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沈尹默的舊詩詞

讀沈尹默的舊詩詞
作者：胡适
1919年6月29日

本作品收錄於《每周评论》和《新青年》

尹默：

　　我读了你的旧式诗词，觉得我完全是一个门外汉，不配“赞一词”；至于拣选去留，那更不用说了。但是我是一个最爱说话的人，又是一个最爱说“外行话”的人。我以为有许多事，“内行”见惯了的，反不去寻思里面的意味；倒是“门外汉”伸头向里一望，有时还能找出一点意义。这是我于今敢来说外行话的理由。

　　我常说那些转弯子的感事诗与我们平常做的“打油诗”，有同样的性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打油诗”往往使用个人的“事实典故”，如“黄加披肩鸟从比”之类，正如做寄托诗的人往往用许多历史的，或文学的，或神话的，或艳情的典故套语。这两种诗同有一种弱点：只有个中人能懂得，局外人便不能懂得。局外人若要懂得，还须请个人详加注释。因此，世间只有几首“打油诗”可读，也只有几首寄托诗可读。

　　所以我以为寄托诗须要真能“言近而旨远”。这五字被一般妄人用烂了便失了意味。我想“言近而旨远”是说：从文字表面上看来，写的是一件人人可懂的平常实事；若再进一步，却还可寻出一个寄托的深意。譬如山谷的“江水西头隔烟树，望不见江东路。思量只有梦来去，更不怕，江阑住”一首，写的是相思，寄托的是“做官思想”。又如稼轩的“宝钗分，桃叶渡”一首词，写的是闺情，寄托的是感时（如“点点飞红，都无人管”之类）感身世（如“试把灯花卜归期”之类）。“言近”则越“近”（浅近）越好。“旨远”则不妨深远。言近，须要不倚赖寄托的远旨也能独立存在，有文学的价值。

　　有许多寄托诗是“言远而旨近”的。怎么叫做“言远而旨近”呢？本是极浅近的意思，却用了许多不求人解的僻典。若不知道他寄托的意思，便成全无意识七凑八凑的怪文字。这种诗不能独立存在，在当时或有不得已的理由，在后世或有历史上的价值，但在文学上却不能有什么价值。

　　以上所说是一个门外汉研究这种诗的标准观念。依此观念来看老兄的诗，则《珠馆出游见落花》（二首）、《春日感赋》（起二句稍弱）、《无题》、《久雨》，皆可存。《文儒咏》、《北史》、《儒林传》、《咏史》、《杂歌》诸诗，则仅可供读史者参考之资料了。

　　若从摹古一方面论之，则《补梅盦》（一，二）、《三月廿六日》、《杂感》（二，五，七，八）、《二月廿三日》、《咏史》、《珠馆》，皆极佳。

　　词中小令诸阕皆佳，长调稍差。老兄以为何如？适最爱“更寻高处倚危阑，闲看垂杨风里老”两句，这也是“红老之学”的表示了。“天气薄晴如中酒”，以文法绳之，颇觉少一二字。

　　我生平不会做客观的艳诗艳词，不知何故。例如“推锦枕，垂翠袖，独自香销时候。帘不卷，有谁知？旧痕红满衣。”即使杀了我，我也做不出来。今夜仔细想来，大概由于我受“写实主义”的影响太深了，所以每读这种诗词，但觉其不实在，但觉其套语的形式（如“锦枕”、“翠袖”、“香销”、“卷帘”、“泪痕”之类），而不觉其所代表的情味。往往须力逼此心，始看得下去；否则读了与不曾读一样。既不喜这种诗，自然不会做了。若要去了套语，又不能有真知灼见的闺情知识可写，所以一生不曾做一首闺情的诗。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玄同来。他若见了此上一段，一定说我有意挖苦你老兄的套语词。其实不然。我近来颇想到中国文学套语的心理学。有许多套语（竟可说一切套语）的缘起，都是极正当的。凡文学最忌用抽象的字（虚的字），最宜用具体的字（实的字）。例如说“少年”，不如说“衫青鬓绿”；说“老年”，不如说“白发”，“霜鬓”；说“女子”，不如说“红巾翠袖”；说“春”，不如说“姹紫嫣红”，“垂杨芳草”；说“秋”，不如说“西风红叶”，“落叶疏林”。……初用时，这种具体的字最能引起一种浓厚实在的意象；如说“垂杨芳草”，便真有一个具体的春景；说“枫叶芦花”，使真有一个具体的秋景。这是古文用这些字眼的理由，是极正当的，极合心理作用的。但是后来的人把这些字眼用得太烂熟了，便成了陈陈相因的套语。成了套语，便不能发生引起具体意象的作用了。

　　所以我说，“但觉其套语的形式，而不觉其所代表的情味”。所以我单说“不用套语”，是不行的。须要从积极一方面着手，说明现在所谓“套语”，本来不过是具体的字，有引起具体的影象的目的。须要使学者从根本上下手，学那用具体的字的手段。学者能用新的具体字，自然不要用那陈陈相因的套语了。例如古人说“河桥酒幔青”，今人可说“火车气笛响”；古人说“红巾翠袖”，今人可说“□□□□”；古人说“衫青鬓绿”，今人可说“燕尾鼠须”了！——以上所说，似乎超出本题，既然动手写了，且送与老兄一看。

　　六月十夜

　　（原载1919年6月29日《每周评论》第28号，又载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第6卷第6号）