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公言報》函並答林琴南函

致《公言報》函並答林琴南函
作者:蔡元培 林紓
1919年3月18日
此篇及附件,先後發表於《北京大學日刊》第338號(1919年3月21日出版);《新潮》雜誌第1卷第4期(1919年4月1日出版);《公言報》1919年3月18日及4月1日。

《公言報》記者足下:.

讀本月十八日貴報,有《請看北京大學思潮變遷之近狀》[1]一則,其中有林琴南君致鄙人一函[2]。雖原函稱“不必示復”,而鄙人為表示北京大學真相起見,不能不有所辨正。謹以答林君函抄奉,請為照載。又,貴報稱“陳、胡等絕對的菲棄舊道德,毀斥倫常,詆排孔、孟”,大約即以林君之函為據,鄙人已於致林君函辨明之,惟所雲“主張廢國語而以法蘭西文字為國語之議”,何所據而雲然?請示復。

答林琴南君函如下:

琴南先生左右:,

於本月十八日《公言報》中,得讀惠書,索劉應秋先生事略。憶第一次奉函時,曾抄奉趙君原函,恐未達覽,特再抄一通奉上,如荷題詞,甚幸。(趙體孟原函附後)。

公書語長心重,深以外間謠琢紛集為北京大學惜,甚感。惟謠琢必非實錄,公愛大學,為之辨正可也。今據此紛集之謠諑,而加以責備,將使耳食之徒,益信謠諑為實錄,豈公愛大學之本意乎?原公之所責備者,不外兩點:一日“覆孔、孟,鏟倫常”,二曰“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請分別論之。

對於第一點,當先為兩種考察:(甲)北京大學教員,曾有以“覆孔、孟,鏟倫常”教授學生者乎?(乙)北京大學教授,曾有於學校以外,發表其“覆孔、孟,鏟倫常”之言論者乎?

請先察“覆孔、孟”之說。大學講義涉及孔孟者,惟哲學門中之中國哲學史。已出版者,為胡適之君之《中國上古哲學史大綱》,請詳閱一過,果有“覆孔、孟”之說乎?特別講演之出版者,有崔懷謹君之《論語足征記》、《春秋復始》。哲學研究會中,有梁漱溟君提出“孔子與孟子異同”問題,與胡默青君提出“孔子倫理學之研究”問題,尊孔者多矣,寧日覆孔了。

若大學教員於學校以外自由發表意見,與學校無涉,本可置之不論。今姑進一步而考察之,則推《新青年》雜誌中,偶有對於孔子學說之批評,然亦對於孔教會等托孔子學說以攻擊新學說者而發,初非直接與孔子為敵也。公不雲乎:“時乎井田封建,則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無流弊。時乎潛艇飛機,則孔子必能使潛艇飛機不妄殺人。衛靈問陳,孔子行。陳恒弒君,孔子討。用兵與不用兵,亦正決之以時耳”。使在今日,有拘泥孔子之說,必復地方制度為封建;必以兵車易潛艇飛機;聞俄人之死其皇,德人之逐其皇,而日必討之。豈非昧於“時”之義,為孔子之罪人,而吾輩所當排斥之者那?

次察“鏟倫常”之說。常有五:仁、義、禮、智、信,公既言之矣。倫亦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其中君臣一倫,不適於民國,可不論。其他父子有親,兄弟相友(或日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在中學以下修身教科書中,詳哉言之,大學之倫理學涉此者不多,然從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閱,夫婦無別,朋友不信,教授學生者。大學尚無女學生,則所註意者,自偏於男子之節操。近年於教科以外,組織一進德會,其中基本戒約有不嫖、不娶妾兩條。不嫖之戒,決不背於古代之倫理。不娶妾一條,則且視孔、孟之說為尤嚴矣。至於五常,則倫理學中之言仁愛,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詐,而一切科學皆為增進知識之需。寧有鏟之之理欽?

若謂大學教員曾於學校以外發表其“鏟倫常”之主義乎?則試問有誰何教員,曾於何書、何雜誌,為父子相夷、兄弟相閱、夫婦無別、朋友不信之主張者?曾於何書、何雜誌,為不仁、不義、不智、不信及無禮之主張者?公所舉“斥父母為自感情欲,於己無恩”,謂隨園文中有之,弟則憶《後漢書·孔融傳》,路粹在狀奏融有曰:“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雲: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孔融、禰衡並不以是損其聲價,而路粹則何如者?且公能指出誰何教員,曾於何書、何雜誌,述路粹或隨園之語,而表其極端贊成之意者?且弟亦從不聞有誰何教員,崇拜李贄其人而願拾其唾余者。所謂“武照為聖王,卓文君為賢媛”,何人曾述斯語,以號於眾,公能證明之歟?

對於第二點,當先為三種考察:(甲)北京大學是否已盡廢古文而專用白話?(乙)白話果是否能達古書之義?(丙)大學少數教員所提倡之白話的文字,是否與引車賣漿者所操之語相等?

請先察“北京大學是否已盡廢古文而專用白話?”大學預科中,有國文一課,所據為課本者,曰模範文,曰學術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練習之文,皆文言也。本科中有中國文學史、西洋文學史、中國古代文學、中古文學、近世文學;又本科、預科皆有文字學,其編成講義而付印者,皆文言也。《北京大學月刊》中,亦多文言之作。所可指為白話體者,惟胡適之君之《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而其中所引古書,多屬原文,非皆白話也。

次考察“白話是否能達古書之義?”大學教員所編之講義,固皆文言矣。而上講壇後,決不能以背誦講義塞責,必有賴於白話之講演,豈講演之語,必皆編為文言而後可歟?吾輩少時,讀《四書集註》、《十三經註疏》,使塾師不以白話講演之,而編為類似集註、類似註疏之文言以相授,吾輩豈能解乎?若謂白話不足以講《說文》,講古籍,講鐘鼎之文,則豈於講壇上當背誦徐氏《說文解字系傳》、郭氏《汗簡》、薛氏《鐘鼎款識》之文,或編為類此之文言而後可,必不容以白話講演之歟?

又次考察“大學少數教員所提倡之白話的文字,是否與引車賣漿者所操之語相等?”白話與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內容一也。“天演論》、《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話也,而嚴幼陵君譯為文言④。少仲馬、叠更司、哈德等所著小說,皆白話也,而公譯為文言。公能謂公及嚴君之所譯,高出於原本乎?若內容淺薄,則學校招考時之試卷,普通日刊之論說,盡有不值一讀者,能勝於白話乎?且不特引車賣漿之徒而已,清代目不識丁之宗室,其能說漂亮之京話,與《紅樓夢》中寶玉、黛玉相捋,其言果有價值歟?熟讀《水滸》、《紅樓夢》之小說家,能於《續水滸傳》、《紅樓復夢》等書以外,為科學、哲學之講演歟?公謂“《水滸》、《紅樓》作者,均博極群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為古文,亦並不能為白話”。誠然,誠然。北京大學教員中,善作白話文者,為胡適之、錢玄同、周啟孟諸君[3]。公何以證知為非博極群書,非能作主文,而僅以白話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漢學,其舊作主文,雖不多見,然即其所作《中國哲學史大綱》言之,其了解古右書之眼光,不讓於清代乾嘉學者。錢君所作之文字學講義、學術文通論,皆大雅之文言。周君所譯之《域外小說》,則文筆之古奧,非淺學者所能解。然則公何寬於《水滸》、《紅樓》之作者,而苛於同時之胡、錢、周諸君那?

至於弟在大學,則有兩種主張如下:

(一)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與公所提出之“圓通廣大”四字,頗不相背也。無論為何種學派,茍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此義已於《月刊》之發刊詞言之,抄奉一覽③。

(二)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在校講授,以無背於第一種之主張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例如復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而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籌安會之發起人,清議所指為罪人者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為古代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艷之詩詞,以納妾、狎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茍其功課不荒,並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曾譯有《茶花女》、《伽茵小傳》、《紅礁畫槳錄》等小說,而亦曾在各學校講授古文及倫理學,使有人詆公為以此等小說體裁講文學,以狎妓、奸通、爭有婦之夫講倫理者,寧值一笑歟?然則革新一派,即偶有過激之論,茍於校課無涉,亦何必強以其責任歸之於學校耶?此復,並候

著祺

八年三月十八日蔡元培敬啟

(1919年4月1日《公言報》)

附:林琴南來函

编辑

鶴卿先生太史足下:

與公別十余年,壬子一把晤,忽忽八年,未通音問,至為歉仄。辱賜書以遺民劉應秋先生遺著,屬為題詞,書未梓行,無從拜讀,能否乞趙君作一短簡事略見示,謹撰跋尾歸之。 嗚呼!明室敦氣節,故亡國時殉烈者眾,而夏峰、梨洲、亭林、楊園、二曲諸老,均脫身斧鉞,其不死,幸也。我公崇尚新學,乃亦垂念逋播之臣,足見名教之孤懸,不絕如縷,實望我公為之保全而護惜之,至慰,至慰。

雖然,尤有望於公者。大學為全國師表,五常之所系屬。近者外間謠諑紛集,我公必有所聞,即弟亦不無疑信。或者有惡乎阘茸之徒,因生過激之論,不知救世之道,必度人所能行,補偏之言,必使人以可信。若盡反常軌,侈為不經之談,則毒粥既陳,旁有爛腸之鼠,明燎宵舉,下有聚死之蟲。何者?趨甘就熱,不中其度,則未有不斃者。

方今人心衰敝,已在無可救挽之時,更侈奇剏之談,用以嘩眾,少年多半失學,利其便已,未有不糜沸麕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國之命如屬絲矣。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舉,停資格,廢八股,斬豚尾,復天足,逐滿人,撲專制,整軍備,則中國必強。”今百凡皆遂矣,強又安在?於是更進一解,必覆孔、孟,鏟倫常為快。嗚呼!因童子之羸困,不求良醫,乃追責其二親之有隱瘵,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澤,有是理耶?外國不知孔、孟,然崇仁、仗義、矢信、尚智、守禮,五常之道,未嘗悖也,而又濟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積十九年之筆述,成譯著一百二十三種,都一千二百萬言,實未見中有違忤五常之語。何時賢乃有此叛親蔑倫之論?此其得諸西人乎,抑別有所受耶?

我公心右漢族,當在杭州時,間關避禍,與夫人同茹辛苦,宗旨不變,勇士也。方公行時,弟與陳叔通惋惜公行,未及一送。申、伍異趣,各行其是。蓋今公為民國宣力,弟仍清室舉人,交情固在,不能視若冰炭,故辱公寓書,殷殷於劉先生序跋,實隱示明、清之季各有遺民,其誌均不可奪也。弟年垂七十,富貴功名,前三十年視若棄灰,今篤老,尚抱守殘缺,至死不易其操。前年梁任公倡馬、班革命之說,弟聞之失笑。任公非劣,何為作此媚世之言?馬、班之書,讀者幾人,殆不革而自革,何勞任公費此神力。若雲死文字有礙生學術,則科學不用古文,古文亦無礙科學。英之叠更,累斥希臘、臘丁、羅馬之文為死物,而至今仍存者,叠更雖躬負盛名,固不能用私心以蔑古,矧吾國人尚有何人如叠更者耶?

須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奪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使伯夷、叔齊生於今日,則萬無濟變之方。孔子為聖之時,時乎井田封建,則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無流弊;時乎潛艇飛機,則孔子必能使潛艇飛機不妄殺人,所以名為時中之聖。時者,與時不悖也。衛靈問陳,孔子行;陳恒弒君,孔子討。用兵與不用兵,亦正決之以時耳。今必曰天下之弱,弱於孔子,然則天下之強,宜莫強於威廉。以柏靈一隅,抵抗全球,皆敗衄無措,直可為萬世英雄之祖。且其文治、武功、科學、商務,下及工藝,無一不冠歐洲,胡為懨懨為荷蘭之寓公?若雲成敗不可以論英雄,則又何能以積弱歸罪孔子?彼莊周之書,最擯孔子者也,然《人間世》一篇,盛推孔子。所謂《人間世》者,不能離人而立之謂。其托顏回,托葉公子高之問難孔子,陳以接人處世之道,則莊周亦未嘗不近人情,而忤孔子。乃世士不能博辨,為千載以上之莊周,竟咆哮為千載以下之恒魋,抑何其可笑也!

且天下惟有真學術、真道德,始足獨樹一幟,使人景從。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不類閩廣人為無文法之啁啾。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若《水滸》《紅樓》,皆白話之聖,並足為教科之書,不知《水滸》中辭吻多采嶽珂之《金陀萃篇》,《紅樓》亦不止為一人手筆,作者均博極群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為古文,亦並不能為白話。若化古子之言為白話演說,亦未嘗不是。按《說文》,演,長流也,亦有延之、廣之之義。法當以短演長,不能以古子之長演為白話之短。且使人讀古子者,必讀其原書耶,抑憑講師之二三語即算為古子?若讀原書,則又不能全廢古文矣。矧於古子之外,尚以說文講授。《說文》之學,非俗書也,當參以古籀,證以鐘鼎之文,試思用籀篆可化為白話耶?果以籀篆之文,雜之白話之中,是引漢、唐之環、燕與村婦談心,陳商、周之俎豆,為野老聚飲,類乎不類?弟閩人也,南蠻舌,亦願習中原之語言。脫授我者不以中原之語言,仍令我為舌之閩語,可乎?蓋存國粹而授《說文》,可也,以《說文》為客,以白話為主,不可也。

乃近來尤有所謂新道德者,斥父母為自感情欲,於己無恩。此語曾一見之隨園文中。仆方以為儗不於倫,斥袁枚為狂謬,不圖竟有用為講學者。人頭畜鳴,辯不屑辯,置之可也。彼又雲:“武曌為聖王,卓文君為名媛。”此亦拾李卓吾之余唾。卓吾有禽獸行,故發是言。李穆堂又拾其余唾,尊嚴嵩為忠臣。今試問二李之名,學生能舉之否?同為埃滅,何苦增茲口舌?可悲也。大凡為士林表率,須圓通廣大,據中而立,方能率由無弊。若憑位分勢利而施趨怪走奇之教育,則惟穆罕默德左執刀而右傳教,始可如其願望。今全國父老以子弟托公,願公留意,以守常為是。

況天下溺矣,藩鎮之禍,邇在眉睫,而又成為南北美之爭。我公為南士所推,宜痛哭流涕,助成和局,使民生有所蘇息;乃以清風亮節之躬,而使議者紛紛集,甚為我公惜之。

此書上後,可以不必示復,惟靜盼好音,為國民端其趣向,故人老悖,甚有幸焉。愚直之言,萬死,萬死。

林紓 頓首

《公言報》:《請看北京學界思潮變遷之近狀》

编辑

北京大學之新舊學派……兩種雜誌之對抗……第三者之調停派學說……三者以外之學者議論……林琴南致蔡鶴卿書

北京近日教育雖不甚發達,而大學教師各人所鼓吹之各種學說,則五花八門,頗有足紀者。 國立北京大學,自蔡孑民氏任校長後,氣象為之一變,尤以文科為甚。

文科學長陳獨秀氏,以新派首領自居,平昔主張新文學甚力。教員中與陳氏沆瀣一氣者,有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學生聞風興起,服膺師說,張大其辭者,亦不乏人。其主張,以為文學須順應世界思潮之趨勢。若吾中國歷代相傳者,乃為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應根本推翻。代以平民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此文學革命之主旨也。自胡適氏主講文科哲學門後,旗鼓大張,新文學之思潮,亦澎湃而不可遏。既前後抒其議論於《新青年》雜誌;而於其所教授之哲學講義,亦且改用白話文體裁;近又由其同派之學生,組織一種雜誌曰《新潮》者,以張皇其學說。《新潮》之外,更有《每周評論》之印刷物發行。其思想議論之所及,不僅反對舊派文學,冀收摧殘廓清之功。即於社會所傳留之思想,亦直接間接發見其不適合之點,而加以抨擊。蓋以人類社會之組織,與文學本有密切之關系,人類之思想,更為文學實質之所存,既反對舊文學,自不能不反對舊思想也。

顧同時與之對峙者,有舊文學一派。舊派中以劉師培氏為之首,其他如黃侃、馬敘倫等,則與劉氏結合,互為聲援者也。加以國史館之耆老先生,如屠敬山、張相文之流,亦復深表同情於劉、黃。劉、黃之學,以研究音韻、說文、訓詁為一切學問之根,以綜博考據講究古代制接跡漢代經史之軌,文章則重視八代而輕唐宋,目介甫、子瞻為淺陋寡學。其於清代所謂桐城派之古文家,則深致不滿,謂彼輩學無所根,而徒斤斤於聲調。更借文以載道之說,假義理為文章之面具,殊不值通人一笑。從前大學講壇,為桐城派古文家所占領者,迄入民國,章太炎學派代之以興。在姚叔節、林琴南輩,目擊劉、黃諸後生之臯比坐擁,已不免有文藝衰微之感。然若視新文學派之所主張,更當認為怪誕不經,似為其禍之及於人群,直無異於洪水猛獸。轉顧太炎新派,反若塗軌之猶能接近矣。頃者劉、黃諸氏以陳、胡等與學生結合,有種種印刷物發行也,乃亦組織一種雜誌,曰《國故》。組織之名義,出於學生,而主筆政之健將,教員實居其多數。蓋學生中固亦分舊、新兩派,而各主其師說者也。二派雜誌,旗鼓相當,互相爭辯,當然有裨於文化。第不言忘其辯論之範圍,純任意氣,各以惡聲相報復耳。

至於介乎二派者,則有海鹽朱希祖氏。朱亦太炎之高足弟子也,邃有國學,且明於世界文學進化之途徑,故於舊文學之外,兼冀組織新文學。惟彼之所謂新者,非脫卻舊之範圍,蓋其手段不在於破壞,而在於改良。以記者之愚,似覺朱氏之主張較為適當也。

日前喧傳教育部有訓令達大學,令其將陳、錢、胡三氏辭退。但經記者之詳細調查,則知尚無其事。唯陳、胡等對於新文學之提倡,不第舊文學一筆抹殺,而且絕對的菲棄舊道德,毀斥倫常,詆排孔孟,並且有主張廢國語而以法蘭西文字為國語之議。其鹵莽滅裂,實亦太過。頃林琴南氏有致蔡孑民一書,洋洋千言,於學界前途,深致悲憫。茲將原書刊布於下,讀者可以知近日學風變遷之劇烈矣。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

(《公言報》1919年3月18日)

  1. 《公言報》原題為《請看北京學界思潮變遷之近狀》
  2. 林琴南,即林紓
  3. 周啟孟,即周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