解存續式的本土運動，我們現在列舉幾個實例。
第一個例子是威廉斯（Thomas Rhys Williams）所敘述的北博爾尼俄的本土運動（The Form of a North Borneo Nativistic Behavior，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ume 65，Number 3，Part I，June 1963）。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北博爾尼俄居留官接獲報告，說是在一個村莊裡有一名叫瑪達理斯（Madalis）的人，聲稱他和一個有神力的人作朋友。這個有神力的人給他食物，治病，叫他不要多飲，戒淫，不可服從政府官員。這位有神力的人自稱蓋林（Garing）。他在作戰時曾取人頭，所以得到這個名稱。地方官又說蓋林住在河邊一大石中，石後有一個洞，洞中有七千七百個精靈。這些精靈只能被蓋林看見，並且只和他打交道。蓋林致穆拉村民的信說：「獻上雞蛋和白公雞；獻上所有米飯和母鴨。勿忘吾等乃同族人也。」村民咸信蓋林的生活與眾不同。當他需要吃飯時，只需以手指口中念念有詞：「我生出米來」，地上便立刻長出米稻。同樣，藉蓋林之一言一行，年老的人可變得年輕，有病的人得以痊癒，大家可以長生不死，人人成神成聖。一般來來，這個地方的文化傳統發生了毛病。無論是青年或兒童，都「缺乏品格」，行為都失去規範。
另兩個例子是奇森所舉的（Felix M．Keesing，Cultural Anthropology，New York，P. 119.）。一八六九年，首次被稱為跳鬼的儀式在尼法達印第安派烏特部族（Nevada Paiute）里出現，並且蔓延到西印第安部族。這些部族的人當時系在重大的外來文化壓力之下。這可見於以下的事實：他們的食物來源遭到破壞，白種人開始把他們的土地占用，印第安人之間的戰爭產生軍事壓力，並且把他們的傳統文化【小編推薦:探尋復興中華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華文明史》】予以破壞。派烏特部族的「先知」瓦德奇瓦布（Wodziwob）具有宗教的眼光。他預言世界末日降臨，驅逐白人出境，死亡的親屬會歸來，印第安的失土會恢復，印第安人會歸於完整。……更後一次發生皮約特（Peyote）教。這個教派從美國西南部展開，經過與前者很相同的地區。這個教派提供一個信仰的新基礎。這個信仰在傳播的過程中變得極其適合各該地方的特殊情形。這一教派的主要特徵是教徒吃從一種有麻醉性的植物上割下來的樹片。這種植物吃下去會產生鹼性的藥物效應，說是可以產生宗教的靈感。……
我們再列舉中國方面所曾發生的本土運動。一八四一年五月廣東的鄉勇與英軍衝突，於是爆發「三元里事件」。這個事件固然是英軍紀律欠佳激起的，可是背後確合文化衝突的因素。我們且看粵民在六月六日所張「誓滅英逆」的說帖便可明白（引自郭廷以《近代中國史》㈡，第四章，頁三六○-三六一）：
三元里西村南岸九十餘鄉聚衿耆等，為不共戴天，誓滅英逆事。
照得向來英夷素不安分，屢犯天朝。昔攻沙角炮台，侵害兵卒。我皇上深仁，不忍加誅，旦不懷柔。彼尚不知感恩，猶復包藏禍心，深入重地，亂施火箭，燒害民房，攻及城池，目無各憲。欽差大臣見城廂內外百姓遭殃，方議息兵安民。該逆夷理亦得些好意，即當俯首速退。胡乃貪得無厭，得寸入尺，縱容兵卒，擾害村莊，搶我耕牛，傷我田禾，淫慾婦女，鋤我祖墳，鬼神共憤，天地難容。我等所以奮不顧身，將義律圍困於北門，伯麥斷首於南岸（按伯麥時尚未自印度回粵）。爾等逆黨試思，此時此際，若非我府尊為爾解此危，則各逆黨何能得首領以下船乎？
今聞爾出示尚敢辱罵我眾，是以奮急成雲，定誅妖孽。飽德之義士，襄助口糧。荷鋤之農夫，操戈禦敵。糾壯士數十萬，何英逆之不可剪除？水戰陸戰之兼能，豈懼夷船堅厚？務必使爾醜類片甲無存，逆船片帆無歸而後已。
示到，議期卜日交戰。特示。
四月十七日（西六月六日）特示英逆知悉。 ——《史料旬刊》，第三九期，頁四三八。
這篇文告可說饒有氣概。文中所說「搶我耕牛，傷我田禾」是反映經濟方面的受害；可是「淫慾婦女，鋤我祖墳，鬼神共憤，天地難容」，這些一話所表現的則是文化意識的衝突。
至於義和團運動，它的規模則遍及河北及山東兩省。這條大規模的騷亂之形成，原因是不簡單的。第一、山東等地本來就有存在於民間的白蓮教，八卦教，大刀會等迷信組織。第二、山東等處流行尚武精神。第三、外國勢力的壓迫。尤其是教會的作風和傳教士吐出的觀念，既和中國民間原有的風俗習慣格格不入，又常刺傷中國人的自尊心。第四、華北一帶當時民間的生活一般說來頗為困苦。第五、慈禧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勢，立端郡王戴漪的兒子溥儁為大阿哥，準備隨時將他扶出來代替光緒作皇帝。為了這件心事，她着榮祿等人探詢各國的意向，想要他們來恭賀。豈知各國公使不僅不入賀，並且不以廢掉光緒為然。這一下使她和戴漪等朝貴大為怏怏不樂，但是對於「船堅炮利」的洋人又無可如何。正在這一關頭，義和團打起「扶清滅洋」的口號，自稱有法術破掉洋人槍炮。這正好打中了戴漪等人的心。雙方一拍即合，義和團以下流社會的組合，居然堂堂入京，成為中國歷史的一個主角。
四
我們現在要問，紅衛兵與義和團是否相同？
根據上面的指陳，我們可以知道，義和團運動跟前面所列舉的幾個例子一樣，也是本土運動。那麼紅衛兵運動是否也是本土運動呢？紅衛兵運動確有本土運動的色彩，但不完全是。
從衍發之心理的、生態的，經濟的因素來看，紅衛兵跟義和團有相似的地方。從行為模式來觀察，二者也有相似的地方。中國大陸赤色分子，尤其是赤色分子裡的高級醒覺分子，似乎整個地被「幻滅」的陰影所籠罩着，他們普遍地焦慮和彷徨。這些人眾原來的心靈影像是毛澤東，也是馬列史毛主義．可是，這個影像瀕臨破碎的邊緣了。在這一關頭，赤色集體面臨一個選擇：究竟是無視現實世界而繼續硬着頭皮抱緊原有的心靈影像呢？還是正視現實，拋東原有的心靈影像，而另找新的心靈影像？自由民主的制度是能比較輕鬆而又多元主動地修正自己的一種制度。因此，在這種制度之中，更改心靈影像的問題並不嚴重。自由民主的制度永遠在那兒漸變和演進（evoling and evolution）它自己。如果它發現有什麼不對，那麼就可以和平方式改掉。心靈影像的修正或更改在原則上也可如此。但是，在全體主義的極權制度之下，一切都帶有不可侵犯的政治色彩，因而一切都帶有權威性，一切都是嚴峻而僵硬的。在這樣的制度之下，如果要改變心靈影像的話，那麼就是一件基本嚴重的事，往往得訴諸「鬥爭」。紅衛兵現在就是這一「鬥爭」的工具。這一「鬥爭」的作用，就是強力維護形將墜失的毛澤東與馬列史毛主義織成的心靈影像，而無視現實世界。這跟滿人不管外面的世界怎樣變，一心只想藉義和團來維持已經破碎的大清帝國的心靈影像有異曲同工之妙。
自從中國大陸的赤色勢力湧現以來。民主世界所採取的對策在事實上是「圍困」這一政策收效很慢。行之十有七年。可是我們現在已經看出它的效果了。赤色神經中樞已經感到困難，煩燥，彷徨，和不安了。一般青年知識分子也是心懷積鬱。積鬱既久，一觸即發。他們個人感到前路茫茫，加以生活艱苦，所以，發展而為行動，就有些像野火似的，到處燎原。這跟義和團的行動頗為類似。
中國大陸赤色集體有否「大阿哥」問題？如果我們拿一個歷史型模來看現今的事變的話，我們可以說：有！這話怎講？如前所說，慈禧立溥儁為大阿哥以便乘機取代光緒盡帝。這個舉動不為各國贊同，所以她的美夢沒有實現。這一事例涵蘊着一個底子，就是她的權力受到無形的限制，使她不得大行其志。在這一方面中國大陸赤色集體的遭遇相似。這十幾年來，民主世界對他們實行圍困政策，結果不僅他們的「世界革命」到處碰壁，而且他們認為本來應該坐上的席位沒有坐上，他們認為本來應該垂手可得的地方還沒有得到。處處挫折，於是藉排外來泄憤，紅衛兵或為泄憤的打手。這和滿清朝貴因大阿哥受制於外人不能稱帝，因而藉義和團泄憤有共同的政治心理根源。當然，就「事件」而論，二者是不同的事件。
不過，同樣是受核心人物操縱和利用，義和團及紅衛兵被操縱和利用的重點不同。義和團被操縱和利用的重點在排外，而紅衛兵被操縱和利用的重點在對內。義和團有破壞的行動，紅衛兵也有。可是，義和團的破壞是出於無意的。他們不曾有意的要掃蕩中國傳統的文物。紅衛兵的破壞則是出於有意的。他們是有意要掃蕩中國傳統的文物。他們二者同是文化變遷中適應不良的產品。然而，義和團盲動的成分更大。紅衛兵是「反濡化」（contraacculturation）的但卻又不復古。所以；從這些方面來觀察，紅衛兵和義和團頗不相同。我們只好說他們是赤色人物在中國大陸製造出來的一種「特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