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反革命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书
| 蒯大富反革命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书 （82）京检分审字第15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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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蒯大富，男，现年三十七岁，江苏省滨海县人。原是清华大学学生，“文化大革命”初期为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负责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分配到宁夏三〇四厂工作。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九日因反革命罪由北京市公安局逮捕，经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经本院审査确认：被告人蒯大富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六八年八月期间，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犯罪事实如下：
一、煽动打倒党和国家领导人。
被告人蒯大富，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被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张春桥单独召见。张春桥示意“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蒯大富回到清华大学，立即按照张春桥的意旨，策划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一二·二五大行动”。蒯大富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亲自带领清华大学五千余人上街游行，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分别在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处张贴大标语、大字报，散发传单，呼喊口号，持续公开煽动“打倒”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首先推向社会。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林彪提出在军队问题上“要大做文章”。被告人蒯大富立即主动找到王力，探问底细。根据林彪的旨意和王力的示意，蒯大富分析断定林、王要把矛头指向徐向前等人。于是，蒯大富从当日晚到二十六日，连续两次主持召开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会议，以及“井冈山兵团”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两总部"会议，传达林彪的讲话和王力的示意，并按照他自己的判断，作了所谓形势分析，具体提出了“打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的反革命口号。二十七日，蒯大富便指使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军事动态组”在军事领导机关附近贴出“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二十八日，又亲自坐车上街窥测动向。二十九日，进而又发表了“井冈山兵团”所谓“打倒徐向前”的“严正声明”；指使清华大学学生、“井冈山兵团总部”成员鲍长康带人去抄徐向前的住所和办公室，并绑架徐向前。鲍长康等抢走装有绝密、机密文件的档案箱五个和其它材料。因徐向前未在，绑架未逞。当晚，北京卫戍区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派人到清华大学找蒯大富索要抢走的文件材料。蒯大富不得不将五箱文件材料交出，但扣留了徐向前的工作日记本五本和“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花名册”等材料。三十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又召开了有全国大部分省、市和一些军事单位“造反”头头参加的所谓“全国形势讨论会”，蒯大富在会上进一步煽动“打倒徐向前”。蒯大富还指派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成员任传仲，于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八日，先后向二十三个省、市、地区派出近二百人，携带有调査徐向前等内容的调查提纲，进一步搜集材料。蒯大富通过上述一系列煽动活动，把“打倒徐向前”推向全国。
二、挑起和指挥清华大学“武斗”，造成死伤多人。
被告人蒯大富，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在清华大学旧电机馆召开“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头头会议，决定五月三十日凌晨三时攻打清华大学东区浴室楼。蒯大富亲自去电厂下令拉闸断电，发出进攻信号，挑起武斗。在蒯大富和鲍长康的指挥下，先后使用了偷袭、强攻、火攻等办法，造成学生卞雨林、许恭生，工人段洪水等三人死亡；学生马跃开、时作隆、唐应武、朱根良等四人重伤。七月份，蒯大富召开“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头头会，决定“封锁”科学馆。蒯大富下令，在封锁中，凡是有进出的就可以开枪，打死了人，由“总部”负责。七月四日凌晨，学生张行（已判刑）开枪打死学生朱育生；七月五曰，学生胡远（已判刑）开枪打死学生杨志军。
为了进行武斗，蒯大富还指派任传仲负责制造、搜集枪支弹药，制造了一批土枪、土炮、手榴弹、燃烧弹等，并从山西、四川、武汉、徐州等地搜集到机枪一挺、冲锋枪两支、半自动步枪十二支和其它步枪、手枪、子弹等，偷运回校。
三、武力对抗“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致多人死伤。—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人清华大学，宣传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武斗工事。被告人蒯大富在清华大学静斋二楼同“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头头任传仲等人紧急策划，决定用武力抵抗、还击，不让工人进楼。蒯大富的这一决定，向各武斗据点作了传达。下午一时许，蒯大富在静斋楼道拔出手枪，叫嚷要和工人“拼了”。后蒯大富在离开静斋时，又把数十发手枪子弹交给了有关人员。任传仲等按照蒯大富的所谓“抵抗、还击"的决定，带领人员手持长矛、枪支、手榴弹，向赤手空拳的宣传队员进行袭击，致使宣传队员王松林、张旭涛、潘志鸿、韩忠现、李文元惨遭杀害，还有七百三十一人受伤。
四、诬陷、迫害干部、群众。
被告人蒯大富得悉江青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关于“揪第二套班子”的讲话后，主动将这一讲话意图搬用于清华大学，于一九六八年一月亲自决定将原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征启、原清华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李康抓起来审问。四月又决定将原清华大学党委统战部副部长文学宓、刘承娴，原清华大学党委办公室副主任饶慰慈抓起来审问，并诬陷他们是“蒋南翔的第二套班子”，是“反革命小集团”。蒯大富亲自参与对文学宓的逼供。他的打手对文、饶等人分别采用老虎钳拔牙、往鼻孔里灌氨水等等法西斯手段，严刑逼供。在惨无人道的肉刑折磨下，刘承娴于五月三十一日被逼跳楼致重伤，生命垂危，在北京市积水潭医院抢救期间，经蒯大富同意，强行转院，继续迫害，于六月十二日被折磨致死。饶慰慈被打得遍体鳞伤，一度精神失常，至今留下脊椎神经损伤等后遗症。蒯大富手下的打手，在诬陷迫害罗征启等人的过程中，还株连了罗征启的父亲、弟弟、朋友共三人，其中，罗征启之弟罗征敷被绑架后，因用棉丝堵嘴而窒息死亡。
上述罪行，有受害人陈述、书证、证人证言、同案人供述、鉴定结论为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蒯大富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煽动“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的反革命活动，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被告人蒯大富还挑起、指挥清华大学的武斗。武力对抗宣传队，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造成严重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关于适用法律的规定，被告人蒯大富触犯了《刑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三十八条，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诬告陷害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的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惩处。
此致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检察员 梁东园
刘纪成
代理检察员 王和民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日
对被告人蒯大富所犯罪行的发言
公诉人 梁东园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关于批驳被告人蒯大富的发言
公诉人 梁东园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为被告人蒯大富辩护的辩护词
律师 高生云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2）中刑字第11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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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查员梁东园、刘纪成、代理检查员王和民。
被告人：蒯大富，男，现年三十七岁，江苏省滨海县人。“文化大革命”初期为清华大学学生，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负责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分配到宁夏三〇四厂工作。现在押。
辩护人：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律师高生云。
辩护人：被告人蒯大富胞弟蒯大万。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被告人蒯大富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犯罪活动一案，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查明被告人蒯大富犯罪事实如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张春桥单独召见蒯大富，指使他把“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搞臭”。被告人蒯大富按照张春桥的授意，经积极策划、煽动后，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带领清华大学五千余人游行示威，在天安门广场、王府井、西单、北京站等处，张贴标语、大字报，散发传单，呼喊口号，进一步公开煽动“打倒”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首先推向社会。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被告人蒯大富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到林彪要在军队问题上“大做文章”的讲话后，当场向王力探明了底细，随即积极进行组织和策划打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的活动。蒯大富于二十七日指使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军事动态组”在军事领导机关附近贴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二十八日在“井冈山兵团”小报上发表了“打倒徐向前”的“严正申明”，并派人抄了徐向前的住所和办公室，绑架徐向前未逞，抢走了装有绝密、机密文件的档案箱五个和其他材料；三十日，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召开的有全国大部分省、市和一些军事单位造反派头头参加的“全国形势讨论会”上进行煽动，把“打倒徐向前”的活动推向全国。蒯大富还派出二百余人到二十二个省、市和地区，进一步搜集“打倒徐向前”的材料。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被告人蒯大富召开“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头头会，决定五月三十日凌晨三时攻打在清华大学东区浴室楼的学生。蒯大富亲自下令拉闸断电，发出进攻信号，先后使用了偷袭、强攻、火攻等手段，造成学生卞雨林、许恭生，工人段洪水死亡。七月初，蒯大富又召开“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头头会决定武力“封锁”科学馆。按照蒯大富对进出科学馆的人可以开枪的决定，七月四日凌晨，张行（已判刑）开枪打死了学生杨志军。为了武斗，在蒯大富主持的“总部”会议上，还决定制造、运输枪支弹药。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宣传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武斗工事。被告人蒯大富同另一头头任传仲等人紧急策划后，决定“抵抗、还击”，不让工人进楼。这一决定，向各武斗据点作了传达。下午一时许，蒯大富在静斋楼道拔出手枪，叫嚷要和工人“拼了”，在离开静斋时把数十发手枪子弹给了武斗队员。任传仲等按蒯大富“抵抗、还击”的决定，带领人员手持长矛、枪支、手榴弹向赤手空拳的宣传队员进行袭击，致使宣传动员王松林，张旭涛、潘志宏、韩忠现、李文元惨遭杀害，七百三十一人受伤。
被告人蒯大富诬陷原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征启，教务处副处长李康，党委统战部副部长文学宓、刘承娴，校党委办公室副主任饶慰慈是“蒋南翔的第二套班子”、“反革命小集团”，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和四月先后将他们抓起来进行人身迫害。蒯大富还诬陷原清华大学团委干部贾春旺及邢竟侯等六个学生是“反革命小集团”，抓起来刑讯逼供。蒯大富的打手们对文、饶等人分别采用拷打、老虎钳拔牙、往鼻孔里灌氨水等等手段严刑逼供；蒯亲自参与了对文学宓的逼供。在残酷的肉刑折磨下，刘承娴被迫害致死，饶慰慈被打成重伤，一度精神失常，留下脊椎神经损伤等后遗症。在诬陷迫害罗征启等人的过程中，还株连了罗征启的父亲、弟弟和朋友，其中罗征启之弟罗征敷被用棉丝堵嘴而窒息死亡。
上述罪行，有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和查获的书证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在庭审中，被告人供认了大部分事实，但不承认是犯反革命罪。
本庭确认，被告人蒯大富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煽动打倒党和国家领导人，并策划组织武斗，武力对抗宣传队，诬陷迫害干部、群众，后果严重，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诬告陷害罪。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根据被告人蒯大富的犯罪事实、性质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并考虑其能主动揭发张春桥罪行的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适用法律的规定和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三十八条和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三条、第五十二条，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蒯大富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抵折刑期一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长：罗克钧
人民陪审员：王蕴琴
人民陪审员：李衍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记员：刘国贞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