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領導革命

誰能領導革命
作者：瞿秋白
1927年2月

瞿秋白以批评彭述之的方式，写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并在党的“五大”散发，引起代表们的注意。本文选自该书第三章。

　　中國革命即使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也非由無產階級取得領袖權不能勝利，因為他根本是農地革命；何況中國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之一部分，革中國地主階級的命，就等於革世界資產階級的命，因為中國地主階級（軍閥、官僚買辦）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代理人。然而中國革命的對外關係裏，含著解放資產階級的中國之意義，因此，中國革命之中確有民族資產階級參加之可能，因為民族資產階級也需要關稅自主，需要取消治外法權，需要收回租界。不但如此，民族資產階級並且要力爭革命之領袖權，尤其是最近，從五卅運動經過三月二十日直到現在這一鬥爭看得非常清楚。民族資產階級要爭這革命領袖權做什麽用處呢？他要爭得這領袖權，以造成他和帝國主義及地主階級妥協之資格。民族資產階級要領袖革命而停止革命，扼製勞動平民的猛烈徹底的革命運動。他停止革命的方法並非和地主買辦階級的方法一樣的，地主買辦階級完全站在帝國主義方麵鎮壓革命，民族資產階級卻要和帝國主義協商改良中國的國際地位，造成形式上的獨立國家，就可以領導小資產階級離開革命，所謂“剝奪無產階級包辦反帝國主義運動之權”。中國資產階級想著：如果帝國主義“以平等待我”，則仍不失為“友邦”。此種政策的結果，是將“獨立的中國”仍舊送給世界帝國主義控製，那時中國資產階級經濟上本是非常薄弱，不得不仰望“友邦”的恩惠，而帝國主義的列強，尤其是美國，將要換一種“和平的方式”來侵略中國。表麵上中國是獨立了，關稅自主了，租界取消了，實際上，帝國主義可以投資於中國境內的實業交通，繼續支配中國的一切經濟最高權，而中國的資本家，中國的經濟，完全在這新式侵略之下，變成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上的附庸。那時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要代替現在的官僚地主階級“軍閥”做帝國主義的“政治買辦”，中國革命實際上就要完全失敗，世界革命亦要大受打擊，因為那時中國將在帝國主義支配之下走上純粹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就此可以相當的鞏固世界資本主義之穩定。

　　所以現在中國的革命有兩個可能的前途：第一，是資產階級取得領袖權，而使中國的革命毀於民族改良主義之手，其結果開始資本主義的發展，仍舊受帝國主義的支配。第二，是無產階級取得領袖權，而使中國的革命徹底的實行民族、民權的職任，其結果可以開始社會主義的建設，與蘇聯及世界無產階級結合經濟的聯盟，繼續反抗帝國主義之一切種種侵略，一直到完全推翻他。

　　第一個前途是否是可能的呢？我們實際上早已答複了這個問題。如果無產階級政黨沒有正確的真正布爾塞維克的戰術，這是可能的。何以故呢？第一，中國國內市場日益擴大，商業資本在城鄉間的發展，客觀上還有上升的趨勢，自然能發生並擴大民族資產階級的傾向。第二，五卅運動以來，勞動平民尤其是無產階級的革命行動之巨潮，使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日益形成起來；民族改良主義已經屢次在事實上表現出來，如戴季陶主義的發見，虞和德派的《中國公論報》之“左傾”，都是企圖奪取革命領袖權以達破壞革命之目的。因為他們看得很清楚：如果革命一直如此發展下去，必然危害他們的階級利益，所以他們要“左傾”，要“積極起來”，要號召“純粹孫文主義信徒站起來”。第三，帝國主義受革命之攻擊，也覺得純粹凶暴的方法，指使輔助買辦地主階級實行反革命戰爭的方法，不能消滅中國革命，所以想同時用一種“民族改良政策”——表麵上的讓步政策，以協助資產階級之民族改良主義取得革命領袖權（如五卅以來之關稅會議、法權會議、租界華董問題，最近之交還租界“自動”放棄特權的通牒，讚助國民黨穩健派之外國輿論等）。不但如此，帝國主義還想在經濟上生造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例如英國看見武漢國民政府有沒收外國人大企業的主張，他就提議將開灤煤礦的股票大部分賣給中國人，用這一點小賂，驅使生造出來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為他們的私有財產之神聖而戰。第四，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之代表——國民黨新右派，正在竭力奪取國民革命軍之指導權，而且現在已經有一部分在他指導之下。中國環境之下，失地的農民所組織的軍隊，在革命中有很大的作用，軍事式的政治與農民運動有密切的關係，因為農民運動既需要“自上而下”的行動之輔助，而農民群眾又要求武裝自衛及政府軍隊之保護。如果國民革命軍在民族資產階級之手，則民族資產階級至少已經有一半的領導權。

　　這種形勢之下，革命領袖權是否象彭述之所說“天然”在工人階級之手呢？當然不是的。要工人階級能爭得革命的領袖權，必須工人階級的政黨主觀上有正確的戰術。然而彭述之的戰術是怎樣的呢？第一，他力說民族資產階級“幾等於零”，甚至於說民族資產階級是似有實無的“鬼”。第二，他說現時領導革命的是官僚買辦階級（國民黨新右派）。第三，他兩次說革命前途是比較悲觀的（一次在一九二六年二月某某某參加之中央的北京特別會議，一次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初政治局討論國際議案的會議），北方區委也認為北伐的革命戰爭將完成國民革命之主張，是“革命燥進說”，這是因為他們認為“革命軍勝利，買辦階級就混入政府，戴著民族資產階級的假麵具；革命軍敗退，民族資產階級的假麵具便要消滅”。所以照他們的觀點，北伐的勝利仿佛亦天然是戴著民族資產階級假麵具的買辦階級的勝利，國民革命是天然不能勝利的。第四，所以要等北伐軍勝利後，再來（如同俄國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一樣）實行他的“永續革命”。這四層意思合並起來便成為彭述之式的戰術：“能領導農民小資產階級的，隻有無產階級或民族資產階級（這已經是彭述之自己口頭上的修改，三年前他書麵上都公開的說‘領導權天然在工人階級’）。但是中國並無民族資產階級，而隻有買辦階級，買辦階級是隻能霸占國民革命軍的軍權，而不能領導農民小資產階級的。因此，革命領導權仍舊客觀上已經在工人階級之手。於是工人階級的政黨，現在隻要利用一切‘商民’攻擊買辦階級的國民黨新右派（軍政），這就算‘領導國民革命到底’；然而買辦階級的新右派北伐之勝利，不是革命之勝利，所以另一方麵要準備將來之無產階級革命——‘永續革命’。那時，農民小資產階級自然而然會服從中國工人之純粹社會主義的政府。”這是何等模糊混淆的觀念！這種戰術是翻譯托洛茨基主義到中國環境裏來的很壞的譯稿。中國的彭述之主義，比俄國的托洛茨基主義更壞，更明顯的是孟塞維克主義的一種幻化。這有一件最切近的事實為證。一九二七年二月中旬，北伐軍已近杭州，彭述之的政策是利用上海大商人抵製國民黨新右派的軍隊勢力，要在北伐軍未到上海之前，使上海工人和大資本家協商定了“民治”主張，去抵製將到上海之北伐軍的“軍權”。因為他認為國民黨新右派軍人是代表買辦階級的，而上海某大商人是代表些須民族資產階級的意識的，所以應當利用他們之間的衝突。關於上海的工人群眾尚且沒有說到，至於大多數上海小資產階級的群眾，他更沒有談起。這樣，可見彭述之主義的實際應用，完全是孟塞維克的戰術：無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聯盟，以實行他所謂“引導國民革命到底”，自然是拋棄小資產階級的同盟軍，甚至於拋棄工人群眾。這種戰術如果完全施行，就等於雙手拱送革命領袖權於資產階級。隨後上海革命潮流之中，彭述之雖然形式上已經反對上海中立自治的主張，但是他的戰術上之根本原則仍舊存在，仍舊影響黨的政策，以至於發生嚴重的錯誤。

　　彭述之戰術錯誤的原因，在於他的根本“理論”。他的根本理論是：（一）否認民族資產階級的存在及其勢力，因而忽略小資產階級的群眾，既然隻有買辦階級，則反對新右派自然亦以反對買辦階級的方法反對之。因為買辦階級根本上不能領導小資產階級，所以彭述之的反對新右派，自然而然隻知道痛罵買辦階級，不知道指出虞和德一類的民族改良主義對於革命的危險。（二）他看著革命高漲時買辦分子之加入革命隊伍，戴上民族資產階級的假麵具是無足重輕的，他仿佛認為這就等於買辦階級（代理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治者階級）加入了革命隊伍，於是他的反對新右派，便不是反對新右派的改良主義（所謂“假麵具”），而隻是反對他們的買辦出身（彭述之在《向導》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第一九○期的《目前革命右傾的危險》一篇文章裏，側重於指出某人某人是買辦出身，而並未指出“右傾”妥協對於革命的危險）。殊不知道新右派的危險不在於他的買辦出身，而在於他的妥協主義，因為妥協主義確能一時的領導小資產階級。（三）於是彭述之認為北方政府在買辦階級之手，南方政府亦在買辦階級之手。要反對這種買辦階級的軍事專政，無須乎用很大的力量去吸引小資產階級的群眾（因為他們“客觀上”、“天然”、“絕對”或“很容易”跟著工人階級走），要反對買辦階級的軍事專政，隻須聯絡大資產階級的首領好了。於是“無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聯盟”的戰術便形成了。（四）但是彭述之自己也覺得這種戰術不能戰勝。“北伐已經成了事實”，買辦階級的軍事勢力又很大，我們雖然在未成事實之先，應當反對北伐，主張等三萬萬中國農民中之大多數受了宣傳，組織起來，然後再實行“民眾的武裝暴動”（參看一九二六年八月《向導》第一七○期彭述之《我們的北伐觀》）。然而北伐既成事實，我們未便再行反對（北方區去年七月論北伐的信）。那麽，怎樣辦呢？“準備將來之無產階級革命”，“永續革命”罷！請問這是不是自欺欺人的口號！總之彭述之雖然口頭上高叫“革命領導權天然是工人階級的”，實際上卻是雙手拱送領導權於資產階級。彭述之雖然一口咬定沒有民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等於似有實無的鬼，實際上卻去和這個“鬼”聯合，以備反抗他所認為是買辦階級的新右派。如此說來，資產階級是有的，不過是“鬼”而不是人，他的力量很小，不妨和他聯合。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論！可是和“鬼”聯合，其勢便會失去“人”的聯盟——小資產階級和農民。因為在現今革命潮高漲的時期，民族資產階級的各派，都有確定的妥協主義的傾向，如果無產階級還不決然準備和他破裂聯合戰線，那就勢必至於不敢領導小資產階級群眾勇猛前進。無產階級政黨自己要走上孟塞維克的道路，失去小資產階級的群眾，以至於工人階級自己的群眾。其結果是資產階級得到領導革命之更多的可能！

　　中國革命中布爾塞維克的戰術，不應當是如此的。中國革命之中，照我們上述的許多分析：（一）民族資產階級是參加革命的，並且企圖完全奪取革命之領袖權。買辦地主階級裏的分子，如聯省自治派等，亦會攙入革命隊伍，但是他們不得不戴起民族資產階級的假麵具，這正是民族資產階級有力量的一個原因。至於官僚買辦階級是決不會來做革命的領袖的。（二）店東小資產階級參加革命，比民族資產階級要“左”些，但是他是非常動搖的，有時會做民族資產階級的附庸。（三）工匠小資產階級及城市貧民，是參加革命的，他們甚至於反對店東小資產階級，可是，他們的行會舊習使他們隻看見小團體的利益，不能有獨立的政治行動，所以他們在政治上必須無產階級之領導。（四）農民，其中雇農、佃農是最徹底革命的分子，一般小農也極端需要推翻官僚買辦階級之統治。失地的農民——兵士與土匪客觀上更是需要土地問題和生計問題之特殊形式的解決。（五）中國和國際無產階級，在革命戰爭中與一般反帝國主義的運動中，實際上處於先鋒的地位，隻有他能徹底實行中國革命中之民族主義的及民權主義的職任，徹底解決土地問題，並開始社會主義的建設，非此決不能保障中國革命之徹底勝利。這些革命力量之中，民族資產階級是不願意資產階級式的民權革命徹底勝利的，何況這一革命帶著些社會主義的性質？民族資產階級隻願意有利於自己的“民族改良”，他隻想和帝國主義及買辦地主階級妥協，而犧牲工人和農民等階級的利益。所以除無產階級自身而外，隻有中國農民（及兵士）是革命裏最有力、最偉大、最主要的同盟軍，因為隻有他們的民權主義的要求，是可以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要求結合的。此外，便是工匠小資產階級。其餘的階級，到了革命發展到相當的程度，必然要傾向於妥協，甚至於反動。現在，這種傾向已經暴露出來。如果我們看著民族資產階級的右翼，認為簡直是買辦階級的代表，而不惜拋棄小資產階級農民的群眾，竟與民族資產階級的左翼聯合，以反抗其右翼，那麽，這種戰術計劃是根本錯誤的（何況這所謂左、右是很可疑、很不確定的）。因為如果這樣我們必定不能徹底的反對整個兒的民族改良主義，我們便不能不抑低工人、手工業者的革命行動，以保持“聯合戰線之天經地義”。而實際上革命現在的職任，非僅反對買辦，而是要推翻買辦，同時已進於反對民族資產階級之階段。我們在策略上當然可以利用資產階級的各派之間的衝突（甚至於買辦階級及帝國主義的），但是策略尤須適應總的戰術計劃。如果總的戰術計劃上實際是采取“無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聯盟”的政策，以反抗所謂買辦階級的新右派，那麽，策略上無論如何運用得好，其結果，終不免於扶助民族資產階級的某一部分取得革命的領導權。總之我們中國布爾塞維克的戰術計劃，應當指定“勞動等被壓迫階級之革命民權獨裁製”為政治上的目的，其內容便是：

　　無產階級與農民、工匠聯盟作為進攻帝國主義官僚買辦地主階級的主力軍，同時決不可以忽視民族資產階級及店東小資產階級，而要認清店東小資產階級隻是革命中的中立勢力，至於民族資產階級，則終究是要妥協改良而出賣革命的。必須努力取得工農小資產階級的群眾以至於城市貧民及兵士，不斷的打擊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妥協主義的影響，隔離民族資產階級而使之孤立。如此無產階級方能爭得革命的領袖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