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领导革命

谁能领导革命
作者：瞿秋白
1927年2月

瞿秋白以批评彭述之的方式，写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并在党的“五大”散发，引起代表们的注意。本文选自该书第三章。

　　中国革命即使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也非由无产阶级取得领袖权不能胜利，因为他根本是农地革命；何况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一部分，革中国地主阶级的命，就等于革世界资产阶级的命，因为中国地主阶级（军阀、官僚买办）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代理人。然而中国革命的对外关系里，含著解放资产阶级的中国之意义，因此，中国革命之中确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之可能，因为民族资产阶级也需要关税自主，需要取消治外法权，需要收回租界。不但如此，民族资产阶级并且要力争革命之领袖权，尤其是最近，从五卅运动经过三月二十日直到现在这一斗争看得非常清楚。民族资产阶级要争这革命领袖权做什么用处呢？他要争得这领袖权，以造成他和帝国主义及地主阶级妥协之资格。民族资产阶级要领袖革命而停止革命，扼制劳动平民的猛烈彻底的革命运动。他停止革命的方法并非和地主买办阶级的方法一样的，地主买办阶级完全站在帝国主义方面镇压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却要和帝国主义协商改良中国的国际地位，造成形式上的独立国家，就可以领导小资产阶级离开革命，所谓“剥夺无产阶级包办反帝国主义运动之权”。中国资产阶级想著：如果帝国主义“以平等待我”，则仍不失为“友邦”。此种政策的结果，是将“独立的中国”仍旧送给世界帝国主义控制，那时中国资产阶级经济上本是非常薄弱，不得不仰望“友邦”的恩惠，而帝国主义的列强，尤其是美国，将要换一种“和平的方式”来侵略中国。表面上中国是独立了，关税自主了，租界取消了，实际上，帝国主义可以投资于中国境内的实业交通，继续支配中国的一切经济最高权，而中国的资本家，中国的经济，完全在这新式侵略之下，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上的附庸。那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要代替现在的官僚地主阶级“军阀”做帝国主义的“政治买办”，中国革命实际上就要完全失败，世界革命亦要大受打击，因为那时中国将在帝国主义支配之下走上纯粹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就此可以相当的巩固世界资本主义之稳定。

　　所以现在中国的革命有两个可能的前途：第一，是资产阶级取得领袖权，而使中国的革命毁于民族改良主义之手，其结果开始资本主义的发展，仍旧受帝国主义的支配。第二，是无产阶级取得领袖权，而使中国的革命彻底的实行民族、民权的职任，其结果可以开始社会主义的建设，与苏联及世界无产阶级结合经济的联盟，继续反抗帝国主义之一切种种侵略，一直到完全推翻他。

　　第一个前途是否是可能的呢？我们实际上早已答复了这个问题。如果无产阶级政党没有正确的真正布尔塞维克的战术，这是可能的。何以故呢？第一，中国国内市场日益扩大，商业资本在城乡间的发展，客观上还有上升的趋势，自然能发生并扩大民族资产阶级的倾向。第二，五卅运动以来，劳动平民尤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之巨潮，使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日益形成起来；民族改良主义已经屡次在事实上表现出来，如戴季陶主义的发见，虞和德派的《中国公论报》之“左倾”，都是企图夺取革命领袖权以达破坏革命之目的。因为他们看得很清楚：如果革命一直如此发展下去，必然危害他们的阶级利益，所以他们要“左倾”，要“积极起来”，要号召“纯粹孙文主义信徒站起来”。第三，帝国主义受革命之攻击，也觉得纯粹凶暴的方法，指使辅助买办地主阶级实行反革命战争的方法，不能消灭中国革命，所以想同时用一种“民族改良政策”——表面上的让步政策，以协助资产阶级之民族改良主义取得革命领袖权（如五卅以来之关税会议、法权会议、租界华董问题，最近之交还租界“自动”放弃特权的通牒，赞助国民党稳健派之外国舆论等）。不但如此，帝国主义还想在经济上生造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例如英国看见武汉国民政府有没收外国人大企业的主张，他就提议将开滦煤矿的股票大部分卖给中国人，用这一点小赂，驱使生造出来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之神圣而战。第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之代表——国民党新右派，正在竭力夺取国民革命军之指导权，而且现在已经有一部分在他指导之下。中国环境之下，失地的农民所组织的军队，在革命中有很大的作用，军事式的政治与农民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农民运动既需要“自上而下”的行动之辅助，而农民群众又要求武装自卫及政府军队之保护。如果国民革命军在民族资产阶级之手，则民族资产阶级至少已经有一半的领导权。

　　这种形势之下，革命领袖权是否象彭述之所说“天然”在工人阶级之手呢？当然不是的。要工人阶级能争得革命的领袖权，必须工人阶级的政党主观上有正确的战术。然而彭述之的战术是怎样的呢？第一，他力说民族资产阶级“几等于零”，甚至于说民族资产阶级是似有实无的“鬼”。第二，他说现时领导革命的是官僚买办阶级（国民党新右派）。第三，他两次说革命前途是比较悲观的（一次在一九二六年二月某某某参加之中央的北京特别会议，一次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初政治局讨论国际议案的会议），北方区委也认为北伐的革命战争将完成国民革命之主张，是“革命燥进说”，这是因为他们认为“革命军胜利，买办阶级就混入政府，戴著民族资产阶级的假面具；革命军败退，民族资产阶级的假面具便要消灭”。所以照他们的观点，北伐的胜利仿佛亦天然是戴著民族资产阶级假面具的买办阶级的胜利，国民革命是天然不能胜利的。第四，所以要等北伐军胜利后，再来（如同俄国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一样）实行他的“永续革命”。这四层意思合并起来便成为彭述之式的战术：“能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只有无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这已经是彭述之自己口头上的修改，三年前他书面上都公开的说‘领导权天然在工人阶级’）。但是中国并无民族资产阶级，而只有买办阶级，买办阶级是只能霸占国民革命军的军权，而不能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因此，革命领导权仍旧客观上已经在工人阶级之手。于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现在只要利用一切‘商民’攻击买办阶级的国民党新右派（军政），这就算‘领导国民革命到底’；然而买办阶级的新右派北伐之胜利，不是革命之胜利，所以另一方面要准备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永续革命’。那时，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然而然会服从中国工人之纯粹社会主义的政府。”这是何等模糊混淆的观念！这种战术是翻译托洛茨基主义到中国环境里来的很坏的译稿。中国的彭述之主义，比俄国的托洛茨基主义更坏，更明显的是孟塞维克主义的一种幻化。这有一件最切近的事实为证。一九二七年二月中旬，北伐军已近杭州，彭述之的政策是利用上海大商人抵制国民党新右派的军队势力，要在北伐军未到上海之前，使上海工人和大资本家协商定了“民治”主张，去抵制将到上海之北伐军的“军权”。因为他认为国民党新右派军人是代表买办阶级的，而上海某大商人是代表些须民族资产阶级的意识的，所以应当利用他们之间的冲突。关于上海的工人群众尚且没有说到，至于大多数上海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他更没有谈起。这样，可见彭述之主义的实际应用，完全是孟塞维克的战术：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以实行他所谓“引导国民革命到底”，自然是抛弃小资产阶级的同盟军，甚至于抛弃工人群众。这种战术如果完全施行，就等于双手拱送革命领袖权于资产阶级。随后上海革命潮流之中，彭述之虽然形式上已经反对上海中立自治的主张，但是他的战术上之根本原则仍旧存在，仍旧影响党的政策，以至于发生严重的错误。

　　彭述之战术错误的原因，在于他的根本“理论”。他的根本理论是：（一）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及其势力，因而忽略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既然只有买办阶级，则反对新右派自然亦以反对买办阶级的方法反对之。因为买办阶级根本上不能领导小资产阶级，所以彭述之的反对新右派，自然而然只知道痛骂买办阶级，不知道指出虞和德一类的民族改良主义对于革命的危险。（二）他看著革命高涨时买办分子之加入革命队伍，戴上民族资产阶级的假面具是无足重轻的，他仿佛认为这就等于买办阶级（代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治者阶级）加入了革命队伍，于是他的反对新右派，便不是反对新右派的改良主义（所谓“假面具”），而只是反对他们的买办出身（彭述之在《向导》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第一九○期的《目前革命右倾的危险》一篇文章里，侧重于指出某人某人是买办出身，而并未指出“右倾”妥协对于革命的危险）。殊不知道新右派的危险不在于他的买办出身，而在于他的妥协主义，因为妥协主义确能一时的领导小资产阶级。（三）于是彭述之认为北方政府在买办阶级之手，南方政府亦在买办阶级之手。要反对这种买办阶级的军事专政，无须乎用很大的力量去吸引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因为他们“客观上”、“天然”、“绝对”或“很容易”跟著工人阶级走），要反对买办阶级的军事专政，只须联络大资产阶级的首领好了。于是“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战术便形成了。（四）但是彭述之自己也觉得这种战术不能战胜。“北伐已经成了事实”，买办阶级的军事势力又很大，我们虽然在未成事实之先，应当反对北伐，主张等三万万中国农民中之大多数受了宣传，组织起来，然后再实行“民众的武装暴动”（参看一九二六年八月《向导》第一七○期彭述之《我们的北伐观》）。然而北伐既成事实，我们未便再行反对（北方区去年七月论北伐的信）。那么，怎样办呢？“准备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永续革命”罢！请问这是不是自欺欺人的口号！总之彭述之虽然口头上高叫“革命领导权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实际上却是双手拱送领导权于资产阶级。彭述之虽然一口咬定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于似有实无的鬼，实际上却去和这个“鬼”联合，以备反抗他所认为是买办阶级的新右派。如此说来，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是“鬼”而不是人，他的力量很小，不妨和他联合。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论！可是和“鬼”联合，其势便会失去“人”的联盟——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因为在现今革命潮高涨的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各派，都有确定的妥协主义的倾向，如果无产阶级还不决然准备和他破裂联合战线，那就势必至于不敢领导小资产阶级群众勇猛前进。无产阶级政党自己要走上孟塞维克的道路，失去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以至于工人阶级自己的群众。其结果是资产阶级得到领导革命之更多的可能！

　　中国革命中布尔塞维克的战术，不应当是如此的。中国革命之中，照我们上述的许多分析：（一）民族资产阶级是参加革命的，并且企图完全夺取革命之领袖权。买办地主阶级里的分子，如联省自治派等，亦会搀入革命队伍，但是他们不得不戴起民族资产阶级的假面具，这正是民族资产阶级有力量的一个原因。至于官僚买办阶级是决不会来做革命的领袖的。（二）店东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比民族资产阶级要“左”些，但是他是非常动摇的，有时会做民族资产阶级的附庸。（三）工匠小资产阶级及城市贫民，是参加革命的，他们甚至于反对店东小资产阶级，可是，他们的行会旧习使他们只看见小团体的利益，不能有独立的政治行动，所以他们在政治上必须无产阶级之领导。（四）农民，其中雇农、佃农是最彻底革命的分子，一般小农也极端需要推翻官僚买办阶级之统治。失地的农民——兵士与土匪客观上更是需要土地问题和生计问题之特殊形式的解决。（五）中国和国际无产阶级，在革命战争中与一般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中，实际上处于先锋的地位，只有他能彻底实行中国革命中之民族主义的及民权主义的职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并开始社会主义的建设，非此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这些革命力量之中，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愿意资产阶级式的民权革命彻底胜利的，何况这一革命带著些社会主义的性质？民族资产阶级只愿意有利于自己的“民族改良”，他只想和帝国主义及买办地主阶级妥协，而牺牲工人和农民等阶级的利益。所以除无产阶级自身而外，只有中国农民（及兵士）是革命里最有力、最伟大、最主要的同盟军，因为只有他们的民权主义的要求，是可以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要求结合的。此外，便是工匠小资产阶级。其馀的阶级，到了革命发展到相当的程度，必然要倾向于妥协，甚至于反动。现在，这种倾向已经暴露出来。如果我们看著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认为简直是买办阶级的代表，而不惜抛弃小资产阶级农民的群众，竟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联合，以反抗其右翼，那么，这种战术计划是根本错误的（何况这所谓左、右是很可疑、很不确定的）。因为如果这样我们必定不能彻底的反对整个儿的民族改良主义，我们便不能不抑低工人、手工业者的革命行动，以保持“联合战线之天经地义”。而实际上革命现在的职任，非仅反对买办，而是要推翻买办，同时已进于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之阶段。我们在策略上当然可以利用资产阶级的各派之间的冲突（甚至于买办阶级及帝国主义的），但是策略尤须适应总的战术计划。如果总的战术计划上实际是采取“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策，以反抗所谓买办阶级的新右派，那么，策略上无论如何运用得好，其结果，终不免于扶助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取得革命的领导权。总之我们中国布尔塞维克的战术计划，应当指定“劳动等被压迫阶级之革命民权独裁制”为政治上的目的，其内容便是：

　　无产阶级与农民、工匠联盟作为进攻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地主阶级的主力军，同时决不可以忽视民族资产阶级及店东小资产阶级，而要认清店东小资产阶级只是革命中的中立势力，至于民族资产阶级，则终究是要妥协改良而出卖革命的。必须努力取得工农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以至于城市贫民及兵士，不断的打击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妥协主义的影响，隔离民族资产阶级而使之孤立。如此无产阶级方能争得革命的领袖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