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公言報》函並答林琴南函
| 致《公言報》函並答林琴南函 作者：蔡元培 林紓 1919年3月18日 |
| 此篇及附件，先後發表於《北京大學日刊》第338號（1919年3月21日出版）；《新潮》雜誌第1卷第4期（1919年4月1日出版）；《公言報》1919年3月18日及4月1日。 |
《公言報》記者足下：．
讀本月十八日貴報，有《請看北京大學思潮變遷之近狀》[1]一則，其中有林琴南君致鄙人一函[2]。雖原函稱“不必示復”，而鄙人為表示北京大學真相起見，不能不有所辨正。謹以答林君函抄奉，請為照載。又，貴報稱“陳、胡等絕對的菲棄舊道德，毀斥倫常，詆排孔、孟”，大約即以林君之函為據，鄙人已於致林君函辨明之，惟所雲“主張廢國語而以法蘭西文字為國語之議”，何所據而雲然？請示復。
答林琴南君函如下：
琴南先生左右：，
於本月十八日《公言報》中，得讀惠書，索劉應秋先生事略。憶第一次奉函時，曾抄奉趙君原函，恐未達覽，特再抄一通奉上，如荷題詞，甚幸。（趙體孟原函附後）。
公書語長心重，深以外間謠琢紛集為北京大學惜，甚感。惟謠琢必非實錄，公愛大學，為之辨正可也。今據此紛集之謠諑，而加以責備，將使耳食之徒，益信謠諑為實錄，豈公愛大學之本意乎？原公之所責備者，不外兩點：一日“覆孔、孟，鏟倫常”，二曰“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請分別論之。
對於第一點，當先為兩種考察：（甲）北京大學教員，曾有以“覆孔、孟，鏟倫常”教授學生者乎？（乙）北京大學教授，曾有於學校以外，發表其“覆孔、孟，鏟倫常”之言論者乎？
請先察“覆孔、孟”之說。大學講義涉及孔孟者，惟哲學門中之中國哲學史。已出版者，為胡適之君之《中國上古哲學史大綱》，請詳閱一過，果有“覆孔、孟”之說乎？特別講演之出版者，有崔懷謹君之《論語足征記》、《春秋復始》。哲學研究會中，有梁漱溟君提出“孔子與孟子異同”問題，與胡默青君提出“孔子倫理學之研究”問題，尊孔者多矣，寧日覆孔了。
若大學教員於學校以外自由發表意見，與學校無涉，本可置之不論。今姑進一步而考察之，則推《新青年》雜誌中，偶有對於孔子學說之批評，然亦對於孔教會等托孔子學說以攻擊新學說者而發，初非直接與孔子為敵也。公不雲乎：“時乎井田封建，則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無流弊。時乎潛艇飛機，則孔子必能使潛艇飛機不妄殺人。衛靈問陳，孔子行。陳恒弒君，孔子討。用兵與不用兵，亦正決之以時耳”。使在今日，有拘泥孔子之說，必復地方制度為封建；必以兵車易潛艇飛機；聞俄人之死其皇，德人之逐其皇，而日必討之。豈非昧於“時”之義，為孔子之罪人，而吾輩所當排斥之者那？
次察“鏟倫常”之說。常有五：仁、義、禮、智、信，公既言之矣。倫亦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其中君臣一倫，不適於民國，可不論。其他父子有親，兄弟相友（或日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在中學以下修身教科書中，詳哉言之，大學之倫理學涉此者不多，然從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閱，夫婦無別，朋友不信，教授學生者。大學尚無女學生，則所註意者，自偏於男子之節操。近年於教科以外，組織一進德會，其中基本戒約有不嫖、不娶妾兩條。不嫖之戒，決不背於古代之倫理。不娶妾一條，則且視孔、孟之說為尤嚴矣。至於五常，則倫理學中之言仁愛，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詐，而一切科學皆為增進知識之需。寧有鏟之之理欽？
若謂大學教員曾於學校以外發表其“鏟倫常”之主義乎？則試問有誰何教員，曾於何書、何雜誌，為父子相夷、兄弟相閱、夫婦無別、朋友不信之主張者？曾於何書、何雜誌，為不仁、不義、不智、不信及無禮之主張者？公所舉“斥父母為自感情欲，於己無恩”，謂隨園文中有之，弟則憶《後漢書·孔融傳》，路粹在狀奏融有曰：“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雲：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孔融、禰衡並不以是損其聲價，而路粹則何如者？且公能指出誰何教員，曾於何書、何雜誌，述路粹或隨園之語，而表其極端贊成之意者？且弟亦從不聞有誰何教員，崇拜李贄其人而願拾其唾余者。所謂“武照為聖王，卓文君為賢媛”，何人曾述斯語，以號於眾，公能證明之歟？
對於第二點，當先為三種考察：（甲）北京大學是否已盡廢古文而專用白話？（乙）白話果是否能達古書之義？（丙）大學少數教員所提倡之白話的文字，是否與引車賣漿者所操之語相等？
請先察“北京大學是否已盡廢古文而專用白話？”大學預科中，有國文一課，所據為課本者，曰模範文，曰學術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練習之文，皆文言也。本科中有中國文學史、西洋文學史、中國古代文學、中古文學、近世文學；又本科、預科皆有文字學，其編成講義而付印者，皆文言也。《北京大學月刊》中，亦多文言之作。所可指為白話體者，惟胡適之君之《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而其中所引古書，多屬原文，非皆白話也。
次考察“白話是否能達古書之義？”大學教員所編之講義，固皆文言矣。而上講壇後，決不能以背誦講義塞責，必有賴於白話之講演，豈講演之語，必皆編為文言而後可歟？吾輩少時，讀《四書集註》、《十三經註疏》，使塾師不以白話講演之，而編為類似集註、類似註疏之文言以相授，吾輩豈能解乎？若謂白話不足以講《說文》，講古籍，講鐘鼎之文，則豈於講壇上當背誦徐氏《說文解字系傳》、郭氏《汗簡》、薛氏《鐘鼎款識》之文，或編為類此之文言而後可，必不容以白話講演之歟？
又次考察“大學少數教員所提倡之白話的文字，是否與引車賣漿者所操之語相等？”白話與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內容一也。“天演論》、《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話也，而嚴幼陵君譯為文言④。少仲馬、叠更司、哈德等所著小說，皆白話也，而公譯為文言。公能謂公及嚴君之所譯，高出於原本乎？若內容淺薄，則學校招考時之試卷，普通日刊之論說，盡有不值一讀者，能勝於白話乎？且不特引車賣漿之徒而已，清代目不識丁之宗室，其能說漂亮之京話，與《紅樓夢》中寶玉、黛玉相捋，其言果有價值歟？熟讀《水滸》、《紅樓夢》之小說家，能於《續水滸傳》、《紅樓復夢》等書以外，為科學、哲學之講演歟？公謂“《水滸》、《紅樓》作者，均博極群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為古文，亦並不能為白話”。誠然，誠然。北京大學教員中，善作白話文者，為胡適之、錢玄同、周啟孟諸君[3]。公何以證知為非博極群書，非能作主文，而僅以白話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漢學，其舊作主文，雖不多見，然即其所作《中國哲學史大綱》言之，其了解古右書之眼光，不讓於清代乾嘉學者。錢君所作之文字學講義、學術文通論，皆大雅之文言。周君所譯之《域外小說》，則文筆之古奧，非淺學者所能解。然則公何寬於《水滸》、《紅樓》之作者，而苛於同時之胡、錢、周諸君那？
至於弟在大學，則有兩種主張如下：
（一）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與公所提出之“圓通廣大”四字，頗不相背也。無論為何種學派，茍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此義已於《月刊》之發刊詞言之，抄奉一覽③。
（二）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在校講授，以無背於第一種之主張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例如復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而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籌安會之發起人，清議所指為罪人者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為古代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艷之詩詞，以納妾、狎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茍其功課不荒，並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曾譯有《茶花女》、《伽茵小傳》、《紅礁畫槳錄》等小說，而亦曾在各學校講授古文及倫理學，使有人詆公為以此等小說體裁講文學，以狎妓、奸通、爭有婦之夫講倫理者，寧值一笑歟？然則革新一派，即偶有過激之論，茍於校課無涉，亦何必強以其責任歸之於學校耶？此復，並候
著祺
八年三月十八日蔡元培敬啟
（1919年4月1日《公言報》）
附：林琴南來函
编辑鶴卿先生太史足下：
與公別十余年，壬子一把晤，忽忽八年，未通音問，至為歉仄。辱賜書以遺民劉應秋先生遺著，屬為題詞，書未梓行，無從拜讀，能否乞趙君作一短簡事略見示，謹撰跋尾歸之。 嗚呼！明室敦氣節，故亡國時殉烈者眾，而夏峰、梨洲、亭林、楊園、二曲諸老，均脫身斧鉞，其不死，幸也。我公崇尚新學，乃亦垂念逋播之臣，足見名教之孤懸，不絕如縷，實望我公為之保全而護惜之，至慰，至慰。
雖然，尤有望於公者。大學為全國師表，五常之所系屬。近者外間謠諑紛集，我公必有所聞，即弟亦不無疑信。或者有惡乎阘茸之徒，因生過激之論，不知救世之道，必度人所能行，補偏之言，必使人以可信。若盡反常軌，侈為不經之談，則毒粥既陳，旁有爛腸之鼠，明燎宵舉，下有聚死之蟲。何者？趨甘就熱，不中其度，則未有不斃者。
方今人心衰敝，已在無可救挽之時，更侈奇剏之談，用以嘩眾，少年多半失學，利其便已，未有不糜沸麕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國之命如屬絲矣。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舉，停資格，廢八股，斬豚尾，復天足，逐滿人，撲專制，整軍備，則中國必強。”今百凡皆遂矣，強又安在？於是更進一解，必覆孔、孟，鏟倫常為快。嗚呼！因童子之羸困，不求良醫，乃追責其二親之有隱瘵，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澤，有是理耶？外國不知孔、孟，然崇仁、仗義、矢信、尚智、守禮，五常之道，未嘗悖也，而又濟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積十九年之筆述，成譯著一百二十三種，都一千二百萬言，實未見中有違忤五常之語。何時賢乃有此叛親蔑倫之論？此其得諸西人乎，抑別有所受耶？
我公心右漢族，當在杭州時，間關避禍，與夫人同茹辛苦，宗旨不變，勇士也。方公行時，弟與陳叔通惋惜公行，未及一送。申、伍異趣，各行其是。蓋今公為民國宣力，弟仍清室舉人，交情固在，不能視若冰炭，故辱公寓書，殷殷於劉先生序跋，實隱示明、清之季各有遺民，其誌均不可奪也。弟年垂七十，富貴功名，前三十年視若棄灰，今篤老，尚抱守殘缺，至死不易其操。前年梁任公倡馬、班革命之說，弟聞之失笑。任公非劣，何為作此媚世之言？馬、班之書，讀者幾人，殆不革而自革，何勞任公費此神力。若雲死文字有礙生學術，則科學不用古文，古文亦無礙科學。英之叠更，累斥希臘、臘丁、羅馬之文為死物，而至今仍存者，叠更雖躬負盛名，固不能用私心以蔑古，矧吾國人尚有何人如叠更者耶？
須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奪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使伯夷、叔齊生於今日，則萬無濟變之方。孔子為聖之時，時乎井田封建，則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無流弊；時乎潛艇飛機，則孔子必能使潛艇飛機不妄殺人，所以名為時中之聖。時者，與時不悖也。衛靈問陳，孔子行；陳恒弒君，孔子討。用兵與不用兵，亦正決之以時耳。今必曰天下之弱，弱於孔子，然則天下之強，宜莫強於威廉。以柏靈一隅，抵抗全球，皆敗衄無措，直可為萬世英雄之祖。且其文治、武功、科學、商務，下及工藝，無一不冠歐洲，胡為懨懨為荷蘭之寓公？若雲成敗不可以論英雄，則又何能以積弱歸罪孔子？彼莊周之書，最擯孔子者也，然《人間世》一篇，盛推孔子。所謂《人間世》者，不能離人而立之謂。其托顏回，托葉公子高之問難孔子，陳以接人處世之道，則莊周亦未嘗不近人情，而忤孔子。乃世士不能博辨，為千載以上之莊周，竟咆哮為千載以下之恒魋，抑何其可笑也！
且天下惟有真學術、真道德，始足獨樹一幟，使人景從。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不類閩廣人為無文法之啁啾。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若《水滸》《紅樓》，皆白話之聖，並足為教科之書，不知《水滸》中辭吻多采嶽珂之《金陀萃篇》，《紅樓》亦不止為一人手筆，作者均博極群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為古文，亦並不能為白話。若化古子之言為白話演說，亦未嘗不是。按《說文》，演，長流也，亦有延之、廣之之義。法當以短演長，不能以古子之長演為白話之短。且使人讀古子者，必讀其原書耶，抑憑講師之二三語即算為古子？若讀原書，則又不能全廢古文矣。矧於古子之外，尚以說文講授。《說文》之學，非俗書也，當參以古籀，證以鐘鼎之文，試思用籀篆可化為白話耶？果以籀篆之文，雜之白話之中，是引漢、唐之環、燕與村婦談心，陳商、周之俎豆，為野老聚飲，類乎不類？弟閩人也，南蠻舌，亦願習中原之語言。脫授我者不以中原之語言，仍令我為舌之閩語，可乎？蓋存國粹而授《說文》，可也，以《說文》為客，以白話為主，不可也。
乃近來尤有所謂新道德者，斥父母為自感情欲，於己無恩。此語曾一見之隨園文中。仆方以為儗不於倫，斥袁枚為狂謬，不圖竟有用為講學者。人頭畜鳴，辯不屑辯，置之可也。彼又雲：“武曌為聖王，卓文君為名媛。”此亦拾李卓吾之余唾。卓吾有禽獸行，故發是言。李穆堂又拾其余唾，尊嚴嵩為忠臣。今試問二李之名，學生能舉之否？同為埃滅，何苦增茲口舌？可悲也。大凡為士林表率，須圓通廣大，據中而立，方能率由無弊。若憑位分勢利而施趨怪走奇之教育，則惟穆罕默德左執刀而右傳教，始可如其願望。今全國父老以子弟托公，願公留意，以守常為是。
況天下溺矣，藩鎮之禍，邇在眉睫，而又成為南北美之爭。我公為南士所推，宜痛哭流涕，助成和局，使民生有所蘇息；乃以清風亮節之躬，而使議者紛紛集，甚為我公惜之。
此書上後，可以不必示復，惟靜盼好音，為國民端其趣向，故人老悖，甚有幸焉。愚直之言，萬死，萬死。
林紓 頓首
《公言報》：《請看北京學界思潮變遷之近狀》
编辑北京大學之新舊學派……兩種雜誌之對抗……第三者之調停派學說……三者以外之學者議論……林琴南致蔡鶴卿書
北京近日教育雖不甚發達，而大學教師各人所鼓吹之各種學說，則五花八門，頗有足紀者。 國立北京大學，自蔡孑民氏任校長後，氣象為之一變，尤以文科為甚。
文科學長陳獨秀氏，以新派首領自居，平昔主張新文學甚力。教員中與陳氏沆瀣一氣者，有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學生聞風興起，服膺師說，張大其辭者，亦不乏人。其主張，以為文學須順應世界思潮之趨勢。若吾中國歷代相傳者，乃為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應根本推翻。代以平民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此文學革命之主旨也。自胡適氏主講文科哲學門後，旗鼓大張，新文學之思潮，亦澎湃而不可遏。既前後抒其議論於《新青年》雜誌；而於其所教授之哲學講義，亦且改用白話文體裁；近又由其同派之學生，組織一種雜誌曰《新潮》者，以張皇其學說。《新潮》之外，更有《每周評論》之印刷物發行。其思想議論之所及，不僅反對舊派文學，冀收摧殘廓清之功。即於社會所傳留之思想，亦直接間接發見其不適合之點，而加以抨擊。蓋以人類社會之組織，與文學本有密切之關系，人類之思想，更為文學實質之所存，既反對舊文學，自不能不反對舊思想也。
顧同時與之對峙者，有舊文學一派。舊派中以劉師培氏為之首，其他如黃侃、馬敘倫等，則與劉氏結合，互為聲援者也。加以國史館之耆老先生，如屠敬山、張相文之流，亦復深表同情於劉、黃。劉、黃之學，以研究音韻、說文、訓詁為一切學問之根，以綜博考據講究古代制接跡漢代經史之軌，文章則重視八代而輕唐宋，目介甫、子瞻為淺陋寡學。其於清代所謂桐城派之古文家，則深致不滿，謂彼輩學無所根，而徒斤斤於聲調。更借文以載道之說，假義理為文章之面具，殊不值通人一笑。從前大學講壇，為桐城派古文家所占領者，迄入民國，章太炎學派代之以興。在姚叔節、林琴南輩，目擊劉、黃諸後生之臯比坐擁，已不免有文藝衰微之感。然若視新文學派之所主張，更當認為怪誕不經，似為其禍之及於人群，直無異於洪水猛獸。轉顧太炎新派，反若塗軌之猶能接近矣。頃者劉、黃諸氏以陳、胡等與學生結合，有種種印刷物發行也，乃亦組織一種雜誌，曰《國故》。組織之名義，出於學生，而主筆政之健將，教員實居其多數。蓋學生中固亦分舊、新兩派，而各主其師說者也。二派雜誌，旗鼓相當，互相爭辯，當然有裨於文化。第不言忘其辯論之範圍，純任意氣，各以惡聲相報復耳。
至於介乎二派者，則有海鹽朱希祖氏。朱亦太炎之高足弟子也，邃有國學，且明於世界文學進化之途徑，故於舊文學之外，兼冀組織新文學。惟彼之所謂新者，非脫卻舊之範圍，蓋其手段不在於破壞，而在於改良。以記者之愚，似覺朱氏之主張較為適當也。
日前喧傳教育部有訓令達大學，令其將陳、錢、胡三氏辭退。但經記者之詳細調查，則知尚無其事。唯陳、胡等對於新文學之提倡，不第舊文學一筆抹殺，而且絕對的菲棄舊道德，毀斥倫常，詆排孔孟，並且有主張廢國語而以法蘭西文字為國語之議。其鹵莽滅裂，實亦太過。頃林琴南氏有致蔡孑民一書，洋洋千言，於學界前途，深致悲憫。茲將原書刊布於下，讀者可以知近日學風變遷之劇烈矣。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
（《公言報》1919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